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人口比美国、日本、俄罗斯、整个欧洲之和还要多的国家，进行了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没有走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和扩张的老路，在自己内部消化所有伴随现代化而来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整个社会保持了基本稳定，并使中国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究竟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全世界都想知道。
我去年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模式的魅力》的评论, 就这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最近美国有影响的《新观点季刊》把这篇文章和基辛格、斯蒂格利兹、亨廷顿等人的文章编在一起，出版了一个探讨全球化有关问题的专刊。其实不是我的文章写得怎么好，而是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反思，为什么西方自己的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收效甚微，而中国没有采用西方的模式却能够如此迅速地崛起。
实际上，中国的发展模式远非十全十美。恰恰相反，中国模式有不少缺点，甚至还衍生出不少棘手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处理。但与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相比，中国模式还真是不错。西方八、九十年代曾在非洲推行了所谓“结构调整方案”，其特点是削减公共开支、减少政府的作用，结果使非洲本已非常脆弱的国家能力变得更加脆弱。一般认为这是导致非洲国家经济更加衰败、社会危机恶化、艾滋病严重失控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在俄罗斯推行了“休克疗法”，今天被很多俄国人称为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第三次“浩劫”（前两次是13世纪蒙古铁骑的入侵和二次大战中德国纳粹的入侵）。
与西方主导的模式相比，中国模式确实有自己的独到之处：首先，在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方面，中国找到了平衡点：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现了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连续近30年一个长时期、大跨度的发展，为中国走向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近20多年来，世界上70%的脱贫是在中国实现的。换言之，如果没有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的业绩，整个世界的扶贫工作将黯然失色。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美国人所说的恐怖主义，而是消除贫困，因为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仍然生活在极其贫困的状态之中，其中8亿人（超过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还在挨饿。就此一点，中国的经验就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
第三、不断地试验、不断地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地进行大胆而又谨慎的制度创新，这使中国避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盲目采用西方模式而带来的困境，也使中国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仅抵御金融危机这一项，中国模式就值得充分肯定。2005年我曾访问印度尼西亚，危机造成的影响犹在，当地学者告诉我这场危机使印尼过去20年的发展成果付之东流。很难想象如果中国未能抵御住这场危机，将是什么后果。
第四、拒绝“休克疗法”，推行渐进改革。这种做法比较接近英国历史上的经验主义传统，英国人相信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和文化判断的相对稳定性，提倡埃德蒙·伯克所说的“有保留的改革”，并坚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果要有生命力，就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逐渐衍生而来，而不是通过追求某种纯而又纯的理想模式而来。
第五、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中国改革开放大致展现了一个清晰的格局：改革的顺序是先易后难；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第一阶段的改革为第二阶段的改革创造了条件。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续渐进、分轻重缓急，最后通过逐步积累而完成。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务实有效的成功之路，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有启迪。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这些具体做法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但这些做法背后的思想，特别是“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循序渐进”、“和而不同”、政府的作用等，则可能有相当的普遍意义。沿着这样的思路，中国应该能够沉着地应对，并最终有效地处理和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这些思想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的政治软实力。
我们常说：中国硬件进步很大，软件跟不上，这个说法，一般地讲，笔者完全同意，我们的地铁这么新、这么漂亮，但大家拥挤着上车，不排队，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市民素质还有待很大的提高，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仔细一想，中国的硬件进步这么大，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软件的一部份功劳呢？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从高速公路到机场港口，发展如此之迅速，难道不也有我们自己指导思想和相关决策的功劳吗？推而广之，我们为什么能使近3亿人摆脱贫困，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则有增无减呢？我们为什么能够避免“休克疗法”呢？我们为什么能够避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呢？我们是如何克服SARS危机的？我们是如何较为顺利地渡过了加入世贸组织的五年过渡期并还给世界一个惊喜的呢？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就是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的软实力不能仅仅是太极拳、中华美食、写意画、书法、功夫、舞龙、孔子学院等，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政治软实力、政治价值观、治理模式等等，而且这种软实力，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也要有一定的吸引力。
说到底，作为有国际意义的软实力，其关键就是要能够比较好地回应我们这个世界提出的严峻挑战。当今世界面临的两大难题，一个是贫困/发展问题，一个是和平/战争问题，包括恐怖主义问题，西方价值观并没有能够提供有效的解决思路。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加剧了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美国主导的“民主输出”模式更是导致了世界动荡不安，而恐怖主义对美国、对世界的威胁也有增无减。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过去要么苏联模式，要么西方模式。冷战结束后，苏联模式随着苏联解体而退出历史舞台，西方主流认为这是历史的终结，剩下的就是一条不归路：全世界都将拥抱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冷战后的情况表明世界事务要复杂得多，如果西方的制度真是普世适用的，那么为什么在第三世界一推行，则屡屡失败，从菲律宾到海地到伊拉克都是如此。
在处理世界面临的诸多问题方面，中国的软实力对外部世界有其独特的魅力，因为它回应了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根本性的挑战：发展中国家有没有权力把消除贫困、实现现代化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有没有权力从自己的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衍生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制度安排？有没有权力在实现各项人权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情况，分轻重缓急？ 有没有能力提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并影响迄今为止西方思想占主导的主流价值体系？中国的经验对此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中国崛起带来的可能是一种全新的思维、一种深层次的范式变化（paradigm shift）、一种西方现存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的新认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崛起也是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这对解决中国自己面临的挑战、对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对许多全球问题的治理、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未来走向，都可能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