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全世界都在呼吁民主和法治。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在提倡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但是，几年来我常常在报纸杂志上读到“以民为本”的提法，心里总感到不是滋味。为争取民主，我曾两次写文章论证“民主”与“民本”的严格区分，提醒人们不要让鱼目混珠，误将“民本”当成“民主”。一次是1948年在上海《时与文》杂志第3卷第20期上发表的“人民自己作主人才是真正的民主”；另一次是1998牟11月14日在““武汉市《长江日报》上发表的“民主，就是让人民自己作主”。李慎之先生了解这一情况后，曾于2002年9月29日写信给我说：虽然近年来“进步”舆论就民本非民主问题达成共识，但是，尽管从“五四”时起大家都喊民主，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懂得民主，不理解“民本”与“民主”的区别。初读慎之先生的信，我还有些怀疑他是否把国人的政治思想水平估计过低。后来仔细想想，又觉得他的论点是不无根据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要从远一点说起。中国人之有民本思想，据郭沫若的说法，大约源自周公。他在所著《青铜时代》中“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里，谓周人之有“德”的思想是起自周公，而“修德”则是以民为对象的。后来，儒家经典中，民本思想比较常见。比如，“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代虐以宽，兆民允怀”(《尚书·商书·伊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周书·泰誓中》)；“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尚书·周书·梓材》)；“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尚书·周书·毕命》)；“子曰：为政以德”(《论语·为政》)；“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孝经·孝治章》)。尽管所有儒家经典都体现了民本思想，但是，论述民本思想最充分的，乃是《孟子》一书。甚至可以说，《孟子》一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论述民本思想的。孟子的所谓王道，就是民本之道；所谓仁政，就是民本之政。由于篇幅关系，我这里不能尽引《孟子》中有关民本思想的全部内容。大体上说，孟子是从正反两方面论述统治者为政以民为本的必要性。其最简明扼要的表述是：“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孟子·梁惠王上》)；“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
从以上所引有关民本思想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首先，民本思想是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的，不是从人民的立场出发的；为政以民为本，是为了统治者能得天下并保天下。其次，民本思想是与君权天授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天佑下民，作之君”。(《尚书·周书·泰誓上》)第三，由于统治权是天授的，不是由人民授予的，统治者是“劳心者治人”，可以而且应当为人民作主；人民是“劳力者治于人”，不能自己作主，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不过，统治者要想长期统治下去，在为民作主时就必须以民为本，否则，久而久之便会引起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在这种政治体制下，人民群众要想少受剥削压迫，要想生存下去或生活得稍为好一点，就只有盼望出现明君、贤相、清官、良吏，希望他们的统治以民为本。否则就只能铤而走险，起来革命。
民主思想则与此完全不同。民主思想是从人民的立场出发的；人民具有天赋权利，统治者的统治权是人民授予的；人民不仅可以而且应当自己作主，统治者只能按照人民的意志、全体人民制订的宪法进行统治，不能代替人民作主，更不能自己作主；各级官吏只是人民公仆、人民的儿子，决不是什么父母官，更不是什么大救星；任何官吏不能靠特权、用批条子的办法处理事情，不公平、不正当地对待人民群众，而人民则有权罢免不称职、不按自己意志办事的任何官员。
总之，民本思想是封建时代、君主专制时代的产物，是为专制政体服务的；民主思想是后君主专制时代的产物，是为现代共和政体、人民政权服务的。两者本来就泾渭分明，不是一回事。那么，为什么如李慎之先生所说，到如今还有许多人不懂民主，往往将民本与民主混淆起来呢？看来是可以理解的。从理论上说，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社会长达三千年，民本思想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忠君思想、官本位思想，巳深深殖入中国社会的骨髓之中，渗透到中国人民的血液里，只要有机遇，就会顽强地表现自己，影响、控制和规定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思想与行为；民主思想则是舶来品，传入中国不到两百年，而且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强抵制，难以在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思想里扎根。
从历史事实看也是如此。鸦片战争以前，除黄宗羲在清康熙年间所著《明夷待访录》中论述的近似民主思想的反君主专制思想外，中国思想界没有出现民主思想。而且据全祖望跋黄氏之书所言，该书“原本不止於此，以多嫌讳弗尽出”。即使如此，该书仍见忌于时，一百余年后始有初刻本，在乾隆年间还曾被禁。鸦片战争以后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的20年间，中国还只有少数人觉悟到要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存之道，但大都只想学别人的物质文明，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制度与其经济基础的关系，则盲然无识。1842年出版的魏源编《海国图志》，1848年成书的徐继畲编《瀛环志略》，两书都以同情态度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传到日本被一版再版，对日本明治维新产生了良好影响，而在讲究“华夷之辨”的中国却受到冷遇。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国势更加危急，清政府出于自强图存的需要，发起了洋务运动。这一运动既然是实行君主专制的清政府发起的，当然只能是学人家如何制造坚船利炮、修铁路、办电报，而不会学人家的民主政制。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要学西方的物质文明用以维护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也就是自觉不自觉地钟情和维护民本思想和体制而藐视和排斥民主思想和体制。参与洋务运动的人中，虽然有少数人因为亲历其境，认识到西方政教的优点，但除郭嵩焘等极个别人外，又大都认为西方民主政教或源于中国，或与中国儒家政教相似。比如出使过英、法的曾纪泽在其日记中说：“二十三日夜，与松生一谈。松生言，西人政教多与周礼相合……。余谓欧罗巴洲，昔时皆为野人；其有文学政术，大抵皆从亚细亚洲逐渐西来，是以风俗人物与吾华上古之世相近。”最能说明这些人将民主与民本混为一谈的是，他们在出使或到西方旅游考察时，只要是体会到西方民主政教的优点，便认为与力倡民本政教的孟子的思想符合。号称“曾(国藩)门四大弟子”之一的黎庶昌，从1876年起便长期出使，办理外交。他在“与莫芷升书”中谈及西方政教时说：“鉴其治理，则又与《孟子》好勇、好货、好色诸篇意旨相合。”1895年作为王之春随员出使俄国并游历英、法、德等国的杨宜治，在看到西方带民主色彩的君臣、君民关系时，曾经议论道：“此孟子所谓与民同乐也。君臣相亲则壅蔽绝，天道下济，易之义也。西洋开国晚，故尚存中古之风，近人论西法制造多合诸子，余谓西国政教大都合于孟子，此一端也。”[ii]
维新派虽然摆脱了“中体西用”的框框，主张不仅学西方的物质文明，也要学西方的政治制度，否则就是本末倒置。但是，偌大中国，几乎没有一个维新人士是能够将西方的民主政制(主要是君主立宪制)和中国儒家的民本政制区分开来的。比如维新派先驱王韬，他虽然相当长期地生活和工作在香港，并且游历过欧洲，认为“若舍西法一途，天下无足与图治”，但如伍国所说：“和当时其他知识分子一样，王韬……每当看到西方国家以近代民主政治连接上下，他们就情不自禁地以为是‘有三代以上遗意'，而中国政治改革无非是‘礼失求诸野'，这样一来当然也为改革在传统的框架内找到合法性，但也同时限制了对西方制度本质的认识。”[iii]至于维新派主将康有为，众所周知，他是把1898年维新变法比附作孔子改制的。如胡绳所说，“他从来没有越出传统的儒家学说的樊篱。”[iv]康的学生梁启超是维新派的台柱，他的思想虽然有时接近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但也分不清民本与民主。1897年，他在“西政丛书序”中说：“欧洲各国，百年以来，更新庶政，整顿百废。议政之权，逮于氓庶。故其所以立国之本末，每合于公理，而不戾于吾三代圣人平天下之议。”[v]谭嗣同是维新派中的激进派，但他也说：“西人之治之盛，几轶三代而上之。”[vi]严复在维新派中，西学根柢最深，但他经受不住政治风浪，是维新派中最早在政治思想上倒退的一个代表。1897年他就反对梁启超在《时务报》上鼓吹民权的言论，晚年更主张尊孔读经。
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在南京组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表示将实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不过如胡绳所说：“虽然有了中华民国的招牌，但占统治地位的仍旧是封建的经济、封建的政治；在思想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也还是封建思想”[vii]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民主为何物，民主有什么好处。因此，野心家袁世凯不久便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撕毁了。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北洋军阀政权心目中不仅没有民主，甚至置民本于不顾。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口里讲的是三民主义，实际执行的是专制主义；蒋介石口里讲的民主，最多也不过意味着国民党执政要以民为本，从来也没有想到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1948年我在《时与文》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就是论述这个问题的。实际上，统治者为民作主大都很难做到以民为本，所以历史上“苛政猛于虎”的时代占大多数。蒋介石政权统治中国20余年，真正被大多数人承认执政比较能以民为本的清官，数去数来好像只有一个张难先。新中国建立后，直到改革开放前，按照有关文件规定，中国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viii]但实际上，则如邓小平所说：“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ix]试想，全中国除一两个人(甚至一个人)外，其余上10亿人都“只能奉命行事”，这还有什么人民民主？这不是只有专政吗？所以这时候的人民内部民主制度，仍然是统治者为民作主，而不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统治者说的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是民本思想的翻版，不是民主思想的体现。
统治者为民作主有两种可能。有的时候能为人民服务，比如建国初期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民主改革，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济等，就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但往往有时也不能为人民服务。不能为人民服务的原因有二：一是统治者中混进了坏人，比如新中国建立不久后的刘青山、张子善，以及后来的四人帮、康生、陈希同等人；二是统治者好心办了坏事，比如大跃进、大办钢铁、大办人民公社、割资本主义尾巴，甚至发动文化大革命等都是。这些事都是统治者为民作主办的。要是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就不会办这种蠢事、对人民对国家都有害无益的事。因此之故，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就一再苦口婆心地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积淀的君主专政遗毒既深且厚，以致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人们所听到的、看到的、体会到的，仍然是民本思想的顽强表现；一般而言，只有统治者的为民作主，极少听到、看到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前些年我从报刊上剪辑这方面的资料，关于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也有，但属凤毛麟角，绝大多数都是关于统治者为民作主的。据《经济消息报》1999年3月26日报道，河南省泌阳县花园乡冢子村(全村共11个自然村，村民3012人)自1994年以来，村干部均由乡党委、政府委派，群众不满意，最近推举80多位代表向乡领导要求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自选村干部。乡党委书记却说：“冢子村不安定，选举干部容易闹事，无法选、不能选。”乡长回答得更干脆：“你们想自己选村干部，那是胡闹哩！”(为节省篇幅，以下资料不再注明出处)截至2000年5月1日止，湖北省潜江县3年中被乡镇领导违规撤换的民选村委会主任达187名；有的省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由省委书记兼任；邓小平极力提倡的职工代表大会几形同虚设；有的县政府强迫全县中小学教师每人购买4条香烟，每条价格高于市价50元；有的村干部做贼心虚，欧打查帐的群众；许多地方政府瞎指挥生产，向上级虚报农民的产量和收入；有的村官甚至逼迫农民的“祖母鸡”多下蛋；各级政府违反民意，机构臃肿，冗官成群，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有的小小司法局长竟大打出手，强迫旅馆老板提供服务小姐。类似这样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面对这种不能自己当家作主的尴尬处境，人民群众要想日子稍为好过一点，甚至生存下去，当然只有希望统治者中出几个好人。这就是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等人经久地深深受人敬爱的原因，这也就是炒作康熙、乾隆、包拯、海瑞等所谓圣君、贤相、清官的电影、电视剧总有市场的原因；而这也就难怪有的传媒把应称为人民勤务员、人民儿子的政府官吏称为“父母官”，吹捧其“爱民如子”；有的传媒把确定人民权利的立法称为“以民为本”的善良之法，却很不容易在传媒上看到宣传人民应当自己当家作主的事例。
的的确确，早就是应该把“民主”和“民本”区分开来的时候了。统治者在为民作主时能以民为本固然是好事，但那只是君主专制时代人民的要求，而且历史证明那是不可靠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应该由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而且要真正保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由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据说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头几年就说过：“为了劳动人民”而不是“通过劳动人民”的类型的国家将逐渐消亡。[x]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里第一次公开地、正式地把“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条件之一提出来，是改革开放20余年来探索的结果。但是，如何把三者有机统一起来，还是一种十分艰巨的任务。我们希望和欢迎党和政府以广阔的胸襟，高瞻远瞩，顺应当代世界人民广泛而强烈地要求民主与法治的潮流，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创新政策，尽早实现“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崇高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