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两个典型案例
为方便读者理解后文，在回答问题之前，先让我来做一些背景介绍。
棋盘乡，位于湖北省监利县，2000年3月8日，时任该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朱鎔基总理写信，反映"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情况，朱总理等中央领导人高度重视，两次动情批复，引发了湖北一场"声势浩大"的为时1个半月的急风骤雨式的农村改革，得出了所谓的"监利经验"。但一阵风的改革之后，农民负担报复性地大幅反弹。从2000年10月到2001年1月三个月时间里，监利县就有四位农民因拖欠税费而被逼死。
谢安乡，位于四川省仁寿县，1992年11月至1993年3月，该乡农民在村民张德安带领下，自发学习、宣传中央农村政策和相关法规，依法抵制县政府强制征收"213"国道建设摊派款，经过团结、勇敢、艰苦的持续斗争，最终胜利推翻了县政府的不合理摊派，农民负担自此大大减轻，持续10年均处于全县最低水平；政府还拨专款21万元为当地群众修建大桥一座，支持当地农民改种粮为栽果树，主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使当地农民收入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这两个案例，虽然所处时间、地点不同，却有许多类似之处，比如：初衷都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都有一个领头人；都引起了省市乃至中央高层的重视。
在“三农问题”日益引起政府及学术界高度重视的今天，我们将这两个典型案例拿来做一番比较分析，无疑具有十分宝贵的现实指导意义。
路径不同，结果迥异
农民负担是否切实减轻，是衡量农村改革是否成功的首要标准。
棋盘乡改革基本失败了，而谢安乡则取得了相对成功。棋盘乡改革引起全国媒体的关注和报道，被称为“监利经验”而一度大肆宣扬，而谢安乡农民自发的依法抵制不合理摊派活动在国内却鲜有报道。
棋盘乡的改革，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一个良知未泯的乡党委书记的含泪上书，一个强势总理的动情批示，一阵急风暴雨式的短促改革，演绎出的却是一场纯粹为了应付上级检查的改革闹剧。“监利改革”的动力（压力），主要不是来自于农民，而是来自于中央政府，是由上而下的、地方政府为了交差的应付式改革。博弈的双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绝大部分利益是一致的，并无实质的持续性的博弈动力。中央政府需要的是：你地方政府不能做得太过火了，影响稳定；地方政府需要的不过是需要对中央有一个应付性的交代。这就注定了这场改革来去如风的短暂性，之所以要搞得“声势浩大”，明摆着是地方政府在做秀给中央看。
在轰轰烈烈的“监利改革”中，广大农民，作为改革的预定受益人，并没有被发动和参与到改革中来，始终被排斥在整个改革进程之外，成了袖手旁观者。这非常滑稽，也非常值得深思。“监利改革”似乎并不是农民要求的，而更象是政府恩赐的。农民负担减不减、减什么、减多少、何时减、减多久，一切都由政府说了算，农民没有发言权。这种自上而下的“皇恩浩荡”式的减负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施舍性、随意性和不可靠性。施舍者随时可能收回对农民的恩赐。
棋盘乡的减负运动，由于是自上而下赏赐的，改革目的也就由“减负”异化成了“应付”。既如此，那么改革的结果就可以预料和理解了：改革的发起者李昌平先生在改革过程中日益孤立无援，一方面，他触动了上级、下级的既得利益而被明显孤立，另一方面，他没想到、也根本就不敢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他成了孤家寡人，只得中途当了逃兵。丢了党委书记这顶乌纱帽，对他而言，固然是一种不小的损失，但这种损失毕竟是有底线的，是他可以承受的，与改革失败后监利农民的遭遇相比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他好歹还可南下打工，可以写书，甚至还可以出国考察，而被他抛弃的棋盘乡农民，在改革"成功"后不久，即迎来了变本加利的报复性掠夺，沉重的对公负担卷土重来，远比改革前更甚，以致三个月时间里，监利县就有四位农民因欠税费而被逼死于非命。
1992年底，在面临县政府强行征收不合理摊派款的高压下，以张德安为代表的谢安乡农民自发团结起来，学法、用法、宣传法，不屈不挠地开展了历时3个月之久的抵制运动，期间经历了艰苦卓绝的群众性斗争，甚至包括某些比较出格的过激行为，一度被扣上了"暴动"的吓人帽子。在此过程中，乡、区、县等地方政府都持强硬高压态度。由于压不下去，为避免事态扩大和局势恶化，最终由省政府出面宣布取消县政府的不合理摊派行为，该事件遂以政府的妥协和农民的胜利而渐告平息。
这场风波是自下而上的。博弈的双方，一方是市县乡各级地方政府，另一方则是当地农民群众。农民始终是此场风波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其中的领导人物张德安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没有任何行政职务。
眼光朝上，还是眼光朝下？
有意思的是，乡党委书记、经济学硕士李昌平先生在改革中途辞官当了逃兵（根据事态的发展，他不辞职也难免被解职），而农民张德安则始终与老百姓团结在一起，深得老百姓的坚决支持和保护，直至被群众自发高票推选为该县人大代表（众所周知，非候选人高票当选县人大代表，这是比较“出格”的。）并受到县、市、省主要领导的多次登门拜访。1993年2月，时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原副省长）、工作组组长刘昌杰同志专程赶到谢安乡召开现场大会，当着数千农民群众宣布："张德安抵制不合理负担没有错，（政府）保证今后不得以任何方式对他进行追究。"
谢安乡农民的胜利还不止于此。93年事件后，该乡农民负担得到较大幅度的降低并持续10年保持全县最低水平（人均负担约50元/年，该县其他乡镇人均负担则多在140元/年左右）。此外，从1993年至1995年期间，国家拨专款21万元，为当地农民修建大桥（“共安桥”）一座，以安抚民心。谢安乡农民依靠自发的依法团结斗争，争得到了货真价实的持久胜利。他们成为全县农民羡慕的对象。
李昌平先生辞职出走之后，先是南下广东打工，不如意，后辗转去了北京，当了《中国改革》、《改革内参》的记者/编辑，到各高校演讲，写《我向总理说实话》，出国印度考察，继续为农民呐喊，但其中心思想则是哀求"施仁政、讲良心"。
“93年事件"之后，农民张德安继续当选县乡人大代表，在县人代会上为农民利益呐喊不停；带领当地农民将粮田改种果树，积极调整产业结构，解放劳动力，实实在在地增加了农民收入；规划集中式新村，越来越多的村民住上了砖混楼房；1993年至1995年期间，他利用政府拨款修建起了漂亮的"共安桥"，解决了多年的交通问题。值得注意的是，93年事件之后，张德安继续带领农民为减轻负担而努力着，这样的活动至今都没有停止。另一方面，社会上关于政府"搞他黑材料"和准备抓捕他的风声谣言四处流传，他个人至今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也一直受到当地农民的支持和保护。村民们经常关切地提醒说：
“张德安，你晚上一定要锁紧大门，一有情况，你就爬到楼顶上去呐喊一声，我们马上就来！”
一介农夫，能获得万千民众如此自发的拥戴和关心，他还孤独吗？
一滴水的生命是脆弱而短暂的，要想不蒸发，它只有融进大海的怀抱。
孤独的李昌平先生中途背井离乡，当了逃兵，他的悲壮更多的是软弱文人惯有的自我感动，并无多大实质意义；张德安则深深扎根于当地农民群众当中，立足于那片熟悉而坚实的土地，找到了他的自信与力量，他踏踏实实，据理力争，为农民争取一点一滴、一分一毫的现实利益。
做这样的严酷对比，并非要刻意贬低李昌平先生。他有没有给农民带来实际好处，固然值得争议，棋盘乡的农民对此最有发言权，但公正地讲，他起码用自己的方式（上书、流泪、讲良心、乞求、说真话等方式），引起了社会对“三农”问题的广泛关注。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但我更欣赏、也希望有更多有胆识和觉悟的农民“张德安”积极行动起来，一方面主动学习、掌握政策法规，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另一方面，主动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外出打工，努力增加收入，不等不靠，自寻生路。
棋盘乡改革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农民的广泛参与。一场受益者被排斥在外的施舍性改革，注定是短暂而要失败的。它缺乏一种持续的博弈力量来监督这场改革持续、良好地进行下去。
谢安乡农民的对公负担之所以能够持续10年保持全县最低水平，政府之所以愿意拨21万巨款在偏僻的山区修建漂亮的"共安桥"，主要是当地农民持续依法团结斗争而来的胜利果实，而绝不是谁发善心的结果，也不是谢安乡农民比棋盘乡农民更会流泪、更会哀求、更会下跪。
遗憾的是，李昌平先生这个受过系统高等教育的经济学硕士、这个作了17年乡党委书记的基层政权领导人，至今依然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的最后（P334页），李昌平可怜兮兮地发出了当前“三农”问题研究中最为典型的哀求：
“施仁政吧！施德政吧！依法行政吧！重视农民的权利吧！珍视农民的生命吧！”
“良心不能昧！任何一个昧良心者都会钉在监利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样的乞讨和哀求，谢安乡的农民是不会赞同的，也是不需要的。棋盘乡的农民相信已经领教了它的滋味，监利县的4条人命已经证明了这种哀求是多么天真和愚蠢。
张德安：我不赞同李昌平
农民张德安在看完《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之后，明白无误地说：
“我不赞同李昌平的做法。他既然是乡党委书记，为什么要中途逃跑？他为什么不向农民宣讲党中央的农村政策、发动农民起来依法保护自己的利益？换了我，我就会这样做。”
张德安常常说：“共产党是最关心我们农民的柴米油盐的！中央有了好政策，我们一定要珍惜。”
这个农民张德安，在某些人眼里，似乎有些天真得可爱！他居然相信党中央的政策和国家法律！
看来，这正是李昌平与张德安的分野之处。而这决不是偶然的。
对农民，李昌平有的不过是同情心而已，他缺乏张德安那种对农民自身力量的信任，李昌平潜意识中把自己定位于为农民谋幸福的精英。在他眼里，农民可怜、农民需要同情，但农民无能，农民只能被动地等待别人去解放。李昌平没有、也不可能象农民张德安那样带领群众自发学习中央文件和有关法规，更不可能冒着坐牢甚至更大的危险去与上级据理力争、斗智斗勇、辗转周旋。李昌平虽然有胆给总理写信，虽然也丢得起乌纱帽，但他却不敢发动群众。所以，他的行为是有明确底线的，他与那些孤立他、怨恨他的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的人其实并没有本质利益上的冲突，说得难听一些，他们是穿连裆裤的，至少李昌平没有勇气撕破这条裤子。
按说，李昌平作为乡党委书记，他有非常方便的渠道获得党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一系列政策和文件，但是，现实中他有没有向老百姓传达和贯彻落实呢？值得怀疑。棋盘乡的老百姓最清楚。在如何对待中央政策和国家法规上面，李昌平与张德安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中央政策和国家法规到了李昌平手里很可能随即被锁进了抽屉，而农民张德安却冒着种种困难和风险，自发、自费地通过各种渠道取得党中央政策并加以认真学习和大量印发、广泛宣传，他不是被动地坐等别人来解救，而是积极将中央政策当作保护农民利益的有力武器并主动加以利用，按照张德安的话讲，中央政策是农民手中宝贵的“打狗棒”，人家给了你武器，你不用，你怪谁？你不自救，谁救你？。
一个乡党委书记做不到或者不敢做的事情，一个普通农民却做到了。这其中的原由和差别，颇值得我们深思。
在感到孤独无援的时候，李昌平选择了抛弃棋盘乡农民独自逃离改革现场的道路，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住进北京301医院、著书立说、四处演讲和出国考察，处处受到人们英雄般的欢迎和尊敬，并高票当选《南方周末》2000年度人物，一时间李昌平俨然以"敢为农民说真话"的农民利益代言人的形象而声誉鹊起，甚至已经被人拿来与海瑞、彭德怀等历史人物类比。我们再回头看看农民张德安，93年后，他依旧生活在那片贫穷而熟悉的土地上，与村民们一起，默默无闻地继续进行着减负斗争和增收努力，还要在各种传闻和谣言中随时担心人身安全。张德安作为县人大代表，除了《人大代表报》之外，他至今看不到任何报纸。只能自费订阅《半月谈》，借以了解政府的农村政策。
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关注“三农”问题的时候，我斗胆将这两个典型的案例拿来做这样近乎严酷的剖析和对比，目的并不在于要贬低谁。毕竟，不管方式、渠道如何，能够为农民利益呐喊，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但也仅限于尊敬而已。
知识分子良知未泯的为民请命，带来的不是农民负担的减轻而是加重乃至4条生命的无辜消失；抗款头子带领农民团结起来依法抵制不合理负担，带来的却是当地农民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这究竟说明了什么？
本文的目的在于，严肃地提醒所有富有良心和正义感的人们，要解决“三农”问题，路径选择非常重要。仅靠说真话是不够的，仅有同情心、正义感、良心也是不够的，即使加上自贱式的下跪和自虐式的哀求，也还是远远不够的！况且，9亿农民不需要、也不可能依靠别人的施舍而过活。
解决“三农”问题，需要的是力量
面对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面对庞大的既得利益，什么良心、正义感、下跪、乞求、流泪……所有这些，都不过是狗屁，根本不能形成持续有效博弈的力量。
要改变命运，9亿农民唯有靠自身的团结、勇气、智慧去努力争取。
一说到努力争取，有人也许已经害怕得两腿颤栗发抖。其实，我们知道，斗争既有形式激烈的暴力革命，更有和平的民主渠道。依法捍卫自身利益，算不算努力？抵制不合理摊派，向收款收税的干部索要政策法规凭据，算不算努力？村民自治投票时，坚持推选自己满意的代表，算不算努力？依法向上级检举、反映违法行政，算不算努力？……可见，农民保护自身利益的渠道，是可以有选择的-------除非你将他逼得别无选择，那就另当别论了。
至于农民采用哪一种形式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取决于博弈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容忍度。如果农民通过民主和平的方式已经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那么谁还愿意去铤而走险呢？所以，主政者应该有宽容的心态，给老百姓释放心声的渠道。当前，已经和正在推行的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但还存在很多问题，距离真正的民主，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发动农民，依靠农民
世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对于农民来说，坐等别人开恩发慈悲是没有用也不会有结果的，他们只有自觉地团结起来，加强学习，提高觉悟，充分利用现有法律和基层选举制度，不断努力，去争取那份本来属于自己却长期没有兑现的权益！
天助自助。在农民争取自身解放的道路上，他们必须破除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和等待，他们只能依靠自己。除此别无他途。
另外，作为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在研究“三农”问题时，一定要高度重视和相信农民的力量和智慧，一定不能忽略了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因为，一切将农民的意愿弃置不顾或将农民排斥在外的解决方案，都不会取得成功。
要从根本上解放农民，只有发动农民、依靠农民，让农民充分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活当中来。要承认和尊重农民的合法权益，承认他们参政把握自我命运的权利。这需要考验执政党的勇气和智慧。是把一切大门堵死，将农民最终逼上危险道路？还是开门迎客，让农民参政议政，与既得利益者通过协商谈判达成妥协？这是当局必须做出选择的问题。尤其是随着中国加入WTO，脆弱的农业将受到最大最直接的外部冲击。不堪一击的农村将面临十分危险的局面。过去已经激化的矛盾将更加尖锐，我们必须做出果断而明智的选择。如果说过去在封闭状态下，还可以把矛盾一拖再拖、掩耳盗铃的话，WTO的到来已经再次把尖锐的问题摆上了桌面。消除种种歧视，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切实保障农民参政议政的权利，将是唯一明智的选择。否则，火山爆发的时候，泥沙俱下，将淹没所有辉煌的宫殿与摩天大厦。这样的结局虽然绝不是人们希望看到的，但能否躲过这场浩劫，就看我们的智慧与勇气了。
现在行动，也许还来得及。
作者简介：
西乌拉帕，男，“三农问题”民间独立研究人士，其所著《西乌拉帕的幸福大学生活》已由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本文发布经作者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