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央行存款准备金率出人意料地提高了一个百分点，这有理由被解读为是对五月份越南金融形势突变的一个被动回应。如果这种理解是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这步举措却多少暴露出决策层对未来经济局势的忧虑和缺乏信心，其造成的心理恐慌也在随后的股市暴跌中得到了反映。经济走势的下一步将如何发展，这是举世关心的问题。

一般态度审慎的学者都会尽量避免去进行所谓的“宏观经济预测”，因为任何国家的经济无时无刻不是处在某种人为“调控”之中的，并且这种“调控”无一例外都是由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为转移：其一，决策者的目的或动机；其次，决策者对经济过程的理解。在“民主”国家，更突出存在着各种“权威金融机构”、有关媒体、院外利益集团等，他们都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对宏观经济决策施加各种影响，其经济的调控过程因而显得更热闹和更复杂。简言之，根本不存在“自然的”经济过程，决策者对经济的“调控”都必然左右着经济走向——当然，经济走向并不必然服从决策者的意志，尤其当决策失误，经济列车翻侧掉入阴沟的事例也是屡见不鲜的。

无疑，对中国的决策层而言，稳定和发展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稳定既包含政治稳定，也包含经济稳定，并且政治稳定最终取决于经济的稳定；“发展”一般被简单归结为GDP增长率数据，根据以往近三十年的经验，8%的年增长率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界限，GDP的年增长率低于8%同样会威胁到稳定。这是理解中国经济政策走势的基本出发点。

从2007年显著发生的房地产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和通货膨胀，对我们的“稳定”提出了严重挑战。根据主流经济理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其全部和最终根源都可归结为“流动性过剩”，而治理通胀的全部武器在主流理论那里也是现成的，即：加息、本币对外升值和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这传统的三板斧理所当然地被施展了几回，然而，几年过去，人民币兑美元已经升值超过20%（2008年至今已升值6%以上）；存款准备金已调增到17.5%的历史高位；银行利率在2007年就连续调增了六次，但实际效果却是：4月份公布的CPI统计数据超过了8%，五月份虽然回落到7.7%，但当月8.2%的PPI数据却加剧了人们心头的那份沉重。因为非常清楚：这个暂时还可以忍受的通胀数据是在食品和能源价格、尤其是石油价格人为控制之下维持住的。仅石油补贴一项，如果按今年4、5月份数据计算，2008年全年补贴将超过一千亿元人民币。如果能源价格长期居高不下，政府进一步的决策和决断将会是极关键的一步，因为等待着我们的将会是以下两者中的一个：地狱或天堂。

没有人会怀疑中央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和意志，但令人怀疑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与这种强力意志的结合，有可能引领我们的经济列车驶入地狱之中。根据他们的理论，一般的政策建议可能是：（1）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提高到6﹕1或以上；（2）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20%或以上；（3）银行利率再增加300个基点或以上；（4）部分或全部放开能源价格；假设上述措施任意两项或以上的组合被采用，那么其导致的结果必然是：由于政策措施已见底，投机热钱裹挟着大众资金撤离中国，人民币急剧贬值；通货膨胀突然急剧恶化；大批中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陷入滞胀和衰退、社会陷入一片动荡。这是笔者对未来六个月中国宏观经济可能走势的一个猜测，前提是：我们的决策者完全按照货币主义提供的理论思路对经济进行了“强力调控”。

如果不想掉入地狱，我们就必须完全抛弃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搞清楚此次通胀的真正原因之所在，然后才谈得上对症下药的治理。人行行长周小川在6月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是美元疲软导致全球商品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在兑换为人民币后，推高了中国的价格压力。这个判断无疑已是今天地球人仅有的几点共识之一，但我们必须要进一步追问：导致美元疲软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对该问题的一个流行的回答是：是美国的次贷问题导致了美元疲弱。这事实上却是一个惊天大谎言，是某些天真的经济学家对世人的一个严重误导，因为美元之所以疲弱根本与次贷问题无关，而是另有其原因。

大家知道，通货膨胀表现为“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这“太多的货币”是如何产生的，是理解问题的关键。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基本行为规则是：人们必须先向社会提供商品或劳务，然后才有资格去“追逐”其他商品，因此存在一个古老的理论原则：需求永远等于供给。这个命题的意义在于：如果撇除（掌管货币发行权的）政府因素，货币量永远不可能“太多”；当加入储蓄因素时，需求将永远小于等于供给——这正是凯恩斯批判萨伊定律后得出的结论。在这一点上凯恩斯无疑是正确的。凯恩斯因此建议，必须用政府的赤字财政去填补储蓄造成的需求缺口，从而避免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的经济衰退（凯氏理论当然是错误的，此处且放过不提）。而赤字财政通常就是印钞票。当政府用印出来的钞票向市场购买商品时，市场上的货币才多了出来——“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的现象于是出现了。但是，这不断流向市场的钞票就像不断移动的地壳一样，只会在其能量（钞票）积聚到相当数量的时候，通货膨胀才会在某个时刻突然爆发。这是古今中外一切通货膨胀产生的根本原因。

容易看出来，真正的通胀都必然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政府用印出来的钞票支付自己的赤字消费，从而使市场中的货币量“膨胀”起来；第二阶段，当这膨胀起来的货币量积聚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市场的价格水平会在某个看似偶然的因素的刺激下整体性上涨。货币主义所谓的货币数量的乘数理论在解释所谓流动性过剩问题时，令人疑惑地将这一关键之点在不经意间掩盖过去了。

过去半个多世纪，美国政府奉行长期的赤字财政政策，这才是美元长期贬值和疲软的根本原因所在。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美国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实际是相互匹配的，并且后者往往大于前者。这个事实的含义是：美国政府用印出来的钞票所“追逐”的不是美国国内的商品，而是别国的商品。不难想象，假设美国在外贸平衡条件下实行赤字财政，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早就顶过白宫的天花板了。这一事实必然导致这样一种现象出现：美国政府在用印出来的钞票从别国取走大量商品以后，通货膨胀必然首先在这些外国爆发，然后才会通过进口的“成本推动”方式带动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因此，当且仅当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与世界各国持平时，世界经济动荡才能最终告一段落。

笔者曾在此前的文章中提到过（请参阅“发烧是生病的现象，但不是生病的原因——对一种流行的通胀理论的批判”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8886），由于美元是事实上的世界货币，各国的美元储备都必然是以美国政府国债、企业债券和银行存款的形式留存在美国国内。当各国美元储备太多时，美国政府的苦恼产生了：发行太多国债来安置各国的美元储备，美国政府的负担实在太沉重（美国目前有国债约3万亿美元，年利息约二千亿）。这时，华尔街的“金融天才们”在美国政府的鼓励和政策配合下（美国国会通过特别法案为其开放绿灯），提出了一项空前绝后的“金融创新”：打包出售的次级债券。创意一出，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立即兴奋地击掌叫好，众多金融机构也心怀叵测而又相互默契地为这些垃圾贴上了AA级闪亮标签。但垃圾终归是垃圾，因此次贷危机的爆发只存在时间早晚的问题，而不存在会不会爆发的问题；只有傻瓜才会相信，精明的格林斯潘在次贷问题上竟然糊涂了一下。世界似乎值得庆幸的是，如果次贷危机现在还没有爆发的话，鬼才知道这些华尔街的坏小子们还会从他们的化粪池里再找出些什么东西包装后卖给别人呢！总之，次贷危机绝不是美元疲软的原因，而是美国巨额财政赤字的一个必然结果。

根据笔者收集的资料，美国政府2004至2008的财政赤字分别是：4,128亿美元、3,183亿美元、2,960亿美元、1,630亿美元和4,230亿美元；已批准的2009年预算赤字为3,400亿美元。也即美国政府平均每年预算赤字在3,000亿美元以上，累积十年将会超过三万亿美元——差不多等于目前中国全年的GDP总量，美国政府因此有必要定期解决这些累赘，使其财政赤字所累积的“能量”加以释放。此时，哪些国家美元储备最多，这些国家就会成为美国人关注的中心。我们已经看到：过去拉美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把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几乎掠夺殆尽；针对日本的广场协议则变相把日本的美元储备掠走50%以上。每次类似事件发生，美国的累积的赤字“肿瘤”都得到了消除。今天，美国人关注的重点集中在了中国身上了。

一些“真诚”的经济学家相信，高油价的泡沫终归会“破灭”、美国的“加息周期”也将快来临，届时我们死撑硬抗对付通胀的日子将会过去，我们的前途仍将一片光明。但笔者想指出：我们的前途或许终究会是一片光明，但在我们步上越南的后尘之前，美联储纵然不会减息，却断然不可能加息；国际投机资金也一定会最终把石油期货价格抬高到每桶200甚至250美元以上（必要时可能更高，还需视乎美国内部反对势力施加的影响），以最终迫使我们逐步抬高人民币汇率和国内石油价格，到时我们的通货膨胀将进入失控期、通胀率快速拉升，结果将促成人民币（对美元）在过度升值后的快速贬值，国际热钱的快速撤离将加剧过程的震撼性，我们的外汇储备将迅速大量消失，实体经济也将由此遭受重创。

过去我们对问题的最大思维误区在于：我们的经济学者一直在人家划定的圈圈内（利息、汇率以及货币如何回笼等）思考问题；他们固执而可怜地认为，经济出了问题，毛病一定出在经济体内部；画地为牢，给人玩弄于鼓掌之上而不自知。实际上，我们目前十万火急要做的事情，根本不是要不要进一步收紧银根或让人民币兑美元进一步升值，而是要逼迫美国人降低石油价格并加息，从而使事情从根原上得到缓解。

逼美国人降低石油价格和加息，这是在做梦吗？前文谈到，美国财政赤字造成的世界性通胀都是在其他国家先行爆发，然后才影响到美国，并且在美国国内通胀与世界齐平时，整个过程才告一段落。因此，我们只需让通货膨胀的“信息”及时传递到美国，美国政府就会通知华尔街的坏小子们适时收手、并不得不提高美联储的贴现率。

让通货膨胀的“信息”及时传递到美国的唯一有效的办法，是抬高我们的出口商品价格。显然，让人民币兑美元快速升值且“一步到位”即可做到这一点，但这正是美国政府和各类投机资金所热切盼望的，这根本就是阳谋，因为该措施对我国国内带来的另一结果尽人皆知：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然后各路投机资金在饱餐一顿后满足地离去。我们之所以未能让人民币升值“一步到位”，是因为我们承受不了相应后果。

但我们的经济学家不了解的是：外汇汇率作为一种价格，它是交易的结果；我们除了可以在市场上通过行政手段干预汇率（从而对市场交易条件加以反向限制），更可以通过改变交易条件来维持汇率的稳定。易言之，我们可以通过有针对性地取消出口退税、并且对资源性和高耗能产品征收高额出口关税的办法，来直接抬高出口商品价格（该手段与汇率升值在后果上是等价的，但实际效果更好，因为汇率的后果是一刀切地对所有出口都具有抑制作用，而税收手段却具有针对性，因而更灵活）；在这样做的同时，还必须通过大幅度放松银根、放宽银行贷款的行政限制，必要时还可采取减税和行政扶持等手段来帮助企业拓展国内市场，帮他们渡过难关，从而保证我们的经济发展维持在原有的发展轨道上。

上述综合措施的可能后果可归纳如下：（1）由于美国政府向世界释放巨量纸钞在先，世界性通货“膨胀”已经是事实，抬高市场价格是对这一事实的确认，因而不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2）中国抬高出口商品价格，当然会促使人们向其他市场寻求替代品，但是应该可以放心的是，这类需求的数量是如此巨大，它转向任何地区，该地区的物价都将被迅即抬高——短时间（例如半年）内尤其如此，真正的竞争优势将会在尘埃落定后再次回归中国；（3）由于大幅减息，一方面，国内多数企业将有可能获得生存或转型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预期破灭，国际游资将会在丢盔弃甲后撤离中国；（4）美国在内部通胀压力下，将不得不在是否加息和房地产价格进一步下滑两个选择间进行艰难权衡。但无论做何选择，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的噩梦都将重临。

此次危机一旦过去，由于美元已经彻底失去信誉，如果我们能不失时机地放开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这与放弃外汇管制根本不是一回事），港澳甚至台湾地区都有可能首先放弃美元而采用人民币；中国周边国家以及中东、甚至非洲国家就有可能以人民币作为结算和储备货币之一；彼消此长，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将可以迈上一个新台阶。总之，地狱还是天堂，系于我们一念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