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忍不住想就9000亿元说两句——最近这些日子，这个数字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驱之不去。这或许与我走了一趟农村有关，或许与我在北京不断看到普通市民和进城民工的贫困有关。
先提供一组数字：“十五”期间，中央财政5年用于“三农”的资金一共11300亿元，平均每年2000多亿元，分摊到9亿农民身上每个人200多元；世界卫生组织最近搞了一个“成员国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在进入排序的191个国家中位列倒数第4位；中国每年的教育投入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左右，远远低于联合国建议的6%的标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公款吃喝与公车消费每年达到6000亿元，官员出国花费3000亿元，两者相加9000亿元，如果按照财政收入30000亿元计算，光这几项支出就已经相当于财政收入的30%左右；另外，我国目前，由国家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共计7000万人，中国用于行政公务费用的比例已经占到财政支出的37.85%，公款吃喝、出国费用与行政公务费用两项相加，已经占到财政收入的7成，再加上各级政府造价不菲的行政办公大楼和庞大的维持费用，可以说，公共财政的绝大部分消费在了行政管理这个环节之中，而本应由公共财政投入的公共安全、公共机构、公共事业、公共福利、公共工程等公共领域反而无钱投入。专家学者很早就开始痛心疾首呼吁：“快一点减少公务性投入，加大对于医疗卫生、教育、住房、养老等公共性投入吧！快一点让广大工人农民真正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吧！否则，十分危险啊！”
然而事实如何呢？讲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在我外甥女身上发生的。我有四个外甥，两个外甥女，都成家立业了。大外甥前几年去世，媳妇改嫁，家基本上就完了，大外甥留下一儿一女，女儿嫁到外村了，儿子在村里经营果树，一年挣三千两千的，前几年借贷养山羊，赔了个底儿掉，现在也没翻过身来；二外甥和三外甥经常在附近打零工，能挣一点儿钱，日子还过得去，但是也家徒四壁，只能说活着。四外甥残疾，跟大姐在一起过活。两个外甥女，大的嫁到了离村子十几里的地方，小外甥女嫁到了六十里以外的地方，那里的生活条件比这里要强很多，当时被认为是一门最为成功的婚姻。
路途很远，我从来没有去过小外甥女家，关于她的信息全部来自大姐。在我的印象里，小外甥女非常幸福——她的两个女儿都嫁出去了，儿子在韩国的一家企业打工，住房条件也改善了，现在竟然住进了“别墅”……我还记得大姐向我描述别墅房间、卫生间和抽水马桶时的情形，那是一种绝对的惊奇和艳羡，仿佛这是人间幸福的最不可思议的事例。所以，我从来都认为小外甥女很幸福。
前几天我借给父母扫墓的机会陪同大姐去看望小外甥女。远远就看到一片别墅群，我的确激动了一阵子。等到我们进去，看到已经有老年妇女形态的小外甥女和她那拄着拐的丈夫（我们没有见过面），我的兴奋之情就不断被打击——现在我必须把上面用来形容外甥生活境况的“面徒四壁”这个成语再使用一遍了——真正是面徒四壁：客厅里除了全部塌陷了的沙发，墙角堆着一些乱七八糟的日常用品，所有的地面和通往二楼的台阶都裸露着水泥，也就是城里人说的“毛坯房”模样。卧室里有一张宽大的铁杆床，别无他物；厨房里倒是有煤气罐，对于一个过日子的家庭来说，仍旧让我想到做饭的艰难。从水泥台阶上到二楼，一个房间空旷旷的，外甥女说这是给儿子留下的新房，儿子不久也要结婚了。
我尽可能地表现了我的艳羡，小外甥女也认为这方面值得欣慰，在一种欢喜的气氛中，我们从楼上下来，坐在客厅，小外甥女的丈夫正在等待我们。他年纪和我相仿，也就是说，他比小外甥女要大许多。他的腿是半年以前摔伤的——做活的时候梯子折了，左腿的骨头当时就从肉里边扎了出来。看病已经花了两万多元，但是，腿伤仍未痊愈，我看到腿上的不锈钢支架深深地插入到肉里，那里流出了脓水……我说你一定要好好看病，他说，本来应当到北京积水潭医院去，可是，去一趟光出租车就得二百多元，一直就拖着。旧房被拆掉，往这个“社会主义新农村”搬的时候，办了8万块钱的贷款，不知道啥时候能还上呢？他们并不发愁，他们的全部意念都沉浸在我去看他们的幸福欣慰之中。我的心一直沉甸甸的。我谢绝了在那里吃饭，留下500元钱，走了。
远远地看着那片非常好看的别墅群，我和爱人相互无语。如果我们不进去，或者换一种说法，来的是上级领导、外国来宾，被专人带进专门安排好了的人家进行视察、参观，谁不会认为当地政府创造了奇迹呢？谁不会认为中国的农村社会高度发达了呢？谁不会认为中国农民幸福得不能再幸福了、再幸福就要出问题了呢？事实上，目前这片别墅群正在被作为当地官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样板反复宣传，经常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它的画面。
再来说第二件事情。我上中学的时候，家在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边的一条胡同里，1969年我去陕北插队以后，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父母亲也已经搬离那里，所以，我又回到北京以后，从来没有去看望那里的老邻居，倒是这中间一个管我叫叔叔的孩子（其实也四十多岁了）给我往单位打过电话。昨天晚上，我和爱人突然想起去那里看看，我们就去了。
院子基本上还是老样子，盖满了小房子，人只能在一两尺宽的小巷里穿行。物是人非，已经找不到熟人了。我摸索着去敲一个亮着灯的房门，一个老人缓慢地回过身来，我马上就认出这是我插队之前称之为“大哥”的人，他姓李。我向他通报了我的乳名，他就想了起来，赶忙搬小凳让我们坐。我们坐下，三个人就把房子里除了一张大床以外的所有空间占满了，膝盖还要交错着。床上一个老太太，是我叫“大嫂”的李大哥的妻子，眼睛很明亮，但是已经双目失明，连一点点光亮也看不到了，好在她还能听到，不妨碍我们聊天。李大哥原来是房管局的瓦工，周围地带很多房子都是他亲手盖起来的，十六年前就退休了，现在一个月拿1700元退休金，老两口就用这笔钱度日。孩子一男三女，没有一个上过大学，没有一个有正式工作，都是在外边打零工挣钱。现在这些孩子都结婚了，有的远嫁到了远郊区，唯一的儿子在给一个私人企业老板开车。他们心疼自己的小女儿：“她拖家带口的，一天就挣三四十块钱……”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李大哥是一个很开朗、对生活总是心满意足的人，出来进去哼着京剧，一家子的日子虽然说不上富足，总还过得去。“还他妈不如那个时候呢！”李大哥愤愤地说。尽管这个地区明确列入了北京市重点文化保护区域，这条古老的胡同也要被拆迁了，他们正在等待被迁到远郊去。李大哥把一小把药片塞进大嫂嘴里，用水给她送下去，然后扭过头对我说：“去了就是个死——你像我们这样的，怎么到城里来看病？”
看着这个仅仅能够放下一张床、一张桌，散发着潮湿味道的房子，看着墙壁上用生锈了的图钉钉的包装箱纸板，看着孤零零悬吊着的3瓦节能灯管，看着圆桌上的剩熬白菜和半个馒头，我有一种又重新回到过去的感觉，不同的是李大哥和大嫂都老了，来日无多了。
李大哥显然很为我的到来感到高兴，坚持要把我们送到大门口，我注意到当年那个敦实的汉子已经佝偻了，就像七八十岁老人那样步履蹒跚。大门外边是另一个世界：为了迎接奥运会，所有临街房屋都被整修过，刷上了灰色墙漆，明亮的路灯把优美的胡同变成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这里经常就会有外国人来旅游，他们当然不会推开任何一户人家的房门，他们也就不可能知道在这整齐划一的外表下深藏着的贫困和人的苍白与无奈。
我和爱人仍旧默默无语。我们向胡同西头走去，掘土机正在轰鸣，这片负载着深厚历史内容的区域马上就要消失了。绵延数百米的房地产广告在强烈的灯光照耀下格外扎眼：“天安门旁的巴黎西区，豪华尊贵的浪漫人生”。售楼处灯火辉煌，门前停放着很多豪华轿车。这样的地段，房屋价格每平方米至少25000元。这里绝对不会再成为李大哥这样的人住的地方了，他们必须把地方腾开。离这里不远的地方，一栋巨大的全部大理石外饰的豪华办公大楼已经拔地而起，我们的公仆们就在这里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勤勤恳恳地消耗着国家的公务性投入——在这个阶段，暂时还不与9000亿发生关系，只是到了下班以后，才进入到消费9000亿的辛苦工作之中：坐高级公车去吃喝以及出国考察之类。
人经常就会在现实之中失去现实感，觉得一切都像卡夫卡小说那样荒诞。
(2006-04-0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