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着小孩，我知道不能老是责骂，还要适度地表扬；可是我们怎能把世上一切的权贵和官员都当成小孩呢？他们不会脆弱到稀罕掌声的地步吧。*

我不是记者,也从未在任何新闻媒体担任过正式的编采工作，我只是一个在媒体上发表评论的人；但是每逢9月1日(香港和台湾的记者节)和11月8日(内地的记者节),我都觉得这也是属于我的节日。因为我很希望把自己也列入记者的行列，这是一个令人骄傲的行列；它应该是的，它本来是的。

今年10月15日到22日，香港浸会大学办了一个“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工作坊”，请来几位普利策奖得主与学生交流。其中一位是马来西亚籍的华裔记者方凤美，她刚凭在《华尔街日报》上一系列谈北京奥运的报道得到了本年度的“国际报道奖”。她那些文章谈到了不少“负面”问题，例如环境的污染与赶建场馆却收不到工资的民工。于是有些内地学生就提出疑问了：身具华人血统，你会不会尴尬？更直接点就干脆问她如此在外揭露中国的阴暗面，怕不怕破坏中国形象。

假如方凤美不是华人，大概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还好方凤美只是马亚西亚华人，如果她生在中国，而且仍然持有中国护照，说不定这些问题还会变得更尖锐更锋利。因为我们通常假设记者心中不可没有祖国，她的调查她的报道都不应该损及国家的利益。可是什么叫做国家的利益？谁又有权去界定一篇报道何时才算有损国家的利益呢？

当代最伟大的记者之一，阿米拉·哈丝(Amira　Hass)，是以色列《国土报》的专栏作家，长年住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等巴勒斯坦地区，报道当地人的生活面貌。她是个犹太人，父母都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但她却和加沙的计程车司机与伊斯兰教领袖交朋友。她是以色列人，平常身处约旦河西岸等地简直是深入龙潭，不只要小心游击队“误伤”自己，更要躲避以军无区别的枪弹攻击。她是以色列国民，但当今世上没有几个比她对以色列更不客气。她喜欢拿以色列和实施种族隔离政策时期的南非相比，指控以色列政府压迫甚至屠杀巴勒斯坦人。很多以色列人因此视她为叛徒，称她做“卡波”(Kapo，集中营里协助纳粹的“犹奸”)。以国法庭更曾判她罚款六万美金，罪名是“诋毁以色列殖民”。最最糟糕的，是她竟然还用英文写书，把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和以色列带给他们的伤害公之于世。

正是阿米拉·哈丝这种人使我感到记者的尊严与光荣。她是一位真正的“无国界记者”，在普世的人道价值和政府与同胞的欢迎之间，她选择了前者。然而，她又是一位最爱国的记者，因为她不能忍受自己的国家犯错，不能忍受自己的祖国在军事和经济上是巨人但在道德上却是个侏儒。看着自己的政府和国民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于是奋起孤笔一士谔谔，欲挽狂澜于既倒，这岂不就是新闻人的良知吗？

一个记者报道或许一时无法见容于当权者，但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就一定更聪明，更了解什么是国民应该知道的事、什么是对国民最有利的东西吗？任何政府都想叫人相信答案是肯定的，而任何记者都应该怀疑。

约翰·皮尔格是我最敬佩的调查记者，数十年来，他走遍世界各个阴暗角落，用同情的眼光注视被遗忘的人群，专门揭出令大国权贵尴尬的事实，英语世界那些右倾的媒体无不视之为拒绝往来户，跨国财团的首脑与白宫里的鹰派则把他当作必须消声的噪音。同为澳洲媒体人，他的老乡默多克坐拥亿万财富，把买回来的报刊电视全部变成喉舌工具，异口同声地为美军入侵伊拉克鸣锣开道，说萨达姆藏有大杀伤力武器。皮尔格孤身一人手无恒产，却办起了独立新闻和评论网站“Znet”，连结世界各地的进步人士，成为伊战期间最受注目的反战言论基地，拆穿无数谎言。

外国的月亮未必特别圆，我们中国也曾出过一代又一代不畏权贵执著真相的好记者，政府还鼓励舆论监督，以收广开言路之效。但是经过长期的环境扭曲，有些新闻人已经忘记了令他们骄傲的根本价值了。在现实条件的限制下不得抒展心愿，大家可以同情可以理解；但是自己心态不正，在没有太大的压力下主动迎合奉承，那就实在对不起记者和新闻人的名分了。

我曾目睹一些人号称是做调查报道，却在受访地处处接受该地方官方单位和企业的招待指引，不但不因此焦躁，反而为自己的贵宾级待遇感到庆幸。我还想起许多同行前辈的教诲，评论时政要“该叫好的叫好，该批评的批评；政府做得不好，固然要批评；政府做得对，就应不吝称赞”。我了解他们言者谆谆的苦心，也明白客观中肯的重要。然而，我还是没办法去赞美什么，不是我尖刻，也不是官府从来都错；而是因为这句劝告实在不适用于拥权者身上：对着小孩，我知道不能老是责骂，还要适度地表扬；可是我们怎能把世上一切的权贵和官员都当成小孩呢？他们不会脆弱到稀罕掌声的地步吧。

(作者为香港专栏作家，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