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写稿子，提及“七十年代”，编辑非要添加“上世纪”字样，弄得像在写古代。有时回想“文革”过后的种种人事，包括空气中那么一股子莫名的亢奋，跟今天比，也真仿佛是古代。
“古代”的朋友们还活着，譬如星星画会那几位。九十年代初——又得写明“上世纪”！——我在纽约林肯中心音乐厅人堆里一眼瞧见马德升，彼此握手拍打，好高兴，他身后站一位脸蛋红红的法国姑娘，那么淳朴地笑着，听马德升说“这是我媳妇！”她就用力点点头。几天后，两口子在佛洛里达出车祸，马德升原先的双腿残废成了全身残废，法国媳妇则飞出车外，死了。
星星画展的好几位成员都去了国外：王克平、马德升在法国，曲磊磊在英国，黄锐似乎去日本，阿城、严力、艾未未分别久居洛杉矶和纽约。现在王克平、马德升仍然留居法国，其余几位又都陆续回来了。
我们这些苍蝇啊！
上个月和阿城聚会，说起再老下去会不会色盲，抹了颜料都偏红，却是看不出来，阿城沉吟道：恐怕难免。星星起事那年我26岁，他30岁，刚回北京，没工作，闲着，正宗“知青”转为正宗“社青”。“社青”，也古代词，今语即盲流、无业者、闲散人员。
1979年冬末的一夜，中央美院学生会忽然请到以上几位星星英雄，台上一排坐开，我底下瞧着就兴奋起来：这不一伙老社青么？其时我结束八年农村生涯，进了美院,算是身属官家的幸运儿。那夜送诸位英雄到门口，校园浓黑，曲磊磊转头对我说：还是你们好啊，你们考上了。
如今大学请来的全是学者教授之流，“上世纪”学院讲台却坐着这样的乌合之众，当场叫嚣。只听马德升扯着嗓子咆哮道：“官方画家彻底完蛋！搞什么艺术！就知道他妈挣稿费！”——那时哪来画廊和拍卖行呢，除了工资，穷画家确是接点连环画挣稿费……黄锐也句句不卖账，可惜远在“古代”，此刻记不确。王克平穿着才刚时兴的喇叭裤，坦然四顾，神色介于流氓和公子之间。阿城说话，镇定、清晰，南方不易见到这样无畏而老成的青年。不知为什么，初起我认定他是四五运动天安门广场的讲演者，听他说下去，才知道他是远赴云南的老知青，泡了整整十二年。
他们一律是北京人。“他妈”之类，轻快带过，“稿儿费”，卷舌，字字重音。全中国，也就北京盛产这类出言不驯的逆种，且多有文艺干部子弟：曲磊磊的父亲即革命小说《林海雪原》作者，王克平的父亲据说是天津文联主席，阿城出现，美院上岁数的老师说，哦，原来是钟惦棐的孩子。钟惦棐？前辈于是打比方：就是当年电影界首席大右派，等于美术界江丰。
明白了，原来是老左派。1949年，他们成了解放区派来的军事委员会官员：艾青接管中央美院，江丰接管杭州艺专，钟惦裴接管电影界。1957年三人全都成右派，而今右派的儿子长大了。
我记得黄锐与马德升是工人。不久在哪条胡同撞上黄锐支着架子画雪景，有天夜里，还瞧见马德升正在美术馆后街柱着双拐一挺一挺奋勇走。他永远穿着绿军装，消瘦见骨，眼睛亮，咆哮时双颊泛起红潮，我无端觉得正像俄国小说里患着肺痨，同时激烈辩论的民粹党人。
那天我台底下就给这五位草寇画速写。
1979年秋星星起事，我在上海，不曾见，那时媒体不报，更没网络,回来听得众人眉飞色舞讲：怎样地先给美术馆撵出来，怎样地立刻在大街上布展，北京市民又怎样围得里三层来外三层……赶紧打听，结果是江丰作主，亲自写了序，展览给挪到北海公园画舫斋。赶紧去，果然里三层外三层，好不容易挤到画跟前，又给别人的左膀右肩弹出来，那年头,男人们个个穿着中山装。“文革”后首次在野画展不是星星。1979年春节前后，上海黄浦区文化馆举办的《十二人画展》才是头一回。上海人里自有民国油画的隔代知音，气候变了，他们就把“文革”期间偷画的风景静物画亮出来；北京的野种则挑明了玩儿政治,作品不细说了，国庆节后星星团体争取“艺术自由”的大游行，上海人是既不敢，也不作兴，北京地面却似真有五四的遗传在。后来有张照片不知谁拍的，黑压压游行队伍，为首站着马德升，远离众人，撑着双拐堵在市政府大门前。
1980年，各种在野团体闹起来：无名画会，油画研究会，同代人画展……后两个团体多是中央美院或老附中师生，无名画会则十九是野种，主将之一冯国栋，供职清洁公司，扫大街，去年我接到他葬礼的通知，因在外地，没去成，想起他那幅愤怒的画——纯色，粗线，画一把开裂的扫帚，一张倔强的苦脸。
我记得他们最激烈的作品。王克平的木雕在当时绝对挑衅，可比正面吐来的唾沫，没商量。马德升的小木刻粗砺而纯真，画自己在斗室画画，与民国左翼木刻神似。我记得凝视这张画时怎样感动，想起我正在美院磨素描，心里觉得可耻。
为什么我没参加？1980年美院老附中的孙景波王怀庆拉我加入“同代人画展”，我从拉萨寄了速写去,但并不觉得入伙，后来聚会仍习惯说：“你们同代人”。我会交朋友，但于团体，向来漠然，习惯一个人。国中文艺圈可尊敬的团体或许不少吧，但我从未在内心轻微嘲笑过的，唯“星星”与“无名”。
设在798厂区的“尤伦斯国际艺术中心”，下个月就要开张了。头一场派对是“八五运动”盛大纪念。很好，终于熬到这一天，不但国际承认，而且是在咱中国地面上以“国际”的规格，隆重承认。但是“运动”过去有，将来兴许还会有：不管什么运动，不管为了什么。星星剧情很难再上演，除非全社会回到1979年。可能么？
而1979年的种种骚动与可能性，也没有了:普天之下莫非学院，野生动物濒临绝种了，除非归顺体制，哪来别的出口。这是进步与自由么？在下不敢说不是。不过诸位明鉴：这是被恩准、被控制的伪自由。1979年的野种们血脉贲张，竭力证明自由是站出来抗争，不看人脸色，不靠权谋，不投机，甚至，不是为了艺术。“在野”一词早已不再被使用，或为煞有介事的暧昧词语——主流、非主流、体制内、体制外——所替代。唯1979年，“在野”二字确曾闪烁一时，获得真实的价值。那不是词语，而是活生生的人。眼下除了农民工，文艺圈哪来真的草寇？谁敢大庭广众朗声叫骂：“你们完了！就知道他妈挣钱！”
是在进步。无须叫骂的时代确实进步了。八五运动不是草寇运动，初也混杂、幼稚,继之彼此不服，事后争功，但参与者大致是学院师生和部分开明的美术党官；论起事的条件、规模、理论和目标，则八五运动远远超越在野群体，后者只管叫嚣，没理论，豁出去再说。终于八五运动开花结果，“走向世界”，在野群体闹了两三年便即息鼓四散，其中几位主角出国，是为涉外的婚姻。
不论星星还是八五运动，近三十年来各路闯祸胚子的暧昧空间与真正后援，来自“境外”，区别只在声援的方式与规模。1982年，著名星星女画家李爽（注）刑满出狱随法国夫婿飞临巴黎，法国人在机场盛大欢迎：那场婚姻惊动了秦城监狱，也惊动了当时的法国总统和邓小平谈判。2007年，则“尤伦斯国际艺术中心”在中国的公开设立，是为西洋人就近拨弄中国艺术的大手笔，而八五运动的几位“元老”，早已在西方体制名单中各占一席。
总之，他们得到了二十多年前想要的一切，在野群体呢，没事，他们无所谓成败——栗宪庭有言：“重要的不是艺术。”对于星星成员，重要的不是成功。1979年他们在深宵的胡同里图谋举事，煮点汤面充充饥，天亮了出去闯祸，一如印象派小子当初借个场子挂挂画，是为叫板，哪晓得有一天给请进博物馆——1979年曾有人将星星团体比作人家印象派，是的，可有一比：印象派起事，重要的不是印象派，而是有沙龙。同理，星星起事，因为有“文革”沿袭的全国美展系统，有“文革”后恢复的学院系统，有庞大的官方美术界。然而对应到此为止，此下、此外，中国在野群体与欧洲人无可对应。
从库尔贝、马奈到凡·高这三代逆种，生前始终是沙龙的强敌，身后被证明内在于历史的肌理与逻辑。“文革”十年所有少年逆种（包括诗人与作家）即便于七十年代末冒出地面，也不曾获得起码的水土，休想发育。当年是连全国的民意表达，也只京城里半截破烂的西单墙，而西单墙观者如堵，仅在1978年深秋到1979年春，属于历史一时语塞而疏忽，出点小事故，今之媒体后生，谁知道西单墙？
那时国家初度浩劫，百事待兴。文化废墟走出两群人，以两种方式向两种方向凝聚，并日渐分殊：一是学院再度成为学院，由“文革”的恶性混乱重归秩序；一是学院门墙外渴望表达的人,趁“文革”后的良性混乱，迅即寻求表达。所谓“朝野”在1979年前后没有俨然分际：朝臣与逆种，如前述，有时是饭桌上的父子；星星画展终于过关，得助于两位官复原职的老右派：中央美院院长江丰，北京美协主席刘迅；而星星成员啸聚游行的前科，虽据称公安局迄今犹未销案，但那年中央美院学生会高高兴兴请来星星成员讲演，完全自主，不必申报，党员老师和部门领导也在座，与年轻人同样兴奋，我记得现场灯光昏暗挤满人，简直狂欢。
没有人预知将来。当年种种官方默认与草根自发的骚动，只为挣脱“文革”恶梦——三十年后，学院群体哪料到繁衍成空前庞大的官僚行政系统，即所谓“体制”；在野群体也不知道自己拱开的缺口，催生了日后新文化形态之一，即广义的所谓“当代艺术”……八十年代的故事说来太繁，反正直到九十年代初，圆明园的日常剧情尚且是逃避警察的驱赶，而体制要到新世纪这才恍然明白当代艺术可资利用——七十年代末仍是使用粮票的年代，党官与野种穿着同样破旧的中山装在食堂里攀谈，就国事与文化，想入非非：谁都“摸着石头过河”，彼岸在哪里？何时、并怎样抵达？
如今我们已经停靠岸边，快乐地喘息：新世纪以来，本土体制、境外机构，以各自的“政治正确”与文化阳谋，合纵连贯，成功覆盖了所有可能的空间。年轻人的选择与回报无疑远远多于三十年前，前提是抵押自己的天性。标准模式，任君挑选：考试，入党，或者交钱。游戏规则，则是体制内外的关系学与经济学，交相奏效，统称利益学。1979年的可怜讯息无不点燃艺术家的气血与妄想，今日全方位的讯息是教你趁早学乖——“上世纪”一度肆无忌惮的激情，一度边际模糊的文化版图，悉数成为古代的传奇。在新世纪，圆熟而明智的艺术家根本不需要马德升式的叫嚣。
1946年，人在巴黎的毕加索断然拒绝纽约前卫艺术家请他声援“艺术自由”的恳求，理由是：“眼下根本没有值得对抗的学院艺术，这对现代艺术很不利。原则即便糟糕之至，也该制定原则，艺术有没有力量的佐证，在于它能否冲破重重障碍。”且慢！他所谓的“原则”与“障碍”在我们这里指的是什么？今日中国的一切，平心而论，对现代艺术很有利，但他继续说：“艺术家一旦被认可，就意味着他所做的一切可以理解，可以通过，因而只是一顶破帽子，根本不值钱。一切新事物，一切值得一做的事情，都没法得到承认！”
残忍的真话。假如毕加索了解真实的中国，这话尤其残忍。
此刻星星群体在《今日美术馆》被纪念，我以为是在纪念他们从未获得八五群体得到的承认——印象派乌合之众并未被当时的历史承认，他们以终结历史的方式，成全历史；中国的乌合之众得以乌合，则受惠于历史的终结（毛去世、四人帮就捕、“文革”结束）。什么是印象派“值得一做”的事情？扭转历史，告别过去；中国历史的正式扭转——即便仅止于文艺——则谁肯算上在野群体的份？很快，被扭转的历史告别野种，从星星突破的缺口中，现代艺术运动蜂拥而出，迅速抛弃、贬低星星往事，并蓄意忘却。
“业已过去”与“曾经发生”乃是不同的概念。1979年过去了。虽有后来的八五运动，而星星群体才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真先驱。怎能想象八五运动之前没有任何异常的动静、放胆的发作？而先驱的命运好比微焰，划破浊空，无可成全，除非”成全“的意思是说，他们旋即消失在异国的茫茫人海，再度成为单独的人。
九十年代初在纽约见到王克平，沉静质朴，正如我熟悉的西方单干户，据说，木雕在他院子里堆积如山。阿城的录像拍摄了坐在轮椅上的马德升，他被缓缓推出走道，只剩脑袋能够转动了，更其目光炯炯。曲磊磊在哪里？我再没见过他。黄锐依然战士之身，谈话间残余七十年代的辩论激情，留了胡子，忽然笑起来，那种在野的笑。
艾未未在美院讲演中并未到场，他可能是星星最年少的成员。我猜他从不在乎星星，他在乎安迪·沃霍。这些年他就是北京版的沃霍，并神奇地注入他来自上代的本土左翼性格——那是美国人沃霍倍感陌生的性格，恐怕那也是星星的部分性格，照未未的动作，就是向所有庞然大物握拢拳头，伸出中指。
文学圈不很有人知道阿城早先是星星成员，也未必留心在他文学才华的背后，另有宽阔深沉的立场。我们所知道的阿城很难与团体发生联想，人的成长伴随种种邂遘，而团体的魅力，是因其中有人。1989年香港一家画廊举办《星星十年展》，出了册子，阿城写了动人的回忆，还有他们挤在中国美术馆第二届星星画展招牌前的集体照：那时阿城多瘦啊！1979年。
在今天的芸芸青年中，在越来越安全而有序的当代艺术中，倔犟的、难以制伏的种性非但不合时宜，且招人讨厌。一个机构林立利益均沾的文艺界，一个逐渐丧失”在野“空间的权力市场。不必铲除野草，土壤经已流失，一切正在被制定、被划分、被培植。历史为此付出多少代价，这可能真是来之不易的好时光，充满希望，然而糟糕透顶。
28年前，星星野种在北京大街高举”艺术自由“的横幅，公然前行。28年后，中国当代艺术——八五运动的代名词——欢然证明“自由”的降临：至少如可恶的毕加索所言，大家总算被认可，被理解，被集体“通过”，星星则早已退出历史。问题不再是争取所谓“艺术自由”，这句口号在1979年既危险、又高尚，意指艺术之外的立场，但已难言说今日的现实——什么是自由，以及怎样把握自由，才是真的问题，一个远比1979年更形复杂，同时被我们长期绕开、回避，从未解答的问题。
听说那次《星星十年》纪念展毕，他们毁坏了部分作品，作势自我了断，此后从未群相聚合。确有此事么？除了阿城，我与星星成员并不熟腻，原初他们好像是十六七位吧，我仅识得以上这伙弟兄。就我所见，他们，还有无名画会几位资深硬汉，从未试图获取被招安的身价，个个如28年前一样，自履其道，仍然在野。
2007年10月22日写在北京
注：1979年，李爽与时任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的外交官白天详相爱。但当时中国刚刚走出“文革”的阴霾，整个社会仍处于封闭、保守状态，李爽十分“出格”地躲藏在法国外交官的公寓里，度过了三个月“美丽的爱情囚徒”生涯。很快，李爽政治上被扣的帽子是：“向外国人出卖情报”、“有损国家尊严”以及 “出卖国格”和“出卖人格”，北京市公安局判决她2年的劳动教养。其法国情人白天详则被逐出中国。不久，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他请求中国领导人释放李爽：“请允许这位小姑娘赴巴黎与其相爱的人团聚并结婚。”最后，由邓小平亲自批示释放了李爽。1984年2月4日，白天详与李爽于巴黎结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