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了严泽铣君的“白居易‘愧’什么”一文后，心有所感，衷心希望那些做官的人能有机会读一读，或许对目前党和政府提倡的"反腐倡廉"活动不无小补。

除此以外，由于我以往曾涉猎某些有关白居易的书刊，特别是前几个月看了今年第三期《读书》杂志上舒芜先生的“伟大诗人的不伟大一面”一文，记忆犹新，我想对严文作点补充，谈一谈“白居易还应有一愧”。

严文所谈白居易之“愧”，乃是从白居易青壮年时诗中摘得，比如他在35岁初任周至县尉时写的“观刈麦”诗中说，农民终年劳苦，而“家田输税尽”，不得一饱；“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却“吏禄三百石，岁宴有余粮”，因而“念此私自愧，终日不能忘。”这样的官，自然会比较清正廉明。后来，他的官虽然越做越大，仍然时常在诗歌中流露出类似的愧疚心情。比如39岁时写的“纳粟”诗中说， “昔余谬从事，内愧才不足，连授四命官，坐尸十年禄。”42岁时在“村居苦寒”诗中说，他看到农民“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而自己无垅亩之勤，却得以温饱，因而“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

的确，青壮年时代的白居易，无论是人品、官品、诗品，都是很高尚的。他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童年时遭逢乱世，流转四方，了解民间疾苦，使他和广大劳动人民在思想感情上有所联系，抱有济世之心、。他在青壮年时代写的诗歌中流露的这种愧疚心情，都是真实的。

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1989年3月，我在王汝弼选注的《白居易选集》的前言中就读到这样一段话：“这位以‘独善’自矢的诗人，似乎也有行不顾言之处。既然早年讽谏皇帝拣放宫女，为何自己晚年也蓄养声妓？”当时，我认为这是白氏的时代局限性，没有深究。1996年8月3日《文汇读书周报》“书人茶话”栏载有钟叔河先生“忆妓与忆民”一文，介绍了白居易70岁时写的“不能忘情吟”一诗。诗人自谓“既老，又病风”，本拟将家妓樊素与一匹良马转让别人，因此妓此马不忍离去，乃继续留供己用。钟先生评论道， “七老八十岁的人”闹点黄昏恋是可以的，倘凭致仕尚书权势、二千石财力、大诗人声势，像养犬马一样畜年20余靓女提供性服务，老病则转让他人，或继续留着自用， “总难说是美，也难说是善吧。”不过，钟先生最后还是根据历史主义观点，认为道德标准是随着时代变迁的，“香山居士又岂足深责”。

舒芜先生是同意钟先生这种看法的。但他对白居易老年畜养声妓的生活又作了进一步探索。他认为白氏大约是54岁任苏州刺史时家中才有妓乐。当时他所写《对酒吟》诗中说“今夜还先醉，应须红袖扶”；这些“红袖” (家妓)不仅扶酒醉主人，还以乐舞待客，听凭客人点歌，听凭客人调戏。按当时风气，甚至可以给客人陪宿，还可以赠给朋友。一般说，这些家妓大都是十二三岁、最多十五六岁买来，教以歌舞；有的是自家教，有的是买人家教成了的。据舒芜先生说，“像白居易那样有高级欣赏力的大诗人，当然还是要欣赏亲自指导教习成的歌舞，不屑于享用别人教成了的。”白氏“南园试小乐”诗中说，“小园班驳花初发，新乐铮拟教欲成……不饮一杯歌一曲，将何安慰老心情”即是证明。舒先生还说，白居易家大养家妓，是在他58岁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之后，“自此长住洛阳，俸养优厚，家中声妓，颇有可观。”对于这些，舒先生还是像钟先生一样，认为不足深责。但当他读到白居易67岁时写的“追欢偶作”一诗时，却“实在忍不住愤怒。”白居易在此诗中吹嘘自己居洛阳10年中畜养家妓的情况说，“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舒先生将此诗句译成如下白话文：“我家里养的家妓，每过三几年，我就嫌她们老了丑了，又换一批年轻的进来，10年间换了三次了，”接着，舒先生评论道，“他买了一批十五六岁的女孩来作家妓，才玩了三几年，人家才十八九岁，就嫌人家老了丑了，当废品处理掉，再买进二批新鲜货色，一而再，再而三，还公然写进诗句公然以此自炫，别的不说，他对得起自己当年那些为女性代言的诗篇吗?”舒先生气极之余，甚至禁不住用“老流氓”和“老淫棍”来形容晚年的白居易。我这里不想评述这种形容是否过份，但我认为，即使是在封建时代，说白居易晚年还应有一“愧”，是完全可以的。

今天，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我们在青壮年时代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那是为了一种理想，并非为图晚年享乐、享受特权。假如我们老节不保，那就不仅自己有愧，而且有愧于白居易了。

(载1997年9月11日《武汉晚报》第6版，作者授权天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