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７日突然听到李慎之先生病危的消息，真是惊愕莫名。１８日早晨与李伊白（李先生的长女）一同去医院的路上，才知道了他这次发病的详细情况，以及病情的危重程度，因为早在１４日，医生就已经断言连５％的希望都没有了。但到了医院，觉得李先生的病情似乎又不那么凶险了，因为段乐告诉我，１７日一整天李先生几乎没有排尿，而这时我见到他已经又有了不算太少的尿量，说明肾功能有了恢复的迹象；再就是血氧量也有一些增加。所以下午见到了友渔、于奇和从上海匆匆赶来的学勤兄，我们一边在商量万一不测以后不得不有的一些准备，一边又都说照现在这个样子，也许真的会有奇迹出现。因为有了这样一点儿希望，所以大家渐渐从沉闷中振奋起来，学勤兄还笑着说，若是李先生康复了，我们就把现在准备的这些文字都烧了。可是等到第二天下午我们再聚到一起的时候，得到的消息是李先生的各种化验指标依然不好，医生正准备在病情更恶化的时候给他做“透淅”。这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就都明白，奇迹不会出现了。于是大家做完了要做的准备，默默地分了手；又在这样的无望和忧悸之中，一直苦待到２２日上午噩耗的传来。
听到李先生病危以后的几天中，静下来的时候，我屡屡苦想究竟是从什么确切的时候开始与李先生熟识的，但总想不起来。印象中第一次见到李先生，是在他当美国研究所所长的时候，他下楼来我们办公室找李伊白，当时未交一言，只是觉得他没有吃“西学”饭的那种派头。九十年代初曾与李先生夫妇一起去山东，当时正值暑假，我带着年幼的女儿顺便旅游，一次大家吃饭的时候，李伊白特意让我女儿坐在李先生旁边的位子上，说是因为他十分想念已经远居美国的孙子，所以有个孩子在旁边，正好让他过一阵照顾小孙子的瘾。听了这话我心里还暗笑李先生现在的心情也与所有的老人一样。
真正与李先生有了比较多的思想上的交流，恐怕还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一直是很闲散的人，以前写一点杂七杂八的东西，总是凭着兴致所至而带着“玩”的意思。但是从８９年以后下决心做“中国专制制度史研究”、“文革研究”之类的工作，就立刻有了力不从心的艰难和环境之下日甚一日的孤寂。在这样的时候，得知有李先生那样经历和学识的前辈正在全力做着“重新启蒙”的工作，这对于我坚持已经选定的目标当然是最大的鼓舞，于是很自然地与他有了日益密切的交往。
在我看来，李先生与我们这些中年和更年轻者交往的风格，是在宪政理想的前提下“有教无类”——不论是从事什么专业或职业，只要你心里有实现民主和宪政、反对专制主义的念头，他一律都是尽其全力指教点拨。除了关心我们这些经常见面的学生之外，他还特别留意从报刊和网络文章中发现年轻的学人，近一年中我听到他反复提到的就有邵建、丁林等好几位。李先生称赞某一篇文章写得好，或是称赞某人在为实现宪政制度做着认真的工作，从来不是泛泛地说几句而已，而是每次都托人将这些文章复印多份，见面的时候给我们人手一份，并且仔细告诉我们他认为的要点所在，哪些地方还有深入的必要等等。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以前只能从传记文字中，遥想胡适那种自由主义思想大家的胸襟及其广育贤才、奖掖后进，但是后来在与李先生的交往中，我们都最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风范。说起来应该令人感动、但是在李先生那里却又最平常自然的，是他并非为了任何个人目的而把许多的后辈拉到自己门下，他经常对我们说，将来我很可能会与你们有分歧，比如我们之间会有人更多地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而有人则坚持自由主义，但是不要紧，因为这都是自由民主和宪政制度建立之后的事情，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能为实现这第一步而共同努力。
李先生与我们这些晚辈交往的另一让人感到亲切之处，就是他的因人施教。他总是根据我们每个人兴趣和专业，逐一有针对性地提出可能致力的方向，比如他期望徐友渔、刘军宁于自由主义和宪政制度原理有透彻的阐发；鼓励王学泰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与游民文化关系的研究，极为认真地与崔为平反复讨论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力”思想等等，都是大家知道的例子。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最多每隔两三周我就会接到李先生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他总是会专门就我能力所及问题详细地介绍他的想法，介绍他近来看了哪些与此有关的书，甚至专门为我拟定论文的题目。比如他多次催我写一本关于义和团的书，以说明近代以来极端民族主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严重戕害。到了２０００年、即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的时候，他又重提此事，并告诉我，虽然眼下的环境不允许这样的书面世，但还是不能因此就放弃努力，所以一定要写一篇概述性的文章，争取发出来，题目就叫做“庚子百年祭”。文章写好以后送他过目，他很快回信说：“大作读过，觉得不错。一定要提什么意见的话则是总觉得‘气盛言宜’不足，可能你还是感到不能畅所欲言的原因。近来听一个朋友说‘民族主义是专制主义最大的帮凶’，这点意思还可以发挥”；后来又是他亲自将这篇文章寄给了刊物发表出来。
这几天我又把他给我的信件都翻了出来，回忆着他当初对我们叙说想法时洪亮的声音和亢奋的神态。对中国专制主义的剖析一定要“气盛言宜”，这是他以自己一生的苦难和思考做代价而得出结论，现在想来，又何尝不含着一位垂暮之人心中越加强烈和执着的希望呢？李先生在他那篇万口传颂的《风雨苍黄五十年》结尾处说，他写下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对历史卑微的祈冀，这种卑微感当然是因为他最清楚地知道在自己有生之年，实现终生愿望的万分艰难；但惟其如此，他就越是加倍拼力地燃尽自己晚年生命中一点一滴的能量，以此而将对中国走出专制主义而汇入民主宪政和全球化主潮的希冀之火，逐一送入我们这些学生的心里；传送到那么多毫不相识、但他觉得理应享有真正未来的年轻人心里。而今天，中国唯一兼有这样的学养胆识、人格气概的人，竟然如此突然地离我们而去，这究竟是他命运的不幸，还是我们这些世间后人命运的不幸呢？
两年之前，我渐渐感到李先生留下一份完整口述史的迫切性。顾准的女儿说，她父亲在５７年以后是“从地狱中?过来的”，顾准给后人留下了他对专制主义的深刻分析，然而他却没有来得及详细告诉世人他从地狱中?过来的命运与他理论思考的关系；后来韦君宜回忆录中的事件情景和当事人心态再次给大家以震动，但是她的叙述毕竟没有与系统的思辨结合在一起。所以我想，如果李先生能够有一份关于个人经历和理论思路形成过程的口述，那么对于后人认识２０世纪中国的专制主义形态特质、发展过程和注定衰败的机理，将有很大的意义，而且还可能是史与思两者结合的最典型实录。考虑再三之后，我将这个想法认真对李先生说了。李先生于４月２６日给我回信说：
你的来信使我感动。
我也有过不多几次受采访的经验，我没有理由责备采访我的同志（因为他们没有歪曲）。但是总是觉得写的不是那回事，这三年来已经完全谢绝采访。我现在还有几篇可以透露我个人的身世或个人的思想历程文章要写，以我的“生产力”之低，大概两年可以完成。到那时，我就是八十岁了，我准备出一个集子（或外加一个光盘）。那时，你先从这些文章中搜罗我思想的痕迹，发现其中的缺漏、以至矛盾，然后向我提出问题，你的记录就可以比较准确。另外，我有一些书信，有时候，也是以表白我最深的思想，……我的有些想法也许也不能写，或写了而不能发表，我当然是相信在我身后都有可能实现的。我愿意与你讨论，由你来发表。我相信大概有十年，言论总可以放开了。
为此，你的建议，到我八十岁的时候（也就是两年以后）开始，如何？
再一次谢谢你
今天，我含着泪水一遍又一遍地重读着这些字句，默默地体会着李先生那种罕见的精神——自己每一个字中的气力，都要花在为实现民主宪政而做的奋争中；对于与自己命运紧联在一起的那段民族历史的思考一丝不苟，每走一步都要力求最准确地刻下深入一层的标记，不容得任何的含混；同时在这种探求中，真率勇敢地面对所有的矛盾和苦痛，刊落一切浮华和虚幻。而越是有了这样的体会，就越觉得李先生依然是坐在那张旧沙发里，面对面地对我们叙说着他那些极为活跃而又“最深的思想”。
说来真是庆幸，李先生两年前虽然拒绝做自己的口述史，但是后来还是改变了初衷，于是我与刘志琴、王学泰两位先生在去年的深秋，陪他到南京住了一个多星期，其间每天都是由他口述个人的经历和相关的思考，我们则给他录音。讲录完成以后，原来打算回北京后再补一些录像的记录，但是后来我忙着处理老母病重和去世以后的事情，就把给李先生录像的事放下了，当时的打算，是等今年春天以后从从容容地完成这踵事增华的结尾。因为我与他同住一室多日照顾他起居以后，感觉他的身体状况除了行走有些不便以外，其余饮食、睡眠等等都非常好，尤其是他完全不像一般这样大年纪的人那样怕冷（当寒流突然袭来时，好几天屋里一直没有暖气，我夜里睡觉都要在棉被上加条毛毯，但是他坚决不要毯子；等我为他买回一台电暖气时，他还说我多此一举）。所以我心里很踏实，觉得以李先生现在这样的底气和火力，肯定还有充裕的时间来完成他心中的计划，不想他的突然去世，竟还是受祸于着凉引起的感冒和肺炎。
我们到南京开始工作的几天以后，就赶上了中国权力又一轮私相授受之结果揭晓时的大热闹。那天吃过晚饭，李先生催我到街上去买当天的套红报纸。等我将报纸交到他手里时，终于忍不住向他道出了长久积在心间的苦闷：几十年了，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希望的落空，尽管决定研究中国专制主义之初，我就知道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宪政不是一日之功，但是我不过是最平凡的一介百姓，以自己这刀锥之末的绵薄之力和剩下的所有时间去面对那样横亘无际的大山，日久之下，心里难免越来越多地生出“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悲哀。随后我问李先生：以您八十岁的高龄和一次又一次失望的经历，那么您最后的感觉是什么呢？李先生想了一下，念出了一位西方学者说过的话，算是对我的回答：当专制的威权还在实施着它的统治时，几乎所有世人都觉得：这样庞大强悍的机器怎么可能退出舞台？可是当专制统治一旦成为过去的时候，则几乎所有的人又都觉得：如此丑恶不堪的东西怎么可能不被世界所抛弃呢？
今天，当然李先生离我们而去的时候，我所能对自己说的就是：永远记住他告诉我的这几句话；尤其是永远记住当他年近八十岁而说出这些话的时候，那历久弥坚的心境。
2003年4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