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正在我们的眼前变成现实。在过去几十年里，随着殖民政权被推翻，苏联这个通向资本主义市场障碍的最终垮台，我们见证了无法抵抗的、不可逆转的经济和文化交换的全球化。随着市场和生产的全球化， 一个全球性的秩序，一个新的统治逻辑和体制，简单说，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出现了。帝国成了有效管理全球交换的政治主体，成了管理世界的主权国家。

他们屠杀并称其为和平。

——摘自《帝国》，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一

深冬，美国西部洛基山的峡谷里，月光撒在窗外积雪的山坡上。打开酒店的电视，收看正在播放的伊拉克战争、巴以冲突的报道。突然发现报道的画面、角度、立场与中国媒体的电视画面、报道角度、报道立场几乎完全一样。第二天，就这个问题请教一个当地学者。这个学者笑道：“美国媒体被共产党接管了。”

不久前，笔者又到伊拉克的周边国家走访。在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国家亲眼看到和亲耳听到的，跟回国后，在国内电视上看到的和听到的恰好相反。我不知道是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在撒谎？还是国内某些媒体搞错了。从国内的媒体报道看，包括阿拉伯各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都在欢呼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胜利。但是，笔者在约旦、巴勒斯坦、叙利亚、土耳其、伊拉克边境采访期间，听不到支持美军的任何声音，他们反而对伊拉克游击队对美军的任何袭击感到欢欣鼓舞。当我们用“联军”称呼美军的时候，一位阿拉伯学者纠正我：“日本人30年代到你们中国来，你们称他们是什么？日本人在入侵中国的宣传中，称自己是来帮助中国人推翻中国军阀残暴统治的，但是，你们却称他们是侵略军和占领军。”

苏格拉底提倡“自知之明“（self-knowledge）。这是一种最高境界的知识， 把人们带入智慧的境界，即达到“不知不知”（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到，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智慧境界。 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今天，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是在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正因为我们生活在全球传播的牢笼里。例如，最近关于利比亚和伊朗的新闻中，媒体经常使用“国际社会”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建德说，“国际社会”在很多场合是少数国家为了更体面地追求自己利益而打出的旗号，它往往掩盖了绝大多数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没有发言权、国际组织被个别霸权国家操纵的残酷现实。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不该用，都是大有讲究的。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里指出，海湾战争前，英国首相梅杰在一次电视访谈中说“西方”要对萨达姆·侯赛因采取军事行动，但他立即意识到“西方”一词用得不妥，于是他在后来该用“西方”的时候一律改用“国际社会”。梅杰的所谓“口误”恰恰暴露了真相：“‘国际社会’这词组已变成取代‘自由社会’的委婉语式的集体名词，旨在维护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利益的行动具有全球的合法性。”再如，2003年美军占领巴格达后，中国媒体广泛报道伊拉克官员“化学阿里”、“细菌博士”、“炭疽夫人”（她在海湾战争后写过一篇揭露伊拉克儿童死于贫铀弹的调查报告）被捕的消息，来源都是美国军方。对这种起绰号的艺术中国媒体看似天真无知。绰号重复使用，指控就升格为确凿不移的证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找不到，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罪名却因绰号的传播而成立。新闻是选择的结果，目前中国媒体国际新闻选择标准基本上照搬美国，于是美国人关注的新闻变成了中国人关注的新闻，美国人的措辞成为了中国媒体的措辞，美国人的视角和口气成为中国媒体的视角和口气，美国人的价值判断成了中国媒体接受的价值判断。

中国人常说“世界在走向多极化”。但是，全球化时代的新闻传播为甚么越来越“单极化“？

在全球化时代，全球性帝国跟罗马帝国和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一样，强调帝国的智力、知识、道德、军事实力高人一等。帝国文化是一种身份的认同，是先进文化的象征。今天的帝国是在“民主、自由、人权、进步、全球化”的旗帜下，来完成帝国对野蛮国家的远征。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写道，在全球化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并不完全意味着西方大国放弃了对弱小国家的控制和掠夺，只是方式有所变化。 它们更多的是通过舆论、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通过经济的、文化的影响来达到这个目的。”[ii]媒体是帝国争取和说服被征服国家人心的最重要的武器。美国是用“Winning heads and minds“（赢得大脑和心脏）这样的沟通理念来对付阿拉伯国家和中国粗糙的宣传理念。在思想意识形态不断地被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官方媒体被视为不合法信息源，而把美国主流媒体为代表的全球性媒体视为合法信源。如，在全球传播时代，人们更多地在信源、价值判断上认同CNN、《经济学家》、《华尔街日报》等。否则，你就会被视为另类。早在2000多年前，西塞罗给罗马皇帝的箴言是：“只要让他们生活在恐惧中，就不怕他们恨我们。”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有两类恐惧：帝国的军事威胁；被帝国视为另类。各国媒体为了不被视为另类，在新闻报道的选题、事实的选择、报道和评论的话语上，紧跟帝国的全球性媒体议程。例如，在伊拉克战争中，国内一些媒体像欣赏好莱坞大片一样，紧随美国军方的议题，为这场战争唱赞歌。中国的编辑记者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了一种在头脑里嵌入了帝国偏见和帝国意识形态的“嵌入式记者“。

全球传播时代一国舆论是这样形成的：一是该国媒体使用二手、三手、甚至四手信源，报道别人说的（报道美国主导的全球性媒体的报道，如CNN、福克斯）； 二是该国媒体通过自己的记者独立采访、观察、核实的一手信源进行报道。任何媒体新闻的来源至少有这样几种：第一手、第二手、第三手。第一手是记者目击，如半岛电视台、BBC、 CNN对伊拉克战争报道；二手是编发别的媒体目击记者的报道，如中央电视台的伊拉克战争报道(转播或编发CNN记者的现场报道和画面)，报道别的媒体记者根据自己的立场、口味、态度选择的画面、事实和同期声。三手是一家媒体报道另一家媒体的记者采访转述另一个目击者的故事（如中央电视台编发的CNN记者报道美军发言人讲述萨达姆被捕的故事）。西方新闻学规定，媒体必须对其获得的二手和三手材料进行独立的核实，以防二手信源提供的是一面之词。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中国观众大饱了电视直播的眼福，。但是，几乎没有几个现场的镜头是中国记者拍摄的。大家都知道，距离现场越远，记者的准确性越值得怀疑，媒体的可信度越值得怀疑。

在这样一个帝国传播时代，全球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人们在北京、华盛顿看到的国际重大新闻报道的画面、听到的画面解说和采用的同期声越来越一律。在国际重大报道中，看不到中国记者的一手报道，中国人听不到中国人的声音，不同于帝国观点的意见没有表达的正常出口。中国境内电视台国际新闻的画面主要照搬自CNN，那家颇受大陆上上下下赞誉的境外电视台照搬美国右翼保守的福克斯电视台。包括CNN、福克斯电视台在内的美国媒体的新闻来源是谁呢？一个媒体发布的信息包括声音、图片、画面、文字，所有这些构成信息来源，简称为信源。在伊拉克战争报道中，美国媒体上相关的声音、图片、画面、文字多是来自五角大楼、白宫、美国军方或者是来自随军的“嵌入式记者。” 由于中国媒体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没有一手的信源，失去了新闻报道的独立立场和独立观点，中国公众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很难形成共识，政府的外交政策常常难以被公众理解。

如果从全球化角度来考察帝国传播这个问题，我们发现资本和生产在不断地集中，媒体也在不断地集中，新闻的报道和新闻的消息来源也在不断地集中，而不是在分散。“虽然表面上是自由地发布、自由底接受，但终究是谁的钱多，谁就有更大的能力来发布自己的信息， 谁的声音就大， 能让更多的人听到。 它掌握了发布的网络， 当然它的发言权就大， 声音就高， 听到的人多，它的影响就大。所以信息也有霸权。“”只要能快，能先入为主， 能做到铺天盖地， 就会形成一种巨大可怕的力量。 大家开始会有些怀疑， 慢慢地也就人云亦云了。 这就是潜移默化，就是主导媒体、塑造舆论， 就是渗透、影响， 就是抢占先机。“[iii]

二

在全球传播时代，电视是最有效的传播工具。首先，电视能提供最好的画面，其次，电视能提供同期声。打开电视，电视提供几十个频道供选择。再过几年，到了数字电视时代，中国将会出现上百个频道。在这种情况下，电视台竞争什么？竞争观众手中的遥控器。各个电视频道和栏目都希望把观众锁定在他们的频道或节目上。人们收看电视的行为表现为不断地遥控选择电视频道，几分钟、甚至几秒中选择一下。在新闻报道的竞争中，每个电视台都试图利用电视新闻的每一个要素抓住观众的眼球。电视新闻的要素包括画面、同期声、情绪。这种竞争的结果在电视新闻报道中变成了“好画面，大新闻”，或者说，“语不惊人誓不休”。好新闻的判断标准不再是新闻本身的重要性和与公众的相关性，而在于画面对受众感官的冲击力。

为什么9.11给人们的冲击力这么大？为什么有人在媒体上评论说，9.11改变了一切？为什么有媒体评论说，9.11使人类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从来没有人说唐山大地震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电视画面的效果。从媒体的传播过程和效果看，媒体通过不断强化、重复、夸张、多角度放大和渲染双塔坍塌画面，9.11从最初的恐怖主义事件演变成了后来的媒体事件。再如，SARS最叫卖的画面是口罩。西方主要新闻周刊把这场疾病简单为杂志封面上的防毒面具，中国出现了毁灭全人类的传染病。一些西方媒体借机呼吁“封锁”中国。尽管SARS对人类健康的破坏性远不及癌症、艾滋病、糖尿病，但是，这些疾病的画面没有SARS感人，再加上媒体的渲染， SARS从最初的公共健康事件演变成了媒体事件。由于电视摄像没有拍到、更没有直播唐山在地震中毁灭过程的镜头，尽管唐山地震死了20多万人，人们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再如，90年代后期的科索沃事件，媒体报道说有上千人被杀。由于西方媒体不断渲染科索沃阿族遭受塞族清洗的悲惨画面，科索沃由一个地区事件变成了全世界公众必须关注的全球性事件。而差不多同一个年代，在非洲的卢旺达有100万人惨遭屠杀，但是由于全球性电视（如CNN）没有给与关注，全世界大多数人民几乎不知道卢旺达大屠杀惨案。这就是全球媒体画面的重要性。全球媒体的画面可以使没有全球性意义的事件，变成了全球性的东西。而真正需要全球关注的事件，由于全球性媒体的对新闻的选择性，得不到应有的关注。

下面，我们用电视新闻报道的要素分析一下央视反复播放的CNN报道萨达姆被捕的画面。央视的萨达姆被捕报道虽然只有几分钟，但是，整个报道包含了优秀电视节目的所有要素：精彩的画面、难忘的同期声、感人的情绪。

画面。在这个报道中，萨达姆的镜头不过二、三十秒，也就是央视一个普通广告的播出时间。但是，正如拍摄一条30秒广告花费的策划和拍摄时间一样，美国军情部门在策划拍摄萨达姆这个镜头绝不是30秒，至少要花几个小时。美军情部门最后决定在新闻发布会播出的那几十秒萨达姆镜头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大家会难忘这样两个萨达姆的镜头：一个是他蓬头垢面、脏兮兮、目光呆滞的落魄镜头；另一个是反应他张着血盆大口的镜头，象征着他是一个杀人魔王。这两个镜头给观众的信息十分清晰：不可一世的独裁者崩溃了，任何独裁者到了美军手里都会落的这个下场。

同期声。最好的电视报道，除了好的画面，还需要精彩的同期声。同期声相当于报纸上的直接引语。美军发言人走上讲台时候，开口直截了当地讲了一句话“We got him.”(我们抓住他了)。这句话听起来像好莱坞影片《007》结束时，James Bund说的一句话。这是一部好莱坞大片，已经演了很长时间了，终于该结束了，我们抓住了这个坏蛋了。发言人不讲“我们抓住萨达姆了。”而是用“他”代替“萨达姆”，因为军方的发言人相当于好莱坞影片导演，他自始至终控制着观众的大脑和思考方向。在萨达姆被捕这场戏中，美国军方设计得非常好，全球的媒体和全球公众关注什么、如何关注，通过CNN这类全球性媒体，全球的大脑已经被美国军方牢牢控制。美国军方决定人们想什么、如何去想。在美国军方发言人的导演下，全球的公众好像坐在黑洞洞的电影院里看电影的影迷们。“Him”既是指萨达姆，也指上帝的敌人撒旦。“We got him”等于宣布“我们最终把撒旦这个魔鬼抓住了。”

情绪。最好的画面、最好的同期声需要最佳的观众情绪配合。萨达姆这个大坏蛋终于被抓住了，需要观众迸发出兴高采烈的情绪。以防观众情绪不会自发反应，美军发言人进一步导演了一个现场情绪画面。他们在发布会现场特地安排了几个看似伊拉克记者的男人，这几个人一听到“We got him”这句话，顿时挥舞双臂、跳起脚来大喊欢呼。美国军方在发布会现场安排的电视台摄像的机位很妙，正好能拍到那几个伊拉克人高喊口号、挥舞拳头的镜头。

上面解剖的这幅画面、这句同期声、这个情绪与帝国传播有什么关系呢？这充分展示了帝国传播的特点 – 高度集中。从这个镜头开始，全世界所有的电视报道（阿拉伯地区的电视频道除外）都在欢呼萨达姆的被捕。或者说，全世界人民一想到萨达姆被捕了，全世界人民就在欢呼。全世界进入了一个画面、一种声音、一种情绪的传播时代。再如, 2003年12月14日晚，央视国际频道在美国宣布萨达姆被捕后仅一个多小时就推出《萨达姆在提克里特被捕特别报道》（以下简称《特别报道》）。大部分都是转播或编发CNN的报道。在长达几小时的直播中，除了“美国正式宣布萨达姆被捕”这一事实外,有《英国首相布来尔召开会议称萨达姆被捕是好事》、《科威特等中东国家领导人对萨达姆被捕表示欢迎》、《伊内政部长易卜拉欣接收美国记者采访》、《伊拉克临管会举行记者招待会》、《中国外交部长就萨达姆被捕发表讲话》《美国总统布什举行新闻发布会》等。易卜拉欣接收采访、临管会举行记者招待会等有短暂的同声传译现场直播。节目刚开始的一个小时左右，在嘉宾尚未赶到的情况下，反复传播的还是美国宣布萨达姆被捕的信息。采访易卜拉欣：萨达姆被捕（反复播放短片）＋易卜拉欣特写＋字幕（伊内政部副部长易卜拉欣）＋字幕（特别报道标题）＋游动字幕（其他新闻） 。临管会记者招待会：萨达姆被捕（反复播放短片）＋巴格达街头狂欢人群＋临管会官员＋标题字幕（临管会举行记者招待会）＋游动字幕（其他新闻）。[iv]在这样全球传播时代，人们看到的东西到底是真的假的，都搞不清楚。真的事件也是经过导演的。有人把国内媒体照搬CNN的单一画面、声音和情绪为新闻的进步和开放。如果把帝国属下的全球性媒体带给全球观众和全球媒体的同一画面、同一声音和同一情绪称作新闻自由与新闻开放，那么，新闻专制应该是什么样的？

三

今天人们在重大的国际事件的报道上，只能看到一个画面，听到一种声音，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全球性媒体的笼子里了。这就是帝国新闻传播的模式。

新闻来源集中是全球化过程中媒体集中的后果。从商业的角度看，十多年前，美国全国的媒体、电台、报纸、电视台，控制在50家媒体集团中，今天美国全国的媒体被七家大媒体集团控制。国内的宣传主管部门召开办公会议，大概有七、八个人参加。西方人常常批评说这个会议决定了中国媒体的议程。但是，在媒介市场化和商业化发展到今天的这个地步，相信中国宣传主管部门能有效地控制国内的党报或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可以，对于商业化、娱乐化、财经类报纸、电视频道和栏目，却难说。但是，如果全世界七大媒体集团的CEO在一块开会，就一个国际事件决定一个议程，他们可能会控制或影响包括中国某些媒体在内的全球各国媒体。这七家媒体集团的CEO构成了指挥和操纵全球各地媒体的“七人全宣部”（全球中央宣传部）。

如果媒体被少数精英控制，新闻传播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就会出现新闻专制。人们在媒体上，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媒体就会由民主变成反民主。在帝国传播时代，媒体为了维护大公司和跨国公司的利益，甚至会不惜埋葬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例如，2001年7月在意大利热纳亚西方8国首脑会议会场外发生了10万知识分子、学生、新闻记者和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平抗议全球化的示威游行。军警开枪镇压，一个意大利青年学生被击毙。对这场轰轰烈烈的示威中国媒体对此几乎没有什么报道，西方媒体的报道也是十分吝啬。西方媒体的报道焦点不是放到抗议群众提出的要求和呼声上，而是放在少数抗议者焚烧汽车上，并在报道中引用警方的话强调被打死的意大利青年是个吸毒者，以此暗示参加示威的人群的不合法性和不值得同情。而与此同时，西方和中国媒体却把整版整版的篇幅用来报道西方首脑们在会上为全球化唱赞歌的声音。

由于媒体背后的利益集团，人们要想获得完整真实的信息、人们要想完整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都受到了这些利益集团的限制——或者是被埋葬、或者是被忽视、或者是被曲解。笔者在《网络记者》这本书中曾乐观地预言，互联网会带来一个真正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网络会打破媒体集团和全球媒体对新闻流通和信息自由流通的垄断和控制。但是，最新的研究表明，这样一个网络民主的传播社会远远没有到来。随着网络泡沫的破灭，剩下来的是那些背后拥有强大的商业媒体支撑的网络媒体和网站。网络媒体最终生存下来的力量不仅仅是靠技术，更需要的是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政治资本主要指全球化意识形态和全球传播大舆论环境的支持。

在全球传播时代，许多人在把媒介看成现实，相信媒介上传播的就是真实的。但是，随着人们媒介素质的提高，人们开始发现，新闻传播正在变成一种操作和选择过程。新闻学是什么艺术呢？新闻学是删减和选择的艺术。编辑记者不断地把收到的信息压缩到最小空间或时间刊出或播出。删减过程就是一个选择过程。什么样的话放到直接引语中？要在哪一点上给读者带来冲击？哪一种信息要放在导语中强调的，哪一种信息不需要报道中强调？记者的稿件到了编辑那里，编辑决定标题字号的大小、两行标题？通栏标题？用不用黑体？配不配照片？配发的照相是正面的？负面的？还是中性的？新闻排发在头版还是报屁股？这些都是议程设置和价值判断。由此推论，很难找到一条纯客观的新闻。客观报道是我们追求的理想，新闻自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没有绝对的客观和绝对的自由。绝对的新闻自由应该是这样的：CNN报道萨达姆被捕，布什对此发表半个小时演讲，与此同时，CNN还需要在同一屏幕上给萨达姆半个小时的演讲时间，请他对自己的被捕发表评论。这样一种新闻自由和客观报道无论在技术上和政治上都是无法实现的。无法实现纯粹的新闻自由是因为新闻本身不是绝对的，新闻是相对的。新闻的价值判断受制于新闻发生的地点、媒体所在地，媒体的受众构成等因素。因此，CNN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受众需要出发，播出的新闻对美国是重要新闻，但是对于中国观众来讲，就不一定值得在中央电视台的频道中长时间的直播了。

四

理想的社会应该是民主和自由的，民主和自由的目的是消灭经济、种族、宗教、教育上的不公正。在民主的社会里，人们能够充分地享受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新闻报道应该是多信源的，人们能听到多元的声音，不应该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在民主社会里，媒体的责任是真实、全面、知情地报道重大事件；媒体应该成为公众批评、交流、辩论、充分发表各种意见的讲台。为什么要捍卫新闻自由原则？新闻自由是民主社会实现民主决策的手段。大家为什么看新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上至中央，下至普通百姓，人们每天都要为自己的言行做出决策。决策依据的是大脑里的信息。正确、科学的决策来自媒体提供的准确、真实和平衡的信息。但是，在全球传播的今天，越来越难以获得准确并平衡的信息。在帝国传播体系内，新闻报道通常只依靠一种信源，任何消息只能来自一个地方，不能出现多种声音、多种立场、多种画面和多种观点。帝国的传播体系无法保证一个开放、平等、民主、自由、人权的社会。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没有变成地球村，所有国家并没有利益共享。人们看到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使各国在政治上融为一体，而是战争、冲突不断。既然中国强调世界的多极化，那么她追求的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更需要民主的全球化。在帝国传播时代，中国媒体应该高举新闻自由的大旗，把人们从担心被视为另类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从个人的观点、感情、恐惧、偏见、仇恨、喜怒中解放出来。在涉及全球事务和全球人民利益的时候，中国媒体应该反映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不同声音。建筑在理性主义和天赋人权基础上的新闻自由主义理论相信，任何人都有权发表言论。但是，在全球传播的今天，并不是所有的声音都能得到发表，而是谁拥有媒体，谁才拥有新闻自由。面对全球化时代围绕新闻自由与媒体出现的上述矛盾，我们今天更应该强调媒体的主要责任是发掘真相。为了发掘真相，新闻报道的核心原则是公正、平衡和信源的多样化。这需要建设一种多新闻来源的媒介社会。

多新闻来源意味着，全球公众既要听到CNN代表的美国声音，也要听到中央电视台代表的中国声音、半岛电视台代表的阿拉伯声音、法国电视台代表的法兰西声音、德国之声代表的德国声音、俄罗斯电视台代表的俄罗斯声音。但是，在帝国传播时代，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我们的社会只能听到一种声音，那就是由美国军方和政府为美国媒体策划的声音。这种声音是由美国官方雇用的一批宣传家策划出来的，最后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在包括中国媒体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媒体上落地，使其变成全球公众共同的声音、共同的议程、共同的情绪和共同的态度。按照新闻的喉舌理论，媒体主要报道谁的声音就是谁的代言人、谁的喉舌。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中国媒体的国际新闻节目或国际新闻版面，我们会吃惊地发现中国的某些媒体正在充当另一种喉舌。笔者曾做过一个调查，发现中国众多媒体的国际重大新闻，从反恐、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巴以冲突，90％以上的消息来源都是美国媒体，美国媒体又来源于美国军方和政府。有人总是在谈论中国媒体的耳目喉舌作用，问题的核心是，中国媒体的国际报道正在充当谁的喉舌？

新闻的真实性来自信息的平衡。伊拉克战争的真相是什么？只有在媒体上同时读到阿拉伯人和美国人的不同观点，人们才能逐步接近真相：这是一场文明的冲突？争夺石油的战争？宗教战争？还是为了消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清华的新闻课堂上，在讲解新闻的平衡性原理时，我曾引用这样一个故事：李政道给毛泽东演示对称原理。那是1974年5月30日清晨6时，电话打到李政道下榻的北京饭店，叫李政道即刻赶到中南海，见毛泽东。一小时后，李政道走进毛的书房，一落座，毛就问李：“对称为什么重要？平衡就是静止。静止不重要，动才是重要的。”李政道顺手从茶几上拿起一个拍子簿，把一支铅笔放在上面，向一方倾斜，笔就向下滚动，然后又向另一个方向倾斜，笔就向另一个方向滚动。他这样重复了3次，然后，他说，“主席，我刚才运动的过程是对称的，可是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是静止的。对称不是简单的平衡，运动中也可能是对称的。“李政道是在事务的对称中寻求科学真理。在全球传播时代，新闻工作者是否应该在信息的对称中求得新闻的真相？

注释：

i《大国公民要有大国气度》，环球时报，陆建德，2004年1月30日

[ii] 《外交十记》，钱其琛，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2003， P.388

[iii] 《外交十记》，钱其琛，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2003， P.377

[iv] 用直播包装新闻--央视《萨达姆在提克里特被捕特别报道》评析，丁玲华，http://www.chinatv-net.com/tv/cmw/expert_list.jsp?page=1

参 考 书 目

1.《公司媒体霸权的全球化》（The Globalization of Corporate Media Hegemony），主编Lee Artz教授和 Yahaya Kamalipour教授,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3年。这本书提出了“公司媒体霸权”理论。本书通过对全球5大洲的案例分析，讨论了全球化、全球媒体和公司媒体霸权带来的社会不公正，以及全球化和公司媒体霸权对新闻自由和人权的损害。

2．《帝国》（Empire）,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3． 《美国媒体与中东：形象与认知》（U.S.Media and the Middle East: image and perception），主编Yahaya Kamalipour,美国 Praeger出版社1995年出版。本书在跨文化传播的框架内，讨论了美国媒体是如何制造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在全球媒体上的刻板形象的，批评了美国媒体在丧失新闻的基本道德，如平衡性、公正性和客观性。

4.《从中央舞台统治：白宫在政治的电视时代的传播战略》（Governing from the center stage: white hous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duing the television age of politics），2001年由美国Hampton出版社出版。本书讨论了在电视时代兴起以来，美国历届总统的政治传播战略，这些美国总统是如何用这些战略塑造与新闻界和公众关系的，并影响和操纵媒体和选民的。

5.《治理新闻：新闻媒体作为一种政治机构》（Governing the news: the news media as a political institution）, 作者Timothy Cook是William学院的政治学教授,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98出版。本书指出，作为一种客观和中立的新闻界在美国越来越成为一种理想，越来越远离现实。新闻界远没有成为第四种权力，新闻界仅仅游弋于政府三权中的一个政治机构，而不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政治力量。政治变得越来越受媒体操纵，或者说，政治媒介化。

6.《关于新闻的新闻》（The news about the news: the American journalism in peril） 作者Leonard Downie and Robert Kaiser都是在《华盛顿邮报》工作了几十年的记者，Downie是《华盛顿邮报》的执行总编，Kaiser是《华盛顿邮报》的新闻总编，本书是2002由纽约的Alfred Knopf出版社出版。本书作者强调，在媒体商业化和娱乐化的今天，好新闻和好媒体的标准应该是不变，应该坚定地坚持传统的新闻价值观和新闻学核心原理。

7．《理解新闻学》（Understanding journalism）,作者Lynette Sheridan Burns,是一位有25年记者生涯的职业新闻工作者，同时担任西悉尼大学的新闻学教授。本书2002年由伦敦SAGE出版。作者从“什么是新闻？”这个最基本的概念谈起，论述了新闻学涉及的新闻价值、公共利益、准确性、可靠新闻源、新闻道德等基本问题。

8．《911后的新闻学》（Journalism After September 11）,主编Barbie Zelizer和Studart Allan分别是宾州大学传播学教授和西英格兰大学讲师。本书检讨了911袭击给美国媒体带来的新的媒介景观：爱国主义至上、新闻的审查、新闻的片面性、言论自由的损害、新闻源塑造新闻的作用、记者的情绪化问题、全球新闻媒体如CNN的作用、西方媒体对伊斯兰的形象扭曲等。在民主的名义下，记者究竟应该怎么做？本书2002年由Routlege出版社出版。

9．《恐怖主义、战争与新闻》（Terrorism, War, and the Press），主编是哈佛大学新闻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研究员Nancy Palmer, 200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本书共有9位作者的论文组成，这9位作者中，7位为美国和英国的资深记者，一位为以色列军方发言人，一位为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政治学教授。本书讨论了911、北爱尔兰、以色列和海湾战争和恐怖袭击给媒体带来的教训和思考。本书重点讨论了当前陷入两难的美国新闻自由。

10．《目标伊拉克：新闻媒体没有告诉你的事情》（TARGET IRAQ: What the News Media Didn't Tell You），作者Norman Solomon是当今美国受人尊重的媒介批评家，Reese Erlich是美国资深战地记者。本书披露并批评了美国媒体如何帮助美国政府和军方推销伊拉克战争，解剖了布什政府与媒体的默契配合。

11．《美国军方信息战的理论、战术、技巧与操作》（Information Operations:Doctrine, Tactics,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美国陆军部2003年11月28日正式发布。信息是现代化战争中战斗力的核心要素。信息行动是电子战、电脑网络战、心理战、军事欺骗、宣传和反宣传等必不可少的核心力量。

12．《畸变的媒体》，李希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13．《新闻学核心》，李希光，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

14．《媒体的力量》，李希光、赵心树，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文字

来源: 对外大传播/《对外大传播》杂志社·—月刊·—ISSN 1671-8038·—2004-1，总第91期，P34-38

相关参考：

全球化时代的传媒——李希光与kamalipour（伽摩利珀）座谈记录

http://www.wyzxsx.com/2005/ShowArticle.asp?ArticleID=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