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光，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为作者于4月20日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复旦大学出版社和观察者网举办的”党的领导与中国式现代化研讨会"暨《关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话语建设重中之重是其相关的关键概念的翻译。这些年来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关键概念的西方语言翻译不仅不准确，更会误导国际读者的理解。例如：
“中国式现代化”英译成“中国通向现代化的道路”（ a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删掉中文关键词“中国式”。
“人类文明新形态”英译成“人类进步的新形式”（ a new form of human advancement），把“文明”一词删掉。
“人类命运共同体”英译成“人类共享未来共同体”（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这个概念的翻译增加了“共享”两个字，让人感觉不同文明、不同信仰、不用价值观的国家和民族难以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什么不能翻英译成“a mankind community of different value systems”？
印度学者图苏和已故巴基斯坦学者阿克拉姆教授都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第一次从西化中分离出来的现代化。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它是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的现代化。所以中国提出了中华文明的复兴，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是一个如此巨大的国家，它花了这么多年才想出一个替代模式。
西方进入现代性以来，一直在力图将其欧洲地方性的一整套价值体系和标准推广成全人类的共享价值体系和普世标准。西方式文明形态是建立在“基督徒(西方人)”与“野蛮人”“西方现代社会”与“东方传统社会”等西方现代性与非西方式文明的二元对立和不平等上的。这种西方式的文明形态在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上，把非西方的传统知识视为另类、愚昧和野蛮。
自西方现代性潮流席卷以来，西方对东方文明和人类搞了一个彻底的知识体系清洗。现在中国的名牌大学为了保存传统文化，开设了国学院。这只能说明国学在中国的大学里很孤独。西方的大学不搞本民族的国学院，因为，西方的国学知识、价值观、观察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渗透在他们全部的知识系统里。由于我们的大学有了国学院，其他学科也就“不需要”“国学”知识的传授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领域的传播学、商学、法学、政治学等，基本上在照搬西方的学科细分和学科标准。
西方人凭借现代性的学科体系、知识体系，特别是其研究方法，对非西方文明的正当性行使裁判权，貌似拥有了裁判中华古今文明的真理性的权力。中国式现代化的语文表达在学界看来必须披上西方现代性的语言外衣。
在一些人眼里，中国学界需要一套符合西方话语的知识和方法来记录、描述和验证中国式现代化的合理性。这本质上是在西方所设定的单向线性的逻辑话语框架中试图去跟对方“讲道理”，自然是处处被动。长此以往，中国真的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因为我们的思想、观念和语言总跳不出西方现代性语言和概念的约束。
中国式现代化相关的关键概念在翻译上看，要在精神和思想深处去西方殖民化，从西方现代教育和西方现代语文的约束中解放出来。
在中华文明传承中，除了知识学习体系之外，还有一个体系，就是清华大学早年的教授王国维所提倡的道统。
首先中国人在现代教育中的道统已经被遗忘。在传统的西式教育体系影响下，儒家和道家的书被束之高阁，放置在图书馆文史哲类书架上。现代人读中国经典就像读西方经济学或传播学著作一样，被归类为某种特定学科的教材，其他专业的学生即可选择不读。
其次，中国人生活上的道统也被忘记了。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中国的经典不仅仅用作死记硬背，还需通过老师身体和精神的结合，对学生进行口耳相传的指导。老师和学生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经典的解读，老师和学生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活生生的道统的呈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念大学做学问在于通过悟道行善而成为品德高尚的人，在于通过修炼达到人类最高的善，超凡入圣，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中国的传统教育及书院式教育不是简单术语和概念的学习和记忆。今天中国采用西方的现代化大学教育，大学再有名的教授也只不过是一个知识的快递工人。中国传统教育是把“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融为一体的师徒传承。
近现代以来，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照搬欧美的现代教育模式，中国文化传承与现代教育的学科建设之间形成了依附关系。西方现代大学的学科建设成为知识传承和知识生产的合法中心。西方大学教育学科分类成了被中国学界视为真理性、先进性和普世性的知识体系，成了中国新旧文明形态合法性的裁判所。中华文明要通过现代西方文明中心和西方现代科学的承认，才能短暂地展示在国际舞台上，如屠呦呦诺贝尔奖。
由此可见，非西方的传统文化在国际传播上摆脱西方现代性的话语和知识霸权十分艰难。
西方地方性的现代话语体系带给东方文明国家的是牺牲自己的语言、文明、信仰和价值体系，导致各个国家的从本土的人文史地、文明传统、礼仪习俗和民族精神脱离出来。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源自自己的历史现实和中华传统文化，是西方现有话语和理论体系说不通的。中国翻译工作者和中华文明的普及者要坚持主体意识，把植根于中华语言文字的翻译作为国际传播的基石。
近现代以来，中国知识界觉得自己的知识体系全是落后的，开始全盘追求西方文明和西式现代化。日本人为描述东方文明发明了“传统”这个汉字词，作为“tradition”的译词，认为中国的知识体系属于传统文化。从此，“传统”和“现代”之间形成了二元对立的观念和话语体系。按照西方现代化的线性思维，“传统的”都是落后的、要被遗弃的。
但是，十九世纪中叶，随着外国入侵，传统的大一统中国四分五裂，从香港、台湾、蒙古地区、西藏、新疆到东北，都曾遭受侵略者的肆虐。由此可见，中国的未来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中国的未来不是西方化而是回归自己的传统。如果中国在文化上摈弃传统，中国必将四分五裂，一无所有。
“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民主”、“自由”和“人权”等关键概念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里的翻译，应从西方为中心对中文概念的格义，做一个反向格义。在中国的语境中，“人权”不单单只是所谓人民的“选主权”、”选票权“、政客”作秀权”和“表演权”，中文的外文转写要强调中文中的“ziyou”(自由)、minzhu(民主)、renquan(人权），与西方语境和实践中的“弗里德姆”（freedom)“德谟克利希”(democracy)和休门莱特“(human right)在语义上、实践上和道路选择上有本质的不同。
中国式现代化关键概念的对外交流宣传的外文翻译应该走“本土化”的道路——利用拉丁语字母转写中文中的“ziyou”（自由)、minzhu（民主)、renquan（人权）。
自古以来中国对待西来文化有格义和反向格义之说，所谓格义就是把中国本土的经典和理论当成普世标准来决定外来思想和概念是否符合经典和中华文明话语体系里的概念和理念。格义反映的是中国在吸收外来思想文化时，外来文化经过中国主流文化的同化，融合进入中国文明的思想体系，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取而代之。
东汉，佛教作为西来文化想在中国立足。为此，西域高僧在佛经的翻译上寻找佛教与儒教二者的结合点，在语言和概念之形式和内容上做某种改变。例如，用老庄的“无”去比配佛教的“空”，用儒家范畴的“五常”解释佛教的“五戒”。从东汉末年到宋朝前后，经过近千年的交融过程，儒释道合为中国的主体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佛教来到中国，不是中华文明的印度化，而是佛教的中国化。
鸦片战争引发的第二次中外文化交流运动把西方现代性当成历史线性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中国两千年来对外来文化形成的“格义”原则，几乎一夜之间转向了“反向格义”。“反向格义”，就是用西来的理论和概念来比附和度量中国本土的理论、概念和知识。这种“反向格义”不是“师夷长技以自强”，而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变“以中释中”为“以西释中”。
在讨论传统和发展时，西方现代化话语好像是最正确的语言。人们在讨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时，常常不加思索的使用这些话语，试图从中寻求中国文明和中国现代化在国际社会的生存和传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中国文明和中国现代化的话语建设有必要转变到中学为主的立场。以中学为主，对于被西方现代性格义的中国现代化反向格义，把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概念分别用不同的外国字母音译或转写。要学习玄奘为了精确传播佛经，他发动了音译或汉字转写佛经的求真经的运动。玄奘规定音译或汉字直接转录的词包括：咒语、一词多义、找不到恰当对应的本土词、本土没有的东西、人物的名字等。
从鸠摩罗什到玄奘，他们把极具异域色彩的词语经过中文音译或创造新的汉语词语转写，极大丰富了汉语词汇，比如今天汉语中的”世界“、”烦恼“、“觉悟”、”解脱“、“苦海”、“自在”、”刹那“、“未来”、“菩提”、“实在”、“舍利”、“佛陀”、“涅槃”、“般若”、“释迦牟尼””等等。在对外传播中，通过汉语拼音转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概念，同样可以丰富当代世界的语言文字。
通过对本土关键概念的音译，从文化根基上塑造自己的话语，将其推向世界舞台，有利于中华文明固有或原创的概念和语言的准确交流，推动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发生质的提升乃至飞跃，丰富了人类文语言文字，最终形成一个能够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秩序的新知识体系和语言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