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立宪是最响、也最持久的呼声。后世把当年推动改革的人称为立宪派，其实，在当时，朝野上下，像点样的官绅和绅商，差不多都是立宪派，更不消说那些留洋回来的、新学堂出来的学生仔了。光绪二十七年初（1901），西太后和光绪尚在避难地西安，新政就揭开了序幕，第一项改革，就是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成外务部。于是中国终于有了一个跟西方接轨的政府部门。其后拖拖拉拉，几年动静不大，无非是改改官制，抄一抄当年戊戌维新的旧稿。但是这一抄，抄得康有为、梁启超及其门徒很兴奋，立马高调鼓吹立宪，民间舆论也跟着热闹，依托租界的报纸，差不多都在跟着境外的《新民丛报》的调子走。走在改革前列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改改官制，出台几项奖励办学和工商的政策了，他们要求，制度要有一个根本上的变动，正经八百跟西方接轨。
到了1904年，俄国人和日本人在中国的东北打了一仗，这仗，日本赢了，赢得很体面。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上，说这是中国的耻辱，人民都很愤怒等等。但是在当时，很多下层中国人，比如马贼张作霖和冯麟阁之流，给日本人做密探，当然也有一些人给俄国人做。其中某些倒霉的，被抓住了砍头，还被拍成新闻片，不巧让在日本留学的鲁迅看到，沮丧的他弃医从文，这已经是后话了。我要强调的是，当时另一部分生活比较优越的中国人，尤其是热衷于改革的中国人，对日本人战胜其实是兴奋的。因为此前，凡是持保守观点的人，都认为俄国能赢，而主张变革的人，大多认为日本能赢。日本的胜利，在变革派看来，不仅给黄种人争了口气，而且说明，在落后的东方，只要坚持变革，就可以由弱转强，而变革的关键，大家公认，是立宪。自然，日本能做到的，中国也能。甲午年日本打败中国，已经让国人举国震惊，这次居然连西方强国俄国也打败了，国人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
这一惊，也惊动了在颐和园纳福的西太后，因为自日俄和约签订，宫门之外，就不那么清静了。不仅张謇、汤寿潜这样的名绅开始鼓噪立宪，连朝廷的达官贵人，也坐不稳椅子，思有所为。袁世凯和瞿鸿禨在官场上是政敌，明争暗斗无日或无，但此时却一致认为，我大清该立宪。甚至连名声一直不大好、却为西太后所倚重的皇家懿亲庆亲王奕劻，也附和袁世凯，半吞半吐地说着立宪的好话。地方大员、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周馥，也对立宪表现出相当的热情。奏请立宪的折子，就这样一个又一个摆在了西太后老佛爷的案头上。
西太后自逃难归来，脑子已经变得很开通了，整天介跟一群西洋贵妇（公使夫人）混在一起，看不惯也忍着，还时不时地赏她们一点中国的古玩。西方的非物质层面的玩意进来，对这老太婆来说，最担心的，一是皇家的位置，二是大局的动荡。立宪究竟会怎样，她心里还是没底。这时候，一个人进入了她的视野，此人姓曹名汝霖，日本中央大学法律政治科毕业，回国应留学生考试，拿了第二名，得了中西合璧的法科进士头衔。此人后来在五四运动中，成了著名的亲日派卖国贼，但是在1905年，尚无此恶名，在政府里的地位虽然不高，却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能干的“知日”专家之一。
曹汝霖受到了西太后和光绪的召见。召见之前，曹汝霖得到了袁世凯的特别关照，告诉他此次召见，老佛爷必定有所垂询，让他留意准备。果然，西太后开门见山，上来就问日本的立宪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立宪，立宪前都到哪些国家考察过，以哪国的宪法作为蓝本，议会的上下两院如何，议员是怎样选举的等等。很明显，在召见曹汝霖之前，西太后已经有了一些关于日本议会的知识，她最担心的，是立宪开议会之后，会出现乱局，因此，西太后特别问道，日本国会开会，是不是时常会有党派争吵？曹汝霖回答说，是这样的，但是朝议决定之后，各党即团结起来，没有争议了。比如日俄战争，开仗前争议很厉害，但后来开御前会议，日皇决定宣战，日本国会的两大党即一致主战，团结起来了。听到此，西太后长叹一声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显然，曹汝霖的陈述，并没有消除西太后对立宪后出乱子的担心，大概曹汝霖也意识到此，马上对了一句：“以臣愚见，若是有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西太后听了很诧异，提高声音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吗？”曹汝霖回答说，团结必须有中心，立了宪，宪法就是国家的立法中心，议员都是人民选出来的精英，是人民的领导中心，内阁总理大臣，是国会和皇帝钦命的，属于行政中心，后两个中心，都围绕着宪法中心做事，如果意见不一致，总理大臣可以被弹劾，总理大臣也可解散议会重选。只要总理大臣选对了人，国会和行政就能和衷共济。听到这里，据曹汝霖回忆，西太后“若有所思，半顷不语”。
曹汝霖的这堂政治学课作用有多大，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确实讲了，而且属于比较有分量的一讲。此后，清廷立宪的步伐迈得很快，1905年7月，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次年，宣布预备立宪，各省的咨议局选出来了，中央的资政院也组成了。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连立宪的时间段都定出来了，预备期为9年。1916年正式开国会。1910年，又在各方的压力下，将立宪期提前到1913年。只是由于西太后死后，新当家的满族亲贵，少不更事，执意要把权力收到自己手里，1911年5月成立皇族内阁，阁员13人，满族占9人，其中又有7人是皇族，冷了多由汉人官僚构成的地方实力派的心，更冷了立宪派绅商的心，革命到来的时候，大家都站着看，好事的还帮着起哄，于是，清朝结束了，小皇帝宣统，还没懂事就退到了皇宫里面做富家儿。
稍微懂点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清末的满族亲贵，多数都属于保守派。就世界范围而言，那时西方各国的代议制，由于没有实现普选，基本上处于精英权力分享的层面。当时清朝的立宪，由于取法日本，更是保守，无非是在保留最多的皇家特权的基础上，把权力适度地与官绅、绅商分享，尤其是和实力强劲的汉人精英分享。显然，当初决定预备立宪的西太后，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可她的不肖子孙却不明白，一场倒霉的痢疾，送了老太婆的命，一群纨袴上了台。结果，皇族内阁以及朝廷一系列收回地方权力的举措，使得包括立宪派在内的所有官绅和绅商，都凉了半截，等于是把立宪最核心的成分淘空，形成了时人所谓的“假立宪”。
报应来得很快，1911年4月，皇族内阁未问世之前，革命党人倾全党之力，由副领袖黄兴统帅的广州起义，一败涂地，几个月后，武昌一群群龙无首的士兵，一哄而起，却夺下了武汉三镇，大获全胜，全国响应。皇族内阁几个月的寿数，就让这些头脑冬烘、却又自作聪明的纨袴子，丢了祖宗的江山。
来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