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铢而称之，至石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简丝数米，繁而不察。大较易为智；曲辩难为慧。
——汉•刘向
主流经济学的通货膨胀理论有一个核心理念，即：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该命题的正确性与人们说“发烧是生病的现象”一样，本身并不算错，但他们的通货膨胀理论事实上把一切通货膨胀的原因均归结为货币量过多，这却可以导致很严重的后果，其严重程度不亚于把人生病的原因归结为发烧，进而以为一切有助于退烧的手段都是治病的良方，我们将不由得要为病人捏一把汗了。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解析其错误之所在。
一、货币云者，金银云乎哉？
既然认定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那么，如果对货币是什么都不清楚就去谈论“货币现象”的话，好叫人“曲辩难为慧”了。我们的分析因此要从货币本身开始。
简单说，货币是从属于市场交易过程的一种交易制度。从交易制度角度谈论和理解货币问题，虽不中必不远。但这个命题却会遇到一个麻烦，因为制度这个概念在经济学理论中比货币概念还要混乱。盛洪曾给制度提出一个这样的定义：“制度是个体对全体的关系”。由于关系一词比制度含义更难以捉摸，这可能不是一个好定义——尽管这个定义在目前主流理论中是最好的——我们因此必须从货币制度运作方式的分析中来理解货币问题（笔者对制度问题有过自己的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经济选择的秩序—一个交易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有关章节）。
货币制度是从物物交易过程中、与市场制度一起形成发展起来的，其目的是降低交易费用。把货币视为一种制度，意味着货币与公权力有着某种不可分割的关系。笔者曾经强调：市场首先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制度，因此市场（包括货币）天然以国家边界为边界；当一国存在多个政权、或“一国两制”时，一国内又可以有多种货币和相应数量相互独立的市场。反之，当一国发生分裂，那个分裂出来的部分首先要建立自己的市场和货币制度，以使这种分裂最终得以完成；欧洲统一货币的建立也构成了欧盟从经济实体向政治实体过渡的一个关键环节。
在近代以前，国际之间的经济和贸易交往基本上奉行一种“丛林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也是可以有一种规则和秩序的，正如在山大王事实控制的区域内也会有某种规则和秩序一样。因此，当时条件下的重商主义和帝国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行为的两个侧面，是不可以割裂开分别讨论的，因为对外商业利益必须依靠武力的维护和推动；国际间一切制度都是由世界霸主制定的，因此，（近代以前）国际间贸易的发展和国家间战争的频度和烈度是呈正比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大明国拥有当时世界上空前庞大的海上武力，却没有表现出一丁点的侵略性。由于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的制度文化，中国人从来不追求对外的商业利益，因此中国历朝历代在对外关系上都是温和的。当年罗马人和汉朝人、鸦片战争之前的英国和大清的贸易交往，是两个相互尊重的国家主权之间的贸易往来，因此唯一可采用的市场制度和货币制度是当时中国通行的制度。简言之，罗马人或英国人的货币都是不可接受的，他们的金币或银币均不能按面值在中国流通，而必须按其成色和重量换成中国货币以后，买卖才能最终完成。这实际意味着，当时的贸易本质上是一种易货贸易。当银金属这种货物枯竭以后，英国人用炮舰逼迫大清接受他们用鸦片进行的交换[1] ——即使撇除鸦片的毒品性质，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强买强卖的强盗行径。有记载说，当时的英国人之所以采用炮舰政策，是由于大清的闭关锁国政策，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一个一般的结论是：在统一的世界货币制度建立以前，国际间的贸易必然处于易货贸易状态。而易货贸易过程是存在极高昂的交易成本的。二战以后，各国才有条件认真考虑世界贸易的市场制度问题、并致力于建立一个统一和公平的世界市场制度，这一制度包含了作为规范交易行为的“关贸总协定”、以及用以规范交易媒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两项制度的建立标志了经济全球化的真正开端，对于战后全球经济发展起了奠基性作用。但由于美国政府的失信和不负责任，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崩溃，以至于世界经济交往在今天已变得波谲云诡、危机四伏。
认识并强调货币的制度本质，容易得出以下结论:“政府是否应该干预货币汇率”或类似问题，本质上是个伪命题。各国政府对货币市场的管理和干预，这既是各国国家主权的构成部分，又是其政府的责任，从来只存在制度方法的区别，而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当1997年西方的投机基金与其政府相互策应、海盗般席卷东南亚之时，对货币制度不设防的国家已经尝到了苦果。
从物物交换过渡到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既是市场制度的成熟过程，又反过来对市场秩序产生深刻影响。在物物交换阶段，人们不可能有价格概念。例如：昨天换一公斤棉花需要十公斤大米，今天只需八公斤大米，可人们并不会说是大米涨价了还是棉花跌价了。货币产生后，市场上一切商品的价值比较才有了可能，因而货币才有了“价值尺度”的作用。在货币这一价值尺度的比照下，商品交换的比例才以价格的面貌出现，我们才能有意义地说：某件商品的价格是涨了还是跌了；当差不多所有商品的价格以差不多相同幅度上涨/下跌时，这实际意味着货币本身的价值下跌/上涨了。经济学用了两个并非很确切的词来描述上述“货币现象”：通货膨胀/通货紧缩。但确定无疑的一点是：货币的价值由一般价格水平来刻画。如果说在实物货币时代这一点不太明显的话，那么在法币（法定货币Fiat Money）制度年代，牢记货币的价值就是一般物价水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意味着：金银作为金属的价值和作为货币的价值，两者的决定因素是相互独立的。
二、区分两组概念
1、货币的“置换发行”和“赤字发行”
货币的发行和发行权，这是货币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古代原始市场上充当一般等价物的金或银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货币，理由有二：其一、真正的货币是有规定的形状和面值的。当特定成色的金或银被铸成一定形状、并被规定一定面值时，某种货币就发行面世了；其次，完整的货币从来都是一个体系。这要从货币的使命——交易媒介来理解。一次交易，可以是总值巨大的一批货物，也可以是一棵白菜、几根小葱。为方便交易，对前者，通常要用金币来达成交易；对后者，要用到铜板（某种贱金属制成的货币）才方便。因此，完整的货币体系都是由“黄色货币”、“白色货币”和“黑色货币”及其固定比价构成的（暂时不谈论法币体系）。简言之：金币是货币，但货币并不就是金币。
当一定成色的金银币的面值与其实际重量一致时，我们可以将之称为货币的“置换发行”，例如一磅重的白银铸成面值一镑的银币（早期货币的面值都用重量表示，这当然有其道理，但小额面值的货币则不按重量来设定，而是直接与金银币挂钩设定一个固定比例）。当用半磅白银铸成面值一镑的银币时，这一镑银币只有50%属于“置换发行”，另外一半则属于“赤字发行”。显然，赤字发行是铸币当局凭借其货币发行权无中生有变出来的财富，其性质相当于向市场征收的一种税，通常称为“铸币税”。赤字发行总意味着政府财政用“铸币税”进行的政府消费。易言之，货币的赤字发行和政府的赤字财政是一个事件的两个不同侧面。
两类发行并不局限于金属货币。例如：按库藏金银币的数量发放相应纸币就是一种置换发行；新设计印制的纸币取代旧纸币也是一种置换发行。香港的货币联系汇率制度规定，香港金管局每收到一美元，就会授权发钞行发行7.80元港币，这也是一种置换发行。
2、金/银本位币和法币
以金/银为对象进行的货币置换发行，这样的货币制度被称为金/银本位制。真正的金/银本位制是撇除了赤字发行因素的。
金/银本位币制度同样不限于金属货币，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然后各国货币按其对美元的固定汇率来确定相互之间的兑换比例，这实质上也是一种金本位货币体系。当美元最终与黄金脱钩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于是发生了质变，变成一种“法币制度”了。“法币”这一名称虽然源于民国时期，但却是当今国际通行的一种货币制度；其特点是，货币的发行不与金银或任何其它商品挂钩，而仅仅根据政府的判断进行控制。此时两种货币发行方式似乎难以区分，但根据货币的赤字发行和赤字财政之间的关系可知，只要当年出现财政赤字，即反映了当年相应的货币赤字发行增量。
3、金/银本位币和法币制度的优劣
金/银本位币的最大好处是，货币发行权不会被政府滥用。但金银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当市场对货币需求量增大时，这将反过来成为市场发展的重大制约因素。根据费雪方程式MV=PT（M为市场货币需求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物价水平，T为各类商品的交易总量）可知，假设V不变，欲维持P的稳定，市场对货币的需求量会随着T的增加（意味着经济发展、GDP增长）而增加。另外，由于金银的金属价值和金银作为货币的价值，两者的决定因素完全不同，金银金属在各国之间的巨大流动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制度构成巨大冲击。
从经济发展和物价稳定两方面看，货币的赤字发行有时不仅无害，而且还是非常必要和有益的(可看出，在货币发行权中蕴含着巨大的发钞红利，实未可轻易假手于人)。不难想象，如果今天世界各国仍严格维持金/银本位制，以现有的金银资源，实不足以维持今天如此规模的世界经济总量。因而随着经济的发展，金/银本位制注定要被法币制度所取代。但法币制度在那些无信和短视的政府手中将可能引发巨大的灾难。
三、通货膨胀的一般原因分析
在笔者看来，通货膨胀专指货币贬值。无论历史上或现时代，一切通货膨胀都源自于政府（本国或外国的）无节制的赤字货币发行——货币发行量大大超过市场对货币的实际需求量。
必须澄清的一点是，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动所导致的市场价格结构的调整不是通货膨胀（对需求结构及其变动规律的分析，可参阅“通货膨胀——现实、理论和政策”）。毋宁说，社会需求结构的大变动时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节点，是社会进步的里程碑。一些务实的学者曾经正确指出，当前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结构性的”，由此招来嘲笑和非议。应该说，这些学者实际看到了问题的原因所在，但却用了一个错误的词汇去描述他们想要阐述的事实。由于通货膨胀一定是总量现象，“结构性的”这类修饰语对之并不合适。但必须指出，对他们发出指责和嘲笑的一群，却可能正在犯严重错误。人们应该思考一下：为什么在并没有发生流动性过剩、货币汇率也异常坚挺的欧洲和澳洲也发生了所谓“结构性通胀”呢？原因在于他们的价格结构变动是纯结构性的，因而根本不是通货膨胀。中国的CPI指数之所以高于欧洲，那是因为目前中国除了纯结构性因素外，还存在真正的通货膨胀。
有学者指出：当前的通货膨胀根源在于“流动性过剩”。这类言论大有余味，我们不妨来深入分析一下该命题的具体含义。
1. 在我们的语言中，多和少、高和低、剩余和缺乏等词语，从来不是量词，而是一对对比较的概念。例如，一个物体高两米，你就根本得不出该物体是高或矮的结论。如果进一步告诉你这物体是一个人，你就会说这人很高——你在把这人和普通人作比较；但如果告诉你这是一座房子，你就会说这房子未免太矮了——你在把这房子和普通房子作比较。当经济学家说“流动性过剩”时，我们理所当然要他告诉我们：你心目中“合理的”流动性是多少？
根据关系式MV=PT可知，在P保持不变时（通胀为零），与之相适应的货币需求量M就是我们想知道的“合理的”流动性。欲使P保持不变，这个M就必须随着V和T一起变动。对于这个M，我们只能知道这么多，因为M本质上是不可计量的。因此，对广义货币M2的统计数据由于缺少可与之比较的实际需求量M，一切对流动性“过剩”或“不足”的判断都不能不是盲目的。
在经济理论中，绝大部分的“变量”概念，例如货币的市场需要量、合理的价格、实际汇率、合理利润、一般价格水平等等，都是不可从数量上把握的，我们仅仅能够在理论上定义它们并分析各概念之间的函数关系，任何计算却是谈不上的。
因此，笔者坚持认为：一切对“合理价格（或价值）”问题（通货膨胀问题也属于价格问题）本身的谈论和计算都没有意义；某类价格是否合理，取决于价格机制是否合理。就人民币汇率问题来说，由于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国内劳工阶层还没有工资议价权、粮油及能源价格还受行政调控；国际高新技术市场对我们还在施加严格限制、我们对外的企业并购在外国政府和议会的直接干预下，90%以上均以失败告终，该领域存在异常坚硬的壁垒，在这样畸形的交易条件下议论人民币兑美元的“真实汇率”“应该”是7﹕1还是5﹕1，根本是胡说八道；有人在真实汇率的“位”在哪里都不清楚就呼吁“一步到位”，正好比糊涂判官遇到糊涂案，简直是一塌糊涂。
在当前局势下，我们应该跳过流动性是否过多、汇率是否合理这类思维障碍，直接关注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在那里？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这些利益？这才是我们思考问题应有的立足点。
2. “流动性过剩”意味着钱太多。我们要问：谁的钱多了？怎么多出来的？这个问题也决不是无关紧要的。
对主流经济学而言，这类问题或许根本不屑一顾，因为在他们眼里，货币量=消费量=需求量，而需求量直接决定了价格的高低；因此，欲解决通货膨胀就必须压抑需求量、亦即减少流动性。这类浅薄的理论早已被无数事实所证伪，却仍能大行其道，真真是个异数。
社会需求分为两大类：生活消费需求和引致需求。必须注意：所有需求背后的动力都是人而不是货币：人出于生活需要才有了消费需求，为了赚钱才有了引致需求。因此，就消费者而言，他们的钱多了，意味着工资增加了或投资赚钱了，但这是价格变动的结果而不是价格变动的原因；另外，从我们对需求结构的分析可知，对不同阶层的人而言，收入增加对各类具体需求的作用是大不相同的，换句话说，其产生的影响一定是结构性的，而需求的结构性变动与通货膨胀无关。
引致需求有一个重大特点：需求的增加总以更多的供给相伴随。今天对钢铁和橡胶的需求增加了，明天一定会出现更多的汽车供给；今天“投机份子”买了一万套商品房，明天就会有一万套出租物业向市场推出；对饲料需求的增加，必然伴随肉禽蛋供给的增加。因此，以打压需求的方式抑制通货膨胀，完全与我们的宏调目的相悖。压制了需求，价格固然会下降，但这块硬币的另一面却是：供给减少将推动价格上涨。
一般而言，在高利润率领域通常意味着供给不足。对企业主和投资者而言（他们是引致需求的来源），银行利率本身的高低意义并不大，有意义的是利润率和利息率的比较，只要两者差额足够大，就会产生贷款需求。如果仅仅出于压抑通货膨胀的需要而人为抬高贷款利率，限制对于供给不足领域的资本投入，势将推动通货膨胀的恶化而不是相反。
国际热钱大量涌入，应该是流动性泛滥的一个原因。但这类热钱进入中国，既不会用来消费大米或猪肉，也不会进入住宅或汽车的消费市场，热钱只会等在那里（不断调高的利率降低了其等待成本），一旦央行让人民币汇率升值“一步到位”后，它就会义无反顾地回老家去的。它们的存在与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其实没有瓜葛。由于中国政府自己给自己规定了无条件购买这些热钱的义务，热钱的大量涌入当然构成了问题。
真正要命的货币增加方式是货币的赤字发行。当政府通过财政赤字购买军备、无限制地扩大社会福利，甚至在存在庞大赤字时还向国民大量退税，通货膨胀势不可免！由于当前世界结算体系的中枢在美国政府手中，美国人的这类政府赤字消费便通过货币渠道向世界各国、按其手中的美元储备的比例摊派掉了。中国由于有着世界最大比例的美元储备，承担的摊派自然就最多（具体分析可参阅“通货膨胀——现实、理论和政策（2）”）。这类强制性摊派也与中国国内流动性多少的问题无关。
四、主流经济学的堕落
前文提到，不建立世界货币制度，国际贸易将唯有采取易货贸易方式。退回到这种交易方式当然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但美元作为国际结算工具这种习惯仍然保留了下来，美联储至今仍然是事实上的世界货币制度中心。
但这一制度的山大王色彩也是很明显的。首先，各国必须先拥有一定的美元储备（据说以相当于两个月的进口用汇量为安全线），美国有专门的民间机构为这些国家的“贸易安全”进行评级，美元储备低于安全线的国家将遭到惩罚（受到来自华尔街黑手的狙击）[2] 。为此，各国都以高额美元储备带来的安全感而自豪，如此也将获得较高的评级。据有关资料，目前世界各国美元储备合计在23万亿元左右。美元只需定期贬值1%（一个让人不易觉察的幅度），美国人就能每次白捡2,300亿美元的利益。美国是否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端的是干系重大。
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让凯恩斯经济学崭露头角。实际上，凯恩斯理论逻辑上漏洞百出，实践上遗患无穷（这一点当然是在其后才暴露的）。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通过扩大政府支出（赤字财政政策）来促进经济繁荣。当年美国政府显然是在病急乱投医的心境下接受凯恩斯主义的。但在这一政策实际实施以后，伴随而来的是随后持续二十多年的世界性经济繁荣。当这一“经济奇迹”被不恰当地归功于凯恩斯主义时，凯氏理论无可置疑地确立了主流地位，其理论的严重缺陷也被现实的繁荣和欢呼声所掩盖。
我们知道，194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生效后，标志着美元从地区货币晋身为世界货币，市场对美元的需求骤然大增，此时美国实行的赤字财政政策恰好逢迎了这一需要。这从两方面促进了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迅猛发展：其一，世界货币制度的建立，极大地降低了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其次，美国政府持续的赤字财政开支是用世界各国的物质资源支付的，美国因此和世界一起享受了持续二十多年高繁荣、低通胀的巨大利益。正就好比今天向送子观音叩头许愿，来年竟然连续得到儿子一样，凯恩斯主义的偶像化几乎是必不可免的。
但世界市场对美元的合理需求量是有限度的。可现实情况是，美元的赤字发行却完全无视这一限度，甚至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近三十年来也一直如此。其间虽然也数度出现危机，但美国政府依然通过巨额双赤字政策安渡难关，美国的经济实力不仅未被削弱，反倒有不断增强之势。面对天文数字的双赤字和外债，美国人也由最初的些许惊疑逐渐变得心安理得。美国政府决策人显然看透了其中的关键所在：首先，美国的双赤字是由世界各国买单的；其次，除非人们选择另一货币体系为世界货币，否则美元不可能被抛弃，因为退回到易货贸易是不可想象的。美国人只要把握时机，在世界各国在对美元失去耐心之前适时收手，以便在隔段时间再玩同样的把戏。
当然，美国还必须进行安抚，让世界各国增强耐心。于是有两个权威性经济理论及时出现并流行开来：一个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另一个即所谓“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前者告诉人们：通货膨胀的一切和最终原因都必须归结为货币太多；后一理论则针对人们关于美元为何竟然对各国货币发生持续性贬值这一疑问而发，断言：后进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其货币必然持续性升值。结论总归一句话：美元是我们的，但问题却只能是你们的。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在此指出这两个理论的具体错误。仅从两个理论出现的时机及其针对性来看，不是很发人深省吗？
不难看出，从凯恩斯主义开始，西方经济学已经逐步走向了堕落。无论人们如何经常和决定性地指出了其理论的荒谬，美国人都决然要维护其神圣性和崇高地位——过去如此、今天如此，将来也必如此。当我们的经济学家以虔诚的态度在象牙塔里钻研西方经济学的“科学”理论、并以获得美国人首肯而受宠若惊时，人们必须明白：读《本草》误，必有不得其死者；经济理论失误，则可能倾人家国、罪遗百代，敢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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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异地商品交易存在这样一种规律：运输费用加上商品本身的购买成本，必须低于销售地市场能够接受的价格，因此，在运输成本高昂的年代，远途贸易的对象只能是奢侈品，而当时的英国除了金银以外，没有任何商品能被大清的市场广泛接受。
[2]2007年6月，IMF通过了《对成员国汇率政策双边监督决定》(美国财长保尔森称这可能是IMF在过去50年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有了这根皮鞭，只要国际组织认定你这个国家操纵汇率，就可以动用规则来鞭挞和制裁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