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是一个曾让很多人闻名色变的人。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他指挥的军统为国家搜集了大量的情报，并为政府除去了很多反叛者、颠覆者，为蒋介石除去了很多政敌。他被称为“蒋介石的配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向蒋介石提出要见到“中国的希姆莱——戴笠”。这是一个让人想起王朝政治时代的东厂、西厂一类机构的鹰犬、爪牙。人们对这个军统特务头子的评价无外乎“间谍王”、流氓成性、“杀人魔王”，对此类人若不能除之以快，也应该敬而远之，以为此种人心狠手辣、残酷无情，不讲道德。大多数人甚至天真地以为自己跟戴笠们隔得很远，以为戴笠一类人是社会的极个别，是人群中的特例，是莫测其威仪心智的神秘者、非常人物。

这其实误解了戴笠及其同志，戴笠们是很平常的。甚至可以说，这种人在我们的社会里无处不在。在戴笠们的身上，有着我们中国人最可宝贵的进取精神。无论出身如何，他们知道要努力成材。这种成材，可以解读为胡适之说的，努力争取个人的自由；也可以解读为求功名富贵。总之，是要实现自己，成就自己。因此，他跟一般循规蹈矩的读书人不同，尽管他的成绩也很优秀，他却不守成规、嫖赌成性，一度被学校开除。

在穷困的日子里，戴笠也不曾忘记自己的志向，不曾改变自己爱整洁的生活习惯。哪怕是俗艳廉价，他也总要保持衣冠楚楚。比方说，在杭州混饭吃时，他只有一套夏装。为了保持整洁，他通常在西湖边找一块无人之地，脱下上衣和裤子来洗，然后把衣服晾在一块有太阳的岩石晒干，自己在一边替帆布鞋上粉，直到看上去像新的一样。而也就在这种一般人都觉得尴尬的穷讲究里，他结识了终生的朋友，当时的小学教师、后来成为蒋介石的门生的胡宗南。按照戴笠的传记作家，美国人魏斐德的说法，戴跟胡宗南都是小知识分子，即今天社会学家眼里的“小平头阶级”，不自觉地具有流氓知识分子特有的自负，“他们各自在对方身上看出了自己对权力和地位无限的渴望”。

戴笠不仅有生活目标、理想，也有实现这些目标理想的艰苦付出。在他30岁时，听到“革命朝气在黄埔”的说法儿，就自改其名，取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君须下”之意立志，更名戴笠，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这种吃苦精神是难能可贵的。甚至到他成为蒋的心腹之后，他仍然身先士卒，事必躬亲。为了北伐收集情报，他常一个人奔走四方。当时共事的同学徐亮回忆说： “人称戴笠是英雄，我以为是怪物。这种人醉心事业，连皮肉痛苦，都能忘记，非怪物而何？” 抗战军兴，戴笠已位高权重，但他在淞沪之战中，白天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并竭力建立军统武装别动队（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协助正规军作战；晚上，他亲自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情报分析。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时时如身临鬼门关，他却犯险如常。抗战后期，戴笠屡次化装深入日伪区，布置情治系统，检查工作。当时，日本人对他的人头悬赏金额，犹在对毛泽东悬赏之上。

因此，可以说戴笠是一个干才。戴笠谍报功绩的顶峰是1940年代，其谍报网络在鼓浪屿率先破译日本将袭击珍珠港的情报，并报美军海军部，但被美军一笑置之。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军才意识到戴笠的厉害。乱世行权，何况抗战。在抗战中，特工工作的重要性也为一般人所理解，戴笠也开始为人们刮目相看。据说，戴笠遇难后，举国哀悼，就是他过去的敌人，也都在追悼他。有一个说法儿是，周恩来在中共的会议上说:“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一般人多注意他的狠毒狡猾、奢靡生活，却没有注意到他是提着脑袋做事。他的心路历程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只是在身逢革命年代，他有着投机者的理想和革命者的献身。比如，淞沪抗战之前，国民党大员们在南京开会，休会的时候议论纷纷，戴笠很坚定地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元老吴稚辉问他，武器，经济都差的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其他国民党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了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创见。

戴笠自己是人才，他也赏识人才。他的工作，需要非常手段，一般人以为正适合流氓无赖来做，军统是流氓的大本营。事实不然，那里需要的是中国社会一流的青年，一流的技能以及一流的品质：比如正直、勇敢、大义等等。军统组织严密，但其人员却从社会上广泛吸收。对于工作人员的要求比较严格。戴笠曾经屡次发文告诫下属：“不可用流氓”，“流氓只知招摇，用之未有不败也”等等。招收的人员越要求积极向上，其中有理想的青年，甚至隐性的共产党人或共产党同情者就越多。据沈醉回忆，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18000人以上，而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仅为4万5千余，死亡率高达40%，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这一事实可证明戴笠及其军统的国家情怀。

戴笠读书不多，却坚守了忠孝的观念。他的母亲把他养大，在他成为“杀人魔王”时，他仍对母亲十分孝敬，甚至要部下向其母亲学习，学习她管理繁杂事务的能力。而在他短命而辉煌的特工生涯中，他也有着献身国家、领袖的愚忠。也许蒋介石需要的，就是他那种“奴才中的人才”，或说“人才中的奴才”。在他自己的理解，可能是一种士为知己者用的赤胆忠心。在革命的春秋时代，慷慨悲歌也好，他或者真的有一种“侠之大者”的悲壮心理：人以国士之礼待我，我以国士之礼待人。而为国为民的侠义精神在革命从权的时候，就一变而为忠于领袖的犬马之愚忠。他的座右铭是：“秉承领袖意志，体谅领袖苦心。”

因此，不难理解戴笠的意义。这是一个传统中国人的做人典范，也是一个现代中国人的成功样板。只是这种成功，或忠孝，如此奇特地成就了文明眼里的罪行。说到底，这一类人，怀着成功名的用世之心，并非自己力挽狂澜地救世，而是躲在政权、领袖，某个人或某个机构的羽翼下，借助于专政的机器为所欲为，便宜行事。他们的忠已经超出了道德的范畴，只是某种工具或打手；他们的孝也只是停留在赡养一责上，远谈不上跟上一代人交心交流。他们自认为行事不受道德的束缚，但他们是不道德的。他们自认为是菩萨心肠而行霹雳手段，其实他们已经泯灭了正当的人性。他们自认为是人才，其实他们是人格永远立不起来的奴才。他们自认为是好男儿，但他们永远不会是有责任心有现代文明理性的男人。

这是我们文化教育的怪胎，戴笠是我们社会的产物。他们知书而不识礼、读书而不明理。学校和社会只是教会了他们如何势利，他们满脑子浆糊。他们总是以为乱世可以不循正道，独裁、专断等等可以提高效率，秘密世界、特务工作可以抢夺、控制情报信息，这些非人性也不合于文明的逻辑最终使他们自己丧失了人性。内心矛盾、人格分裂，而不知解决，而一味地向社会索取。他们眼里的人生得意或成功名即是：这个社会有着现成的名利财富，只等他们去掠取，他们绝不会想到创造性地成就新的文明资源。像戴笠懂得因果，企图超越因果，跟太虚大师等人来往，最终仍被因果所囿，即是他们无知于生命的结果。这样的人在我们今天也仍随处可见，他们平时满口仁义道德，在家人、朋友面前恭敬可掬，甚至身边总会有一两位和尚、活佛、牧师以证其参禅，但他们用世处世的一面极为狰狞，他们待人残忍。

我们的文化教育产出的大多是戴笠那样的人，他们擅长投机、有奶便是娘，更可笑的是他们也会把自己跟国家大是大非的语境联系起来思考，而一遇到真正的挑战即以饭碗为自己哀求辩护，实则他们完全明了自己作为打手、工具的功能和价值，他们不仅习惯了残害生命而且乐此不疲。他们有意无意伤害了别人，对普通民众，他们更是“狗眼看人低”，他们不知尊重生命为何物。只不过戴笠以极端的形式作了他们的代表。

因此，尽管蒋介石和戴笠的同志以为戴笠有功于国家，甚至章士钊为他写了一副意味深长的挽联：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等后人评。

但时隔六十年，文明社会已经对戴笠及其同类做出相当公允的评价。人们坚定地指认戴笠为“杀人魔头”，是法西斯性质的工具，甚至对戴笠的死也认为是冥冥中的报应，都说明人们对安身立命或为人处世有大于权宜的标准，那是一种建立在尊重个人生命之上的标准。戴笠的美国传记作家以为戴笠是一只“巨蟒”，其实按中国人最常见的说法，戴笠是一只狼狗，或说是一只藏獒，主人待他极好，他的生活可以说骄奢淫逸，但这种走狗没有自我，更没有自己的德性世界。就像最凶残的藏獒虽然忠于主子，目中无人，但一闻见有血腥气的屠夫也会无可奈何、摇首乞怜一样，戴笠们的内心是相当脆弱的，他起居神秘也仍睡不安稳，在临死前甚至哀叹自己不是死于毛泽东之手，就会死于蒋介石之手。

因此，可以说戴笠没有人格，他的内心是扭曲的、病态的、残忍又卑怯的。如果说平常中国人的生活可传三世、五世甚至十世，即人格成就或榜样可以不中断地传几代人，但戴笠那样非人性的生活到他自己就中断了，他在中国人的家族传承中不起作用，他不属于中国家世中的一环。起太史公于地下，戴笠的行迹也只会归为酷吏猾吏之列，而入不得侠客列传，更不得列入世家。只是以戴笠之心眼生活的中国人还有很多，他们跟我们一道，决定了我们社会的文明进程和文明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