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八年，一场狂热病肆虐神州大地。“捷报”频传，“奇迹”不断，原本自称“一穷二白”的中国，仿佛一夜之间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一座新的学校——宁夏师范学院（后改称宁夏大学）也应运而生。它地处祖国大西北的银川市。这里属高寒地带，自然条件恶劣，冬天滴水成冰，最低气温达零下二十几度。后迁至城西贺兰山下的新校址。除了孤零零几座没有上下水的简易楼和土坯房而外，周围是漫无边际的沙荒地，阒无人迹，一片凄凉，风沙袭来，遮天蔽日。大饥荒期间，粮食奇缺，人人食不果腹，面黄肌瘦，连树叶、稻草也成了加工食品的原料。
学校初创，筚路蓝缕。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不计个人得失，满腔热情地在这里教书育人，奉献青春。按理对这些送上门来的“宝贝”当倍加珍惜，百般爱护。无奈极左路线横行，当权者反其道而行之，极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能事，酿成了一起又一起人间悲剧。这里仅举一例。
1963年4月，党中央决定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城市也开展“五反运动”。具体内容为：反贪污盗窃、违法乱纪、铺张浪费、投机倒把、官僚主义。这五项内容本与教师风马牛不相及，宁夏大学党委却偷梁换柱，调转枪口，将平时看不顺眼的年轻教师作为运动对象，既可保自己，又可泄私愤，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其下属的政史系党支部在两员大将的领导下，更是变本加厉。他们精心策划，通过两个月的批判斗争，在系里划定八名“反动教师”，占全系教师总数的三分之一和全校“反动教师”总数的十分之八，可谓战果辉煌！至于八名“反动教师”的罪名，却是通过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精心罗织、凭空捏造拼凑出来的。事后，据一位曾参与其事者揭发，他们是事先圈定八名“对象”，然后再寻找证据。
这八名教师分别是：北京某大学调来的一名讲师，1959年由北京某大学留苏预备班调来的一名教师，1959年北京某大学毕业分配来的两名研究生，1958年天津某大学毕业分配来的一名研究生，1960年北京某大学毕业分配来的一名本科生，1960年西安某大学毕业分配来的一名本科生，1960年上海某大学毕业分配来的一名本科生。笔者将所熟悉的三名“反动教师”的情况略述于下，可窥斑见豹。
某女老师，系北京某大学毕业分配来的本科生，出身城市贫民，幼时捡过煤渣，逃过荒，解放后始得翻身、上学。对党有深厚的感情，课讲得好，文学素养也好。数十年来，以其良好的学识、顽强的精神坚持写作，已有多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问世，成为我国德艺双馨的二级作家。宁夏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均曾为她录制过介绍其品德与业绩的个人专题片。
话说1963年以前，政史系支部书记曾与她同时讲课。此人因身兼中文、政治、历史三个系的党支部书记，备课不充分，学生意见大。女教师得知后，曾在一次会议上建议减少书记的行政工作，让另外两个支委多分担一些，这样书记可有充沛的精力备课。书记认为这就是暗示他教学水平不高，遂恼羞成怒，怀恨在心。另一位教师（由北京某大学留苏预备班调来的那位）此前已在另一个场合提过类似意见。女教师提出这个建议，无异于火上浇油。书记火冒三丈，却又无计可施。
1963年五反运动一来，书记终于有了报复的机会。在其精心安排下，女老师受到严厉批判，被加上“反党走卒”、“向党进攻”、“企图夺取党的领导权”等罪名，并勒令写出交代材料。认为她对自己罪行认识不足，某党支委和某党委秘书又找她谈话，说她“交代不彻底”，没有争取到“立功赎罪”的机会。又多次开会批判，得出的结论是：“坚持反动立场，攻击党的领导”。将其定为“反动教师”，并将另一些歪曲捏造的黑材料同时装入本人的人事档案。
自此女教师度日如年，所患的肾炎病情加重，曾一度想跳楼自杀。1963年10月，学校又派她参加农村社教。后因染上面部丹毒，住进中宁县医院。1964年元旦前，社教团让她回宁大治疗。当时她双腿浮肿，上楼困难，但回校后连住处都没有。只好暂借人家的一间平房栖身，寒冬腊月没有取暖的火炉，喝不上一口热水，党支部却无一人前去看望。同事们只敢夜里偷偷去瞧瞧，都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她在校内已无法生活下去，1月6日又返回中宁县社教队，因病多次晕倒，社教团再次将其送回宁大。直到这时，校方才准许她回西安老家治疗。
病情稍有好转，宁大人事处即催她返校。返校后依然无人过问，她两三个月时间就曾两次住院。因身心交瘁，患上癔病。1965年，又确诊为亚急性系统性红斑狼疮（血癌）。宁大人事处长却通知她说，已将她调到宁夏山区的固原县工作。她苦苦哀求调到气候条件稍好一点的地方，人事处长却恶狠狠地说：“有病，固原县医院就是治病的嘛！治不好，死了，也是自然规律，人总是要死的。”她到了固原县招待所，尚未分配，即一病不起，只好被退回宁大。此后，她辗转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多处医院治疗，1966年曾两次病危，至今仍在轮椅上生活。上世纪80年代初，她提前退休，现定居苏州。
某男老师，乃1960年上海某大学毕业分配来宁任教的共青团员。政治上要求上进，工作上勤勤恳恳，很有才学。英文、古文俱佳，诗词、书法、绘画、篆刻、胡琴无所不能，有江南才子之称。1961年曾去四川某大学深造，经名师指点，更加长进。1963年，以优异成绩考取中国科学院历史所某专家的研究生（全国只招一名）。改革开放后，曾担任故乡分管文教工作的副县长，至今已撰写和主编了大量著作。
当年，他对宁夏大学民主空气淡薄、等级观念森严等歪风邪气很看不惯，不满某不学无术、却又盛气凌人的党员教师，因此便招来大祸。先是批评他“不靠拢组织”、对党“缺乏感情”，把他看成“异端分子”、“对党有二心”的人物。但他平日少言寡语，无甚把柄可抓。有的党员说他是“潜伏着反动思想，尚未暴露而已”。
1963年“五反”开始，政史系党支部便密谋要将他的问题“勾出来”。于是委派心腹以极阴险而又伪善的面孔出现，哄骗他说：“你将要去北京学习，趁运动期间好好清理思想，轻装前进…… 这是大好时机，你应当争取组织上的帮助。同志们都很关心你，组织上是信任、培养、器重你的。”年轻、单纯、书生气十足的他，当然想不到这是阴谋诡计，反而深信不疑，感激莫名，恨不得将肺腑之言和盘托出。
同年8月，运动转入人人过关阶段，他又本着对党绝对忠诚的态度，以自觉革命的精神，在会上作了两次交心发言。检查和批评了他自己在处理红专关系上的一些错误思想，以及暂时困难时期曾产生的一些糊涂认识。从此他便落入圈套，闯下大祸，继之而来的是意想不到的一系列严重后果。
交心后，系党组织表面上对他说：“你的问题是思想认识问题，主动交心检查，态度是好的，不要背包袱。”背地里却对他的交心材料断章取义，再加以无限上纲、捕风捉影、歪曲捏造，整理成单行材料，塞进个人档案。并一再写进各种秘密的汇报材料，当作典型例子上报校党委、政治部、组织部、宣传部直至区党委，捞取政治资本。下面仅举数例，从中不难看出这些“罪状”是如何炮制出来的。
1963年8月7日，他在交心会上反省自己，说比较偏重业务，轻视政治，特别不喜欢向组织汇报思想或反映问题，怕别人说自己拍马屁。黑材料上竟歪曲上纲为“他公开说：‘我对无产阶级政治是轻视的、冷淡的、远离的、害怕的、讨厌的。’”
1963年8月14日，他在会上交心时说：1961年冬天到成都某大学进修，转关系，领票证，办手续，忙了一圈。当时感想很多，一方面觉得不自由，限制太多，管得太死；但又觉得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社会的大自由，对个人也是一种保护，只有英明而强有力的政府才能做到这一点。似乎有利有弊，权衡轻重，还是利多弊少。这一番话又被歪曲上纲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1963年8月7日，他在会上交心说：“理想与现实是对立的统一，理想不是现实，现实不是理想，理想根据于现实而又永远超越现实。共产主义对今天说是理想，但到共产主义建成又会产生更高理想。”经过断章取义，又成一条罪状，黑材料上说他认为“共产主义也不是理想社会”。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党支部与校党委据此炮制出黑材料，不仅将他定为“反动教师”，剥夺了他的研究生入学资格，而且此后每有政治运动即挨整，越整越凶狠，越整越离奇。1964年12月，党支部将其列为治安工作对象。1965年3月，把他调至宁大附中当职员（没有资格上课），两个月后，碰上面上社教又挨整。还是因为黑材料，1966年6月文化革命刚刚开始，附中党支部即将其定为“牛鬼蛇神”。他惨遭迫害，受尽苦难。打入劳改队，送进集中营，剥夺一切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挂大木牌，剃阴阳头，每天在拳打脚踢、皮鞭棍棒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长达四五个月，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不啻白色恐怖，人间地狱！后来因红卫兵忙于“大串连”，校内无人管理，方重见天日。
上世纪70年代初，他由宁大附中调回江南老家。有人说，如果当年他顺利前往科学院历史所作研究生，有名师指导，凭借他的天资与勤奋，定可成为我国的著名学者。着实可惜！
某女老师，乃1959年北京某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分配至宁夏大学工作的共青团员。虽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人家，但解放前即阅读进步书籍。1949年初北平解放，她看到新旧社会的对比，革命热情更加高涨，正读中学的她很快加入共青团，后来还当上班级团支部书记。此外，她还受到二三十年代即加入共产党的大姐夫、大姐的影响，热爱共产党、新社会和党的领袖，积极热情地学习和工作。抗美援朝期间，她因社会工作突出，被评为北京市中学生中的模范团干部，曾受到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冯文彬的接见，给北京市学生干部作过报告，登过报，上过广播电台。革命热情持久不衰，1959年研究生毕业分配时，在志愿书上填写的分配志愿为“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先后两次被评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三八红旗手，又被评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科学先进工作者。在宁夏大学女教师中，她第一个晋升为正教授，第一个取得硕士生导师资格。
然而女教师当初到宁夏大学工作，却惨遭迫害。1960年开始的全国“暂时困难”时期，宁大师生度日艰难。由于粮食定量低，每人每月20斤粮票，食不果腹，吃过树叶、野菜和稻草。在物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自治区仍设法在1960年中秋节给宁大师生每人供应半斤月饼，以补无米之炊。但不知何故，学生并未领到月饼，许多学生质问校方。当时的党员副校长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对此未作任何解释，却讲道：“半斤月饼就那么重要？吃了还得拉出来嘛！”与会的女教师听了觉得不妥，顺口对旁边一位教师说：“怎么能这样讲话？水平低。”不料被人汇报上去，副校长非常气愤。这下她可是摸了老虎屁股，捅了马蜂窝，动了太岁头上的土。即将大祸临头。
不久，这位女教师即“下放劳动”一年。在校办农场养猪，掏粪，种地。当时知识分子下放劳动本无可非议，但作为报复惩罚的手段，就另当别论了。值此大饥荒时期，校方号召师生减轻脑力劳动，与此同时却加强了女教师的体力劳动，无疑是对其身心的摧残。果然，从事重体力劳动之后，她那因饥饿本已浮肿的双腿病情加重，肾脏也受到损伤，此后一直多年医治，仍未除根儿。
1961年，女教师回系里任教。看不惯同教研组那个不学无术而又飞扬跋扈的党员教师。此人不认真备课，经常在课堂上念错别字。有一次在黑板上画中国地图，竟将长江画在上面，黄河画在其下。女老师发现后给他指出，他便恼羞成怒，怀恨在心。另外他还乱花钱，乱借钱，不断申请困难补助。除每月花光自己的全部月薪外，还经常找有历史问题的老师借钱，人家迫于政治压力，不敢向他索要。他经常申请困难补助，群众意见很大。女教师正好当时兼任系里福利委员，分管困难补助。那位党员教师欲壑难填，便反诬女教师不把困难补助发给出身好的人（他自恃是城市贫民出身）乃“立场问题”、“阶级感情问题”，其实系里的困难补助大多给了他。当时此人系教研组里惟一的党员，经常在下面搞小动作，使女教师的日子更不好过。
时隔不久，系里开工作总结会，支部书记总结完本学期工作，让大家提意见。女教师在全面肯定系里工作的同时，提出一条意见：党支部应加强对个别党员的教育。支部书记立即反驳说：“你应该多看别人的优点，向人学习，不要只看别人的缺点。”女教师接着说：“由群众角度讲，可以这样要求自己，但从支部工作来看，就不好这样考虑。”这时，她所暗指的那位党员教师早已怒不可遏，大声吼道：“我走那么多省市，就没见过一个小小的团员敢跟党支部书记顶嘴！”支部书记也很生气，他说：“像你这样的人，就是不好领导！”
此后，那些人便用放大镜、显微镜，吹毛求疵地寻找这位女老师的“罪行”。利用掐头去尾、添枝加叶、无限上纲和歪曲捏造等手段，炮制积累了一些材料，终于在1963年”五反运动”中将女老师定为“反动教师”。
运动中批判她的几个主要问题，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例如，在某些党员自认为是党的化身的情况下，仅仅凭着上述的总结会和“月饼事件”等等，便将她定为“反党分子”。
又如，有一次代理支书在教育她时曾说：“党团员对上级必须无条件信任、服从。”女教师不以为然：“党团员也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比如毛主席在革命初期也有过自己的不同看法。”对方立即反驳：“毛主席当时是在陈独秀领导下有自己的看法，你现在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有自己的看法，这不是把毛主席与陈独秀作了对比吗？！”而黑材料上却成了“她说毛主席和陈独秀一样，也犯过路线错误。”这是多么明显的歪曲陷害啊！
再如，1961年一次团支部会上讨论对彭德怀问题的认识时，她说：“现在看来，矛盾与斗争不仅基层有，中央也有。”到1963年“五反”时，便说她“把共产党由基层到中央全否定了。”
女老师曾经听过某位有历史问题的老师上的日语课，这也成了罪名。还说受到那位老师的赏识，依据就是她日语考了99分。当时几十位年轻教师都去听了日语课，为什么单单女教师去听课就成了罪过呢？即便罪名成立，那么罪魁祸首应该是安排此人授课的校方。当时就是这样地是非颠倒，嫁祸于人。
更可笑的是，连她响应号召、为河北灾民多捐些衣物也被扣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帽子。当然，考虑到她的黑材料是由那位不学无术而又对他怀恨在心的党员教师整理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她当即在会上一一进行了反驳，却因“态度不好”，遭到更加严厉的批判。不久，即以这些本人一再否认、始终未经核实的黑材料为蓝本，整理成单行材料，塞进女教师个人的人事档案。她拒绝签字，并书写了一份“说明”，要求附在黑材料后面，却遭到拒绝。此外，他们还将这些黑材料放入系、校、自治区党委及有关部门的文书档案中备案。
从此，她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而在宁大干些杂务，如烧锅炉、搞绿化等体力劳动。
1965年3月，她被调到附中任教，虽然有了前车之鉴，她处处谨小慎微，不敢有半点闪失，但文革开始后，由于宁大校党委、政治课党支部和个别党员的再次“关怀”，她几乎被打成“牛鬼蛇神”（被排为三类的边缘人物，牛鬼蛇神为四类）。大字报围攻，剥夺政治权利，限制人身自由，抄家烧书，大会批斗，戴高帽，“坐飞机”，拳打脚踢。甚至刚生下三个多月的婴儿高烧四十度，也不准去医院诊治，差点丧命。而她本人产后不足百日即被强迫从事重体力劳动，留下腰肌劳损的后遗症，虽常年医治，仍遗患至今，肉体与心灵均受到无法弥补的损伤。
女教师原本受过较多我国传统文化熏陶，曾经崇拜那些有骨气的志士仁人，努力遵循诸如“士可杀不可辱”，“不饮盗泉之水、不吃嗟来之食”、“不为五斗米折腰”等信念。而今却受尽凌辱，任人践踏，斯文扫地，无可奈何！她曾多次想到自杀，但几个月的婴儿怎么办？当时丈夫不在身边，做母亲的情感与责任，成为她当年忍辱负重、继续活下去的惟一精神支柱。
1967年底，趁附中红卫兵外出串连、无人管理之机，经宁大革委会允许，又回到宁大（人事档案始终在宁大）。
改革开放后，她的命运也有了转机，重新登上大学讲坛。但已蹉跎岁月近二十年矣！为了弥补失去的年华，她加倍工作，恪尽教师职守，在教学、科研方面均做出显著成绩。付出劳动，得到首肯，她也就聊以自慰了。宁大党委曾派两人多次动员她写入党申请书，均被她婉言谢绝。因她认为自己条件不够，不能滥竽充数，不能给共产党脸上抹黑。
1963年，宁大政史系定为“反动教师”者，除上述三人外，另外五人的遭遇也苦不堪言，不再赘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有的已调往内地，有的仍留在宁大。改革开放后，其中有二人担任大学校长，二人为上海和苏州的大学教授，一人为湖北某刊物主编。
这八名教师，原本都是全国重点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均有求实态度、敬业精神和扎实的业务基础。当年响应祖国号召，抱着满腔热情建设边疆，讵料惨遭迫害，不禁令人扼腕长叹！
笔者在撰写此文过程中，常常悲愤交加，不能自已。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做深层次的思考。“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惟望究其根源，防微杜渐，泽被民众，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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