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少许进食之后，在注射的吗啡影响下，安然入睡，便再没有醒来。美国东部时间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五日，凌晨零点二十五分，他呼吸停止了。
噩耗通过互联网很快越过大洋，在世界各地传开……
此刻，在我脑海上，漂浮的，是他故乡东北那一片森林，树林之上飞雪纷纷扬扬，天上地下一片雪白；我听到，在《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或深沉宽广、或激昂低回的管弦乐音徐缓升起之中，传来他沉稳的声音：
我生来是一个爱幻想、有几分怯弱又不善社交的人。在正常环境下，我多半会成为一个离群索居的诗人，或埋首古籍的学者。我的母亲，我童年的伙伴和我本人，绝不会想到我在三十岁上卷入中国的政治漩涡，成为全国闻名的政治罪人。更不会有人猜到，三十年之后，我会重蹈覆辙，第二次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遭到最剧烈的谴责和批判……
刘宾雁先生终于离世了，这个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称为“中国良心”的报告文学作家，一位身上浓缩了中国悲剧的悲剧人物。
一
青年时代的刘宾雁曾经一夜成名。
那是一九五六年。那年，四月号的《人民文学》在头条地位发表了他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副总编秦兆阳写了按语，给予很高的评价，甚至说“我们期待这样的作品已经很久了”。接着，也是秦兆阳的要求和安排，刘宾雁写了另一篇报告文学名作〈本报内部消息〉，在当年六月号和十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在桥梁工地上〉批判党内保守主义，口气其实很温和，但确实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一篇揭露党内阴暗面的有锋芒的作品。〈本报内部消息〉也是揭露批判官僚主义，其中直接提到了新闻自由问题。两篇作品在中国大陆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正是在刘宾雁的影响下，报告文学这个文学体裁在全国流行开来，特别是，流行开来还有一个响亮的文学口号——“干预生活”。
当时的刘宾雁，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那么，是在什么契机下唤起创作〈本报内部消息〉这样作品的冲动的？他记得很清晰——是一九五六年随邓拓到波兰开国际新闻记者协会理事会时受到启发。当时苏共刚举行二十大，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暴行的秘密报告，部分内容循着“小道”已经传到华沙。他们每天在新闻记者俱乐部吃饭，自然要彼此传播这些东西。当时，东欧的变化比苏联快。华沙街头很多地方摆着报纸，共产党报纸、右派报纸都有，英国、法国报纸也公开摆着，随便看。他们访问了几家报社和杂志社之后，热血沸腾。接着，中共中央给十三级以上的干部传达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刘宾雁更感到有信心了。
一九五七年五月大鸣大放期间，刘宾雁常常兴奋得夜不能眠。凭着新闻记者的敏感，更由于高涨的政治热情带来的自信心，他竟然要直接向毛泽东进谏。二十五日，他在上海电台的地下室寓所里给毛写了一封信：“……请您注意：一，党内高级干部中，一个特权阶层已经形成。他们已完全脱离了党组织与群众的监督，成为新的贵族……二，在多数工矿企业中，党的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东北的一些工厂中，党员起好作用的不到四分之一……在机关中，党内健康力量不得伸张，占优势的仍然是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有些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政治热情衰退……者竟达三分之一以上……关于党与群众关系的普遍恶化，就无须写了。”
耽于理想主义的刘宾雁，不可避免地过于天真了。后来他才知道，就在写这封信的前十三天，五月十二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他写的关于上海鸣放情况的报导〈上海在沉思中〉，毛泽东看到，当即批示：“看来，有的人不是想把事情搞好，而是想把事情搞乱。”“阳谋”在胸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显然把刘宾雁看作是“要在中国煽起匈牙利式的暴乱”的“右派”代表。但毫不知情的刘宾雁却还要如此多情地进言，这就真是毛后来嘲笑的“自投罗网”了。
转眼之间，曾经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刘宾雁成了“人民罪人”。虽然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也暗中保了他一下，但他在劫难逃，他是毛泽东点的钦犯，终于被打成右派，开除出党，送到外地劳改。此后，二十二年金色年华无声无息地付诸东流。在那凄凉岁月里，他极力回忆起来，最多也只有两三个人去探望过他。
但后来刘宾雁对此厄运却很坦然。他竟然说：“我最好的出路，就是当了右派，离开了官场。”想想此话也对。如果刘宾雁当时一路飞黄腾达，那很可能在文革中要不死于非命，要不成为御用帮凶。该知道，于一九二五年农历元月十五日元宵节出生在哈尔滨市的刘宾雁，可以说是革命的“老资格”。他一九三九年十四岁就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一九四四年加入中共时才十九岁。一九五六年定行政级别，刚过“而立之年”的刘宾雁就是共产党的十三级“高干”了，有资格坐软卧、坐飞机，一个月工资一百五十八元人民币，又有用不完的稿费。在当时简直就是一个富翁，刘宾雁说他都不知道钱该怎么花。“那时年纪不大级别不低，哪儿知道老百姓的疾苦？……如果不是自己倒了大霉，跌到底层，哪里知道中国社会的实情？！”
二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
刘宾雁此时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但他义无反顾。一九七九年二月获得平反后，马上重出文坛，写出一系列关心老百姓疾苦、尖锐揭露腐败和社会黑暗的报告文学作品，其中尤以一九七九年九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人妖之间〉脍炙人口。他发展了他五十年代已经形成的风格。〈人妖之间〉所揭露的社会矛盾，不再是局限于某一桥梁工地或某一报社编辑部之类的个别的特定单位；在跟踪王守信这个贪污犯从一个粗鄙浅薄的女人变成“当代英雄”的过程中，刘宾雁追查到县委、地委、直到中央商业部某局等许多单位，深入到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他探讨了王守信之所以能成事的土壤，第一次在报告文学中引起人们对共产党内的腐败以及中国社会政治制度问题的注意。这部作品的发表，被人称为“等于引起一场地震”。事实的确如此！
刘宾雁的所有作品都融入他的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的见解。他不但淋漓尽致地描绘事件的过程，而且喜欢以政论的语调来夹叙夹评。叙述时生动简洁，绘声绘色；议论时逻辑严密，锋利明快。所有分析、引申、挖掘，政论性极强，鞭辟入里，富有真知灼见。其中〈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等作品，成为那一个时代报告文学的经典之作。〈人妖之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后发行了一百多万册，书一出来就卖完，真可谓盛况空前。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刘宾雁在中国大陆家喻户晓，成为受到广大民众敬仰和热爱的作家，在国际上也受到广泛的敬重。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应该说这主要还是因为他令人敬佩的坚定不屈的政治信念和好打抱不平、助人为乐的崇高的道德人格。全国各地许多人，尤其是下层的干部和工人农民——那些今天称之为“弱势群体”的人们，把刘宾雁称之为“中国的良心”，当作他们的代言人，甚至找上门来，请刘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问题。例如，一篇关于辽宁的报导发表之后，刘竟收到了八千多封读者来信！不轻易夸奖人的文学大家钱锺书先生，曾引《论语》称赞刘宾雁是“仁者必有勇”，又赠给他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一九八五年年初，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代表大会首次自由选举中，原来并未列入候选人名单的刘宾雁，居然以第二最高票当选作协副主席，可见他在整个文坛上威望之高！
受到刘宾雁（以及另一流派代表徐迟）创作方向及其作品的影响，报告文学又一次而且以更大的声势在中国大陆异军突起，发展成针砭时局和呼吁改革的一种特殊文学样式。特别是，当时出现了文评家归纳为“以问题为中心的报告文学”的新品种。具有强烈社会性、政治性的大事件、大问题成了报告文学的主题和表现内容。过去的作品，焦点只在一个或几个人物身上；现在不少杰作，一下笔就洋洋洒洒，采用宏观的角度，全景式的透视，有些甚至带有学术性的味道。这绝不仅仅是形式或表现手法上的变化。人们在作品中明显感受到作者的历史反思以及这种反思所暗示的政治要求。现实生活中关系到人民大众切身利益的许多敏感问题，也都在报告文学作家关注之列。这些作品并不听命于某党某人，不是歌功颂德之作，而是作家出自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进行认真思考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判断的结晶。他们发自心底的声音，或多或少带有冷峭的、批判性的色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后几年，报告文学在中国大陆高度发达、高度繁荣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例如，一九八七年十月，九十九家杂志、报纸共同举办《中国潮》报告文学徵文比赛，应徵作品几乎有一千部之多！带批判性的、以问题为中心的报告文学作品成了这个文学样式的主流。苏晓康、麦天枢等报告文学作家则饮誉全国。他们发展了刘宾雁的“干预生活”的信条，甚至是以文学“干预政治”了。如果说民主是刘宾雁报告文学的灵魂，苏晓康等人倡导民主更为大胆（论者称他们代表“浪漫理性”阶段）。他们许多作品，其道义水平之高，社会震撼力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报告文学使整个中国文坛为之激动，一九八八年半年多时间连续开了几个全国性的研讨会。这一年被文史家称为“报告文学年”。由于报告文学的极大成功，文史家相信，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某一文学样式可以特别获得迅速发展而达到高峰；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后那几年，对中国大陆而言，就是以问题为中心的报告文学的时代。这甚至是刘宾雁所预料不到的。他当然是喜出望外。他对后继者的新成就，可真是老怀欣慰了。
三
刘宾雁一九七九年重出文坛的亮相之作是一篇论文，就是发表在《上海文学》三月号上的〈关于“写阴暗面”和“干预生活”〉。刘认为，“干预生活”是一个涉及“文学的根本特性”的问题；而且，“这其实首先是个如何作人的问题，其次才是文学问题。在封建时代，尚且提倡仗义执言，舍身死谏，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对于关系到人民利益、社会主义成败的大是大非问题，反倒不许人们干预，岂非咄咄怪事？”
这是一篇翻案文章，为他刘宾雁二十多年前曾经倡导却遭到严厉批判的文学口号作自我辩护；这是一篇挑战书，挑战当时还相当流行、但已陈腐不堪的文学理念；这也是一篇宣言书，宣告天下他刘宾雁初衷不改！
许多人都说，刘宾雁其实不像一个“本分的”文学家，虽然他写报告文学已是闻名天下。这也难怪，他的职业是记者，他更热衷于政治，是个忧国忧民的改革家，或者说，是个怀抱“第二种忠诚”的十足的理想主义者。
<第二种忠诚>是刘宾雁发表于一九八五年《开拓》杂志创刊号的报告文学。他通过作品中的两个人物，表达自己的忠诚观。所谓“第二种忠诚”，即是作为有头脑、有是非、有热血的党员，对党应该抱实事求是的理性的态度，对它的方针政策，也要分析，不能盲从；支持它的正确的主张是爱护它，揭露和纠正它的错误同样是对它的真诚的爱护。这种赤子般的真诚，正是刘宾雁自己的人生理念和行为准则。
那么，“刘宾雁岂不是自命为针对党的检察官和法官了？！”党内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元老不能容忍了。在他们眼里，复出以后的刘宾雁一直是个可疑的问题人物。现在，刘的“问题”升级了——以前他的报告文学以及相关的调查只是受到几个地方党委的攻击；现在他进一步惹起了中央一些人如胡乔木、邓力群的不满。
不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很奇怪很有意思的社会。就像很多政治历史研究者所说，几乎不可思议的是，整个十年，政治风云反复变幻，大致上竟是逢双年反“左”、逢单年反“右”！或者是同一个时间，有些领导人反“左”，有些领导人反“右”。一九八六年七月间，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软科学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传出政治生活民主化的信息。万里竟说不仅一般政治问题、连政府的政治性决策也是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的。万里在讲话中，还一度离开讲稿，说起刘宾雁的文章来。他说，“刘宾雁的文章<第二种忠诚>我最初没有看过，听说引起很多人反对，找来看了。我看很好嘛，我们就是需要第二种忠诚嘛。”几天以后，万里还约见刘宾雁。刘来到中南海万里的寓所后，万里见到他第一句话便是：
“我们就是需要你写的那种‘第二种忠诚’。一个党，一旦听不得不同意见，它就完了。无论是共产党、国民党或者社会党、基督教民主联盟，都一样，只要听不得批评，就必定要垮台。”
谈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刘宾雁，自然一定要谈到胡耀邦与他的关系。
刘宾雁曾经回忆说，一九五八年二月，他的命运已定、准备下乡劳动改造的时候，胡耀邦把他和团中央系统几名资格较老、地位较高的右派分子找到团中央小会议室去。这时他们这些人最关心的是前程问题，心情都是灰溜溜的。胡耀邦似乎有意表示，他并不认为刘宾雁等人是反党分子，是敌对分子，他的态度和以前一样，仍然以“同志”相称。谈到犯“错误”的原因时，他特别提到刘，说：“比如刘宾雁，就是骄傲了嘛，尾巴翘得太高了嘛。”
胡耀邦对刘宾雁的关心爱护是有目共睹的，刘宾雁也是感恩的。然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本性不改”的刘宾雁给现在已成了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带来很大的麻烦。例如，一九八四年秋，刘宾雁写陕西省一个案件的文章引起一场大风波，竟闹得胡耀邦为首的书记处一个多月不得安宁，以致胡不得不出面批评刘。他的话是：“刘宾雁没有接受一九五七年的教训。他还是不要作《人民日报》记者，去当作家吧。”但胡耀邦的话在《人民日报》传达之后，又引起编辑部一片哗然：“谁应该接受反右派斗争的教训，不是党中央吗？难道要被迫害二十几年的‘右派’来接受教训？”
刘宾雁知道他每引起一个省委的不满和攻击，都使胡耀邦很难办，但胡始终暗暗关心和同情他，每次都给以保护，不然他是不可能继续当记者，继续写作到一九八七年的。而刘宾雁和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与有志于改革的人一样，对胡耀邦寄予极大的信赖与期望。人们都说，胡耀邦最得人心的是他的两个概念。一个叫“假大空话”，概括了思想上理论上的那些曾经被认为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然而不切实际、甚至虚妄、谬误、骗人、有害的话语口号。他主张对这些东西就是要藐视，要戳穿，要抛弃，不管是谁的发明，不管来头多大。早在一九七八年，他组织和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反对“两个凡是”，影响非常深远；而近的就是继续千方百计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开放改革”方针路线披荆斩棘，鸣锣开道。另一个概念叫“冤假错案”，概括了政治上组织上的种种冤狱。也是在一九七八年，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便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勇气，主持对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无论受害者是党内的干部还是非党的民众，哪怕是毛泽东亲自拍板定性的，他都主张一风吹，一概平反昭雪。而刘宾雁在下面所作所为，作为一个记者也好，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也好，无非是在戳穿“假大空话”、平反“冤假错案”这些大工程上添砖增瓦、略尽绵薄而已。
但当胡耀邦竭尽全力试图进一步开放改革、试图进一步实施他的治国方略的时候，他在某些元老眼中也成了问题人物了。一九八一年对《苦恋》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一九八二年中共“十二大”前夕《解放军报》和上海《解放日报》同时发表一篇题为〈共产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的居心叵测的文章，特别是一九八三年来势汹汹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最终目标都是要搞掉胡耀邦。刘宾雁和他的朋友们都常为胡耀邦揑着一把汗；胡耀邦的安危，成为他们关注中国政局动向的中心。显然，虽然刘宾雁与胡耀邦地位差别很大，但他们对党内黑暗丑恶的东西，均是不遗余力揭露鞭挞，不护短，不回避，在这些方面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他们都是心直口快，满怀激情，既执着，又天真，忧国忧民，是正直的理想主义者，也是悲剧人物。
一九八六年末至一九八七年初，第一个大变动终于发生了。堂堂中国共产党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一次非民主的、更说不上正式会议的什么“民主生活会”上被废黜了，罪名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无数冤假错案的大无畏的平反者，自己却成了冤假错案的殉难者！
顺理成章。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七时，中央电视台按“每五天宣布开除一个”的计划，像十天前公布开除王若望、五天前公布开除方励之一样，宣布开除刘宾雁党籍的决定。刘的罪名和前者一样——“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
四
很早以前便有人问刘宾雁：你和一家人那些年受到那么多罪，为什么一九七九年重新拿起笔来，就写〈人妖之间〉这种作品呢？难道不怕再祸及全家吗？
最初，刘宾雁的回答是：“在一九七九年那种气氛下并不觉得〈人妖之间〉这种作品会带来多少危险。”很快，这个答案不切当了，因为他开始遭到攻击和威胁，却依然在写。其实，从一九八二年起，刘宾雁就知道自己不会有好下场。一些先例已摆在那里：先是哲学家郭罗基、作家白桦、诗人叶文福、评论家阮铭，后来又有哲学家王若水、李洪林……等等，一个个或被剥夺发表作品的权利，或被撤职、开除党籍。有一次刘宾雁和王若水议论他们的前途，刘说：“真怪，我们这些人无疑是最拥护三中全会路线的，为改革宁肯牺牲自己，可是我们一面这样做，一面又不得不提防着随时可能被我们所拥戴的人踹上一脚。你说是不是？”王若水说他也有同感。果然，一年以后，在一九八三年“清污”运动中，王若水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职位就被拿掉了。
著名女作家张洁为刘宾雁找到的解释是：“刘宾雁这人儍，他是‘笨人刘老大’！”张洁借用王毅、刘锦云那篇描写文革中一个农民的悲惨遭遇的短篇小说〈笨人王老大〉（作品曾获一九八零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九八七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所作的比喻，用著名诗人邵燕祥后来的话说，“文学界友人深然之”。刘宾雁似有所悟，觉得自己大约也是缺点心眼儿，对有些事，神经比常人迟钝，大意失荆州。后来，刘终于找到了答案：第一脚迈出去的时候，他确实不知深浅，想不到会有什么危险。过些时候看到危险了，但这时觉得背后有一个力量在成倍地增长，那就是他的读者，中国各阶层的人。他们人多势众，在背后推着刘宾雁前进，让他甚至感觉到他们越来越热切的呼吸。于是，刘宾雁欲罢不能，甚至有恃无恐了。
即使被开除党籍，刘宾雁也感到背后民众的支持。说来好笑，这个决定，按党章规定，应该召开党支部大会来讨论，但这个会始终不敢开。据说上头分别找过刘所属支部的党员谈话，发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反对，而且难以说服和压服。在《人民日报》报社以外，也作过试探。找过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三人都认为开除不妥，对共产党不利。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宣布开除那天，从下午三时起至十时，共有二十七位客人到刘宾雁家里表示慰问。有人向钱锺书提起刘被开除党籍的事，钱先生也说，他赠给刘“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这副对联，“是不收回的”。三十年前刘被打成右派以后的二十二年中，敢到刘家来的客人不超过寥寥数人；今天，同样事情发生之后，刘反而声名大噪，家中更是门庭若市。
刘宾雁深切感到，他的生命是和中国人民紧密相连的。他不无自信地觉得，不像三十年前，他现在还是可以做一点事的。他从中才找到他生命的意义。但是，此时命运之神又和他开了一次玩笑。一九八八年三月，被开除中共党籍的刘宾雁却意外地得到接受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的邀请的批准，到美国研究和讲学。这个批准是经过赵紫阳亲自同意的。看来胡耀邦的继任者亦同情刘宾雁。（陈一谘回忆他任中国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时，有一次和赵紫阳总书记谈起刘宾雁，陈说：“我接触过刘宾雁。宾雁这个人有正气，敢说真话。”陈还把他对〈人妖之间〉的看法告诉了赵紫阳。赵没说话，过了一会儿点点头，说：“说真话不容易呵！”）但赵总书记这个“同意”不知道对刘宾雁究竟是好还是坏，总之，刘的命运因此又发生极其重大的变化——一年之后，“六四”发生，刘宾雁不能返国，从此开始长达十八年的流亡生活。
刘宾雁曾经伤感地说：“正是在我要同心同德为这个党的事业主动地、多少有点创造性地献出我的力量时，我却开始成为它的最危险的敌人。”他自以为“忠诚”啊，而且还是他觉得的更为宝贵的“第二种忠诚”！但事实上他就是被视为一个“敌人”。多么巨大的矛盾！多么巨大的痛苦！现在，他更要成为一个政治流亡者了。对于刘宾雁这样一个只有在中国大陆才是他真正的活动场地的社会改革家，流亡生活无疑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不过，即使处在这样一个不堪的境况，十八年来，他魂牵梦绕地一刻也忘不掉的是那块哺育了自己灵与肉的土地和人民；“老百姓的疾苦”始终是他倾注心血研究问题的起点和终结。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怀始终激荡着。真是一个“笨人刘老大”！真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的执着追求者！已经步入老年的刘宾雁，流落他乡，关山万里，却正是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所说的，“进亦忧，退亦忧”，终日念兹在兹的仍然是他的“国家”和他的“人民”。刘宾雁的友人都知道，也都最感慨，他的一个行为方式就是，每次有来自大陆的中国人，不管来自何方，不管身份何属，也不管社会地位高低，只要他知道，只要能够前去探望或请到家来问询中国国情，他必定这样做。年长日久，朋友们渐渐养成了一种习惯，但凡有可能，必定将自己身边来自国内的朋友通报给他，接到他家，让他做详细的调查了解。他心头时时刻刻都萦绕著一堆问号。难怪有个作家开玩笑说：“跟刘宾雁一起吃饭最倒霉了，他永远忧国忧民，这饭菜哪还有味儿！”
刘宾雁忧国忧民的理想主义精神，如人所说，是他生命萌发期种下的“牛痘”，那痕迹永远抹不掉。人们更不无崇敬地、也许还有点惊讶地发现，刘宾雁在如此逆境中，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却从未改变他的基本信仰——他自少年时代起，在目睹国破家亡的民族不幸和国民党统治末期的腐败、堕落和社会不公后，建立起来的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信仰。
刘宾雁对一种他称之为“宁右勿左”的现象不以为然。他说，中国大陆过去长期的政治生活中，许多人行事均“宁左勿右”，现在在美国，我们可不能简单地倒过另一边去啊。刘宾雁在美国生活十八年，当然对美国社会的优越性深有体会，但他从马列主义分析方法出发，对其中他认为的弊病，对布什总统某些国内外政策，特别对他的伊拉克战争政策，又有不少微词。他本能地不喜欢弱肉强食、贫富悬殊的资本主义，非常警惕美国具体政策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陷阱。对于中共，众所周知，他批判甚多，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赞成对中国革命的历史一笔抹杀。
刘宾雁说，当年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不能说是共产党那么一煽惑就走的啊，而是有它历史的必然性。社会主义的最初冲动发源于消除社会的不公，而现在社会仍然不公，因此更应该研究社会主义所经历所创造的一切──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社会主义岂能一扔了之？”他不认为、或者说不甘心，社会主义就该这样在中国失败了。
刘宾雁的确痛苦和迷茫：为什么自己一生奋斗的理想距现实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他多次和友人谈起，为什么二十年间中国会变得如此物欲横流，贪污腐败，贫富悬殊？！但是，他当年加入共产党时，为寻求一个民主、自由、公平、人性社会的火焰，仍然不息地在胸中燃烧！人们发现，他生命最后这几年特别密切关注、研究起拉丁美洲来了。原来他想从中为中国大陆的问题找出某些经验教训。他反复质疑：偏向资本而压制劳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道路，真的是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贫困的福音吗？如果我们坚定地支持劳工权益，是不是也必须要同时拷问我们自己对待资本的态度呢？
刘宾雁一些观点看法，显然不同于他周围一些人，包括他一些朋友。这个当年的大右派，竟然也被人或明或暗送上一顶“新左派”的帽子。今年十月九日，即是去世前不到两个月，刘宾雁在疾病的极度折磨中，为纪念胡耀邦九十冥辰写成六千多字的文章〈孤独的胡耀邦〉。可以看出，这篇后来成了他的绝笔的文章，也是他心灵境况的某种反映——他在美国追求他的真理的崎岖小路上，也是孤独的。但理解他的朋友知道，对社会主义的追求、思考和抗辩，正是出于他对人类正义、公平执着追求的赤子情怀。刘宾雁决非那些无视制度性不公的前提却妄谈“社会公正”、并企图用毛泽东文革中或文革前所施行的那一套来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所谓“新左派”。他也决非那些将其列为“新左派”的人的浅薄无知所能理解的。
刘宾雁借用学者秦晖的话说，我们在反对党内老左派头子胡乔木、邓力群的“假主义”上花了太多精力，却疏忽了中国毕竟面临很多“真问题”。他决心要切实研究这些“真问题”。他的决心，他的几乎可以说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让每一个知道他病情的人万分感动，万分心痛。这两年，他的癌细胞已经由直肠转移到肝部，其实已经是癌症晚期！但他没有给吓倒。他以说笑的口气说：医生当时切除癌瘤时，说长到这么大，已经有十年了。这就是年纪大的“好处”——癌瘤发展得慢。现代科学发达了，观念也得改变了，杂志上有篇文章说，以前认为，癌症意味著人生的终点，现代人却得习惯带著癌症继续走人生之路。他说他也能习惯，活下去大概问题不大。再活十年就行！他要带病完成他目前正在撰写的回顾自己一生、思索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著作《走出千年泥泞》。今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他八十诞辰庆祝会上，刘宾雁刚毅地说：
再活十年（我觉得少了点）的话，我会更加珍惜时间。近年来悟出一个道理：对于中国，个人的作用是太有限了；但是它又是别人代替不了的。只要脑子还好用，就一定要多留下一点东西，不管年轻人爱不爱看。总之，一方面觉得自己能够不死、不精神崩溃、不家破人亡，太幸运了，应该多做点事；现在，心里就更是诚惶诚恐了……相信我，决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待！
五
可惜，命运之神没有特别眷顾刘宾雁。他走了，留下他一大堆未竟的事业……
想不到他的名字就是他的宿命。如同大雁永远留在异乡为宾客，他没有能够活着回到深深牵挂着的祖国，没有能够在北京街头和他日夜眷恋着的民众打打招呼，说上几句话，这成了他永远的遗憾，也让许多热爱他、敬仰他的人感到心伤。
人们想到了屈原。刘宾雁与中国古代这位伟大的诗人一样，都追求真理，抨击权贵和邪恶，都遭到放逐，不怨不悔，最后客死他乡。人们说，自古以来，“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似乎成为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不变的“职责模式”；“不以成败论英雄”，不幸成为永远处于“败势”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情豪语。刘宾雁也这样悲剧地走完他的一生。
但是，走完八十年生命旅程的刘宾雁，“耿耿良知耀日月，铮铮风骨擎苍天”。他以赤子之心，自始至终追求人类的公正与正义，完成了他大写的人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人们无不为刘宾雁的人格所感动。这个人的一生揭示了：人格的力量有可能超意识、超党派、超宗教、超国界，有可能超越具体观点立场的不同。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无论左、中、右，无论社会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或是反马克思主义者，或自由派知识分子，无论他的仰慕者追随者或是心存隔阂者，无论他的批评者或被他批评过的人，都觉得刘宾雁实在人格高尚，刚正不阿，堪为典范。的确，几代中国人，扪心自问，谁没有或多或少受到刘宾雁的“启蒙”？谁能否定他留给中国思想界文学界的精神基因？
当年，胡耀邦对不止一个人说过：刘宾雁这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大作家。胡耀邦这个期许，也许没有完全实现；但是，作为“中国良心”的刘宾雁，他晚年的坚守和追求，可能远比文学史上的刘宾雁更为可贵。
“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自己应该说的话。”这是刘宾雁生前希望将来在他的墓碑上，只写上的一行字。
是的，刘宾雁先生，您已经做了您应该做的事，说了您应该说的话。
刘宾雁弥留间，最后最清晰的一句话是：“将来，我们想起今天这样的日子，会非常有意思。”
是的，将来，我们每个人，都会想起今天这样的日子，都会觉得非常有意思……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七日初稿，十八日修改，于澳大利亚悉尼。发表于《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第198-200期，并为众网站转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