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通货膨胀还源自另一个重要因素——汇率。
汇率是不同货币之间的交易价格。笔者曾提出过一个基本观点：价格是交易的结果；对价格问题必须从各参与交易的人的行为中去理解。如此，汇率便不能被归结为货币问题。货币作为一种交易的媒介，货币交易总是由商品交易推动的（撇除投机性外汇买卖）；货币的价值是由相应经济体的一般价格水平决定的，因此，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商品贸易总会促使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货币比值（汇率）与其一般价格水平的比值相一致（不考虑各种贸易壁垒等人为因素，具体分析可参阅拙著《经济选择的秩序》有关章节）。
为了清楚解释汇率变动如何影响内部通胀这一复杂问题，我们有必要先澄清一个问题：钞票是如何印出来的？
自从《货币战争》一书流行开来，一些人似乎总是不加分析地把货币量的增加全部归之于“印钞票”，但这是不对的。大致说来，一个经济体内货币量的增加可以有以下原因：（1）市场交易总量的增加——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表现为经济热度上升（读者可以从关系式MV=PT直接看出来。这里的M是货币需要量，当V增加，货币需要量就减少，意味着原有的M相对多出来了。简言之：经济的冷热会直接反比例地收紧或放松流动性）；（2）借贷，包括各种直接或间接融资以及国债发行等；（3）赤字财政。这些原因中，唯有赤字财政才是真正的“印钞票”。
还有一种重要的“印钞票”方式：当一个经济体的货币被其他经济体共同接受为结算货币时，并且该经济体在出现贸易逆差时，它就可以用“印”出来的钞票进行对外支付。因此，对于中国这样货币不具备对外结算功能的国家，你就很难想象她会出现真正的逆差（外贸逆差出现时必须用外债弥补），而只会出现支付困难。过去只有美国具有这样的特权地位，它可以眼都不眨地通过大量印钞票来维持其长期持续性贸易逆差。
在笔者看来，真正的“通货膨胀”专指货币贬值——货币购买力下降（因此，流行的通货膨胀这一名词是有问题的，字面上它似乎包含了一切货币量的简单增长在内），而货币贬值的全部原因都可归结为无节制地“印钞票”。抗日战争后期，中国货币大幅度急剧贬值，过去我们曾把罪责全部归之于国民党政府，但据最新资料揭露，是日本政府印制了两千亿元以上连专家都无法识别的中国货币伪钞（实际投放数额高达一千亿元以上），造成当年国统区的恶性通货膨胀。
现在再回到我们前面的话题。假设世界上只有A、B两个经济体，以A经济体货币为结算货币进行贸易交往（假设交往开始时货币汇率是合理的）；一定时期后A方存在贸易逆差——意味着“印钞票”进行的支付；这一现象当然以另一经济体B的贸易顺差——手中握有大量外汇储备为条件。
根据我们前面提到的理由，只要两个经济体各自的物价水平不变，其货币汇率将仍旧是合理的，通货膨胀也不会发生。其理由在于：就经济体A而言，它这时印发的钞票由于有真实的商品流进入体内，因而不会直接引发货币贬值（下文还会分析其对经济体A内部失业问题的影响），当且仅当经济体B减少这个外汇储备、用这些外汇向A购买商品时，货币贬值才会被引爆。不难想象，如果世界各国同时大量削减美元储备，美国将会马上面临一场恶性通货膨胀，美元或许会是现值的十几分之一或更低；
就经济体B而言，它通过大量贸易顺差，确实赚得了可观的利润。钱多了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呢？显然不会，因为这些钱不是自己“印”出来、而是用劳动换回来的。但收入增加了，却会如我们已经分析过的那样改变经济体内部的需求结构（严格说来，单纯的需求结构变化并不等于通货膨胀，倒是“结构性通货膨胀”这个提法有点莫名其妙，你能理解“结构性货币贬值”是什么意思吗？）另外在笔者看来，财富储备本身也是一种经济物品，因为财富能满足人们对于“安全、成就感、自我实现”等高级需要。只要经济体B满足于数着外汇乐子，这一情况就可以继续下去。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过去的土财主把大量黄金、宝石和白银埋入地底、然后满足地继续勤俭持家的快乐情景。但外汇储备这个财富却是建立在沙滩上的（经济体B的外汇一定是以存款、企业债券或国债的形式存放在经济体A内的），当它累积到一定限度时，难保人家臭脸一扳：“两国进入战争状态”，把你的外汇储备冻结甚至没收，你到时可就欲哭无泪了。这种情况决不是不可想象的。“怀壁其罪”这一成语揭示了其中的必然性。
可以看出，“印钞票”的那个A经济体从中获得了极大好处，不妨称之为“发钞红利”。但如果A经济体的人一肚子坏水，它还想从同一条牛身上剥下第二张皮，A就可以对内采取赤字财政的手段，大量印钞票，从而造成内部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货币贬值。此时，两个经济体的物价水平的比价产生了变化，根据我们前面提到的理由，这一事实必然构成对经济体B的货币升值压力。
此时对经济体B来说，可以有两种选择：（1）让货币对外升值，同时外汇储备那头就会大量流血；（2）保持汇率不变，但此时其内部将会以物价普遍上涨来取得最终平衡——这便是由汇率问题引发的通货膨胀，这也正是当前中国国内通货膨胀的另一重要原因，笔者在拙著《经济选择的秩序》中对汇率与通胀的关系有过详细分析。一个具有参照意义的事例是：由于港元采用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1997年美元对亚洲货币大幅升值，香港于是经历了物价水平的整体性下跌（好在当时人民币保持了与美元的比价不变，否则其价格水平的下跌幅度将更大）；今天则刚好相反。可见，港元（对美元）的汇率稳定，是以内部一般物价水平的大幅起落为代价的。经济稳定和货币汇率稳定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很不幸，上述两难择一的假设情况在最近几年的中国正在真实上演。当前正在发生的真实故事是：由于美国长期的赤字财政政策以及大量外贸赤字，加上近年欧洲、中东等国大量减持美元储备，美元已经对世界各主要货币大幅贬值，前述两难择一的选择早已经不以中国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摆到了面前，怎么办？
今年4月1日，美国财长鲍尔森到访北京。在回国前鲍氏不无得意地对媒体说：“人民币升值的加速重大且受到欢迎，我们相信这应该持续。”果然不出几天，美元兑人民币应声跌破7元关口，金融界因此一片欢呼，人们甚至断言：年底前，人民币还将在现在的基础上再升值10-15%。国内媒体不但附和这一说法，还进一步“自豪地”指出：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强势货币。
实际上，一个货币是否成为强势货币，取决于其经济实体在世界的经济地位，因此像港币或台币这样的货币注定不可能成为强势货币，哪怕它天天升值。由于人民币目前还不能自由兑换，人民币的实际地位和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实际影响相比，还远不是相对称的。以为人民币仅仅由于升值才变得强势，完全本末倒置了。
由于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接近一万七千亿美元（据估计其中90%左右是美元储备），人民币再升值10%，实际损失就是1600亿美元！但问题还不仅仅如此，由于世界性一边倒地强烈预期人民币升值，各方巨额投机性资金早已潜入中国内部，准备参加一场吸血盛宴——笔者没有这方面的具体数据，但这是一般普通人都能预见的事实（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表示，今年单月热钱的流入量大概是去年的３倍）。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真的要跳进已知的明设陷阱（其代价或将超过2000亿美元）吗？
有文章说，美元贬值并不是美国人自己愿意看到的。果真如此吗？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货币贬值究竟对什么人不利。
首先，货币贬值对持有大量实物资产的人群，不会构成实质性不利影响。他们手头的现钞的实际购买力固然是降低了，但企业资产、产品售价、土地、物业、黄金、古董等等的价格也相应上升了。真正受影响的是工薪阶层。由于通胀发生后迟早会引起工资上涨，这种影响也会是短暂的。真正受影响的是只有固定收入的人群（固定退休金、政府救济金等）以及工资上涨幅度低于物价上升幅度的人群。对于后者，由于美国人通过美元贬值掠夺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利益，美国政府因此有能力、也有意愿通过增加福利补贴的方式解决。因此，抽象谈论美国人及其政府不愿意美元贬值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对美元真正造成伤害的，是美国经济地位的丧失，美国一直在通过保持军事优势的方式来维持其经济地位。有人曾极有见地地撰文指出：美国在科索沃和中东地区采取的军事行动，真正目的在于打击欧洲的经济地位。即使是对于欧洲这类“传统盟友”，在后者威胁到美国经济地位的时候，美国都会毫不手软地予以打击（例如美国就曾侗言摧毁欧洲准备开发的伽利略卫星通讯系统）。最近在西方某些国家借西藏问题掀起的反华声浪，也折射出他们对于中国经济地位崛起的内心恐惧。
有人可能担心，如果采取上文提出的取消出口退税甚或对某些出口产品征收出口关税等办法的话，将会造成一些工厂关闭和大量失业，但笔者认为：（1）通过货币升值的手段来平衡巨额外贸顺差，实际效果将会是一样的（假设这类措施真有效果的话，更何况多数人都不看好其可能的效果）；（2）我们已经到了认真考虑建立真正的社会福利制度（失业救济、养老、社保、贫困人口救济等）的时候了。从根本上说，这项制度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慈善事业，而是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稳定器，是政府有责任生产的一项公共产品。当该制度真正建立之时，我们过去所谈论的“拉动内需”才真正落到实处，它将有效推动社会生产和减少失业。我们已经准备拱手送人的2000亿美元也应该足够我们建立这一制度了；（3）如笔者曾经分析过的那样，中国产品对于美国市场，基本属于“贫穷”或“普通”物品（在各物品簇中处于中低端位置），当衰退来临时，各发达国家将增加而不是减少对这类物品的需求。统计数据告诉我们，经过2005年以来人民币贬值17%以后，中国2007年出口比上年增加26%，今年三月份出口就比上年同期增加30%。因此中国对美出口如果适当加价，并不会显著引起出口减少。
这一判断的另一根据在于：美英等国早已经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转型，陶东（瑞信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把这称为“超级资本主义时代”（参阅陶东个人博克），其基本特征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通过资本、信息、专利和其他专有权在全球广泛寻租，获取巨额暴利。他们可以在拿出少部分通过税收的方式养活本国低收入人士后，整体上都过着富足的生活。陶东因此告诫说：“国人不必为中国经济走向资本集约化而沾沾自喜。中国资本不过和中国工人一样，在为超级资本打工，制造剩余价值。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技术、专利，必须要有自己的品牌、营销渠道，才不至于在超级资本主义时代沦落。”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的结论是：全球性需求结构的变化、美国长期的巨额双赤字以及由此引起的各国对美元储备的大幅度消减，是造成当今世界性通货膨胀的三大主因。中国单方面采取的任何货币升值以及流动性管理手段都不可能摆脱这一全球性危机，我们必须认清这一根本形势。要想把损失降到最低，唯一可采取的办法就是让人民币回到1：8的水平，出其不意地把国际性投机资金逼退，同时采取关税手段调节进出口顺差，进而把外汇储备降低到一个合理水平。仅仅在这个时候，放开人民币自由兑换才具备有利基础。我们还应看到，高额外汇储备是有着极高政治风险的，我们必须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完备的产业体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技术实力之上，高额外汇储备带给我们的只有空虚的实力幻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