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年间，利玛窦到中国。他发现，中国人想象的中国那么大，几乎容不下世界，想象的世界又那么小，几乎容不下西方。当年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西方形象，让利玛窦难堪；多少年后，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也让我们自己难堪。如果从东汉桓帝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来朝算起，到鸦片战争爆发，中西交通已有近1700年的历史，帝制时代中国的西方形象，也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从同化美化的海西国“大秦”“拂？？”到异化鬼化的“佛郎机”、“红毛夷”，其中知识与想象的裂变、社会文化结构的隐喻意义，颇多耐人寻味之处，而利玛窦见识的中国的西方形象，不过是一个焦点，一个历史叙事的戏剧化的焦点。
一
利玛窦万历年间到中国，最初在肇庆教堂接待室的正面墙壁上，挂起了欧洲绘制的世界地图，世界有五大洲，中国是亚细亚洲的一部分，并非像中国人想象的那样，是世界的全部或“天下”。神父用心良苦，他想用地图改变中国人心中那种无知的自大与莫名的恐惧。“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的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则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另有一个结果也同样重要。他们在地图上看到欧洲和中国之间隔着几乎无数的海洋陆地，这种认识减轻了我们到来所造成的恐惧。为什么要害怕一个天生离他们那样遥远的民族呢……”
对外部世界的轻蔑与恐惧交织在一起，是一种复杂的民族心理，根本原因还在于无知。万历年间，利玛窦到中国的时候，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中国海岸，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不久荷兰人也来了。这些长身高鼻、猫眼鹰嘴、拳发赤须、诡服异行的“佛郎机”或“红毛夷”，不论对沿海的百姓还是帝国的官吏皇帝，都是一个谜。他们来自何方何国，来意如何，不甚了了。1517年，由舰长费尔南·皮雷斯·德·安德拉德( Peres de Andrade)与大使拖默·皮雷斯(Tome Pires)率领的葡萄牙使团到达广州，在大明皇朝的眼里，他们是来朝贡的番使，只是此前从未听说过这么一个“番邦”，也从未见识过那么野蛮的习俗，贡船驶入珠江口，竟用杀人攻城的火炮来表示友好与尊重。礼炮让怀远驿的守备关并恼怒，于是佛郎机贡使被扣在光孝寺学习了三天的天朝礼仪，然后才定好日子引他们去见总督陈西轩公。《广州通志·夷情上》记载得很清楚：“佛郎机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铳声如雷，以进贡请封为名。”
葡萄牙、西班牙在大明天下，被统称为“佛郎机”。这个称呼并无恶意。按照利玛窦神父的解释，穆斯林将欧洲人称为法兰克（Frank），中国人随他们称呼，因为发不出“r”这个音，就成为“佛郎机”。当然，从马来半岛、苏门答腊或爪哇岛信奉回教的商人们那里听说的“佛郎机”，也绝非什么善类，毕竟葡萄牙人占领了他们的城市，烧毁过他们的船只与房屋，屠杀过他们的父兄妻女。1511年，葡萄牙阿尔布克尔克总督攻陷马六甲，洗劫九天，满剌加国王苏端妈末派使者( 可能是国王的叔父穆德里尔)向大明帝国求援。迟迟10年以后，明世宗才想起让兵部议一议这件事，并下了一纸诏书：责令佛郎机退还满剌加，并谕暹罗等国前去援救。
诏书下得荒唐可笑，生长在内宫太监女眷身边的年轻皇帝，还真以为四夷慕化弃服，帝国抚有天下，佛郎机不过是满剌加旁边苍茫大海中的一个撮尔小番邦，《明史》“佛郎机传”记“佛郎机近满剌加”，莫名其妙！当时在广州做佥事的顾应祥详细记述了第一只葡萄牙师团在中国的遭遇：“正德丁丑(十二年)，予任广东佥事，署海道事，蓦有大海船二只，直至广城怀远驿，称系佛郎机国进贡。其船主名加必丹。其人皆深目高鼻，以白布缠头，如回回打扮，即报总督陈西轩公金临广城。令于光孝寺习仪三日，而后引见。查《大明会典》并无此国入贡，具本参奏，朝廷许之，起送赴部。时武宗南巡，留会同馆者将一年。今上登极，以其不恭，将通事明正典刑，其人押回广东，驱之出境，去讫。其人在广东久，好读佛书。”
大明皇朝的官员百姓，似乎弄不清葡萄牙与满剌加究竟有多远，分不清阿拉伯人与葡萄牙人，并将天主教与佛教混同一谈。看到葡萄牙人读《圣经》、听布道、做祷告，就想当然地判断“好读佛书”。广州素来是五方杂处的商港，唐朝时据说就有10多万大食番商，黄巢起义曾对他们大开杀戒。明朝以来禁海，外番贡使从海路来，限走广州。见怪不怪，如今多了个回回打扮的佛郎机，似乎也不足为奇。若不是他们过分剽悍凶险，经常如海寇犯边扰民、劫财掠物，天朝似乎也不会特别注意他们。但是，由于他们在中国海岸的暴行，天朝民间出现一些关于他们的恐怖传说：烹食小儿。“番国佛郎机者，前代不通中国。……其人好食小儿，……法以巨镬煎水成沸汤，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镬上，蒸之出汗。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
这段吃人故事，见于１５７４年阎从简的《殊域周咨录》，当然，记载这段故事的远不仅这一部书。佛郎机在明朝的印象早已被涂抹得一团漆黑，这里有外夷的暴行，也有国人的想象。1521-1524年间发生在广东屯门岛与1549年发生在福建走马溪的剿海战役，使佛郎机人的形象进一步恶化。他们被中国备倭海道生擒、斩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出现在中国史书中的怪诞甚至丑陋的译名，诸如别都卢、疏世剌、浪沙罗的哔咧、佛南波、兀亮别咧、鹅必牛、鬼亦石、喇哒，据说还有一名“贼妇”“哈的哩”。
利玛窦知道，佛郎机人侵暴边疆、杀戮人民、劫掠财物、烹食小儿，番鬼形象恶劣到极端，所以他极力避免让大明人将他与那些海上暴徒混为一谈。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和他的同道们都来自那个香山澳，大明帝国边境上的一个“番鬼城”。这是让国朝人士感到极不舒服的一件事。总督张鸣上书比喻：广东澳门有夷人，犹如帝国的背上长了个疥疮。 疽疥虽无大碍，但总让人难受，何况还长在背上，痒痛难挠，让人有苦无奈。比喻还真是细微妥帖。
佛郎机干扰了一个世纪，商人海盗在边境，传教士在内地京城，但国朝中人，连最饱学者，也说不请他们是谁，来自何处。《明史·佛郎机传》说，佛郎机近满剌加。佛郎机人凶险，武器也最精良，海外诸番无敢与之对抗。他们强占满剌加地，并伪称满剌加人来国朝上贡，后来据说又改称“蒲都丽家”（应是葡萄牙Portugal的译音），又改称“干系腊”（可能是天主教Gatholic 的译音，也可能是卡斯提利亚王朝Castilla的译音），到底是谁，来自何方何国，让人困惑。来历不明，就难免让人心有疑虑。朝廷不准其朝贡，但边防又无法制止，于是朝野议论纷纷。不止不觉大明皇朝覆灭，佛郎机们到也没有酿成大害。
连佛郎机与满剌加都分边不清，就更难分辨葡萄牙与西班牙了，何况不久葡萄牙又一度被并入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绕道美洲征服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晚半个世纪来到中国海岸。大明官民把他们也称为佛郎机。于是，有澳门的佛郎机，还有吕宋岛的佛郎机。满剌加与吕宋都曾是大明皇帝册封赍赐过的藩属国，但满剌加被葡萄牙人占领，皇帝拖了10年才下了一纸不着边际也不和时宜的诏书，还以为真像郑和船队回来宣传的那样：“天书到处多欢声，蛮魁酋长争相迎。南金异宝远驰贡，怀恩慕义摅忠诚。”
吕宋岛被西班牙所据，马尼拉满者伯夷王后裔们的宫殿化为灰烬以后，入侵者用皮鞭与棍棒逼迫土著人，其中可能还有华族移民，为他们修筑西班牙式城堡与天主教堂。灾难传到国朝，变成了一则荒诞无稽的诈骗故事：自称从西方“干系腊国”来的一股佛郎机人，借给吕宋王祝寿献上黄金，并请求国王赐给他们象牛皮大小的一块地盖房子。国王恩准了，想不到他们竟将牛皮剪成细条，连接起来，圈了一块地，大得让国王吃惊。国王后悔，但又不好失信于这些远夷……
荒诞传闻正好可以填补知识的空白，让人感到心安理得。西班牙人占据菲律宾，并一度狂想远征中国。他们的大帆船开辟了从南美洲到菲律宾的大帆船贸易，于是，美洲的白银被源源不断地运抵中国购买中国货。国朝不知海外变故，盛传“海上有银山”，万历皇帝为自己营造了一座豪华的陵墓，花了800万两白银，朝鲜战争又去国库白银2600万两。内府、宗藩、冗官，势穷弊极，耗尽帝国财政。人们只知银元流入，却不知银元来自何方，闽南两位风水先生忽发奇想，上奏朝廷说，吕宋有座机易山，山中有树，盛产金豆，如果派人去采集，每年可获黄金10万两，白银30万两。神宗皇帝将信将疑，派太监高？？前去勘察。高？？是福建税使，知道这是胡说，又派海澄丞王时和、百户于一成带那位名叫张嶷的风水先生渡海前往吕宋。马尼拉的西班牙总督面对前来采金豆的中国官员大惑不解，质问：“中国派你们来开山，山各有主，怎么能随意开采？如果中国有金山，我们可以去开采吗？何况你们说山中树上产金豆，树是什么树？”王时和一时答不上来，看看风水先生，张嶷诡辩：“山中遍地黄金，还要问什么树所生吗？”轰堂大笑。
天朝官民的这份糊涂，给利玛窦委实带来许多麻烦。利玛窦把自己扮成和尚在肇庆传教，但总遮掩不了“长身高鼻、猫睛鹰嘴”。肇庆是个内陆城市，听到过一些关于佛郎机人剽劫行旅、掠食小儿的传说，好奇的小孩向教堂扔石头，教士的仆人抓住一个小儿，周围的百姓沸腾了。他们哭天抢地，他们的孩子被食人生番捉走了，要求官府惩治番鬼。利玛窦不理解，中国百姓为什么如此容易仇恨容易激动。在这大惊小怪的激愤群情背后，有那个烹食小儿的可怕传闻。据说佛郎机国在狼徐鬼国对面，狼徐鬼国“分为二洲，皆能食人”。 “嘉靖初，佛郎机国遣使来贡，初至行者皆金钱，后乃觉之。其人好食小儿。云其国惟国（口）得食之，臣僚以下，皆不能得也。至是潜市十余岁小儿食之。每一儿市金钱百文。广之恶少，掠小儿竞趋途，所食无算。”不仅如此，还有更可怖的烹食法：“以巨镬煎滚滚汤，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镬上，蒸之出汗，尽乃可取，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
传说中的狼徐鬼国“分为二洲，皆能食人”，而佛郎机国在狼徐鬼国对面。与佛郎机人打了一个世纪的交道，朝野对佛郎机还是不甚了了。不知道，似乎也不想知道。荷兰人又到了，辛丑年记事（1601年），“……九月间，有二夷舟至香山澳，通事者亦不知何国人。人呼之为红毛鬼。其人须发皆赤，目睛圆，长丈许。其舟甚巨，外以铜叶裹之。入水二丈，香山澳夷虑其以互市争澳，以兵逐之。其舟移入大洋后为飓风飘去，不知所适。”
佛郎机横行海上100年，中国的饱学之士大多不知“狡夷”来自哪里，孤陋令人心寒。佛郎机凶狡不可名状，荷兰红夷又飓风飘来，更残暴也更让人捉摸不透。1604年、1622年两次冲突之后，红毛水怪占领了台湾。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可接受了，而难以接受的事必须得到一种“合理的解释”，才能化解它对社会与观念传统带来的冲击。人们已经习惯了用老故事解释新现实。一个可以解释的世界总还算是一个幸福的世界，任何一种貌似合理的解释，都可以帮助人们忍受苦难与灾变，甚至获得道德上的优胜。荷兰人占领台湾，大陆流传着另一个牛皮割地的荒唐故事。荷兰红毛欺骗土番用重金购买一块牛皮大小的地，台湾土番像吕宋土番那样上当了，红毛夷则象佛郎机那样将牛皮剪成绳，续起来圈了很大一块地，筑城而居。 总不值得为一群逞凶斗狠、杀人越货的海贼费太多思量。 那是一个割牛皮乞地的奸诈故事。野蛮人可以拥有武力上的强大，但绝不可能拥有道德上的强大，动摇不了文化优胜的华夏中心主义神话。 直到1680年清朝派去巴达维亚的使节，仍以为荷兰国没有陆地，在爪哇岛附近的大海深处。或者，“地近佛郎机”，而佛郎机又在何处呢？近满剌加，或狼徐鬼国对面？
二
万历时代中国人的世界知识与西方形象，不仅让利玛窦神父难堪，实际上也让国人自己难堪。想当年郑和七下西洋、汪大渊浮海万里，杜环经行西亚、法显玄奘西游、张骞“凿空之行”，国人不仅漫游世界，也将世界知识带回中国，胸怀眼界，何等开阔。至少此前1000年，中国人已经知道罗马帝国，知道那些通往“海西国”的道路，知道“大秦”的风土文明，不仅引为同类，而且颇有些羡慕。只是后来遗忘了，远的不说，就连本朝人郑和远航，200年后也变得荒渺蹊跷，远航的事迹与所历的国家，似乎都半真半幻，若有若无。利玛窦在北京那些年里，坊间正流行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碧峰长老给永乐皇帝呈上一个“经折儿”，图中画着西洋18国，长老说：“西洋是个总名，其中地理疆界，一国是一国……第一国，金莲宝象国；第二国，爪哇国；第三国，女儿国；第四国，苏门答剌国；第五国，撒发国；第六国，溜山国；第七国，大葛兰国；第八国，柯枝国；第九国，小葛兰国，第十国，古俚国；第十一国，金眼国；第十二国，榜葛剌国；第十三国，木骨国；第十四国，忽鲁国；第十五国，银眼国；第十六国，阿丹国；第十七国，天方国；第十八国，邦都鬼国。” （第15回）这18国半真半幻, 知识贫乏的时候，想象才活跃起来。
知识退化，国朝人自己也应该难堪。内府剧戏，看场平话，子虚亡是，国朝人士不仅不知道大西洋国，甚至连郑和200年前郑和远航所至的国家地区也不清楚了。 历史衰落到人已经无法想象人的事迹，就只好将人的事迹神魔化。《西游记》问世于1580年前后，玄奘和尚乘危孤征、远徒万里去印度取经的历史变成神魔夹道的传奇。无法相信人的事迹，神魔化是一种解释，也是一种安慰。毕竟不可想象的伟大事业原不属于人的经历，衰落中的现实也就不会令人难堪。《西洋记》根据郑和七下西洋的事迹演义，三宝太监郑和已变成一个虾蟆精（见第16回），千百舟子当年牵星观斗的航行，现实到寻常，如今因为不可思议，只好让碧峰长老从中呼风唤雨、翻江倒海，成帝国水师西洋取宝之行。《西游记》与《西洋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作为英雄的人的事迹已经微不足道，他的所有的努力与成败都掌握在神的手中。
人与知识在历史中堕落。人的远航停止后，神魔的“远航”开始。《西洋记》写作的史料依据是《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幻想的内容却无奇不有。史料记载的真实由于无法验证，本身已经变得虚幻。而人的经验世界变得如此狭小，虚幻的也会变成真实。利玛窦神父选了一个国朝人知识退化眼界闭塞的时代到中国来。200年前郑和下西洋（1405-1433），远至东非与阿拉伯半岛。300年前汪大渊（1311-？），少年附舶浮海，两下东西洋，游踪广远，甚于郑和， 后人已不可想象，他所著的《岛夷志略》录岛夷99条，今天可以考证的也有53条。 郑和时代不论就航海还是世界知识，都不见比汪大渊时代有所进步。知识也在退化。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发现1402年由朝鲜李荟和权近绘制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是在1330年左右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1370年左右僧清？？的《混一疆理图》的基础上合成的。遗憾的是两幅中国的地图已经失传，从留下来的朝鲜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看，汪大渊时代 中国人所掌握的世界地理知识非常广博，中国人的西方地理知识不仅比同时代西方人掌握的中国地理知识多，而且还有可能比西方人掌握的西方地理知识还多：“……图中的西方部分很值得注意，其中一共有将近100个欧洲地名和35个非洲地名，非洲的形状很正确地画成三角形，而且三角形的尖端所指的方向也是正确的。图中非洲北部的撒哈拉，与许多中国地图（包括《广舆图》在内）上的戈壁沙漠一样，画成黑色。在亚历山大里亚所在的位置上绘上了一个塔状物，以代表亚历山大里亚的著名灯塔。地中海的轮廓画得很好，但绘图者没有把它画成黑色，这也许是因为绘图者不能肯定它是不是一个普通的海的缘故。德、法等国的国名均用音译（A-lei-man-ia和Fa-li-his-na），而且还绘上了亚速尔群岛。从所使用的符号来判断，朝鲜的平壤被认为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首府之一，而另一个被认为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城市则位于欧洲，从它所在的位置来看，大概是指布达佩斯。从这幅地图可以看出，绘图者所掌握的西方地理知识是相当广博的，比欧洲人当时所掌握的中国地理知识明确得多。”
万历朝国人的世界知识，已经收敛到爪哇，爪哇以远若有若无，半真半幻。书籍散佚是集体遗忘的证据。当年广博的世界地图已经不知去向，没有人关心甚至没有人相信。1275年前后，马可·波罗到达北京的时候，北京的景教徒列班·扫马从房山“十字寺”出发，去耶路撒冷朝圣，后来又受波斯伊儿汗王之托出使欧洲，远至巴黎。遗憾的是列班·扫马用波斯文写的游记、出使报告、日记以及书信全部散佚了。 元朝地图上可能出现近100个欧洲地名，明朝人却基本上不知道欧洲何处。艾儒略撰《职方外记》五卷，详细介绍世界五大洲，尤其详述欧洲地理人文，物产习俗、赋税词讼、文学宗教。国朝少数敏感的士人如杨廷筠、李之藻、瞿式谷者，希望该书可以“破蜗国之褊衷”。实际上做到这一点很难。《明史·意大里亚传》最后提到《职方外记》，一带而过，认为那些泰西传教士喜欢吹牛，说起他们国家的风俗物产，多有夸饰。
有明一代，国人也不清楚天涯何处是欧罗巴。一打传教士、三五个热心西学的士人，他们的知识既不能广告天下，也不能取信于人。但是，国人对西方对世界，眼界胸怀，偏狭孤陋、恐惧多疑，也并非从来如此。如果从东汉桓帝九年（166）大秦王安敦（罗马皇帝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遣使来朝算起，中国知道西方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不仅多少了解那个文明，而且颇多好印象。这从史籍中对大秦、拂？？描述就可以看出。
《明史·意大里亚传》开篇就断定意大里亚“自古不通中国”。万历年间人阎从简收集旧闻耳食写成《殊域周咨录》，其中提到一个拂？？，可能与欧洲有关，却显得语焉不详。但《宋史》曾为拂？？国立传，称“元丰四年十月，其王灭力伊灵改撒始遣大首领你厮都令厮孟判来献鞍马、刀、剑、真珠。” 此灭力伊灵改撒可能是东罗马帝国皇帝迈克尔（Michael Ducas）或其政敌布里延涅斯·凯撒（Bryennius Caesar），也可能是塞尔柱克突厥的副王 “Melek-i-Rum Kaisar”。拂？？国可能是拜占庭帝国也可能是塞尔柱克帝国。塞尔柱克国王也曾称自己为罗马王（King of Rum）。伊斯兰世界里，直到１５世纪，还称小亚细亚和土耳其帝国为罗马（Rum）。
《宋史·拂 国传》断定拂？？国“历代未尝朝贡”，而且似乎混淆了塞尔柱克与东罗马。实际上拂？？国通唐，就是已知近千年的“大秦”。《后汉书》卷８８《西域传》记“大秦国，一名犁？？，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之。有松柏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
拂？？ 国或大秦，据考就是东罗马帝国 ，不仅古已通中国，而且在中国获得“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的好印象。值得注意的是，在汉帝国的视野内，大秦是一个不同于荒外四夷的文明国家，汉帝国虽雄霸，但国朝人却没有后世那么自大，并不自以为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国家。 《史记》、《汉书》、《后汉书》中有关有关犁？？、大秦、海西国的记载，可能指希腊化时代晚期的托勒密王朝、塞琉古王朝和罗马帝国。欧洲确属远国绝域，丝绸之路“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据说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还曾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大汉天下分崩离析，《晋书》记大秦，除照搬《后汉书》并有所删减或遗漏外，渲染了猎奇色彩，如“屋宇皆以珊瑚为（木兑·水而），琉璃为墙壁，水精为栏础”。将近四个世纪里华夏王朝朝立暮覆，战乱频仍，直到元魏时代才有定局。《洛阳伽蓝记》（卷三）记元魏时代洛阳永明寺有“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尽天地之西陲”。四夷馆中“西夷来附者”，“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魏略·西戎传》中关于大秦的陈述较为全面，除复述《后汉书》的内容外，在人文制度、地理物产方面，似有所补充。并想当然断定“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故域外谓之大秦”。
国人祖上也曾胸怀宽广。西方以一个“有类中国”的文明国家的形象出现，最初在汉代中国的世界视野里。从中亚与西南亚来的商人与汉廷出使西域的使节，都可能带回大秦国的消息。犁？？、大秦、海西国、拂？？，可能指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也可能是小亚细亚半岛、意大利半岛或巴尔干半岛，可能是托勒密、塞琉古王朝，也可能是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甚至塞尔柱克王朝。不管怎样，它们在地理与文化传统上都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方”有关。中国传统视野中的西方指中亚或印度，以罗马帝国代表的欧洲文明出现在更远的西方，就成为海西、远西、泰西。直到近现代，西方才特指欧美，其整体性认同并不表现在地理上，而表现在文化上，即两希传统（希腊与希伯莱）、基督教信仰与启蒙哲学、资本主义经济与民主政治。拂？？之名，最早出现在隋唐时代 ，以后直到佛朗机人出现在明代，中国文书中一直以拂？？与大秦并用称拜占庭帝国。 大唐天下，疆域辽阔，五方杂处，四夷称臣。《旧唐书》（卷１９８）记载贞观十七年、乾封二年、大足元年、开元七年，拂？？王波力多遣使来朝献贡，遣使的拂？？王波力多，据西方汉学家考证为罗马教皇西奥多罗一世（Pope Theodorus I）或叙利亚总主教帕特拉克（Patriach）。将Pope Theodorus 连起来读或读patriach，都可得波力多译音。
大秦国是因为“有类中国”，而被称为大秦的。最初出现在中国的世界视野里的西方形象，尽管并不具体准确，但至少不像后世那么诡异荒蛮。汉唐胸怀中，国朝人士强调的是西方“有类中国”的文明一面，甚至美好的一面。 从汉到唐宋，大秦形象在中国，有细节出入，无总体知识的增加。有些特征被遗忘了，有些情节则添加进来，只是有类中华之说被一再重复。大秦如中华，风物教化，无不文明，城居车行、田作衣绣、人民长大平正……怛罗斯战役中杜环被黑衣大食俘虏，流离西亚数十年，才从海道乘大食商船取广州回国。劫后余生，杜环著《经行记》，记述自身遭遇与西亚风土人情。可惜这部书散佚了，其中一些内容转述在唐代杜佑著的《通典》（卷一九三）中，提到大秦，已不满足于有类中国之说，干脆成了中国人：“其人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或云，本中国人也。”
三
利玛窦神父没有赶上那个好时代。中国人胸怀宽广，对世界、对西方，有知识也有好印象。然而，一切都变了。在中国人的眼界中，帝国膨胀，世界缩小，大明皇朝际天极地，帝国之外，不是蛮荒大漠，就是凶险的海洋，几个鸡零狗碎的小岛，加起来不如帝国的一个省大。中国人的这种自我感觉，让利玛窦神父伤透脑筋。中国人不了解世界，怎么了解世界中的西方，不了解西方，怎么能了解西方的基督教，还有他，这个泰西和尚……利玛窦到京师，自称大西洋人，礼部上书称，大明会典记载到西洋琐里国，并无大西洋国，利玛窦其人可疑，其国也“真伪不可知”。
利玛窦和他的同道们继续传播他们的地图，介绍天下有五大洲，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亚墨利加、墨瓦腊泥加，希望能够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欧洲人的看法。徐光启在南京见过赵可怀、吴中明进士刻印的《山海舆地图》，李之藻与友人造访利玛窦时，也见到他悬挂在堂前的“大地全图”。神父感到欣慰，不仅一些有知识的中国人开始接受他的《山海舆地图》，对欧洲文教制度有好感，万里皇帝传旨将大西洋和尚利玛窦献的万国全图印在宫里的屏风上。利玛窦1610年在北京过世，13年后，艾儒略神父在杨廷筠协助下编成《职方外记》，卷首“五大洲总图界度解”之后分五卷，亚细亚总说、欧逻巴总说、利未亚总说、亚墨利加总说和四海总说，其中欧逻巴总说对欧洲的介绍尤其详细。艾儒略还是感觉书不尽言，1637年又出《西学问答》，进一步解答了有关西方风土人情的40多个问题，对方域、列国、饮食、衣服、宫室、制度、立学、设官、宗教、政形、武备等方面都有生动的描绘。国朝总算有人明白，如谢肇（水+制）《五杂组》所言：“天主国，更在佛国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与中国无别。”
但是，毕竟明白的人太少。利玛窦、艾儒略、毕方济、南怀仁，由明入清，百年间编制坤舆万国全图，金尼阁来中国，带来了七千多部图书，其中大量介绍欧洲，从山川风俗，到政教、军事、物产、技艺各个方面，一应俱备。但国朝很少人知道，更少人相信。张维华指出：“明人于欧西地理始终不明，而于西士所言及其著述，亦始终疑为伪妄。” 创修于顺治二年（1645年）的《明史》中，四国传表述的欧洲国家观念，仍一片混乱。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被误当作南洋国家，近满剌加、吕宋或爪哇，虽然听说意大利在大西洋，但不相信利玛窦的万国全图与五大洲之说，评价“其说荒渺莫考”，“其所言风俗、物产多夸。”。顾炎武算当时饱学之士，《天下郡国利病书》写佛郎机，也不外是流行套话：“佛郎机国在爪哇南，古无可考……素不通中国……略买食小儿，烹而食之。”
传教士们煞费苦心，国人们不是不闻不问，就是将信将疑。当然，将信将疑者还算是温和，激烈者已开始大加讨伐。 “外夷”所传，不可尽信，甚至尽不可信。魏（氵睿）在《利说荒唐惑世》一文中说：“利玛窦以其邪说惑众，士大夫翕然信之。……所著《坤舆全国》（氵光）洋（穴目）渺，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也。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焉得谓中国如此蕞尔，而居于图之近北？其肆无忌若此？！” 明清之际，中国并不是没有获得世界知识的条件，而是没有接受世界知识的心态。
往事已经忘却，大秦或拂？？，早成为无稽之谈；新知依旧漠然，欧罗巴或大西洋国，妖妄怪诞，说了也没人相信。就连徐光启那一代人的西学知识，也很快被遗忘了。只有那些迷山蹈海、诡诈莫测、杀人掠物、烹食小儿的番鬼红夷的形象，定格在中国人的记忆与想象中。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来了，被称为佛郎机，荷兰人来了，被称为红毛夷或红毛番，英国人又来了，也分不请究竟是荷兰人还是英国人，总之一头红发，便是红毛番夷。英国人在1638年到中国海岸，1717年广东碣石总兵陈昂的奏折上才提到一个“英圭黎”，与荷兰难分别，都属于“红毛”。 同时有台湾知县蓝鼎元《粤夷论》道：“红毛乃西岛番总名，中有荷兰、佛兰西、大西洋、小西洋、英圭黎、干丝腊诸国，皆凶狡异常……” 有关西方的观念，还是那么乱七八糟。
知识变成荒渺莫考的传说时，真正荒渺莫考的传说也可能变成人们信奉的知识。荷兰、佛兰西、英圭黎、干丝腊诸国，尚有国可考，但大西洋、小西洋，又是何国何处？《大清一统志》于乾隆八年（1743）成书，书中所论西洋，一塌糊涂，西洋国可在印度洋附近，也可在西南大海中，佛郎机、荷兰与苏门答腊、爪哇相邻。45年后，乾隆五十四年，和绅等奉旨编修的《钦定大清一统志》完成，外国都被列为朝贡国，西方国家有荷兰、西洋、俄罗斯、西洋锁里、佛郎机等，地理方位、人文制度，一样的混乱模糊。利玛窦、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的努力全白费了。乾隆三十二年（1767），纪晓岚等校订《清朝文献通考》，《四夷考》中还在批判《职方外记》“所言未免夸张”，五洲之说“语涉诞诳”。更有甚者，时人平步青忿忿不平，认为明人甘受利玛窦之流奸佞小人的侮慢蒙骗而不自觉。利玛窦将欧洲译为“欧逻巴”，用字就有夸大之嫌，而将将亚洲译为“亚细亚”，用心更为险恶，“亚”者，有“次”、“丑”、“细”、“微”等意，见《尔雅》、《说文》等，分明是在侮辱国人。
最大的侮辱还在将来，当凶狡奸宄的红毛打破国门的时候。鸦片战争失败了，道光皇帝才想起让人打听清楚英国到底在什么地方。可就在他的皇宫中，就有一百多年前传教士为他祖父康熙皇帝绘制的《坤舆全图》，其中清楚地标明英国的所在位置与远来中国的航线。受道光皇帝旨意去询问鸦片战争中被俘的英国士兵英国与俄罗斯距离中国远近的姚莹也发现，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所刻万国坤舆图将海陆诸国何者接壤、熟为东西、相距远近等标示得已经非常清楚。
中国并不是没有了解西方的机会与条件，而是没有了解西方的动机与心态。明季西方人大批来到中国之后，中国人也开始零星地到西方去了。1681年底，一位名叫周美爷（闽南话：Tsiu Bi –ya）的华人医生，随荷兰驻巴达维亚总督高恩（Rijklof van Goens）至荷兰，一年以后返回巴达维亚。1702年10月，福建莆田人黄嘉略随梁弘仁神父到欧洲，10月中旬到伦敦，月底到巴黎，又转赴罗马晋见教皇。他在巴黎生活了14年，娶了法国妻子，编就了一部《汉语法》，最后死在巴黎（1716年）。这些人去欧洲，在中国没有任何影响。就现在所知，去西方的中国人最早留下记录的是山西人樊守义（1682—1735）。他从少年时代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1707年随艾若瑟(Jos Anti Provana,1692-1720年)从澳门出发，到了欧洲和美洲。1719年从葡萄牙启程，1720年回到广州，写成了《身见录》一书，记述他这十余年在欧美的见闻。遗憾这部书并未刊行。从1720年到1820年杨炳南根据谢清高遍游海外诸国的经历编成《海录》，又一百年过去了。西方人越来越多，国人了解西方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西方文明的种种优势，也越来越明显，但在社会一般观念中，西方形象依旧是那般模糊怪诞。有了解西方的机会与条件，但没有了解西方的动机与心态。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问题，而是文化形态问题。
国人的西方形象中包含着三方面的内容：1、国人有关西方的知识与想象，2、国人在表述西方时隐喻的自我认同与世界观念，3、对国朝与西方的现实关系的确认。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是相互关联、互为诠释的。国人的西方想象夹杂着知识与形象，而且想象的成分远远大于知识。海国荒远、交通稀少，可以解释想象侵蚀知识的原因，但交通改善、交往增加，却并不一定及时改变国人的西方形象结构。这样，问题就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知识问题，而涉及到文化价值。西方形象出现在国人的世界观念中，意义不单是证明一个海外国家，还在证明中华帝国的自我身份认同，证明中华帝国关于自我与他者、内与外、中心与荒远、文明与野蛮的观念秩序。
国人心目中的西方想象，重要的往往不是表述一个异域文明，而是证明该异域在本土视野内特定世界观念秩序中的意义与功能。自先秦九洲之说开始，国人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念首先是以内外文野区别确立秩序的。天下九洲，中国只占一洲，所谓赤县神州。神州为“海内”，其他为“海外”，海内以天子为中心，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依次向外延伸，由文明而野蛮、由高雅而低劣，尽管中国历史上异族入侵与征服一再打破这种形象的秩序，但每一次现实的挫折，都更加强化国人关于这种世界秩序的想象与信仰的强度。蒙元入侵之后，明代的华夏中心主义优越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强，满清征服之后，国人的华夷之防心态越发敏感顽固。因为这种内外等级的世界秩序，直接关切自身文化的合法性问题。中国之外有四夷，中国恩威、四夷宾服。西方出现在四夷之外，对国人的现实与观念秩序，都是一种冲击。国朝朝贡典录中，没有这些国家，他们在知识之外；这些国家横行海上、威胁内陆，在帝国的权力之外。在观念上，我们发现，晚明清初国人对西方的心理有拒绝与归纳两种倾向，拒绝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否认佛郎机或红毛夷或西洋国是现实中的国家，将其鬼化或妖魔化；归纳是试图将晚近出现的西方国家纳入南洋朝贡国家系列内，坚持佛郎机或红毛夷近满剌加或爪哇，西班牙与菲律宾是大吕宋与小吕宋。这是一种细微而耐琢磨的文化心态。拒绝与归纳都可以维护既定文化观念中的世界秩序。
有了解西方的机会与条件，但没有了解西方的动机与心态。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问题，而是社会文化问题。塑造一个荒远、模糊、怪诞、诡异、危险、低劣、野蛮的西方形象，可以维护国朝人士的世界观念，更重要的是维持这种世界观念秩序中的自我身份认同，尤其是在这种认同出现危机的时刻。将日见强大的西方妖魔化为一个诡异低劣的他者，不但可以证明天朝上国中正文雅，避免西方出现造成的天朝文化身份认同危机，还可以将这种危机的声音压制遮蔽起来，所谓“戒世人侈谈异域”，如果是人伦社会，尚可以探究，而鬼蜮魔窟，就不应多语了。
国人心目中的西方想象，关键还在从文化上确认、缓解、超越国朝与西方紧张的现实关系。西方扩张势力到中国，犯边扰民，首先是他们的贸易与传教事业冲击中国原有的国家与世界秩序，然后是政治与军事势力与经济文化力量结合以来，冲跨中华帝国的内外防线。对于这种危险的现实关系，国人的西方形象有一种压抑、排斥与缓解的文化功能。强调其荒远模糊，可以在无意识中远离威胁，使威胁变得似是而非，从而减少压力；渲染其怪诞诡异，既可以排斥为异类，又可以从中获得一种优越感，使外来的威胁与自身对这种威胁无可奈何的尴尬都变得可以接受，毕竟是一些不在人伦、不通情理的番鬼红夷，不可一般见识；贬低其文化低劣野蛮，可以从失败与无奈中解脱出来，巩固或重获其文化自信。往往是西方的侵扰冲击越激烈，国人关于西方野蛮的想象与传说就越活跃。国人的西方想象在特定国际关系背景下具有文化减压的功能。我们注意到，在国朝历史上，西方越是表露其强大，它在国人想象的文化秩序中，形象就越是野蛮低劣。
“总要有一点点秩序，将我们保护起来，躲开混乱。最令人痛苦的莫过于某种事物难以捉摸，某种观念稍纵即逝，或遁于无形，或没有遗忘，或陷于我们不再能够把握的他者……” 德鲁兹（Deleuze）与加塔利（Guattari）在谈到观念秩序的意义时这样说。西方人出现在帝制时代晚期的中国文化视野内，冲击了华夏天下的观念秩序，该秩序内在的协调机制迅速反应，或者将西方纳入其藩属贡纳体系中，或者将其排斥到鬼国魔域，在观念中抹杀其现实性。从汉唐到明清，中国的西方形象中，除了知识的退化之外，另一点最值得注意的特征就是，汉唐文化中的西方形象，强调的是其共同人性的一面，大秦有类中国；而明清文化中的西方形象，强调的是其不同于人性的一面，番夷甚至鬼魔。在中华帝国晚期的文化心态中，西方形象是一个被压抑被置换表现的他者，有关西方的表述，都是一种意识形态 ，它在不同文本中构筑同一种西方形象，它们的价值不是认识或再现西方的现实，而是构筑一种天朝文化的世界观念秩序中必要的关于“外番”的意义，国朝文化从中既可以“把握”西方，又可以认同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