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更多的中国人享受到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必须在中国建立起失业、医疗、教育、养老的最低保障机制。

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连续27年的高增长，这是人类历史上惟一的一个大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经济增长速度保持这样持续的增长。与此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却是，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收入格局极不合理，那些创造增长的人没有能够真正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近日，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香港学者丁学良。

缺少劳工最低保障线

《中华工商时报》：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创造经济增长的人不仅没有享受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而且自身的利益受到严重剥夺”这一问题。

丁学良：从国际方面看，冷战结束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此外还有前苏联、中欧、越南以及原来不属于世界市场经济体系的国家，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开始逐步地开放，这使得差不多有15亿劳工进入到世界劳工市场，而在这之前，这15亿劳工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系之下的。

这15亿劳工进入到世界劳工市场造成了劳资之间力量对比不利于劳工。因为这15亿劳工绝大部分都很贫穷，当他们进入全球化的劳工市场时，并没有带什么资本，他们带来的只是自己的劳动能力，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之下，如果说劳工数量非常充沛，就会大大降低劳工和资方在一起谈判的能力，这是全球现象。

所以，全球化对每一个国家的劳工造成的压力都是很显著的。譬如说德国，二战后，德国本来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劳工保护制度，什么最低工资啊、每周最长工作时间啊等等。好多年前，德国公司一天到晚抱怨的就是德国公司在全世界的成本可能是最高的，就是因为有这么一套很完善的体制在保护他们的利益。但随着中国、印度、越南还有中欧的劳工进入到全球的劳工市场，德国劳工和德国资方谈判的能力也受到削弱。譬如说2005年，德国资方和劳工方代表谈判的时候，劳工方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德国资方说，你们再要求加工资我们就把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去。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工会不得不降低自己的要求。

《中华工商时报》：看来劳工享受不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是一个全球现象，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这个问题没有自己的特殊性？

丁学良：不是。除了是全球普遍存在的状况外，中国的很多群体没有从经济高速增长中获得自己应有份额，还是由中国一些特殊情况所决定的。在西方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国家，为了使低收入者的生活素质和品质不至于太低，它们有几个所谓的最低保障，即：低收入者生病期间的医疗保障，从而不至于使劳工因为没有钱把小病拖成大病；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保障，如果低收入家庭因为收入低影响到孩子上学，这意味着贫困会在这个家庭中被一代代重复；低收入者退休后的养老保障；等等。

在世界上所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这些最低保障线是在漫长的时间里一步步建立起来的。所以，在非常发达的国家里，虽然也有穷人和富人，但是因为有了这些最低保障线制度，这些国家的很大一部分人口不会沦落到他们社会的贫困线以下。

必须建立基本利益代表机制

《中华工商时报》：中国的低收入者在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发展付出血汗的同时，所得到的好处又是相对最少，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是什么？

丁学良：在西方发达国家，上面所说的那些最低保障制度的建立并不是靠一、两个在做，虽然也有一些慈善机构在这做这些事情，但这种制度要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全部建立起来的话，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利益代表机制。譬如说工人有自己的工会，农民有自己的农会，低收入者通过基层选举和中层选举，使自己选出来的代表能够把他们的利益及时反馈到政府，从而成为对政府政策修正和改善的力量。

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呢？可能只是在极少数局部地方有这种比较脆弱的代表自己利益的机制和渠道。没有这样的机制和渠道，怎么能使那些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和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们的声音，能够及时地而不是拖的太久的、付出太大的代价的变成政府政策的改良呢？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讲，要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很基本的一点，是你这个社会要建立起良好的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渠道。这个渠道的钱从哪里来？这就需要有一个比较公平、合理的税收制度。在发达国家，要想给最低保障机制以制度性的保障的话，政府要靠纳税人的钱建立起良好的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制度。这里所说的纳税人即包括公司所得税也包括公司的营业所得税。在中国，因为在传统的指令经济中，纳税的主体是公司、工厂和企业，在过去的20多年里，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已经有一部分人变得非常富有了，但这些人不怎么纳税或纳的税很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怎么能够有钱对贫困地区和贫困的个人建立起一次扶助和二次扶助的体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