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7年深秋10月，应日本京都大学、爱知大学的邀请，我和丽江市古城区党委书记周鸿、丽江市古城博物院（木府）院长黄乃镇分别到这两个大学出席了（日本·京都）国立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国际研讨会、（日本·名古屋）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国际研讨会，在两个学术会议上进行了专题学术讲演。

京都大学是继东京大学之后成立的日本第二所国立大学，在科学研究方面人才辈出，在 1949-1987 年的 39 年中，日本获诺贝尔奖的 7 名得主中，京都大学就占了 4 名（又有人说是四个半），因而有“ 科学家的摇篮 ” 的美称。

京都大学有中国环境问题研究中心和现代中国研究所，是日本进行中国研究的6个重要基地之一；爱知大学都有ICCS，即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是日本文部科学省“21世纪重点科研基地工程（COE）”的计划之一，其研究项目主要是聚焦在中国与亚洲地区人口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研究。

我感到，这次应日本两个大学之邀进行的学术交流，作为邀请方的日本学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这次计划进行的围绕丽江古城为个案的学术对话和交流，不仅是学者之间的单纯学术交流，而是还要与我国地方政府的决策官员、地方文化保护发展实践者的综合性的对话。我想，这次的学术讲演论题涉及到具体区域的水资源保护、水环境和水文化的保护，涉及到围绕区域水资源问题的研究前景，确实也只能通过这样的多角色多元多角度的对话，才能讨论出一些多角度审视和互动的问题。因此，我和周鸿先生、黄乃镇先生的三个讲演，分别就具有了各自的职业背景以及相应的角度和观点。

京都大学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2007年10月19日下午举行，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的中国环境问题研究点的研究人员香菜子（Kanako Kodama）主持会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东方学研究部主任森时彦教授致辞、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副所长秋道智弥（Tomoya Akinichi,D.Sc.） 教授主持学术讨论。在讨论会上，丽江市古城区党委书记周鸿先生作了题为《丽江大地震后丽江古城的城市发展和水源调配》的演讲；丽江古城博物院院长黄乃镇先生作了《丽江古城的空间布局：西河和东河的形成过程》的讲演；我作了题为《略论丽江古城的水系和用水民俗》的讲演。

讲演毕，进行了互动的讨论。东京大学地域整合研究中心的阿部健一（Abe Ken-ichi）教授、中尾正义教授进行评议。然后，中日双方学者围绕上述几个学术主题进行了讨论。周鸿先生、黄乃镇先生和我分别就日本学者所提的问题一一答复。

阿部健一教授在评论中说，他原来对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有一些偏见，觉得很多中国人不关注环境保护，今天从丽江的个案介绍中，看到原来中国有不少地方还是有非常好的自然环境和非常有效的保护环境的传统文化习俗，看来对中国的环境问题，日本学术界要更细致地进行了解和研究。

讨论会最后由京都大学综合地球环境研究所的中尾正义（Masayoshi Nakamo DSc）教授致辞总结。

2007年10月20日下午，在位于名古屋的爱知大学召开了国际学术讨论会。

日本环境学著名教授、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简称ICCS)环境问题项目首席科学家、日本学术会议第16、17期会员,筑波大学名誉教授榧根勇（Isamu Kayane D.Sc）主持学术会议（据说，榧根勇教授是日本国内相当有名望的水环境专家）、国际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现代中国学部教授高桥五郎（Goro Tankahashi,农学博士）致辞，来参加学术报告会的，有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教授、名古屋图书馆长、中国研究科长松冈正子（女，Masako-Matsuoka）教授，这位女学者还送给我们一本他不久前刚出版的研究中国羌族文化的著作；此外，来参加学术会议的还有宫迟哲男教授、大泽正治教授等人。此外，旅日华人学者、北大教授、人类学家周星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教授、爱知大学ICCS(国际中国学研究)事业推进委员、现代中国学部教授高明洁等。

周鸿先生在学术会议上作了题为《丽江大地震后党和政府在古城重建中发挥的决策作用》、黄乃镇先生作了题为《1996年丽江地震后木王府的重建过程》，我则作了题为《略论丽江古城的历史和地域社会》的学术演讲。

朱安新博士、濑边启子等几个中日青年学者承担了学术翻译的工作。

二

日本两个著名大学的学者们对丽江市委市政府、古城区党委政府在丽江古城1996年2月3日大地震后所进行的艰苦卓绝而卓有成效的重建工作、以及对古城的有效管理等，给了很高的评价。在讨论中，日本学者也对周鸿先生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当前丽江古城的环境压力、古城原住民外迁、商业化的“过度发展”等。周鸿皆作了很有分寸和睿智的回答。我觉得周鸿先生的回答，体现了丽江政府官员一种开明冷静、坦诚明智、正视问题的的态度，他回答说，我们目前面对着的困难和问题，不仅仅是诸位所提出来的这几个，而是面临着起码10个问题和困难的压力，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来解决，其中有些问题，也是全世界各地的“世界文化遗产地”所同样面临的，他一一列举了包括古城的水污染隐患、纳西母语在青年一代中的逐渐衰落、古城民俗文化的变迁、原住民的不断外迁等十个问题。这样的回答，就有了一种和国外友人坦诚对话和实事求是面对问题的态度，有利于获得国际上各方力量的同情心和理解、吸引人们的关注乃至共同出谋划策来帮助丽江古城目前在旅游的繁荣发展中所碰到的问题，而全世界各地的世界文化遗产地，在当代的社会发展和变迁中，确实都无一例外面临着各种不同的问题，需要相互学习借鉴，共同保护好这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木府博物院院长黄乃镇先生所介绍的丽江古城的水系以及木府的震后重建工作，也给日本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也引发了关于木府历史上的规模、如何把握古建筑的明代风格、木府与世界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等一些问题上的讨论。

日本学者对丽江古城最近的环境保护和文化保护等问题非常关注，他们中的几个学者对丽江古城的水环境问题作过深入的调研，研究组简介了自己的研究报告，也提了不少问题。榧根勇教授的研究报告题目是《丽江古城环境论---以综合方式进行的、以水为媒的研究》，他根据他和宫泽哲男教授、朱安新博士等人在丽江的调研，提出了一些观点和问题，其中他认为，在以古典物理科学为基础的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社会里，环境问题的出现是无法避免的。初期的环境问题是“物质”带来的自然界污染问题，而今后，社会需求从 “物质”变为“信息”带来的“脑内污染”的发生有了可能。为了克服环境问题，有必要通过“新知”来建构与从前完全不同的“下一代社会体系”。通过2005年的调研，榧根勇教授一行认为，“丽江最适宜成为在‘新知’基础上建构‘下一代社会体系’的场所。”他的根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纳西人传统的人与自然观、传统文化对水神灵的信仰和敬畏，还有丽江城乡传统的“水管理”体系，地域社会的水管理机制，比如“水管员”的职能等。

显然，榧根勇教授的观点，主要是基于传统的本土信仰体系和管理机制的自我调节所起的作用这个一个前提。

榧根勇教授提出了一个“丽江的心”的概念，他认为，人们通过和神、也就是和自然的、周而复始的相互作用来塑造“心”，而纳西人，就是在长期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和智慧的引导下，塑造了独特的“丽江的心”。他明确提出：“我认为，云南省是‘中国希望的土地’，丽江古城是‘中国的宝石’。过去的丽江古城里，自然和人类之间不存在严重的矛盾。”纳西人在自己的生活空间里对水的信仰变得非常强烈，形成了独特的水文化。他认为，“建构丽江古城‘下一社会系统’的时候，有必要进行全象限、全水准的考察，仅仅因为能赚钱，就把纳西族由传统而来的‘观光资源’来作为‘观光资源’来消费的话，这种资源很快就会消耗殆尽。”[1]

榧根勇对丽江的环境和用水文化等非常看重，把它视为还能实现他心目中那种“心与自然的一体化”、“心与自然良性互动”的人居环境的一个理想之地。我认为，丽江厚重的水文化和纳西人关于爱水护水的文化观念和习俗，使进入丽江的很多国内外学者会有一种“明山秀水使眼前一亮”的感受，深思丽江是怎么实现了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非常人性化的人居环境。所以，如何维护和保持这样的人居环境，就成为丽江魅力能否持续的关键所在。

当然，爱之深，就必然忧之切，榧根勇教授为首的调研组通过在丽江古城的调研，也发现了不少问题，除了我们现在忧虑的古城因游客多而负荷过重、居民外迁、民俗变迁等之外，他们作了不少非常严谨的研究。比如，宫泽哲男教授在报告中介绍了他们对丽江古城东中西三条河流的水质研究结果，他们分别在早中晚三个时间段、在几个固定的地点对三条河流的水质抽样分析，得出和三条河流在一天内水质变化的情况，得出了明确的答案，在游客大量流动在古城的白天时段，三条河流的污染是最严重的，特别是中河。宫泽哲男客气地说，与包括日本的很多河流相比，丽江古城的水还是干净的，但从水质的测定分析来看，古城的河流有逐渐变脏的趋势，不可掉以轻心。

我对这些日本学者所做的严谨的科学研究工作很钦佩，说真的，类似从不同时间段对水质进行严格的抽样分析而对污染的问题得出有量化数居的结论的严谨研究，我在国内还很少听到过。他们的研究和结论，对我们是一种警示和启发。

多次去过丽江的周星教授、松冈正子教授等，对丽江古城目前的一些现象也提出一些带有忧思的看法和意见，比如对地方性知识的保护和教育传承、古城原住民不断的外迁导致的丰富多彩的日常化民俗生活的消失等。比如松冈正子教授就直言说，我多次去过丽江，从前后的比较中，我对丽江有三个忧虑，一是觉得古城内卖小礼品的观光店太多；很多店铺的经营者是从外面进去的，对丽江文化、民俗等的了解非常有限，不懂丽江的文化，很难知道他们对丽江有没有感情；2，从我多次的丽江之行中，我感觉到，原来可以看到当地纳西人的生活，现在看不到了，像我这样再回去看的人就感觉到明显的变化；3，古城周围过分的城市化发展，与古城形成很强的反差。

在爱知大学的学术讨论会上作最后评议的大泽正治教授提出自己的几个观点，他说，我觉得丽江这样美的地方，应该有一些地方是不让游客去的。比如在日本，有些山是禁止外人进入的，因为有人在那里修行，需要保持一种安静的环境。

大泽正治提出一个观点，即“丽江应该自己来选择游客，而不是叫游客随意选择丽江。”丽江应该有这样的眼光和行动。

他说，如果丽江的环境压力因为日益发展的旅游而越来越大，丽江变成一个我不应该去的地方，因为不仅去的成本高，更重要的是环境成本也高，如果我去了，无疑将会给这个城市的环境保护增加一份压力。在该校任教的原北大教授周星事后和我讨论，他觉得大泽正治的发言中，含有一些深刻的哲理，表达了个人对待一个美好的世界遗产地所抱有的一种敬重和想呵护的心情和态度，含有一种对游客应该有的一种呵护丽江的责任的呼吁。

大泽正治的这个观点，与目前我国一些重要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比如布达拉宫、敦煌莫高窟、九寨沟等）逐渐控制游客流量的思路是相呼应的。与国际上比如不丹、锡金等国对游客的限量等做法也有一些相通之处。

我觉得，丽江古城在今后如何保持一种作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的保护和旅游发展之间的平衡机制，如何保护好丽江古城赖以吸引世界眼球的水环境、人文环境、日常状态的民俗味等，需要借助国内外专家的意见和观点看法，广采博纳国际国内做得好的经验，比如，现在中国的敦煌、拉萨布达拉宫、泰山、九寨沟等地，都已经在控制游客量方面作了一些努力，并且取得了成效，我们可以借助他山之石，总结自己的经验，制定出自己的方式方法。

三

学术交流之余，我们还访问了日本的一些地方，其中包括与丽江市结为友好城市的日本旅游胜地高山市。我对高山市保护古城历史街区的一些做法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里举几个例子。

高山市政府非常注意和善于学习别人的经验，管理保护好自己的文化遗产。在古街上，他们指着一家古色古香的民宅门口的一块牌子，说，这是我们市长野守先生水率团访问丽江时，把丽江古城政府有关部门给重点保护民居门口挂牌的方法学回来了，并很快付诸实施，把高山历史街区的一些老民宅挂上了类似的牌子，我看到这些牌子除了写着“传统建筑物第142号”等之外，还写着“松阪家”等字样，透露出对住宅主人的一种尊重和鼓励的意味。有的牌子上，还写着房屋设计者的名字。

此外，高山市对本地老字号的产品的保护和推动发展也值得我们学习，高山古街上，销售本地著名土特产品、工艺品的店铺很多，都是本地人在经营。我们参观了著名的本地木雕“一刀雕”的店铺、参观了本地的自产酒。在酒作坊里可以看到酿酒的传统酿制器具，可以观看酿酒的过程，而且有详细的文字介绍等。客人可以品尝酒，然后决定是否买。此外，还有些传统的本地酿酒文化习俗也保留着，比如，如果娘酒作坊临街门面的屋檐下方如果挂着一个大草球，就表明这家的酒已经酿制成熟，顾客可以来买了。据介绍，经过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如今这高山古街区的酒，已经成为广受大众欢迎的一种名牌酒。

这使我不禁想起丽江传统的窨酒，这种酒已经有500多年的酿制历史，有俄裔作家顾彼得在其名著《被遗忘的王国》里对窨酒的种种描述渲染；有英国女王在20世纪90年代访问云南时，本不想喝酒，但后来品尝了纳西窨酒后，竟连饮三杯的佳话等，也许这种酒可能难于与如今多卖到天价的各种国内外名牌酒进行比较，但作为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的一种本地黄酒，如果像高山市的做法一样，将它与一定的文化包装、宣传、酿制的氛围和场景等联系起来，我想，还是有望成为一种丽江独有的地方特产，有时，有的地方酒类名牌不一定完全靠口感等决定市场效益，更多的，是那种吃和喝一种“名气”和“品牌”的文化氛围。我喝过不少国内外名酒，喝高山市的酒，就有这种体会。心理上，更多的是一种要品尝当地老字号品牌的愿望在驱动人们要情不自禁地消费这种酒。

我觉得，丽江古城的一些老字号品牌的保护、振兴和随应世代发展的改进加工、推销，宣传等，应该是今后古城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此外，我此行对日本的垃圾处理有比较深的感受，觉得丽江不妨借鉴日本的一些经验，争取成为在中国率先成为实现垃圾分类处理和再生等具备良好的现代环保理念和机制的一个“世界遗产地”。丽江在杜绝白色（塑料袋的使用等）等治理环境污染方面曾经率先推出了一些有广泛影响的做法，有很好的基础来实现垃圾处理方面更好的创新和发展。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文论及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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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榧根勇《丽江古城环境论――以综合方式进行的、以水为媒的研究》，此次国际会议上他提交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