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挿过队的陕北牛家原，已经整整三十一年了，这次回来一看，不要说外部世界，就和几里地外的县城相比，这里的变化也不能算大。除了为水土保持，昔日种粮的坡地改栽果树外，沟崖村窑依旧，土坑、水缸、粮屯与当年没有两样，只是相识的人大都故去了。屈指算算，就算是活到现在，他们也不过才六七十岁。看来人的寿命除了遗传因素，与生活质量的确有很大关系，贫困使许多人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目前村里仅剩下的几位老相识也都是老态龙钟，勉强度日：有的老伴先去，儿女四散，孑然一身；有的身患顽疾，行走艰难，终日坐坑。眼见他们辛苦劳作了一生，晚年如此光景，不禁令人唏嘘。
当我问到当年我的邻居杨云生老汉时，昔日的生产队长杨子明感叹地说：“你还记得他？他早没了，大概有二十年了吧。”
“那么他的棺材呢？”我的意思是说杨老汉是否用上了他那梦寐已求的棺材。听我一说，杨子明似乎在头脑中努力地搜寻着尘封的记忆，沉默了好一阵，才轻轻地摇了摇头，唉的一声，长叹了一口气。
提起杨云生老汉，我怎么会不记得呢？当年我们几个知青，无论是谁缺针少线少不得向矮墙那边的杨老汉借用，缺盐少菜（指咸菜）的时候也没少把碗伸过墙去，有好几次连烟头儿都抽光了的时候，划拳推代表，到杨老汉窑里要把烟叶来过口瘾。杨老汉平时生活节俭，对我们几个却是慷慨异常，凡事有求必应。有一次赶集在县里遇到他，杨老汉竟破天荒地掏出一包香烟请我们抽。事后才知道他那是为棺材铺老板准备的。
要说那年杨云生老汉才五十三岁，可他那黑瘦的、饱经风霜的脸上早已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加上刻意留下的一撮从来不加修饰的山羊胡子，曾经让我们深信他七十有余，还因此佩服过他的好体格呢。因为穷，杨老汉终身未娶，孤独一人。每天下地回来，扔下锄头，还要屋里屋外地忙活着烧水做饭。和那些回家坑上一躺，烟袋一叼，等着婆姨给端上饭来的其它男人相比，老汉着实可怜。尤其是见到他蹲在破窑洞前，啃一口干苞米面馍，就一口开水，眯缝着昏花的老眼，一针一线，艰难地缝补着他那破衣烂衫的时候，实在令人心头发酸。我常想，象他这样凄楚地活着，到底是图个啥？
“上面下来的女人不少，为什么不留一个在屋里，除了做伴，家里也有个照应。”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过他。那年头儿，北面的楡林、安塞等地区更加贫困，经常闹灾荒，粮食欠收。每到春天，拖儿带女，南下逃荒的人群络绎不绝，其中有些女人只要给口饭吃，就愿意留下。村里有几户穷光棍都是这样‘捡’到的老婆，生儿育女，不论穷富，日子过好过歹，总算有个家。
“话是这样说，我又老又穷，哪个婆姨愿跟我。再说了，进你屋来再穷也要给人家扯两件衣服，我哪里有这个钱呐？”每回杨老汉都是这样回答。
“眼见你下山赶集总是背捆柴去卖，除了油盐酱醋，总会剩几个铜板吧？攒起来那不就是钱吗？”听我这么一说，杨老汉开始吱吱唔唔了，往往找辙把话题岔开。凡事怕长久，终于有一天，在一次赶集的时候我发现了他的秘密。
说来也巧，那次集上我要去公社育种站见一位朋友，回来的时候在县城的小胡同里转来转去迷了路。在一条僻静的小街上，一眼看见从一个店铺里走出来的杨老汉，我急忙追过去。咦！是个棺材铺。那时在全国的大城市早己强制施行火葬，这类店铺根本绝迹。对我们这群在北京长大的孩子来说，棺材铺只有在电影里才见过，因此十分好奇，我一头闯了进去。
进去后才发现里面空间很大，光线有些阴暗。说实话，猛然见到墙角用两条板櫈架起来的几口黑漆棺材，阴森森的，还真有几分恐怖。再瞟上两眼，不禁令人有些毛骨悚然的感觉。还好另一边有人气，两个工人正在用木刨奋力刮刨，刨花儿象雪片似的堆积了一地，他们有说有笑，全然没有把身边那几口象征死亡的棺材当成一回事，或许还为自己的杰作感到自豪呢。我的出现令他们感到意外，愕然地盯着我，停止了说笑。或许是这几口大棺材令我感到这里并不好玩，不是久留之地，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我立刻退了出去。这时，街上已不见了杨老汉的踪影。
第二天，下地干活的时候我提起了这件事，没想到大家哈哈一笑，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没人会感到惊奇。队长杨子明还带着不无羡慕的神情，特意对我说，人家老汉日后福气大，我们谁也比不上，接着原原本本地讲述起来：原来，多年以前有位游方的道士在老汉家吃过一顿饭，临走给他算了一卦，异常灵验，说杨云生老汉八岁失母，二十丧父，四十五岁上大病一场，一辈子是受苦的命，娶妻生子也还要贫穷三代。唯一改变运程的方法是备一口上好的棺材留待日后，再世子孙即会永掘穷根，官财亨通。自从那年他从病中死里逃生，便对道士之言坚信不移。从此，开始了他的‘恢宏’计画。
他先买了烟酒送到县城棺材铺，与老板商定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为他定做一副棺木。他问老板什么木材最好，答曰：七珍水曲柳。好！就要它。杨老汉干脆。尺寸要最厚最大的，漆要最上等的。幸亏那时陕北地区还不知道棺材以楠木为首，否则店老板还要特别为老汉从南方进货呢。说到钱，两人订的合同也算周全：不论多少，随时入帐，一旦超过成本即开始动工。如果在此之前需要，按帐面余额，任意送出一口。至于价钱，老板一口价：六百元，一分不少。乖乖！那时的六百元可是个天文数字，别说是在贫困的陕北地区，就是平均工资四五十元左右的北京城，也是够令普通人咋舌的价码。可杨老汉眉头眨都不眨，当即答应下来。
打那以后，杨老汉下地更加勤奋了，生活也更加节俭了，从地里回来总不忘捎几把柴草，天黑了连油灯也舍不得点。农闲时，风雨无阻，一天两次跑到几十里外的山沟里，一斧子一斧子地砍个不停，百八十斤的柴捆压在双肩，脖子上青筋直冒地一趟趟往回背。一个冬天下来，院子里堆满了木柴，却一根也舍不得烧。每逢赶集便背上一捆到县城里去卖，到手的块儿八毛一分钱也舍不得花，几乎全部送进了棺材铺。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未停止。据说帐上己经有了二百块钱，听老板讲再有一百多块就可以专门进料，开始动工了。
知道了杨老汉的秘密，有时见他如此清苦地过活，反觉替他不值。有时也是存心逗逗他，便故意装做惊奇地隔墙高叫：你这位村里的大财主怎么黑灯瞎火的连灯也舍不得点呐？人就一辈子，有钱不吃点喝点，为下辈子操心，不是瞎掰吗？每逢这时，老汉不愠不火，像是对我们又像是在自言自语：年轻娃娃懂个啥，可不敢胡乱讲哩。后来，我接到调令回北京，离开村里的时候把一些旧衣物大部分送给了杨老汉。他当时高兴极了，坚持要送我下山，并一再表示送到县里长途汽车站。当然，除了我的一个旅行袋，他没有忘记随身再背上一捆柴。记得一路上，老汉不住地念叨：再见上一面，难喽。果然，时隔三十一年，再回村上，旧窑依旧，人却早已是阴阳两隔。
“为什么杨老汉没有用上那副棺材，是钱没凑够？”我有些奇怪。按老汉的干法，十多年时间里怎么也不会有问题的。
“不，是出了事”杨子明轻声地说道“穷人命苦哇！”便低下了头，好长时间不再做声。在我急切地追问下，他才犹犹豫豫地道出了实情。
原来，我走以后没几年老汉的棺材就完工了，还成了当年县城里一件轰动的新闻，许多人特意跑到棺材铺，为的是亲眼目睹这价值六百元的寿材。那天，杨云生老汉得到消息，几乎是一路小跑来到县城，围着棺材整整转了三圈。然后，用他那布满老茧的粗手，一遍又一遍地轻轻抚摸着那口光亮照人的黑漆棺材，左看右看，心里乐开了花，十多年的辛苦总算是没有白费。原本打算请人抬回去，又怕窑洞里潮湿，放久了会坏了漆皮。想来想去，最后还是情愿付点钱，央求老板，暂时存放在店里。看在这么多年交情的份上，老板答应了这个老实巴交农民的请求。从那以后，只要是进城，无论多远，杨老汉总要专程拐个弯儿，到铺里看看他那心上之物。有几次还特意带上块软布，精心地把上面的浮尘擦去。然后把头伸向前去，象个天真的孩子，对着亮漆中的人影傻笑。毕竟，了却了一桩十几年的心愿，杨老汉心情那个舒畅就别提了，往后的日子也感到轻松多了。
谁知，命苦之人，苦命难逃。时光约摸过了二年。那是春上的一天，县委秘书在公社李文书和大队老支书的陪同下，破天荒地上了原，先找到队长杨子明嘀咕了一阵，然后打发杨子明去把杨云生老汉叫来。那时县上的干部和一个普通农民之间的距离就如同天上地下，根本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事。听说政府（当地农民把县称为政府）的大干部找自己，就象一介平民突然接到圣旨，杨老汉本能地有些不祥的预感，忐忑不安地随杨子明一路往回跑。
“你就是杨云生老汉？来，这边坐，抽支烟。”县委秘书和蔼可亲，从衣袋里掏出一盒红牡丹香烟，发给在场的每人一支。当时那一盒牡丹烟相当于原上农民三天的工钱，能抽上这烟真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要是平常他会感到受宠若惊，可不知怎的，此刻那种不祥的预感愈来愈强烈，以致于拿烟的手在不停地轻轻发抖，他说不清楚是一种声音还是一股幻觉在耳旁响起：
“你看，有这么个事想给你商量一下，前天县委张书记的父亲因病去世了，张书记和县里几位主要领导都非常悲痛，打算为老人搞一个风光的葬礼。谁知寿材店里一时没有象样的棺木，加工赶制又不能保证质量，尤其是上漆这道工序，那是需要时间的。有人向张书记反映原上的杨老汉在店里存有一副上好的棺木，暂时不用，能否先借来一用，以后再照样打制一副。张书记认为可行，特别嘱咐我来向你老人家打个招呼，并让我代他向你表示感谢。”说着县委秘书拉了拉杨老汉的手，轻轻摇晃了一下，接着转向公社文书，严肃地说：“至于重新打制寿材一事，全权交给公社李文书去办理。李文书，你可以给我保证价格、式样、质量和这副完全一样吗？”“请放心，保证做到。”李文书忙从嘴边扯下半截香烟，毕恭毕敬地答道。
杨老汉木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道也记不得那些人什么时候全走光了。突然，他仰天大叫一声，蹲在地上失声痛哭起来……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从哪来的一股力气使他窜了起来，发疯似地向原下跑去。
“昨天晚上张书记就派人来抬走了，我拦也拦不下。”棺材铺老板长嘘短叹，无奈地说。店的一角已是空荡荡的，只有那两条板櫈还立在那里。杨老汉一屁股坐在板櫈上，双手捂住脸，又呜呜地哭了起来……
兴许是急火攻心，老汉大病了一场，伤了元气。没等痊愈，他就一次次下山，去公社找李文书。李文书推三拖四，今天讲县委秘书去专区开会，明天又说会计不在。一来二去半年过去了，钱始终没有到位，棺材铺老板有心帮忙又不敢冒然进料，毕竟那不是个小数目啊。那年冬天，一场大雪过后，天寒地冻。杨老汉不听人劝，坚持下山去公社。结果路滑失脚，一下子滚了坡。身上多处骨折不说，还在雪地里冻了大半天才被人发现。等送进县医院时，人已经快不行了。三天以后，没留下一句话，杨老汉睁着双眼离开了人世，那年他虚岁整六十二。
“后来呢？”我悲愤地问。
“后来我找到大队老支书商量给杨云生办后事，这时公社李文书听到信儿，立刻派人送来了六百块钱。”杨子明无奈地摇了摇头，“有什么用呢？扣除医疗费用、发丧费用，所剩无几。最后，还是棺材铺老板看在多年老交情的份上，也是看着杨云生太可怜，没有算工钱，连夜给打了一副薄板棺材，总算是送他上了路。”
杨子明讲完，黙黙地带我向窑背后面走去，在一个长满荒草的坟丘前站定。我回想起三十一年前，杨老汉送我下山的情景，我的旅行袋挂在他脖子上，在他胸前晃动，背后面是一大捆木柴，虽然沉重，可杨老汉依然步履坚实，我知道是「希望」在清苦的日子里，支撑着他一步步走下去。可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希望，还是被无情地击碎了。
我从兜里掏出澳洲带来的Winfield香烟，点燃三根，揷在墓前，望着袅袅升起的青烟，再次陷入了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