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娃
狗娃是个聪明的孩子,要是活到现在,恐怕该有所做为了,可惜他死那年才六岁半.在史无前例的年代,我做为百万上山下识青年中的一员,来到陕北宜川县,在一个叫牛家塬的小村落了户,说来也怪,名为牛家塬却无一户姓牛,全村十六户人家全部姓杨,皆是宗亲,开始搞不清村里人之间的辈份关系,见到白胡子老汉管称年轻小伙子叫爷爷感到十分有趣.有时就故意与辈份高的年轻人称兄道弟讨便宜,常常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有一天,知青点轮到我做饭,在灶前边烧火,边看书,忽然听到一声稚气的呼唤“爷”,回头一看原来是邻居杨焕章的小儿子狗娃.这孩子个头不高,一张圆圆的小脸,小鼻子，小小的眼睛滴溜溜圆.眉宇间透出一股灵气.“狗娃,叫谁呐?”“你呗”!“怎么管我叫爷呢”?尽管当爷十分受用,可还有些奇怪,“我见你管任子爷叫哥哩,那不就是我的爷吗”?“嘿!看你这小子年纪不大,辈份到搞的挺清楚,几岁啦”?“六岁了”.“来！给你块糖,不能白叫声爷”,“爷”狗娃又叫一声”,“我不要糖,我要你教我写字,我大说你是大学问的人,大队里的教师也比不上,教师不让我上学,我要你教我,爷，行吗?”说实话,当年二十出头的我被这几声“爷”叫的心花怒放,也为这个山村里小孩子渴望求学的精神所感动,爽快地说:“行,爷收下你这个学生.”狗娃笑的咧着嘴,转身飞也似的跑回家去了.
陕北地区偏远贫困，解放二十多年了，依旧一穷二白。青壮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目不识丁。大队有个民办小学，教师是位退伍军人，靠在部认学了点文化，回乡脱产当了秀才，教授各小队一、二十个十来岁的男娃读书识字。可能狗娃年纪太小，跑不了来回十几里山路，学校不收他。这孩子倒也有心，几声“爷”，就把我这个老师拜到了。
“爷！”狗娃又跑了回来，“给！”只见他两只小手托了两个鸡蛋，恭恭敬敬地递到了我的面前。“我娘说了，这是给先生的。”望着狗娃稚气的小脸，跑的上气不接下气，气喘嘘嘘的样子，我有些心酸。村里穷，人们全指望上山砍些柴，养鸡下个蛋,拿到山下城里换个块儿八毛钱，买点油盐针线。除了媳妇做月子，鸡蛋谁也舍不得吃。“狗娃，给你妈拿回去。告诉你妈，送鸡蛋我就不教你了。”见我一脸正色，狗娃犹豫了一会，转身又跑了回去。
不一会儿，狗娃他娘领着狗娃又来了。“他叔”嘿！这么会儿，降了一辈儿，我从爷变成叔了。狗娃他娘见到我，老远就叫唤着。“狗娃见他哥上学，天天哭着喊着要去。可人家嫌他小，不收他，不知他怎么想起拜您当先生，家里穷，没什么好东西，这两个鸡蛋要收下，这里的规矩，连大队的教师也要呢，您就抽空儿教教他吧。”
“好吧”我轻轻叹了一口气，进屋从箱子里找出一枝带橡皮头的铅笔和一个笔记本，递到狗娃手上。狗娃高兴得跳了起来，用小手把笔和本紧紧搂在怀里，连连向我鞠躬，大声说：“谢谢爷”当着狗娃他娘的面，倒弄的我不好意思了。从那以后，我便正式成了狗娃的老师。
狗娃是我见到同龄孩子之中最聪明伶俐的一个，无论什么一教就会，接受能力极强，而且善於联想。我教他几遍“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第二天他就倒背如流，而且告诉我从一到十的汉字也会写了，只是不明白“烟村”和“亭台”是什么东西，让我讲给他，并且拿出笔记本请我批阅。我翻开一看，大吃一惊。只见本子上一字字，一行行，整整齐齐。一笔一划，认认真真。我敢打赌，无论是谁，绝不会相信这是出自刚刚开始学习写字，一个六岁孩子的手笔。
更令人称奇的是狗娃这孩子对数字极为敏感，加减法一点就通。我还没有教他乘除法，他竟自已摸索出来了。有一次，杨焕章带他去集市卖柴，说好一分二厘钱一斤，过称是八十一斤。他大和买柴的人还未算出总共是多少钱，小狗娃在旁脱囗而出九毛七分二厘，吓了大人一跳。事后我问他是怎么算出来的，狗娃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八十个一相加是八十，八十个小一等於八，八十加上八再加上八就是九十六，还有一斤是一分二厘，总共就是九毛七分二厘呗。看他轻松的样子，我不禁又问：“什么是小一呢？”一分钱等於十厘，一厘钱就是小一。乖乖！这孩子把小数点一用自已的方法记做小一，这样就把乘法是加法的简单运算的原理用自己的方法总结出来了，而且准确无误。真是不得了，狗娃才六岁，逻辑推理竟然如此严谨，小恼瓜真灵。若要好好培养，长大了准能一鸣惊人，我暗自思量。“咳！惊什么人？这年头，连我自己都没书读，从北京跑到这穷山沟来种地，大学里许多留美博士教授都在五七干校劳动呢，即便天才又能怎么样呢？”想到这些又有些泄气了。
尽管这么想，我还是对狗娃的功课加深了难度，加快了进度。学习对狗娃这孩子来说一点也不费劲，反而象是一种天生的享受，功课越多越高兴。不到半年的时间，狗娃长劲很大，他已经远远超过读了两年书的哥哥。乘法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心算能力也大大提高了。象十五乘十六这样的两位数乘法可以做到答案脱口而出，绝无差错。当然，我把自己在学校里学到的和自已总结出来的几套速算方法毫无保留地全部传授给了狗娃。后来，杨焕章每次赶集都要带上狗娃，让他帮忙算帐。狗娃给他大在乡亲面前露了脸，杨焕章高兴得常常夸赞狗娃，有时还破天荒地买两块糖给狗娃吃。狗娃有时也眨巴眨巴小眼睛，得意地对我说：“爷，俺大说了，你是大学问人，跟你学没错。”嘿！你看这小狗崽子，什么时候学会拍马屁了。
入冬时，我被派出民工。临走我给狗娃留了不少功课，嘱咐他认真完成，回来时我要考试。狗娃拉着他大硬是送我到县城，偎依在我身边，悄声说：“爷，早点回来。”走出老远，我还看见狗娃摇着小手向我告别，仿佛另一只手在轻轻地抹着眼睛。
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我与狗娃的永别。
三个月以后，我回到村里，在迎接的人群里没有见到狗娃。杨焕章等人们散去以后，默默地走进了我的窑洞，无声地把我送给狗娃的笔记本递到我手上。好一阵，才低声说道：“狗娃没了，狗娃把铅笔带走了，本子让我交给你……”原来，我走后不久，狗娃开始咳嗽，发高烧。最初以为是天冷风寒，因为家里没有钱，也就没有及时送县医院检查，只是向大队里的赤脚医生讨了几片药吃。谁知，病情越来越重，呕吐抽搐，几次昏迷，不醒人事。送到县医院时，人已经不行了，医生诊断是急性克山病。这是陕北一带流行的疾病，据说与当地水土有关。三天以后，狗娃就离开了人世。可怜的孩子在弥留之际，还挣扎着坐起来，用烧得通红的小手抓住铅笔，颤颤危危地在本子上写下了一行字，嘱咐杨焕章交给我，说完就闭上了眼晴。
我轻轻地打开笔记本，一页一页地翻着。只见一字字，一行行，还是那么认真整洁，一笔一划，一丝不苟。在最后一页，我看到了歪歪扭扭的一行小字：爷，我的功课做完了。狗娃。这时，我的泪水止不住大滴大滴地掉在了本子上……
后来，杨焕章告诉我，自打我送给狗娃铅笔和本子，狗崽一直舍不得用。总是先用树枝在土地上写呀写，划呀划的，直到写好了，满意了，才开始腾写在笔记本上面。噢！我这才明白，难怪狗娃的本子上从开始就是工工整整，干干净净。难为这孩子真是有心。只可惜，他才六岁半就……。
想到这里，我的眼晴又模糊了……。
爱月
狗娃死了，留给杨焕章一家人的不仅仅是巨大的伤痛，还有一笔沉重的债务，压得一家人几乎喘不过气来。在狗娃弥留的三个星期里，杨焕章几乎没有出过工，为给孩子治病，时不时将家里仅存的一些鸡蛋、狗娃娘平日织的一点粗布和准备过冬的柴禾背到山下去卖，就这样还是拉下了八十多元钱的亏空。那年头，对一个干一天话儿才挣两毛多钱的农民说来，这简直算是个天文数字了。“孩子没了，钱也没了。”杨焕章经常这样自言自语，一筹莫展。就在这时，邻村张家坪的媒人瞅准时机再次登上门来。
按说张家坪在川里，地肥村富，塬上的姑娘那个不愿意嫁过去。尤其是提亲的张建业家，两个大儿子早已自立门户，张建业是队里的会计，人前人后，大小也是个干部。小儿子初中毕业后回家务农，身强体壮是个好劳力。孩子他娘更是这一带有名的持家好手，老早就为小儿子箍下了两孔窑，一切准备亭当，只等新媳妇进门了。谁知先后两次提亲都被杨焕章以爱月还小为由，婉言谢绝。张建业的脸上挂不住了，火了：想进我家的女子挤破门，谁稀罕牛家塬上的穷家小户，还给我端起架子来了，去球！可是不争气的小儿子就是相中了爱月，任凭他大怎么发火，他娘怎么劝，燕瘦环肥，一概不闻不问，甚至还赌气地说你们谁也别管，我这辈子就打光棍了。折腾到最后，老俩口实在没辙了，只得央求媒人再给想想办法。
对於张家，杨焕章其实没什么话好讲，女儿嫁过去还能愁吃愁穿？可不知为什么提亲的人一来，爱月立马泪流满面，抹着眼睛往窑背上跑。爱月娘问了几次，她只是摇头，流泪，一言不发。为娘的心软了，央求她大再缓缓，毕竟爱月才十七，后来狗娃生病，一家人忙里忙外，把提亲的事也就搁下了。如今欠了一屁股债的杨焕章望着媒人堆笑的脸和手上一百元订礼，不由得轻轻叹了一口气，横了横心，点了头。悄悄倚在窑外墙角的爱月见状，“哇！”的一声，哭着跑出了院门……。
说实话，开始我也大惑不解。在陕北高原，儿女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早己成为这一带的多年的习俗。更何况象张家这样的门户，那小子有文化，长相也不赖，爱月还挑什么呢？
说起爱月，在塬上的女子中绝对是首屈一指。论长相，白白净净一张瓜子脸，高鼻子，樱桃口，大大的眼睛黑白分明，长长的捷毛忽闪忽闪，透出一股稚气。个头虽不算太高，却生得该凸的凸，该凹的凹，恰到好处，既丰满又苗条。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爱月的皮肤又细又嫩。见到她，你绝对不会相信这是一位在陕北高原土生土长的农村姑娘，你会惊叹：整个一个精雕细琢的美人坯子。
记得我刚到村里那天，在一群看热闹的大姑娘小媳妇之中，爱月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双传神的大眼睛实在令人过目难忘。别说陕北荒原，就算北京城也难遇到这种天真无邪，亮丽的美目。早就听说陕北一带流传“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总以为是由于历史上四大美人之一的貂蝉出生米脂的缘故，如今见到爱月才真正相信此话不假。后来也证实爱月的娘确是米脂人，早年逃荒来到宜川，经人介绍嫁给了杨焕章。爱月具有农村姑娘的朴实勤奋，从地里到家里样样拿的起，而且闲不住，就连与女伴聊天时还不忘纳鞋底或是用麦楷编草帽带，无论在哪儿，手里总是带著活计，要不就是带着最小的弟弟。从来没有发现她什么时候刻意注重过自已的容颜，以自已超群的美丽而无端增加几分优越感。或许生长在农村的姑娘根本就不会意识到美丽的容颜是上天赐予女孩子一生最大的财富，所以“女为悦已者容”之类对爱月来讲也肯定是无稽之谈了。
说来可笑，当年我的确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如果有位现代王允，对爱月略施培训，献给哪位现代董卓，说不定爱月会在中国现代史上发出“耀眼”的光辉呢！后来“四人帮”倒台，张玉凤曝光，我还曾联想过当年的爱月，不由得暗自好笑。其实世间有权贵，就总少不了王允与貂蝉，尽管目的不同，手段却往往如出一辙。如今国内揭发出来的贪官污吏，许多人开始就是被美色拖下水，前程贻尽，更有人为此身首异处，命丧黄泉。正所谓色字头上一把刀，一点不错。如果为官者不能自律，那么金钱与美色都是极其可怖的深渊。
闲话少扯，言归正传。自打杨焕章收下礼金那天起，往日爱说爱笑的爱月就开始变得沉默寡言。除了干活就是躲在一边默默地流泪，很快人也消瘦下来。奇怪的是每当夜晚来临，从窑背上传出来的笛声也突然改变了往日欢快的曲调。一声声，一阵阵，凄凉悲楚，令人伤感。这如泣如诉的笛声在漆黑一片的塬上久久地迥荡着，催人泪下。那是任子吹的。奇怪，莫非任子与爱月有什么瓜葛？躺在窑洞里听到这忧伤的笛声，我的脑海中曾不止一次地闪过这个念头。不可能，我随即又立刻否定了这荒唐的想法，他们之间差着辈份呢。虽说任子才二十来岁，可他辈份高，杨焕章称他为叔，算起来是爱月的爷爷辈，同姓同村又同族，这怎么可能呢？可凭我的直觉和后来的观察，总觉得其中必有蹊跷，这个问号在我的心里一直存在了很久。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爱月出嫁那天，她哭成了泪人，悲痛欲绝。我敢打赌，这种伤痛绝不象女儿将要离开娘家的那种依依不舍的伤感。我也注意到在村里送行和看热闹的人群里唯独不见了任子。爱月终于被婆家的毛驴驮走了，当晚窑背上没有传出任子的笛声，从那以后也再听不到任子那欢乐的或是忧伤的曲调了。夜晚来临，整个塬上一片黑暗，一片寂静。半年以后，任子不顾爹娘的极力反对，执意当兵走了。
后来爱月做为媳妇回娘家，我又见过几次。眼晴还是那么美丽，只是增添了几分少妇的丰韵。三年以后，我接到回北京的调令。临行前又遇到爱月回娘家，那时她己经有了一个一岁多的小女儿，女孩没有妈妈漂亮，倒也可爱。这时的爱月美目依旧，却已经没有了少女时代亮丽的丰彩，也不象从前那样干净俐落，多少有些邋遢，在孩子和她自己的衣襟上都能隐隐约约地见到一些斑斑污迹。算起来那年她也才不过二十一、二岁，可是不知怎的，我却感到在我心目中那位曾经好似“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式的绝代佳人已经完全消逝了，眼前的爱月只是陕北高原众多有娃婆姨中的一员，不过长相出众一些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