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不久，张英红先生在燕园评论网站发表了一篇短文，引起不小震动。有善良网友甚至警告他“距离监狱不远了”。不久，该文就在燕园评论网站上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这更让人替张先生捏了一把汗，担心他也跟着文章一道消失。而今，人们终于又看到了他的新作——《只有宪法才能救农民》，由此知道他并没有消失，或者说，消失不久就又回来了——看来，网友的担心似乎有些多余。
张先生在刚刚经历了一场“虚惊”之后不久，还能够再接再厉，继续著文为弱势的9亿农民大声呐喊，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应该说，这种精神，在当今中国的文人之中，已经是非常稀缺的，也令我这个农民之子深为感动，在此特向其致敬！
二
感动之余，针对具体的学术观点，笔者有一些想法要与张先生商榷。当然，这丝毫不会影响我对他的尊敬。
笔者同意，一部好的宪法，对于维护中国农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的确具有重要作用。因为我们看到，新中国建国50多年来，对农民的长期制度性歧视与剥夺，的确是对我国宪法的严重违背与蔑视，现在的确该是尊重宪法、重塑宪法权威的时候了。此外，笔者也愿意相信，只要严格遵循现行宪法（尽管它有很多地方需要修改），9亿农民的人权和利益也会得到相当大程度的改善。从这个角度讲，我非常认同张先生对于尊重宪法、重塑宪法权威的呼唤。
但是，笔者认为，“只有宪法才能救农民”的提法，是欠妥的，值得商榷。因为这种提法回避了以下几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首先，什么样的宪法才能救农民？
毫无疑问，一部本身就千疮百孔、严重漠视乃至歧视农民权利和利益的宪法（我们不妨将之称为“坏宪法”），是绝不可能拯救农民的，它只会加重农民的苦难，成为残害农民的直接工具。只有充分考虑和维护农民利益的“好宪法”，才可能成为农民的救命稻草。
因此，按照我个人的理解，被张先生寄予厚望的“宪法”，显然应当是后一种，即“好宪法”。它应当是在全社会各个阶层和利益集团充分协商谈判之下，达成的共识之大集成，而不能是某个强势集团一手把持、只维护一党私利的“伪宪法”。对此，张先生在其文中显然已经意识到了，他在文末写到：
“只有宪法才能救农民。这个救农民的宪法，决不是那强化权力、削弱权利的“伪宪法”，也不是那束之高阁、无人问津的“冷宪法”，更不是那只写在纸上、从不启动的“死宪法”；救农民的宪法，必须是限制公权、保障人权的“真宪法”，必须是权威最高、人人援引的“热宪法”，必须是铭刻心中、可以诉讼的“活宪法”。”
看来，在认为“只有宪法才能救农民”之时，张先生已经注意到了对宪法本身属性好坏的辨别与考察，这的确是非常重要、也难能可贵的。但笔者下文的分析将表明，如果我们的认识仅仅停留于此，是远远不够的。
退一步讲，即使从肯定宪法的积极作用的角度出发，那也只能说是“只有好宪法才能救农民”。这里的“能”，是“可能”之意，它只表达了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好宪法”也许（！）是农民获救的必要条件，而绝非充要条件。
其次，好宪法是怎么来的？
既然“只有好宪法才可能救得了农民”，那么，顺此思路，我们不免要追问：好宪法是怎么来的？
毫无疑问，一部真正反映和维护大多数民意（尤其是维护9亿农民利益）的所谓“好宪法”，决不可能从天而降、自动生成，也不可能是某个强势集团对其他社会阶层的政治恩惠与赏赐。它一定是包括农民在内的社会各个利益集团充分协商谈判（利益博弈）而达成的一种妥协的结果。而这种赖以谈判与协商的机制，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政治体制。
换言之，货真价实的好宪法，从来都不是孤立的、突兀的、石头缝里迸出来的，它很难在专制的国度里产生——即使产生了，如果缺乏必要的条件和配套环境，它也很难得到真正的尊重和实施。这里不仅是理论探讨，更有历史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不是一直都有宪法吗？可实际执行情况如何？众所周知，30年多前，堂堂国家主席被随意折磨死；进入21世纪了，一介大学生仍然被无端收容打死，25个外地民工在收容车里被活活烧死……，诸如此类，有法不依者，大家已经熟视无睹、习以为常，几乎都要麻木了。这么多年来，宪法在哪里？它象一个玩偶，被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或者改也懒得改，干脆将其束之高阁，违宪之事、违宪之法、违宪之政，恣意妄为，肆无忌惮，长达50余载，至今还没有停止的迹象。作为立国之基的宪法，哪里还有一点点尊严和权威可言？这就让我们不免要问：宪法自身是不是也需要拯救？值得反思。
中国有宪法，非自新中国始。自孙中山、袁世凯那会儿就有了（在各个历史时期，“宪法”的名称也许各有不同），甚至连大清朝的光绪、慈禧也曾凑过宪政的热闹。新中国也先后有1954年宪法、1982年宪法等等之说。历史实践证明，在一个封建专制残余十分严重的环境下，宪法往往沦为独裁专制者的遮羞布和愚弄民意的工具，其自身命运尚且难保，又何谈仰其救人也哉？！
笔者认为，尽管民主政治需要通过《宪法》的权威条文来对社会各方谈判达成的妥协结果加以书面化和固定化，但“先有民主政治，然后有好宪法”的因果逻辑关系，却是不容置疑的。
因为，好宪法乃是民主政治的产物，专制的土壤开不出民主的鲜花。 欲求好宪法，必先求真民主。
而欲求真民主，必先培育新土壤。 在中国，9亿农民就是最大最坚实的土壤。
第三，有了“好宪法”，农民能否自动获救呢？
回答显然是否定的。试想，一部再好的宪法，倘若只是被当权者束之高阁，或者借以装点门面，挂羊头卖狗肉，民主共和之旗高扬，专制独裁之实不改，那么，这样的“好宪法”仍难救农民于水火。
有了好宪法，不等于其自动获得尊重和实施，也不等于必然获得尊重和实施。为达此目的，还得有一套严密有效的制度（机制）来对宪法的贯彻和实施加以严格监督，及时纠错。而这套监督制约机制在专制政治环境下能够存在吗？它的运作真的能够仰仗强势集团的自觉遵守吗？能够依靠“以德治国”、“N个代表”去约束吗？或者依靠执政者的良心发现和反省吗？
回答当然都是否定的。
监督机制不可或缺，但机制何来？谁来监督？
笔者不才，想来想去，认为9亿农民实在别无选择，还得依靠“三权分立”和公开选举、多党竞选等民主政治制度，使得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9亿农民）都有公开参政议政的权利和机会，使权力得到有效监督和制衡（特别是来自9亿农民的监督）——惟有这样的监督，方才是持久有效的。
三
救农民者，惟农民自己也。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既已知道：
1）只有好宪法，才有可能救得了农民；
2）欲求好宪法，必先求真民主；
3）好的宪法，只有在民主政治体制下，才能得到货真价实地实施。
可见民主政治之至关重要。
那么，民主是怎么来的？它是从天而降的吗？当然不是。考察古今中外，我们发现，民主总是民众自己努力争来的，而且往往要付出较大的代价。天降“民主馅饼”的好事也许只发生在近期的伊拉克，美国用武力推翻萨达姆专制政权，试图为伊拉克空降民主政治（能否成功尚待观察，暂且不论），但伊拉克人民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这种“外部输入民主”的模式毕竟不是主流。今天的中国，9亿农民要获得解放，要获得民主，除了自己觉醒并行动起来努力争取外，实在别无他途可走。
一部宪法，在制定之初（乃至其后的修改完善过程），就没有9亿农民自己的利益组织参与，就把9亿农民排斥在外，它怎么可能尊重和维护农民的利益？9亿农民又怎么可能仰仗它来拯救自己的命运？同样，失去了9亿农民的监督和制约，即使真是一部充分体现了农民权利和利益的“好宪法”，也很难真正得到贯彻实施。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是要让长期被排斥在主流社会决策圈之外的9亿农民重新回到政治生活中来。如果回避民主政治建设不谈，而去谈“只有宪法才能救农民”，把9亿人的命运寄托在一部支离破碎、束之高阁的宪法身上，而不是寄托在9亿农民自己身上，这无疑是一种误导。
在一个专制色彩浓厚的现实环境下，我们迫切需要做的，恐怕不是眼光向上的盲目的“宪法情结”和“宪法崇拜”，而是眼光向下，充分认识并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主导力量，在9亿农民的积极参与下，早日建成真正的民主制度。
四
一部9亿农民声音缺位的宪法，注定不是一部真正的好宪法。一部好的宪法，只有在民主政治体制下，获得了广大农民的高度认同、支持并给予有效监督之时，才能摆脱绣花枕头、装点门面的命运。
只有当农民自己的组织力量成长并壮大起来，对各项决策发挥实质性影响之时，旧的“坏宪法”变成“好宪法”才可能时机成熟、水到渠成。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的现实问题不是“宪法救农民”的问题，恰恰相反，而是如何发动并依靠9亿农民积极行动起来建设民主、振救宪法的问题。
五
农民如何自救？ 这是另外一个大的话题，需要较多篇幅，这里暂且不谈。但我想，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9亿农民要解放，就必须组织起来，拥有自己独立的组织（比如农民协会），代表9亿农民的利益，公开、合法、有序地参与到各项社会政治生活当中去。这个大的方向是不容回避的。在此方面，远的不谈，与我们临近的日本、台湾的农民，就是非常好的例证，值得我们借鉴。
六
最后，不妨简单总结一下本文观点：
1、歧视农民利益的现有宪法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它非但救不了农民，反倒还急需农民的拯救。
2、救农民者，惟农民自己也。9亿人坐等别人施恩，是非常滑稽的事情，也是行不通的。
3、农民如何自救？惟有觉悟和行动起来，争取民主，依靠民主而自救。 草就此文，算是对张英红先生文章观点的补充与商榷。
2003/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