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5年前后，马可·波罗到达北京的时候，中国的景教徒列班·扫马（Rabban Sauma）与他的徒弟马古思（Rabban Markos），正在北京城西南50公里外的房山“十字寺” 修行，准备去耶露撒冷朝圣。我们不知道列班·扫马与马古斯是谁，也没有听说过他们的事迹。直到1887年，600多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居住在波斯西北的索罗门先生（Mr Salomon），从一位信奉景教的突厥青年那里，发现了一部叙利亚文手稿。手稿记录了列班·扫马，一位来自中国的旅行家，从北京到巴黎，不仅发现了世界，而且试图改变世界。
那是一次伟大的旅行。列班·扫马与马古思可能都是汪古部的蒙古突厥人，信奉景教 ，列班·扫马与马古思是他们在叙利亚文本中的景教教名。列班·扫马生在北京，父亲是景教堂的按察员。1275年，列班·扫马52岁，出家修行已经27年了，是一位颇有声望的景教僧侣。马古思生在内蒙古的托克托，就是马可·波罗说的天德，那里“大部分居民信奉基督教”。15年前，他从家乡旅行半个月，投奔房山的列班·扫马修行时，还是一个热情的少年，现在已经30岁了，热情还在，更多些智慧与坚定。是他劝列班·扫马放弃山中的隐修生活，去耶露撒冷朝圣。那是一次中国发现西方的旅行。
列班·扫马与马古思出张家口西去朝圣的时候，还不知道此行的终点不是地中海边的耶露撒冷，而是更西的大西洋边的巴黎或波尔多；也不知道他的旅行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个人朝圣。1、蒙古世纪有许多西方旅行家从欧洲到中国，而已知的东方旅行家从中国到欧洲，却只有列班·扫马一位。2、蒙古世纪罗马教廷与蒙古汗国一直在寻找合作的机会，先是基督教国王向蒙古大汗，后是波斯的伊儿汗国向基督教廷，而列班·扫马出使欧洲的时候，机会最有可能变成现实。那是一次可能改变世界格局与历史的旅行。
马可·波罗说大汗请教皇派100位精通七艺的教士到中国来，并让老波罗兄弟带回一点耶稣基督圣陵长明灯上的圣油。如果这是真的，列班·扫马与马古思的朝圣背后有大汗的旨意，也未必可知 。毕竟马可·波罗一家带着耶露撒冷圣陵长明灯上的圣油回禀大汗不久，列班·扫马就领了大汗的令牌，沿着帝国驿道踏上了西去朝圣的征程。第一站停留的是马古思的家乡东胜。那里的景教徒们欢迎他们也挽留他们，汪古王子君不花、爱不花分别是贵由大汗与忽必烈大汗的驸马，现在劝他们在东胜住下来，这里需要教士和神甫，正从西方招来，为什么还让自己的高僧再去西方呢？挽留的情形令人想起玄奘西去取经的遭遇。列班·扫马去意坚定，他说他“希望成为完人”，已经舍弃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人与这个世界的爱。
他们继续上路，沿着黄河向西南到达唐古特城。马可·波罗在这里注意到的是许多佛寺、大量的佛教徒与佛教徒“特殊的殡葬仪式”。 列班·扫马看到的却是“信仰非常热诚、思想纯洁”的景教徒“男女老幼立刻出来迎接”他们 。如果不是地名相同、他们来去的线路相同，读者会以为他们到过的不是同一个地方。旅人们在异域总是看到他们关注的与期望看到的内容，所以任何游记都是主观视野内有选择的记述。
马可·波罗的来路正是列班·扫马的去路。离开今日银川附近的唐古特城后，列班·扫马穿过河西走廊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部边缘，即古老的丝绸之路南路，先西北再折向西南，两个月后到达和田。这一段旅程艰难。大沙漠“天气干燥、荒无人烟，水是苦的”，远征的士兵“路绝粮断”，饿死在这里。列班·扫马的描述尽管没有800多年前法显和尚、600多年前的玄奘和尚那样生动，沙漠旅途的恐怖景象也是可以想见的。列班·扫马在和田城里住了6个月，大概是休整。从和田出发，到喀什噶尔 “他们发现城中没有居民，因为该城最近遭到敌人的洗劫”。马可·波罗见到的那个繁荣的商都：发达的商业、手工业、纺织业、美丽的花园、果园、葡萄园，清真寺与景教堂，听起来竟像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世纪的故事。其实相隔也不过3、4年，忽必烈与海都之间的战争，毁灭了一切。
和田与喀什噶尔都是古丝绸之路上重要的绿洲城市，商队来来往往，波斯人、叙利亚人、畏兀儿人、蒙古人，不同种族的居民讲着不同的语言，信仰不同的宗教，埃及或罗马的玻璃、波斯的地毯、中国的丝绸，从这里转运西东。过了喀什噶尔就出了丝绸之路的中国段。佛教徒越来越少，穆斯林越来越多，他们来到海都汗王所在的怛逻斯城，500多年前大唐的军队在此败给大食的军队，从此这片土地就变成穆斯林的世界了。高山、荒漠、更恶劣的气候与更凶险的战争，九死一生，列班·扫马很少叙述旅途的经历见闻，只说他们拿着海都的特许证，“在困难、疲劳和恐惧情况下来到呼罗珊”。
呼罗珊已是波斯伊儿汗国的领土了。伊儿汗国的阿八哈汗王亲景教。途思城（今马什哈德西北20公里处）有《天方夜谭》中著名的哈里发哈伦·赖世德的墓，还有圣马赛扬修道院。50年前蒙古入侵时，途思城曾遭到毁灭性破坏，《世界征服者史》记载全城幸存的房子不超过50所。列班·扫马没有介绍这座重建的城市的情况，不久后伊本·白图泰游历到途思，说“这里是呼罗珊地区最大的城市之一” 。实际上列班·扫马很少提到旅行中的世俗经历与见闻，或许是被教会的记述者省略了，令人失望，否则13世纪一位从北京出发的旅行者看到的西方形象，将是非常有意义的。列班·扫马在圣马赛扬修道院里住了一段时间，感觉自己在精神与肉体上都获得了新生，就准备去巴格达拜见景教宗主教马·登哈（Mar Denha）。马·登哈宗主教是景教界的首脑，此时正巡幸马拉加城（今大不里士城南100公里处）。列班·扫马与列班·马古思沿着里海南岸赶到马拉加。拜谒场面令人感动。他们跪在地上，像看见耶稣基督那样泪流满面：“他们对他说：上帝倍加怜悯，广施恩惠于我等，因为我们看见了我们大总管容光焕发的面孔。他问他们：您们从何处来？他们答到：我们从东方众王之王大汗的城汗八里来。我们来此是为接受您的祝福，接受此地众神甫、修士和基督教徒的祝福；如果我们力所能及，如蒙上帝允许，我们将去耶露撒冷。”
上帝似乎无意成全他们去耶露撒冷朝圣。他们敬拜了巴格达和巴格达周围一些地区的景教圣地圣物，受到当地景教徒的欢迎。或许是因为他们从大汗的汗八里来，并且可能禀承忽必烈的使命，马·登哈宗主教派他们去大不里士见阿八哈汗。旭烈兀王室一直庇护景教徒。旭烈兀的妻子是克烈部的公主，信奉景教，攻占巴格达的蒙古大将乞惕不花也是景教徒。蒙古大军占领巴格达，野蛮屠杀持续了6天6夜，札米清真寺与阿拔斯王朝的陵墓都被毁了，出城投降的哈里发被裹在一张地毯里，被蒙古马活活踩死。景教徒却受到保护。蒙古军队的残暴完成了景教徒做梦都不敢想的事。蒙古人变成了解放者，他们把敬奉基督的帐幕载在车上，用木铃召唤人们来做礼拜。景教徒只看见蒙古人敬奉基督，没看见他们屠杀了巴格达城里的90000穆斯林。从草原上出来的蒙古人在信仰上有些幼稚。他们瞬间征服了这些文明人的肉体，而这些文明人又一点一点地征服他们的头脑。旭烈兀和他的继承者阿巴哈都是佛教徒，但他们优待基督教。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却在伊斯兰化。成吉思汗家族的汗王们在他们征服的土地上被分割了。伊儿汗国与大汗元朝友好，直到阿八哈还自称是忽必烈大汗的一个普通将领。马可·波罗还护送大汗的公主阔阔真远嫁阿鲁浑。伊儿汗国与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敌对，战争不断，旭烈兀对景教修士瓦尔丹说：“我们喜欢基督教徒，他们则优待穆斯林们。”列班·扫马在伊儿汗国的新都大不里士觐见阿八哈汗。马·登哈宗主教的意图或许是借助他们二人从汗八里来的特殊身份争取汗王对景教的进一步的支持。因为在阿拔斯帝国的土地上，穆斯林的势力正在复兴。列班·扫马在阿八哈那里得到去耶露撒冷的通行证，就去亚美尼亚了。他们计划取道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走海路去耶露撒冷。
战乱使他们不得不返回巴格达。不知为什么，马·登哈宗主教似乎从一开始就不热心让他们去耶露撒冷。他另有打算：“这不是去耶露撒冷的时候。局势混乱，道路断绝。您们敬拜了我们国家的所有圣地和圣物；在我看来，一个人以纯洁的心灵敬拜了这些，这种敬拜不亚于朝拜耶露撒冷。现在我给您们一个忠告，您们仔细听着。我想选列班·马古思为大主教，并授予他来自教廷的礼物。至于您列班·扫马，我将委任您为巡察总监，并派您们二人回本国去。”
1280年，35岁的列班·马古思被任命为“契丹城和汪古部的大主教”，名雅伯拉哈，列班·扫马在宗主教的祝福中成为巡察总监。但他们二人都不想回中国去。如果他们真是受忽必烈派遣去朝圣，没到圣地也不能回去。来路漫漫，九死一生，或许他们已不敢想象归途。察合台汗国与伊儿汗国、大汗元朝的争战仍在继续，丝绸之路可能已经断绝。当然，其他理由也完全可能，只是后世无法猜测。有关列班·扫马旅行的文献记载太单薄，散佚又多，甚至朝圣的背景、动机都掩盖在迷雾中。
列班·扫马与列班·马古思都不想回中国去。他们解释：朝圣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他们只想在修道院里修行度过一生，无法胜任重要任命。马·登哈宗主教最后还是说服了他们。如果不是忽必烈与海都间的战事又起，中亚的路径阻断，列班·扫马和列班·马古思可能即刻就起程了。行期延误了，他们在马拉加又呆了一年。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不知道。总之第二年马·雅伯拉哈（列班·马古思）去巴格达接受主教礼服与权杖准备回中国去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一切都显得不可思议，让人怀疑真相究竟是什么。
列班·马古思是个耐人寻味的角色。我们知道朝圣是他提出的。到波斯后他似乎很走运。本来他跟随列班·扫马出道，但列班·扫马被委任为巡察总监，他却成为契丹城和汪古部的大主教。或许这位汪古部首府景教寺副僧正的儿子，才是忽必烈大汗直接委任去朝圣的使节。他与忽必烈大汗特殊的关系背景使他在朝圣途中的经历具有传奇性。在马拉加的圣米切尔修道院，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预言他将成为宗主教。于是，20年前中国北方的一个具有宗教热情的少年，36岁时在巴格达，竟奇迹般地成为全世界景教的首脑——宗主教马·雅伯拉哈三世。
1281年初，列班·马古思去巴格达。马·雅伯拉哈三世的传记说他去接受主教礼服与权杖，可又说他是应了那个他将成为宗主教的预言去的。蹊跷的是，在巴格达城外，一个神秘的人告诉他，马·登哈宗主教去世，如果他“策马速行”，还可以赶得上葬礼。更蹊跷的是，他不仅赶上了葬礼，还被推举为宗主教继承马·登哈位。远方来的朝圣者变成了宗主教，不用再回中国了，马·雅伯拉哈三世在巴格达的马·科卡大教堂就职，列班·扫马，他过去的老师，现在为他管理内务。旅行的第一阶段结束了，他们似乎已经到了终点。如果不是5年以后阿鲁浑汗要联合罗马教廷进攻叙利亚、巴勒斯坦，马·雅伯拉哈三世推荐列班·扫马出使欧洲，列班·扫马很可能就会终老为宗主教的内务总管，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历史中。
列班·扫马重大的历史意义不在于他从中国到了波斯，而在于他从中国到了欧洲，而且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位从中国到西欧的东亚旅行者。1200年前甘英出使大秦，西到红海或地中海岸，500多年前杜环在怛逻斯被俘，流落西亚，又从海路回到中国 。如果列班·扫马停留在巴格达或马拉加，他的身影就不仅消失在马·雅伯拉哈三世的身后，也消失在那些丝绸之路上的伟大先驱的身后。从1281年到1287年这6年间，列班·扫马没有什么变化，他身边的世界却动荡不安。阿八哈去世，继位的阿合马自称算端，要将整个伊儿汗国伊斯兰化，马·雅伯拉哈三世变成了囚徒，直到阿鲁浑打败阿合马，马·雅伯拉哈三世重新掌教，他们要遣使去欧洲时，想到列班·扫马。他对中西交通史的真正意义，出现在1287年，这一年3月，列班·扫马一行从特烈比宗或黑海的某个港口出发，前往罗马。
历史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开始于1287年6月23日。这一天，那不勒斯港口停靠的一艘船上，走下来自汗八里城的教士列班·扫马。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位来自那么遥远的东方的使者到过意大利。他们见过波斯人、印度人，还没有见过“契丹人”，来自“大汗的国土”。他们听说过关于契丹或蛮子的传说，有的商人已经从那里回来了（如雅各·德安科纳），有的还在那里（如马可·波罗），现在又有另一位意大利商人和一位意大利译员陪同这位远东教士来。港外安茹国王与阿拉贡国王的舰队之间的海战正在进行。此时大概没有太多的人注意到这位65岁的东方教士，实际上整个欧洲，教皇或国王，都没有理会他的使命，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处于一个改变世界历史的关键点上，列班·扫马给他们带来了唯一一次机会。
1241年拔都从多瑙河撤军之后，蒙古征服的势头转向南方的伊斯兰世界。蒙古骑兵对穆斯林的暴行让基督徒们感到欣喜与希望。欧洲派出的出使蒙古的使团中，规模最大的是安德鲁使团。他的使命是谋求大汗的支持，十字军与蒙古军队联合进攻西亚伊斯兰国家。路易九世将收复耶露撒冷的希望，寄托在与蒙古人的联盟上。使团带回那位摄政寡妇的信，让路易九世大失所望，甚至后悔派出这个使团。起先是基督教十字军希望联合蒙古人，蒙古没有响应，然后又是蒙古人试图联合基督教十字军，欧洲又没有响应。在蒙古汗国中，波斯的伊儿汗国的处境最为艰难。东方的察合台汗国，北方的钦察汗国随时准备进犯他的领土，战争在乌浒河与高加索持续不断，西方的马木鲁克王朝正集合西亚的穆斯林力量，威胁伊儿汗国的西部，并使伊儿汗的势力难以超出波斯。旭烈兀曾想联合十字军消灭马木鲁克王朝，阿八哈1266、1276年两次遣使欧洲教廷，寻求军事合作。教皇不是不感兴趣，而是无能为力。庞大的蒙古帝国正陷入四分五裂，狭小的基督教欧洲，也四分五裂，罗马教廷与拜占庭帝国不和，威尼斯与热内亚冲突不断，安茹国王与阿拉贡国王之间爆发战争，英王爱德华一世的法王圣路易组织的十字军因得不到安茹的查理的配合而失败。1285年，即位不久的阿鲁浑再次致书教皇，表示“要在上帝、教皇和大汗的帮助下驱逐萨拉森人 ”，请求在他发兵叙利亚时，十字军也在该地登陆，同时发起进攻。教皇没有回答，至少没有回绝，这就是希望，1287年，他又派出列班·扫马，带着信札、礼物。这已经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伊儿汗国即将开始衰落，1291年阿鲁浑去世后，很快地伊斯兰化。
列班·扫马一行从大不里士出发。大不里士是伊儿汗国的首都，当时已经取代巴格达成为西亚的一个国际化的商都。10年前马可·波罗到这里时发现它是“一座宏伟壮丽的城市”，人口稠密、商贸发达，丝织品、珠宝货源充足，来自欧洲、印度、契丹的商人云集于此，城外是景色秀丽的花园与果木园。5年后孟德·高维奴在这里碰到意大利商人鲁卡隆戈人彼特伴他一路去汗八里。列班·扫马的随行人员中，也有两位意大利人，乌凯托与阿芳斯的托马斯（Ughetto and Thomas of Anfossi），他们从中国返回欧洲，路过波斯，就作为译员或联络人员加入了使团。他们的经历令人想起马可·波罗。在特烈比宗上船，列班·扫马一行几天以后就到了拜占庭。拜占庭皇帝安东尼库二世热情地招待了他们，他的妹妹15年前嫁给阿八哈汗，但是，此刻，他丝毫没有响应联合进攻马木鲁克苏丹的建议。他的政策是在伊儿汗、钦察汗、马木鲁克苏丹之间寻求政治与贸易的平衡，东罗马帝国已经衰落成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个城市，任何军事冒险都会导致它的彻底毁灭。若不是圣索菲亚大教堂令列班·扫马惊慕，出使拜占庭几乎一无所获。圣索菲亚大教堂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壮丽的基督教建筑，宏伟的穹窿、券柱，豪华的大理石、辉煌的金底玻璃马赛克……列班·扫马说自己根本无法用语言描绘。实际上这位东方旅行者很少像他同时代的西方旅行者那样描述世界。作为朝圣的僧侣，或许他根本就不关心世俗内容，作为来自一个更发达地区的旅行者，或许西方朝圣路途中的一切，都显得简陋粗糙。最后一次觐见东罗马帝国皇帝后，列班·扫马表示要进一步西行去法兰克人 那里。
从君士坦丁堡到那不勒斯的航行历时两个月，多灾多难。挤在狭小肮脏的船舱中的商人香客接二连三地死去，又赶上暴风雨、沉船，快到那不勒斯时，还看到第勒尼安海某个小岛的火山喷发。后世的学者或读者都希望列班·扫马能够更多地谈谈他的旅途见闻。我们知道许多蒙古世纪西方旅行者眼中的东方，却很少知道东方旅行者眼中的西方。列班·扫马在他划时代的旅行中究竟看到了什么、怎么看的？西方的人与物、城市与建筑、语言与习俗、食物与服装，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值得羡慕或令人不安的？比较一下柏朗嘉宾的蒙古行纪与列班·扫马的欧洲行纪，就明白后者缺少什么。关于西方世界的世俗生活，列班·扫马几乎什么都没说，如果不是被后人散失或删节，就是列班·扫马本人偏狭或者超脱。在那不勒斯逗留很短，除了那场海战，没有什么引起列班·扫马的注意。从那不勒斯到罗马，他们骑马穿过了古罗马帝国当年最繁华的地区，当然，也是13世纪世界上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列班·扫马生长在蒙古劫难后的华北，旅行从蒙古草原、中国西域到中亚波斯，沿途也大多是荒漠与战乱后破败的城市。意大利中部的繁荣给他深刻的印象，他说沿途“没有闲置的土地，到处都是房屋”。这一段的旅行是轻松愉快的，唯一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他听说两个月前，他还在君士坦丁堡参观拜占庭皇宫时，罗马梵蒂冈的教皇霍诺留斯四世已经去世了。现在12位红衣主教主事，新的教皇还没有选出。
梵蒂冈里的觐见仪式，令人想起中国皇宫，都有主管礼仪的僧侣或礼部官员教你如何下跪、如何行礼。红衣主教们对列班·扫马进行了教义诘问，当他们听说许多景教教士去东方传教，蒙古人、突厥人、汉人中有许多基督徒，看到列班·扫马举行的景教礼拜与西方基督教大同小异时，他们显然有些吃惊。而当他们听到列班·扫马说：“我从远方来此不是为了讨论或讲述我的信仰，而是为了晋谒我主罗马教皇和敬拜圣徒遗物，为了送交国王与宗主教的信件”时，他们甚至显得茫然不知所措，他们让列班·扫马先休息、观光。
列班·扫马的旅行始终交织着出使与朝圣。政治使命未成，只好先朝圣。梵蒂冈的圣保罗大教堂似乎比圣索菲亚大教堂更让列班·扫马感到震惊。13世纪的圣保罗大教堂在建筑与艺术上，可能不如圣索菲亚大教堂，但圣物无疑多于后者。列班·扫马到圣索菲亚大教堂时，她的圣物已被威尼斯人洗劫一空 ，他所瞻仰的实际上都是些复制品。梵蒂冈无此劫难，可看的东西自然就多了。列班·扫马最感兴趣的是圣彼得的墓、教皇的神坛与裹着亚麻布的基督受难像。对于教堂的艺术，柱廊、花窗、雕刻，列班·扫马似乎没有在意。1285年刚刚完成的华美精致的圣体盘，如此耀眼夺目，也没见列班·扫马提及。在梵蒂冈的教士陪同下，列班·扫马还参观了罗马城里的其他几个教堂，在朝圣者的眼里，丰富的罗马城只剩下圣迹了。
老教皇已死，新教皇一时还选不出来，每一位红衣主教都想自己当教皇 。列班·扫马的使命一时无法完成，只好继续北上，去巴黎觐见法国国王菲利浦。途经热内亚，受到隆重的欢迎。这是个国际化的商都，许多热内亚商人在波斯。但他们不可能在军事上给伊儿汗任何帮助，他们同样也跟马木鲁克的商人做生意，他们没有政治上的敌人，只有贸易上的敌人，就是威尼斯。许多事都让列班·扫马困惑不解，这里没有君主，只有商人和商人们组织的市政会。这里的教徒从不斋戒，他们说，当年皈依他们的圣徒看到他们身体太弱，就允许他们一年的任何一天都可以吃肉。
盛夏的日子在南欧旅行，炎热增加了疲劳。初秋到达巴黎，在盛大的欢迎仪式中进城，列班·扫马连续休息了三天，有焕然一新的感觉。新即位的法王菲利浦四世看上去是个有作为的年轻人，更像他的祖父，当年派遣安德鲁与鲁布鲁克出使蒙古的圣路易。觐见很圆满，菲利浦四世询问他的使命，被阿鲁浑汗的“诚意”所感动。他说连异教徒蒙古人都这么关注解放圣地耶露撒冷，基督徒没有理由不热烈响应。菲利浦四世答应“派大军”与阿鲁浑汗联合行动，进攻马木鲁克苏丹。列班·扫马如释重负，在巴黎住了一个多月。
实际的前景并不像他想的那么乐观。菲利浦四世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心腹之患在法国边界而不在地中海的那一边。西部他与英国国王爱德华的积怨已深，不久将爆发一场持续4年的战争（1294-1298），南部与阿拉贡国王的争端主要在普罗旺斯的领主权上，东北方在佛兰德斯，他与神圣罗马皇帝也有冲突，由于财政收入不足，他禁止法国硬通货外流，法国教会的贡税减少，又得罪了罗马教廷。菲利浦四世即使有诚意组织十字军东征，目前身边的困扰也使他无能为力。他隆重招待了阿鲁浑汗的使者，并派了一位骑士随行波斯报聘。
13世纪的巴黎可能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它不像那不勒斯、热内亚那种商业城市，也不像罗马那种宗教城市，巴黎的特色是王家气派与文化。如果说王家气派不可与君士坦丁堡同日而语，文化氛围却是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10市民中，有3万学者 。 “这里有3万学者研究基督教教义和世俗之学，即翻译和解释所有的圣经和科学，科学系指哲学、修辞学、医学、几何学、算术和星象学。他们经常忙于写作，一切活动都得到国王支持。”列班·扫马在巴黎住了一个多月，“参观了市内一切”。但他在游记中特别提到的只有圣丹尼教堂，那里停放着已故法国国王们的棺木和他们王冠、武器和衣服，有500名修士在为他们斋戒、祷告。30，000名学者与500名修士，在数字上显然都有些夸张，或许说明巴黎的规模让列班·扫马印象深刻，叙述游记时保留在记忆中的数字不知不觉地被夸大了。但是，他始终没有提到巴黎圣母院，这一点不可思议，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他和他所在的教会，都无法接受一个供奉“圣母玛利亚”的教堂 。他在叙述游记时省略了，或被记述者省略了。
现代人不容易想象中世纪的旅行，从巴黎到波尔多，几个小时的车程，在那时要走20天。列班·扫马1287年10月初告别巴黎，下旬才到英王爱德华的驻跸地波尔多 。列班·扫马的到来对这座小城是件大事。爱德华国王弄清楚他的身份后立刻接见了他，并表示，收复圣地耶露撒冷，基督教君主责无旁贷，他们身上佩带的十字徽章时刻提醒他们这一神圣使命。爱德华一世请列班·扫马领宫廷弥撒，然后盛宴招待阿鲁浑汗的使者。从当时的一则史料中我们知道爱德华宫廷宴会的场面，一次宴会可以上10头牛、59只羊、1742只鸡、各种野味、海鲜、大量的酒与面包…… 列班·扫马对他所领受的盛宴只字不提，依旧叙述他参观教堂圣迹。
辞别英王的时候，已经是冬天了。列班·扫马决定返回热内亚过冬。或许那是唯一一个让东方人感到亲切的西方城市。许多热内亚商人去过波斯甚至中国，其中可能还有列班·扫马的熟人，至少那是他的意大利译员或随从的家乡。列班·扫马的心情很好，12月的热内亚依旧是绿叶满树、海风和煦，列班·扫马将热内亚比作“花园般的天堂”。出行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欧洲两位最强大的国王已经答应出兵配合伊儿汗国进攻马木鲁克，只剩下教皇了。当然，他知道，没有教皇支持是不行的。半年过去了，想当教皇的12位红衣主教有6位已经去世，教皇还没有选出来。随着新年的到来，列班·扫马有些焦急。教廷的使节约翰·图斯库鲁姆路过热内亚时，列班·扫马抱怨他为选举教皇已经等了半年多了。1288年2月20日，新教皇选出，就是当时诘问扫马教义的那位红衣主教。
列班·扫马急忙赶往罗马。新教皇尼古拉四世的礼遇令一个朝圣者感激涕零。他被挽留下来过复活节，有幸在梵蒂冈领了一次弥撒，从教皇手里享用了圣餐，并参与、目睹了复活节期间所有重大仪式，教皇布道的声音被淹没了，成千上万的教众们手持橄榄枝，云集在露天广场，阵阵响起的“阿门”之声，回荡到天堂。但是，作为一位使节，出使的结果却令人失望。复活节之后，列班·扫马将返乡，教皇分别致书阿鲁浑汗、马·雅伯拉哈三世、已故阿八哈汗的遗孀拜占庭公主、列班·扫马 和一些在波斯居留的欧洲人。这些信的副本保存在梵蒂冈教廷档案中。在给阿鲁浑汗的信中，尼古拉四世只字不提派遣十字军配合攻打马木鲁克，似乎收复圣地是蒙古人的事。他再三敦促阿鲁浑汗接受洗礼，受洗后“借助主的帮助，耶露撒冷的解放将会更容易实现”。十字军的援助不可指望了，阿鲁浑汗只好先信仰上帝，然后等待上帝在他攻打马木鲁克苏丹时助他一臂之力。狡猾的教皇将责任一半推给阿鲁浑，一半推给上帝。列班·扫马的使命实际上落空了。尼古拉四世感激马·雅伯拉哈三世恩待在东方传教的圣芳济各会修士，同时也不失时机地暗示景教的信仰不纯正，罗马教廷对景教教廷拥有“像慈母一样”的绝对的权威性，为了让这些东方教徒“保持罗马教会所遵守的纯正信仰”， 尼古拉四世在给马·雅伯拉哈三世的信中不厌其烦地阐释教义。
教皇让阿鲁浑接受洗礼，让景教宗主教、波斯大主教、汗王的遗孀修正信仰，让在波斯经商或在汗廷当差的欧洲世俗中人传教。带着这些不合情理、令人失望的信件与礼物返回波斯，列班·扫马并没有表示什么不快。1288年9月，列班·扫马终于重归波斯，这里已经是他的第二故乡。晋见阿鲁浑汗的时候，汗王说：“我使您太劳累了，因为您是位老人。此后我们不再让您离开我们。我们要在宫外建一教堂，您可在那里领礼拜做祈祷。”
列班·扫马之后，阿鲁浑继续遣使去欧洲，但没有任何实效。教皇对他的倡议未置可否，法国国王与英国国王都没有履行他们的诺言。他们时刻佩带着十字军的徽章，但身边的利益与麻烦使他们顾不上遥远的圣地耶露撒冷。机会正在不知不觉地流失。马可·波罗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儿汗王阿鲁浑。1291年，马可·波罗一家从中国启程时，阿鲁浑在波斯逝世了。阔阔真公主转嫁阿鲁浑的长子、拥重兵驻守忽罗珊的合赞。在从波斯到君士坦丁堡的途中，马可·波罗听到忽必烈大汗驾崩的消息，他知道再也不可能重游遥远如天堂般的汗八里了。这是1294年，这一年列班·扫马在波斯也去世了，列班·扫马弥留之际那深沉悠远的祈祷声响起的时候，法王与英王之间再次爆发战争。
列班·扫马在祥和的气氛中辞世，内心一片澄明。在这个世界里，他游历如此广阔，扮演的角色又如此重要，再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再也不会有这么美好的时刻。一年以后，信奉伊斯兰教的合赞继承汗位，他的大臣努鲁兹下令摧毁景教教堂、没收他们的财产、屠杀景教徒与犹太人。灾难开始了，马·雅伯拉哈三世被一伙狂暴的穆斯林半夜从家中拖走，监禁、倒悬、鞭打，若不是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二世相救，马·雅伯拉哈三世已被努鲁兹处死。当年汗八里的两位朝圣者，死去的已经获得了永恒的宁静，活着的正经历暮年的血腥风雨。1317年的一个冬夜里，列班·马古思，那个家乡在内蒙古的来自汗八里的青年，逝世在波斯马米尔耶湖畔的马拉加城外的修道院里。死前他伤心地看到，巴格达、大不里士、哈马丹、摩苏尔、马拉加的景教教堂全部被破坏，教会财产被洗劫一空，大多数教堂被夷为平地。景教的黄金时代永远过去了。在一次可怕的劫难中，列班·马古思对历史学家拉施德丁说：“活着还有什么用呢？我希望国王命我返回东方我来的地方，或者让去法国渡我的余年。”
列班·扫马与列班·马古思，自从1276年左右离开汗八里后，谁也没有再回到他们的故乡。旅行改变着世界。它有三层意义。一是旅行者从故乡到异乡，沟通了两地的物资与观念；二是旅行者回到故乡，在故乡面前打开了异域，他所开始的贸易重塑了本土的经济结构，他所叙述的大量的有关异域的知识与经验丰富了故乡的视野；三是本土在试图将异域的力量纳入自身文明秩序的同时，开始在自身的社会与文化结构内组织、创造异域的意义，使其成为具有某种超越价值的文化乌托邦，推动本土的变革。旅行改变着世界，旅行者不仅要将故乡带给异乡，还要像马可·波罗等人那样将异乡带回故乡。从欧洲返回波斯后，列班·扫马用波斯文记载了他的出使经历与见闻。在伊儿汗国的伊斯兰化过程中，列班·扫马的游记、出使报告、日记以及书信全部散佚了。列班·扫马，这位可以与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齐名的中世纪的伟大旅行家，被历史遗忘了500年。直到188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居住在波斯西北的索罗门先生（Mr Salomon）从一位信奉景教的突厥青年那里发现了一部叙利亚文手稿。手稿记录了列班·扫马的生平与旅行。一次东方人发现西方的旅行，被西方人发现。大英博物馆购买了手稿，法国出版了最早的法语译本，以后又有英语、俄语译本。西方人感兴趣的是13世纪的欧洲出现在一个来自中国的突厥景教徒的眼中是什么样子。遗憾的是，手稿太简要了，叙利亚语译者也是编者，他说他翻译过程中删节了大量的内容。
“发现”留下太多的遗憾。
列班·扫马生在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并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如果教皇响应阿鲁浑汗的倡议而法王英王又不食言，西亚伊斯兰世界、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的历史都可能重写。
列班·扫马的原始记载中，一定包含着大量吸引人的史料，如果没有散佚，如果叙利亚语译者没有删节，东西交通交流的历史一定写得更丰富更有意义，在马可·波罗们到中国的时候，从中国出发的旅行家也到了西方，而且列班·扫马很可能是第一位到西方的中国旅行家。这是一个起点，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时刻。
列班·扫马从中国到欧洲，去了但没有回来。他所记述的异域，即使在波斯，也没有流传。旅行的历史意义不仅要有勇敢的旅行者，还要有接受这些英雄们的社会文化环境，他们渴望异乡与异乡的消息，渴望超越自己改造自己，渴望从家乡走向世界并将世界变成自己的家乡。马可·波罗赶上了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的期待视野，尽管许多人将信将疑，他的游记还是有许多版本在欧洲广泛流传。列班·扫马在这一点上是不幸的，他的家乡不关心异域，即使他回到汗八里，用汉语写作游记，也难免不会散佚。表面上看，散佚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实质上却有必然的理由，它是社会文化无意识遗忘的方式。随意丢失的是人们不经意、不珍视的东西。蒙古世纪许多欧洲人到中国，从中国到欧洲的中国人也可能不止列班·扫马一个，大旅行的种种动人的事迹，为什么在中国史料中记载那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