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一个16岁的北京少年，第一次写了情书，给一个比他高两个年级的女孩。
情书的字里行间里，没有多少卿卿我我，更多的是这个饱受精神煎熬 的少年对眼前现实的怀疑和追诘。
这封情书让同样单纯的女孩陷入了迷茫和恐惧，最后 ，她决定把它交给自己最信赖的班主任老师。接下来的结果便是，少年被公安局抓走关了起来。
30多年后，女孩特地从美国赶到中国，在镜头面前 ，讲述自己当年如何伤害了无辜，一同回忆曾经的"文革"编年史。
2008年2月19日晚7点，上海。曾经的青涩少年此时正坐在一间小型放片室里，黑暗的周围是一张张平静的脸：大学教授、电影工作者、记者、大学生。56人的房间座无虚席。
在公众的视野里，这个已经52岁、叫徐星的作家，是一个温和的愤 青。1985年，曾是北京全聚德烤鸭店勤杂工的徐星，其处女作《无主题变奏》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立刻引起轰动，被评论界认为是与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齐名的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开山之作。
但这一次，作家徐星被关注的是拍了一部纪录片—— 《我的文革编年史》。
在中国内地，"文革"依旧是历史的禁区。大众传媒、大中小学教材 ，鲜见其踪影。上世纪80年代，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至今未获官方回应。由于题材的敏感性，《我的文革编年史》注定是一部不能在电影院公映的纪录片。
在这部80多分钟的纪录片里，徐星的初恋故事只是一个切入点 。影片按照从1966年到1976年的顺序，用一个个发生在"文革"中的事件贯穿了全片，把观者带入40年前那段不堪的岁月。徐星既是一个自述者，讲述自己在十年中的遭遇，以反思被扭曲的人性；又是一个寻访者，以拍片者的身份回访"文革"事件，以唤醒被掩盖的公众记忆。两条线索在影像里并行而交叉，照见普通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里浮沉。
没有找到一个敢于忏悔者"1966年，我刚刚十岁，记得那年夏天，天气炎热，阳光刺眼 ，生活一夜间全变了……"
随之而来的，是跳忠字舞的红卫兵，除四害时一车一车的麻雀… …一个异样的年代扑面而来。
"随着暴力的升级，父母们开始不允许孩子们到街上去玩儿 ，可是我看到的这些，即让我恐怖又让我觉得新奇，好像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在。"
"1968年，父母为了我能受到完整的学校教育，把我从他们的下 放地送回到北京，从此我开始了一个人在北京的生活。"
"从12岁时开始，我有了一个让大多数孩子羡慕的机会 ，每年两次单独上路去看望远在甘肃的母亲，很快我就迷上了这种路上的生活，学校再也不能吸引我了，与父母的愿望相反，我不仅没能好好上学，几乎成了一个流浪儿。"
1966年的中国，正发生着刚满10岁的徐星无法理解的事情 ：批斗、大字报……那时，他的父亲是中国林业科学院的技术人员，后被打成右派；母亲是医生，随医院迁至甘肃，姐姐在内蒙插队，哥哥在怀柔，一家六口，就他一个人呆在北京。
每年两次去甘肃的一路上，徐星看到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火车里挤得和罐头一样，跟在学校里听到的，完全不一样。饥饿、贫穷、孤独，使得他从12岁起就是一个怀疑论者。
少年时的经历在徐星的印象里是如此强烈。长大以后 ，他慢慢懂得一个道理：暴力——无论是实施者还是旁观者，它都会像毒品一样，足以使人上瘾。20年后，这番经历最终化为他记录历史的作家梦，又10多年后，化为拍纪录片的动力。
"四十多年后，我知道对于我和很多人来说，这些并没有过去… …为了童年的记忆，我找到了一个个默默记录着当年那些血腥的地方。"
徐星是2006年开始拍片的。这一年，"文革"结束30周年，他把多年的思考写成了剧本。
最初，他试图复原一些红卫兵的记忆，"我想做他们当年挺英雄主义 的那种，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的生活千差万别——我就想跟他们聊天，想听听他们怎么看待当年的英雄主义。"
2006年春天，他带着法国摄影师去了哈尔滨、重庆、南京 、韶山等地。但他很快发现，很多普通人不愿意面对镜头。
在长达两年的拍片过程中，徐星没有找到一个敢于忏悔者 ，没有人敢在镜头前，说自己在"文革"中打过人、抄过家。
"没有一个人"。徐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这种遗憾的感觉 ，在他采访卞仲耘事件时最为强烈。
被遗忘的公共记忆
"校园的一角，一锅炉工推着的平板车上，马桶盖下露出了一双脚 ，身上流出的粪便沥沥拉拉流在车下，我认出了是校长……"
片中，当年的北师大女附中学生冯敬兰讲述着她目睹的卞仲耘被打死 后的场景。
画外音则介绍，"这是一所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学校，有非常好的老师 和教学传统，学生中大多有很好的家庭背景，国家领导人也把子女送到这里。40多年过去了，至今没有一人站出来说一声：当年是我打的人，我错了……"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面对徐星，悲愤交加："(学生打死老师 )这是历史上空前的暴行！"
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是"文革"中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 师，她死于1966年8月5日，她的死拉开了"文革"中"红八月"杀戮的序幕。
卞仲耘死后，9岁的小女儿发现，父亲王晶垚睡的草席的边沿都被咬 碎了。而在妻子被害的第二天，王晶垚到西单商店买了一架120照相机，拍下了妻子布满伤痕的遗体。他把妻子遇难时的东西都保留了下来：一件沾满血迹、用黑墨写上"打倒"二字的白色短袖衬衣，一条沾有粪便的裤子(她被打得失禁)，一块表链被打得扭曲的手表，时间停摆在3点40分，1966年8月5日3点40分。一年后，王晶垚在家里的柜子里为妻子布置了秘密纪念堂。柜子的门是关紧的，但里壁贴着卞仲耘的照片，照片前供着鲜花。(王友琴《艰难的控诉：卞仲耘被害四十年后》)
祸不单行。1966年8月4日至6日，王晶垚三天内失去了世上最 亲近的三个人：爱人卞仲耘、他们夫妇年轻时就认识的朋友祁式潜和刘克林。
原《大公报》名记者、中宣部国际司干部刘克林是8月6日傍晚在中 宣部跳楼自杀的。
纪录片里，作家、诗人刘自立回忆父亲自杀当天的情景：
"父亲中午临上班前，将一个月的工资交给我，这个举动不同往常 。我在家里并不管钱……。"16岁的刘自立觉得有些意外，但并没有意识到什么。直到傍晚，同楼的邻居敲开家门，对他说"你爸爸死了"……
刘自立再次出现在纪录片里，是在1968年1月的批判会上 。当年的校友、作家徐晓曾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言。"那时的风气是，台上发言的人一喊打倒，红卫兵就扯着被斗人的头发扬起脸来示众。自立被带上台时穿着囚徒的棉衣，脚上戴着镣铐，剃了光头，没有头发可以扯，便抠着眼窝。"批斗结束后，刘自立在校门口被押上囚车。
纪录片没有介绍刘自立当时的思想转变过程。
2008年2月27日，面对记者，刘自立说了许多：当年，父亲的 "叛党自杀"，并没有影响自己的"革命"热情，他的立场并未完全转变，与父亲"划清界限"和对父亲的刻骨怀念，双双并存。但很快，他因质疑"血统论"，攻击领袖罪，于1967年8月身陷囹圄。
在监狱的10个月，他学《毛选》，背诵《矛盾论》、《实践论》 ，对于批判，不屑一顾。他认为自己的理念是正确的。但1968年1月的那次批判会，却深深触动了他。触动他的，并不是批斗本身，而是一种亲情的负累。
批斗结束那天，他默默地望着姐妹追随囚车的身影，不敢喊出声来 ，怕连累了她们。车越开越远，她们消失在远处，他收回视线。这段记忆，始终在他的心中挥之不去。他说不清楚，这种感情震撼是怜恤还是后悔，是自责还是愤恨。
多年后，刘自立在评价徐星的这部纪录片时，充分肯定它侧重普通人 受难的叙事角度。刘说："普通人是'文革'最大的受难者。他们都是非正常死亡，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政治身份'，决定了他们的无辜死亡。这是用民疯代替民主的革命！"
在刘自立看来，纪录片没有触及悲剧发生的深刻原因— —何以那个社会突然之间陷入疯狂和暴力？
这个过去40年的历史，在此后的社会中并无反思和发掘 ：关于卞仲耘之死以及"文革"十年的文字和研究，一直凤毛麟角。
在这部纪录片，没有讲到刘自立和徐晓以后的命运。大概在1969 年或1970年，出狱后的刘自立，第一次读到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那些对于民疯和纳粹的批判——使他的思想受到极大震撼，确立了他今后观察问题的角度。
徐晓也在经历着很多事情：地下阅读、被诬入狱……慢慢开始了反思 。"文革"结束后，她和刘自立在著名的文学刊物《今天》相遇，曾经的"阶级敌人"成为朋友。
两个故事两阵苦笑
"1967年8月24日，母亲带着我们到李子林投奔亲戚 。上午11点左右，走到毛线沟屠宰场对面时，突然枪响了，第一枪打我，我走在最前面，母亲在中间，席庆川在后面。因为我一直处于武斗的环境里，加上人年轻，反应比较快，赶紧喊卧倒。这时，第二枪响了，就听见母亲'啊'的一声倒下去了，痛苦地捂着胸部，我扑到母亲身上，看到鲜血从她衬衫渗出来，我马上撕下自己的衬衫去堵伤口，血不断往外涌，母亲绝望地望着我，我大声地狂叫妈妈妈妈。但她的眼睛定住了，死死地看着我。这时，对方又朝我们开枪。我站起来，狂舞白衬衫朝对方大声喊：我们是老百姓。但是对方又用机枪扫射过来，我扑倒在田埂下，子弹打在周围'噗噗'作响，枪声一停，我爬过去看母亲，她完全断气了，子弹从左乳下射进，从右腰部射出。这一年，我15岁，弟弟13岁"。
1968年，重庆"8?15"与"反到底"两大造反派发生大规模 武斗，一位带着两个幼小男孩的母亲，在避难的路上被造反派开枪打死。
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已经人到中年的席庆生、席庆川兄弟在讲述自己亲历的惨剧。
重庆沙坪坝公园，中国唯一现存的红卫兵墓地门口。那里的野树残碑间，葬着500多名因武斗而死的青年。一堵墓墙上写着：谁家孩子长眠于此。
席家兄弟讲述惨剧场景之后，纪录片里的镜头转向墓地门口 ，一群市民正在高唱的革命歌曲："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现场看片的观众发出一阵笑声。
席家兄弟后来的命运，纪录片没有讲述。实际上，即使40年后 ，席庆生的心灵创伤仍未平复，他把母亲的遇难称为"国恨家仇"，电话里他情绪依旧激动："为什么无辜者被枪杀，为什么一个靠卖血养活5个子女的伟大母亲被当作活靶活活打死？"
年复一年，席庆生和弟弟来到公园扫墓，反思。同时 ，仇恨也在他的心里燃烧着。
他向记者说：当年，通过调查了解，得知杀母仇人苏某某，是个孤儿 ，当过兵，与母亲同属"八一五"造反派，"文革"后期被抓，后保释就医。席庆生迅速制定了复仇计划。当时，他26岁。
那是1978年的一天，席庆生刚刚有了女儿。那天中午 ，他化装后穿着白色警便服，从重庆宽银幕电影院偷来一辆吉普车，计划在中午11点40分到12点，趁医生护士出去打饭的时间，把仇人带出去勒死，连人带车甩进300多公里外的乌江。但万万没有想到，11点50分，席庆生赶到医院时，那个房间已经空了。从此以后，席庆生再没有打听到仇人的消息。
一直到现在，席庆生还是不能原谅苏某某，他始终忘不了母亲遇难时 那种绝望、愤恨、痛苦的表情。
多年后，席庆生在电话里反思这一代人：如果在"文革中 ，我们能多受点正常教育，也不会这样子。事实是，我们长期所受的教育，是一种英雄教育、战争教育，战争在当时就像一场游戏，对年轻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那种情绪一旦有机会爆发，是非常可怕的……
片子缓缓地流动。观众的又一阵苦笑，来自一个老人回首监狱生涯的 感慨："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还能站在这里。"但很快，笑声被另一种残酷的感情代替。
老人讲到他在枪毙反革命现场的见闻："每次有人手拿一根棍子 ，上头有个圆环，行刑前那人手指上套着圆环将棍子旋转，每枪毙一人，警医上去摸脉搏，用听诊器听心跳，如发现有脉搏或心跳，那人就上前用棍子戳进枪孔中使劲搅动直到犯人死去。我在监狱中经常吓得大喊'别杀我！别杀我！'"
1969年，这个叫任毅的南京知青，因为创作了传唱全国的 《知青之歌》，委婉地表达了对故乡的留恋、对前途的莫测，被当作破坏上山下乡的反革命逮捕，历经上百场批斗、一次次陪绑枪毙、9年劳改之后，才活下来。
拍片前几个月，任毅和两个难友到当年的监狱旧地重游 ，三个人整齐地站在警戒线前3米，像从前一样，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声：报告班长，犯人进去。那一瞬间，三个人心里都是无比悲凉。
当初悲剧的根源是什么呢？面对记者，任毅说，我突破了那个时代的 底线，说了100%的真话，而遭受了彻彻底底的摧残。
"对于过去的苦难，保持沉默，就等于白受了。我们就是告诉人们那 一段历史，不能够再重演。"任毅曾经给中学生作报告，讲他的经历，几千人的会场，鸦雀无声，学生从来没有听得那么认真过。
但是，后来的效果却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那些孩子在发表感言时 ，讲出这样的话：我们要是生活在你们那个时代，该多好啊！没有人管，可以造反，到农村去……
忏悔和宽恕
"青春期莫名其妙地来了……我爱上了一个比我大两个年级的姑娘。 "
徐星犹豫了很久，提笔写了生命中的第一封情书。那是1972年冬 天，在北京××中学，他16岁，上初三。
与刘自立的觉醒相比，少年徐星在激昂高亢的革命声浪中 ，开始了初恋。初恋的感觉幸福而晕眩，却是见证了那个年代人性的扭曲，与宽恕的力量。
情书寄出去了，他等来的不是革命时期的爱情，而是公安局岁月。
片子里，那个叫颖韬的姑娘，30多年后，特地从美国赶回来 ，讲述情书的故事："那是一封发自内心的，很大胆的匿名信，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文革'的不满。"
"我当时特别害怕，把信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由于父母不在身边 ，颖韬不知所措，她最后把信交给班主任，一个从公安局下放来的教师。班主任一点表情也没有，再后来，他用胜利者的神态，告诉她：我们把他抓住了。那一刻的颖韬，心如刀绞：我们这样信任老师，他却利用了我们。
"从公安局出来后，我成了不良少年，出于对社会的失望 ，我在学校里混日子，后来到了陕北，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活"。纪录片没有具体介绍徐星的蒙难，它以上述画外音结束了对情书事件的叙述。
徐星告诉记者，30多年后，自己才从颖韬处得知，班主任用鉴别笔 迹的方法，最终找到了他。接着，公安局的人把他从家里带走，要他交代反动思想的来源，这以后，他被关了四十多天。
情书事件以后，徐星再也没有找过颖韬，他觉得自己看错人了 。1975年，他高中毕业，然后插队，入伍，1981年复员回京。再见到颖韬时，已是十多年后，她在教书，他在写小说，各自生活在自己的轨迹里。直到2007年，拍完纪录片，即将回美国的颖韬在机场，对徐星说出压在心底的忏悔："这事情，我永远不能忘记，不能原谅自己"。
离开学校以后，徐星再也没有见过当年的老师。拍片时 ，徐星曾经想找到他，但是没有找到。在徐星印象里，他今年应该70多岁了。在当年的全班照片里，他坐在第一排的中间。照片在纪录片里放出来时，为了保护肖像权，他的面部打了马赛克。
"我一点也不恨他。在我看来，他是个不错的老师，也是个受害者 ，当时两个小孩子把烫手的山芋抛给了他。在那种环境下，他也只能这样做。"徐星说，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人性被扭曲被伤害，是非常残酷的，而展示自己的黑暗过去，正是对自己人性的审视。
关于人性的扭曲，徐晓在接受采访时称，她有时也在想 ，如果再回到当年的批判会，自己会不会打人呢？她觉得也很难说。"当年批判人，所有人都要参加，个人完全没有判断力。至于社会上忏悔者少，我想，可能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觉得是个人问题。具体到个人，我会觉得当年很荒谬，我很可笑，但是没有个人的羞耻感。"
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
这部片子，徐星已看得有些麻木了。
2007年底，拍了两年的片子杀青时，他心里一片茫然 ，曾经的伤痛让他沉重。这沉重，使他在上海的放片会上遭遇质疑。
那是影片结束时，掌声和灯光一起降临，1米88的徐星 ，站起来答观众问。
在一些观众看来，这部纪录片不是一部"伤痕纪录片" ，它并未继续1980年代"伤痕文学"式的控诉，在揭开"文革"这道中国人的伤痕的同时，更像是一部思痛录与忏悔录。上海一位大学教师说，影片的示范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它的文本价值。如果每一个人都能用自己的方式梳理自己的历史，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还原一个真实的"文革"。
不同的声音仍然存在，一位学者质疑徐星的"文革"叙事过于主流 。一个80后的姑娘徐星：为什么一定要记住(这段历史)呢？
徐星说：不知道过去，就没有未来。
姑娘问：为什么不能轻松一些呢？
这让徐星感到非常悲哀：历史真的被遗忘得很快，这个社会最成功的 地方，就是只用了几十年，就把人从以前的"革命者"变成了消费者。
片子在北京放映时，一位老先生说："我问过现在的年轻人知道四人帮吗？有人说'知道，就是马恩列斯。'也有人说'是香港的四大天王'。"
刘自立认为，对于历史的无知，源于某种强迫遗忘症。他说 ，人们既要对现在社会上不幸的人有恻隐之心，也应该对历史上无辜死难的人，抱有是非感和同情心，否则，我们将无异于禽兽。
"文革"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也触动了观映的年轻人 。一位80后的青年，在博客里写道：对于我们这一代80后的人来说，"文革"是尘封的历史，它充满了神秘色彩，吸引着我们的好奇。它也许是《青红》里的悲惨世界，又也许是姜文所描写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一位电影爱好者，受徐星的启发，准备买部DV，把父亲的"文革"岁月拍出来。南都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