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那天，是我39岁的生日。中国民间习俗有“男过九、女过十”的说法，加之孔夫子有言“四十而不惑”，于是母亲从遥远的江西故乡打电话提醒我要好好地过一过这四十“大寿，并按照我的要求，给我寄来了儿时最喜欢吃的米粉、豆豉果。在我看来，那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了，因为它们使我回忆起我生长于斯的武夷山北麓的那个小山沟，那里留下了父辈上山下乡开发山区的足迹，也留下了我无忧无虑的天真童年。
孔子还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而我十五岁的时候，文化革命刚结束，还整天介游乐于山水之间和儿戏之中，一看书就犯困，何谈有志于学？三十岁的时候，我刚从“商海”浮出，行囊空空地回京“做学问”。有志于学尚且整整迟了十五年，三十之立更何从谈起？虽然这十年改掉了看书犯困的毛病，也发表了上百万的文字，但今天我果真“懂得各种事情而不致迷惑“了吗？懂得怎样做学问、保持学问和人生的一致性还勉强说得过去，但说到怎样做官、怎样经商、怎样欣赏艺术等等，就差得太远了。之所以如此，与我的天性散漫、软弱、懒惰、易知足有关，而这一切又取决于我厌恶风险和保守的人生态度。
真正领悟到这一点，还应该归功于一部名为《海上钢琴师》（The Legend of
1900）的电影。生日那一天，我又特意看了一遍这部电影。故事的梗概是：有一个个在1900年圣诞被遗弃在轮船上，由一位黑人锅炉工收养后命名为“1900”的男童，居然有着超人的音乐天赋，无师自通地成为一名卓越的钢琴家，甚至在一场挑衅性的钢琴比赛中，把美国爵士乐的鼻祖给打败了（那因激烈弹奏而发烫的琴弦点着一枝卷烟的场景，是我看过的所有电影中最为精彩的）。然而他从未离开过轮船一刻，直到中年时与这艘退役老船一道在爆炸声中灰飞湮灭。
客船舞厅乐队里的一位好友曾经劝说过他下船，去灯红酒绿的纽约大都市过大红大紫的生活。他的回答是：“陆地上的人喜欢寻根问底，虚度了许多的光阴，春天担心秋天的来临，夏天担心冬天的将至。所以你们不停的走，追求一个遥不可及四季如夏的地方。那样的生活我不羡慕。”后来，他从一位农民旅客的谈话中知道了，在船上看海和在岸上看海的不同之处，据说前者能够听到大海的呼唤。再后来，他又碰巧偷偷爱上了一位去纽约寻找这位农民父亲的年轻女士。于是居然作出了下船去体验新生活的决定。但当他走到跳板的中央，却停住了脚步，久久凝望着纽约曼哈顿那森林般的高楼大厦，思索良久，然后毅然转身回到了船上。
那位后来下了船，又穷困潦倒地回到纽约港的好友，在典当他心爱的小号时，从店主那里获知那艘老船即将被炸毁的消息后，便急忙上船去寻找他断定依然滞留船上的主人公1900，并再次劝说他下船。于是便有了下面一段令人难忘的对话：
好友：“只要你还有好的故事讲，而且有人听，你就还没有完蛋。你有一箩筐的好故事，有那么迷人的琴艺，全世界都将为你的故事和琴声发狂。”
1900：“连绵不绝的城市，什么都有，只是没有尽头……我需要看得见的世界尽头，好比钢琴，键盘有始有终，88个琴键并非无限，但却可以奏出无限的音乐……然而城市的键盘有无数的琴键，无限大的键盘怎么能够奏出美妙的音乐……上了岸，何去何从？爱一个女人，住一间屋，买一块地，望一个景，走一条死路，你不怕精神崩溃？……对我来说，陆地是条太大的船，是位太美的美女，是条太长的航程，是篇无从弹奏的乐章……我无法舍弃这条船，我宁可舍弃自己的生命……反正，世间没人记得我……”
在经济学家看来，这位1900先生是一个典型的风险厌恶者。人的行为，本质是为了消除不适之感，他必须根据自己的偏好，在有限的资源中作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一个人，如果欲望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而作出正确选择的难度也就更大。一般的人难以承受失败的成本和恐惧感，便克制自己的欲望，缩小自己的选择范围。只有那些具备企业家素质的人，才会把追求风险，控制不确定性作为一种神圣的使命。其他人也只能蝇蝇苟苟地虚度光阴。
1900与一般人的不同之处在于，虽然他的欲望很少，但他的超人天赋使得他得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冒险；他在被欣赏者认可的艺术创造的过程中，既愉悦了自己，也使他的不适之感降到了最低。这样的生命，即便如此短暂，也是那样地完美。按海德格尔的理论，1900的“被抛状态”是那样的幸运，他没有家庭，所接触的又是流动性极大的“常人”，没有受到固定的社会环境和既有文化的过多约束。因此，他的“此在”是如此短距离地接近他的“存在”。他显然把握住了自己的有如彩虹般明净而绚丽的生命。
在我知道的中国学者当中，只有已经仙逝了的陈寅恪、钱锺书才似乎具备1900的风骨神采。而资质平常如我者，更何况已是“蒲柳之姿，望秋而落”，肯定是无法修成他们之完美的“正果”了。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时常感觉到“此在”之“烦”，还有推敲“存在”之门的勇气。尽管忝入“显学”者之列，也未敢妄涉自己无法控制的学术“键盘”，在把自己累得半死的同时，“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地误国误民。我尤其知道经济学家的危险所在。因此，我的风险厌恶的天性，还算比较称职地羁束了我的非分欲望。
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中说：“我并不惭愧园地的小与出产的薄弱而且似乎无用。依了自己的心的趋向，去种蔷薇地丁，这是尊重个性的正当办法，即使如别人所说各人果真应报社会的恩，我也相信已经报答了。”这段话的经济学意义是：自由的个体，应该在社会分工的体系中，选择自己最有竞争力的“园地”去辛勤地耕耘，否则会得不偿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