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到北京公出，与众友人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漫步，忽一男子凑上前来，先是打听北京市人大主任住在哪里，后问我是否知道北京市人大的最新规定，继而责备我为什么在公共场所抽烟，我以露天并非公共场所为由极力抗辩。卢建平教授在旁看出苗头，一把把我拉过：“你啰嗦什么!这是个神经病人。”此后，他常常以此奚落我：“到了北京，连神经病人都可欺负你！”
近读《钱江晚报》7月9日头版醒目标题“浙江经济学者为何集体失声？”外加“新民生”专栏整整两版的文字讨伐。读后的第一反应有如北京奇遇：“没来由又被人训了一顿。”不过这次训人的不是神经病人，而是著名小报的著名记者（含实习记者）。被训的也不是我一个，而是浙江省经济学界的全体学人。
遭神经病人训斥只能自认倒霉，被自命不凡的小报记者开涮也想忍气吞声，但《钱江晚报》似乎越搞越来劲。过了一个星期，居然又抛出一篇“新民生提问，经济学者踊跃揭榜”的报道，继续无端炒作，叫人忍无可忍。鄙人作为浙江经济学者中的一员，实在不想继续默认“失声”，忍不住出来对骂几声，出它一口恶气。但不知《钱江晚报》对这种“发声”，是否有胆量、有气量刊登？
集体失声，根据何在？
何谓失声？无非是一言不发，没有声音，或者发不出声，俗称哑巴。《钱江晚报》“新民生”专栏整版封面设计成一个男子贴了胶布，胶布上赫然写着：“面对纷涌而至的经济新现象-----浙江经济学者为何集体失声。”以此大肆渲染，证明浙江经济学者即便不是天生哑巴，也是封住了嘴，成了暂时哑巴。总之是哑巴。
果真如此吗？我们倒要反问《钱江晚报》，你们下此断语时，作了何种调查研究或统计分析？你们对浙江经济学界的历史和现状了解多少？你们是否认真读过或关注过浙江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
浙江经济学界同仁们辛勤耕耘，每年出版的著作数以百计，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数以千计，仅浙大经济学院一年就发表论文400多篇，去年3月14日《光明日报》报道，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有人称之为中国的SSCI）全文转载的经济学论文中，浙江大学列全国第3，仅居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之后，这些论著大部分是对现实经济问题即所谓“经济新现象”的探讨。请问《钱江晚报》，这算不算发声？
浙江经济学者每年承担的国家、省部级，国际合作课题和其他课题数以千计，仅浙大经济学院去年就有200余项，这些课题绝大部分属于现实问题研究，其成果都直接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据我所知，浙江经济学者在新制度经济学、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民营经济、民间金融、自然垄断行业的政府管制、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亚佩克（APEC）与区域性经济合作，走出去战略等许多方面的研究在全国比较毫不逊色，不少成果获得好评，有的受到高层领导的重视和批示，有的获省部级以上奖励，有的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如我院史晋川教授主持，杭州、温州学者共同完成的教育部重大课题温州模式研究专著，就被教育部作为今年一号社会科研究成果报送中央。方民生教授等撰写的《浙江制度变迁与发展轨迹》被评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省社联组织经济学者写作的“浙江改革开放研究书系”已出版系列著作近20本，并正在组织“浙江现象研究丛书”。浙江大学民营经济中心投入50多万，组织了浙江民营经济制度变迁的10多个案例研究。这不都是在研究纷涌而至的经济新现象吗？请问“钱江晚报”，这难道都不算“发声”吗？
浙江的许多经济学者还直接参与了政府的政策咨询与论证工作，为浙江经济发展出谋划策。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中就有十多位经济学者，十五计划的起草、论证，省党代会、省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讨论、修订，每年一度的咨询报告，还有很多的委员建议，都包含有经济学者的声音。不少学者还直接承担了省政府交办的重大委托课题。就拿近年成为热点的长三角一体化问题来说，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等高校就分别承担了省政府的委托课题，作了大量研究，提交了数份研究报告，相关论文已在《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浙江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发表。浙江大学还组建了长三角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与省内外学界、政界、企业界人士开展了多次研讨。这仅是随便举例，挂一漏万，根本不足以概括全省经济学界的全部活动和成果。可是，《钱江晚报》居然说“在长三角一日千里地追赶着珠三角时，面对纷涌的经济现象，浙江经济学者似乎作壁上观，这多少让人失望。”这简直是信口雌黄！到底是应该记者失望，还是学者失望？
也许，在《钱江晚报》看来，写在论文里、著作里、研究报告里都不算“声音”，在研讨会上，论证会上的发言也不算“声音”，只有在媒体上出现的才是“声音”。那么，不妨请你们也去收集一下浙江经济学者在报纸、电视、电台等媒体上发表的言论吧！鄙人不才，且其貌不扬,但也时不时到媒体献丑。自今年省两会以来，已多次接受浙江卫视的采访，做过几次专访节目，并在《人民日报》（华东版）、《解放日报》《浙江经济日报》等报纸就长三角、就业等问题发表过言论，还接受过广东媒体（包括电台、电视台、报纸）关于浙江经济活力的集体采访。浙大经济学院和兄弟单位的不少同仁在媒体上的露面远比我多。但似乎这一切在《钱江晚报》看来又都不算，大概只有刊登在《钱江晚报》上，才是正宗的“声音”。这倒真有几分“老子天下唯一”的霸气。
一句“集体失声”，使浙江经济学界数千同仁的辛勤劳动和所作贡献全部化为乌有。可是，纵观《钱江晚报》的有关文章，颠来倒去论证“集体失声”的论据只有两个，一是浙江经济学者写的畅销书没有媒体记者写的多；二是浙江经济学者说的话没有北京学者说的响。姑且不论这两点是否属实，即便确实如此，也不能用“集体失声”这种耸人听闻的字眼来贬损整个浙江学界。傻瓜都知道，有声还是无声，声音大还是声音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浙江经济学者的声音再小，再难听，终究与哑巴还沾不上边。如果你《钱江晚报》认为浙江经济学者声音小就断言他们“集体失声”，那我们是否因为你《钱江晚报》是一张市井小报就可以断言你根本就不是报纸呢？
批评学术，谁有权力？
为了证明对浙江经济学者集体开涮的必要性、合理性和紧迫性，《钱江晚报》在刊登“集体失声”报道的同时，还煞有介事地推出鲁强的评论文章：“面对学术，媒体是不是也有批评权？”多么谦虚而又含蓄的问题！整篇文章、整版文章都在批评了──何止是批评！──偏偏还要歪着头故作娇憨状：“我是不是可以批评？”令人恶心！
其实何必多此一问！钱江晚报老少皆宜，雅俗共赏，量大面广，财大气粗。既有无冕之王妙笔生花，又有神勇编辑操纵版面，当然是想批谁就批谁，想训谁就训谁，更何况一帮手无缚鸡之力，无权又无势的经济学者！无论你如何声嘶力竭，呜咽哀嚎，我说你没声音就是没声音，能奈我何！
我这里倒要请教鲁强先生：你是要批评学界还是批评学术？如果是学界，那当然可以。如果学界有人违法乱纪，偷摸扒窃，或弄虚作假，剽窃抄袭，或走鸡斗狗，不务正业，或胡说八道，不负责任……一句话，学风不正，学品不端，那是应该批评曝光，甚至绳之以法的。如果从事应用经济研究但学问不精，判断失准，明明经济增长，却说成经济衰落，明明价格暴涨，却预测通货紧缩，终被实践证明错了，当然也应该批评，甚至讽刺挖苦，不管他们是不是有意出错。可是，你如果是说媒体可以批评学术，而且这里所谓媒体，就是指掌控媒体的记者、编辑，就象《钱江晚报》所做的那样，那我可不得不十二万分遗憾地告诉你：那可是不行的呀！因为学术批评从来只能根据学术标准，遵循学术规范，只有同行专家才能判断学术价值，因而才有权力作学术批评和评价。这种规矩无论你喜欢与否，无法改变。我们经济学院如果有人申请教授，材料一定要送到其他大学或研究所同学科教授、研究员们评审，如果不小心送到了教育系、中文系，材料会退回。如果我硬要送到钱江晚报去评，学校人事部门肯定认为我的老年痴呆症提前发作，校长也会毫不犹豫地撤我的职-----尽管我并不在乎。再说，你们新闻界评“范长江”奖，也并不邀请我们这些经济学者参加，尽管我们天天看你们的报纸。某天三峡大坝完工时，我相信国务院还是会请那些科学院、工程院的院士们验收，恐怕不会请新闻记者们代劳，尽管你们为讴歌建设者们出了很多力。“隔行如隔山”，没有办法！所以你说媒体（记者）有权批评学术，与说媒体（记者）有权修改导弹设计、有权鉴别河姆渡的古董一样荒唐。
但是，如果记者本来就是经济学家，或者当记者后锲而不舍钻研经济学，成了经济学家，那当然另当别论。我国经济学界的老前辈许滌新教授就是记者出身，现在的新华社记者李长久先生也经常发表世界经济方面的论文。不过，我又不得不很不好意思地告诉鲁强先生，你和你的那些向经济学界发难的同事们还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因为你们连什么是学术著作都不知道。你们反复用来证明浙江经济学者集体失声的最有力的材料就是：“目前书市上，有关浙江经济现象的书籍唱着财经类图书的重要角色，《世上温州人》、《走近南存辉》、《温州悬念》……然而仔细翻看这些书，我们发现它们的执笔人，很大一部分是媒体的财经记者，大约占到80%左右。”（冯静等）“近年关于浙江经济与民企现象研究的热点图书，为数不少的竟是由浙江的媒体记者所著，比如吴晓波、袁亚平、杨轶清、郭羽……”（鲁强）。冯静等把这类书称之为“以学术性强见长的著作”，简直叫人捧腹。吴晓波的《大败局》《温州悬念》等确实写得不错，我也看过并喜欢，可是这是经济学学术著作吗？你且去问问晓波本人！过去不少经济学者也写过类似的描述社会现象、刻画社会事件或人物、揭露社会弊端的畅销书，如何博传的《山坳上的中国》，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等，对警醒世人、启迪公众起了有益的作用，其分析深度还甚于钱江晚报开列的那些书单，但它们同样称不上是规范的学术著作。中国社科院的韩朝华1988年曾主编了一套《经济学者对社会的警告》丛书，我写了其中一本《两极分化：福音还是灾难》，虽然印刷销售了5万多册，虽然至今还有人时不时引用，但我自己从未把它当作学术著作，从来不敢拿它去评学术奖。几个记者仅凭一次书市的粗略观察就妄下“浙江经济学者集体失声”的断语已经够荒谬的了，居然还把为大众写的通俗读物称为学术著作，以此为据来贬低学界，抬高媒体，那倒真是狂妄加无知了。
至于什么是学术著作，我说了你们恐怕也不信，还是请你们去请教你们所崇拜、我们也十分敬重的北京经济学家，如吴敬琏、厉以宁等老前辈，还有张维迎、樊纲、林毅夫等后起之秀。如果图省事，也可赶快去买一张7月17日出版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上面有我的老朋友丁学良教授写的一篇长文《你敢写中文！》，其中谈到了学术著作的标准和要求。他是哈佛大学博士，虽然声音不是在《钱江晚报》这样的著名报纸上发的，但估计你们不会让他享受与浙江学者相同的“国民待遇”。
我还不得不提醒鲁强先生，就象你们媒体记者分为财经记者、体育记者、娱乐记者……一样，经济学家也是有分工的。有人将之分为五类：经院经济学家（专事纯理论研究）、政府经济学家（为政府出谋划策）、公司经济学家（为企业提供咨询、策划服务）、劳动经济学家或工会经济学家（专门研究劳动问题，维护劳工利益）、大众经济学家或专栏经济学家（通过媒体和通俗读物为大众传授经济学知识，相当于科普作家）。不同类型的作者有不同的活动领域和研究范式，也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他们的分工虽然比较粗略，也可以兼业或转行，但不可能大家都扮演同一角色。鲁强先生指示我们经济学者要“从后台走向前台”。要“从过于迂腐的经济概念中脱身，……开始趋向真实和实用”，“新民生”的另一评论员金松先生则把经济学家分成“入世”与“出世”两大类，认为后者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而且斩钉截铁，掷地有声：“经济学家不能从象牙塔走出来，它只能成为聋子的耳朵，瞎子的眼睛。”看来浙江经济学者如果不听记者大人们的话，不走到媒体的前台，不仅会被看成哑巴，还会被指为聋子、瞎子。这可叫我们犯难了！难道要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成为写通俗读物和经济随笔的大众经济学家？藉此推论，岂不是也应该要所有的自然科学家退出实验室去写科幻小说或“十万个为什么”吗？鲁强先生一会儿要求经济学者对新近涌现的众多事件发出“令我们眼睛一亮的判断”，包括新房贷，杭州房价等如此具体的问题，一会儿又批评经济学者“没有大视野和学术抱负”，“研究缺乏形而上的高度”，这种指示有如同时向一个士兵既喊“冲锋”，又叫“卧倒”，叫人无所适从。尤其莫名其妙的是，鲁强先生还把经济学教授与经济学家分开，要我们完成从“经济学教授”向“经济学家”的转化，真不知道要从何转起？英文里的经济学家是Economist，与经济学人、经济学者是同一个意思。好不容易熬成教授了，居然还不是Economist！可怜的中国经济学教授啊！
写到这里，我忽然杞人忧天起来。财经记者自认为懂经济，就可以恣意批评经济学术；社会记者懂社会，理所当然可以批评社会学学术了；文化记者有文化，自然可以批评一切与文化有关的学术，依此类推，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都可以任由媒体记者们批评了！但万一钱江晚报不小心进了几个学过数学、物理的实习记者，岂不是也可以对数学学术、物理学术展开批评了吧？再推下去，一切学术，无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可由媒体记者们任意评点了。发声还是失声、大声还是小声、美声还是噪声，统统都由媒体记者，尤其是小报记者说了算，那该是一幅多么美妙的“媒体兴学”的图景！
低调行事，何罪之有？
《钱江晚报》用来证明浙江经济学界“集体失声”的另一证据，就是把浙江学者与北京学者比，说北京学者如何敏锐，如何激情，如何有深度，而浙江学者却是如何地平淡、低调、缺乏大视野，如此等等，一褒一贬，无非是说浙江学者不行。
北京作为首都，聚集了全国经济学界的精英，浙江当然不能比，我们浙江经济学者从来没有想到要与他们去比高下，抢镜头。《钱江晚报》列举的北京学者厉以宁、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樊纲……等等，都是全国著名经济学家，他们的水平当然比浙江学者高，这还用得着说吗？而且这些学者很多就是浙江经济学界请来的，如果他们的水平比我们低，请来干什么？
可是，有必要因为浙江学者水平不如人，就把他们贬到一钱不值，连他们的声音都要否定，硬要插上一个“集体失声”的草标拿来示众吗？
浙江固然不能与北京比，全国又有哪一个省市能与北京比？可是，除了浙江，除了《钱江晚报》，又有哪一个省市的媒体因此而公开在媒体上对本省学者进行揶揄、训斥呢？
如果有一男子，出门看了部电影，见了个漂亮影星，回来后就把他见到的每一个不如明星漂亮的女人都当众羞辱一番，请问此人是否变态？
《钱江晚报》的记者们为了贬低浙江经济学者，甚至到了不顾事实的地步。汪丁丁、周其仁早已是浙江大学的特聘教授，按照合同，他们在浙大工作期间所写的论文都署浙大的名，在浙江发表言论也是以浙大教授的身份，他们也是浙大的一分子，我们从未将他们当外人。三年前，汪丁丁、周其仁加盟浙大的消息是浙江媒体率先报道的，如今怎么忘得一干二净了？鲁强、冯静等人硬要把他们排挤出浙江经济学界，而且用他们作例子来证明浙江学者如何不行。这岂不是制造矛盾吗？
既然浙江学者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就让他们少说点话，低调一点总可以吧？可是也不行。因为在《钱江晚报》的词典里，低调就是缺乏能量、缺乏激情，低调就等于失声。谁都知道，媒体追求轰动效应，喜欢耸人听闻，学者多数则不喜张扬，不追求名不符实的“不虞之誉”，这种差异是职业要求使然，本也无可厚非，但双方要互相尊重，不能强人所难，强加于人。学者愿意低调，何罪之有？为什么媒体一定要去撩拨他们，刺激他们？人本来就有异质性，有人喜静，有人喜动，有人爱出头，有人愿怡谈，人之常情，谈不上谁对谁错，一定要学者们都跟着媒体的指挥棒转，跟着记者起哄，这种要求未免也太过份了。
中国处在经济转型过程，一切都处于变革，动荡之中，学界已失去了以往的那份清静，学者们纷纷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重新定位，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一些不良倾向，其中之一就是学界的浮躁心态，急功近利，短期行为普遍，甚至弄虚作假，抄袭剽窃。有些所谓学者不好好教学、科研，却热衷于在媒体造势、炒作，然后把媒体上的吹捧文章、夸张报道、与名人的合影照片等汇集成册，随身携带，到处炫耀，招摇撞骗。包括《钱江晚报》在内的众多浙江媒体，就曾把并无学术建树的某回国人员吹捧成“国际名人”、“华尔街的大侠”、“奇才”，甚至把他与金庸先生相提并论，引起海外华人经济学者的一片哗然，至今圈内还常常为此嘲笑我们。应该说，与那种胡吹乱侃，欺世盗名的行为比，浙江经济学界的低调、平淡倒是一种美德。与其浮躁，不如低调。如果因为低调反而被报纸嘲弄，请问《钱江晚报》，你们想把学界导向何处？
当然，浙江省经济学界在利用媒体宣传自己、发表意见方面确有不足之处，有时候一些重要活动，重要事件或重要研究成果，该宣传的没宣传，该交流的没交流，例如1998年浙大获第一个经济学博士点，实现浙江省零的突破，当时有人给我建议报道一下，我也曾动此念头，但后来还是没有做，总觉得不是什么稀奇事，不必张扬。很多成果也未通过媒体向大众传播，这方面我们确实需要改进，媒体对此的善意批评和建议，我们也乐意接受。事实上，最近《浙江日报》、《东方早报》、浙江电视台等媒体都来与我们商谈过，准备加强与浙大经济学院和浙江省经济学会的多方面合作。但《钱江晚报》只有哗众取宠之意，毫无平等合作之心，无中生有，突然袭击，嘲讽挖苦，夸大其词。对这种典型的“狗仔队”行为，我们坚决反对，坚决抵制。
浙江经济学者在媒体面前的低调也有多种原因，以我本人的经历，与媒体打交道至少有三怕：
一怕惹事生非，连累朋友。“理论无禁区，宣传有纪律”，这两者界限有时很难划清。1995年我在《杭州日报》上对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问题讲了一通话，后来有人告到中央，说我的观点如何错误，惹出一场风波，害得杭州日报的朋友们作检讨，扣奖金，自那以后我就格外小心，不就敏感问题在媒体发言，自己挨批事小，连累朋友事大。
二怕断章取义，不知所云。媒体版面有限，记者的水平有高低，看问题角度有差异，你讲的话，你的文章不可能全登，记者、编辑一剪裁，往往该登的不登，不该登的登了，或者面目全非，莫名其妙，甚至意思完全相反，有一次我参加在宋城举行的“全国民营经济与旅游发展峰会”，作了个发言，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后来《浙江航空》杂志把某报的报道转载，并配了一副大照片，居然说我从来不把学生推荐到民营企业，因为他们不守信，不尊重人才，云云，好几个朋友看了后打电话问我怎么回事，还以为我与民营企业有什么过节。实际上我的基本意思与这完全相反，弄得我哭笑不得，恨不得与他们打官司。
三怕空耗时间，浪费精力。也许在媒体看来，让你报纸上有名，电视里有声，是给你机会，抬举你。但实际上学界另有评价标准，媒体上露面，顶多增加点社会影响，并不增加学术份量，也不算科研成果，出面太多还有同行背后嘲笑你“捣江湖”。加上有些媒体采访后，并不把刊登后的言论寄给你，甚至根本不通知你。所以有些学者不愿在这方面花费精力，我本人的态度也往往是能推则推。
但是，低调并不等于低能，浙江经济学科虽然起步较晚，但进步很快，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的经济学系都是八十年代组建的，四校合并后实力增强，按时下的大学排名，浙大经济学科已排在全国十强之列。其他院校如杭州商学院、浙江工业大学、浙江财经学院等都有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杭州商学院还有望成为浙江省第二个经济学博士授予单位。此外，省社科系统、党校系统、政府政策研究部门的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均在迅速增长。目前，浙江经济学界正在按照现代化、规范化、国际化的要求加快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范式转换，加速与国际接轨的进程，并不会因为《钱江晚报》的嘲讽就改弦更张，跟着媒体瞎掺和，更不会因为几个小报记者的聒噪就觉得低人一等，矮人一头。正象东北老汉所说的：“哪能听了拉拉咕（蟋蟀）叫就不种地了！”
荒唐问题 谁愿作答？
为了帮助浙江经济学界发声，《钱江晚报》提了所谓六大疑问，期待浙江经济学者“揭榜解惑”。如此大恩大德，浙江经济学界简直感动得泣泪横流！
“开口知贵府，抬手见高低”，记者采访水平就反映在提问上。我们经常看到蹩脚记者采访气喘吁吁的体育选手：“你今天拿了冠军，高不高兴？”这简直是废话！而“新民生”装神弄鬼拼凑的六大疑问，比这种提问还要蹩脚。
且看这六大问题：（1）崛起的中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中该表现怎样的大国姿态？（2）杭州湾大桥建成是否会冷落杭州？（3）“中国制造”能否成为世界汽车工业的一线品牌？（4）怎样对待“财富原罪”？（5）谁需要强势人民币？（6）个人所得税是否该调整？
受过经济学基本训练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些问题既非经过凝炼的科学问题，（奉劝晚报记者们去看一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学科发展纲要和课题指南，以了解什么是科学问题），又并不都是当前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比这此问题更重要、更紧迫的可随便列出一大堆（奉劝记者们到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了解浙江经济研究课题立项情况，以免不懂装懂，乱点鸳鸯谱）。而且所提问题杂乱无章，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大到世界经济格局问题，小到一个市、一个产品、一条桥的问题，根本看不出为什么只有回答这些问题才算经济学家？这“六大问题”有些根本不算是经济问题，至少问得不象经济问题，比如，“崛起的中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中该表现怎样的大国姿态？”，“大国姿态”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还是外交问题？有些是不需要多讨论的问题，如“谁需要强势人民币”，已经有很多课题、论文对此作了分析，中国人民银行也作了明确表态，美日欧压人民币升值，我们不肯，当然是他们需要强势人民币，还用得着问吗？要问也得换个另外稍微聪明点的问法呀！有的问题是“天晓得”的问题，比如中国汽车品牌的问题，（“一线品牌”本来就含义不明），中国能否产生奔驰、丰田这样的名牌，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努力，取决于许多因素，现在要回答能还是不能，怎么回答？只能作算命先生般的猜测。还有建立杭州湾大桥是否会冷落杭州，也是“天晓得”。因为什么叫“冷落杭州”，根本无法界定。经济学研究的科学问题，必须是有明确的内涵，有前提条件、约束条件，可以证伪或证实的问题，“新民生”问的问题大都是含义不明，概念不清，不着边际。 “财富原罪”也是如此，这种假说无法作实证分析，且涉及到道德判断，在报纸上怎么讲得清楚。唯有“个人所得税”还算个经济问题，但这个问题专业性很强，需要作系统、科学的测算，需要时间认真研究，哪能今天揭榜，明天就来回答！只有江湖骗子才有此本事。
经济生活生生不息，循环往复，永无止境，各种问题层出不穷，今天这里造一座桥，明天那里要修一条路，后天非洲打仗，大后天翻车死了几个人……如果无论事大事小，却要经济学者立马回答，哪个经济学者有这等才能？回答不出，或者回答不及时，或者声音不宏亮，媒体马上就可以训你无能，判你“失声”，随时可拿你开涮，随意讥你为哑巴、聋子、瞎子，那么经济学家们随时随地将笼罩在“媒体恐怖主义”的阴影之中，每天惶惶然不可终日。那还做什么学问，教什么学生？有哪一个国家的经济学家扮演这么窝囊的角色？又有哪一个国家的媒体会有这样一幅蛮横的嘴脸？！
退一万步说，且不论《钱江晚报》提的问题荒唐与否，如果你提问悬赏在前，浙江经济学者无人应答，你再来骂人，那倒也顺理成章，判定“集体失声”也有个根据。可是，你《钱江晚报》开骂在前，提问在后，先说人家是哑巴，然后再来撬他的嘴，逼人回答，这是什么强盗逻辑！浙江经济学者再穷，也不至于到了要你《钱江晚报》施舍管饭的地步，谁愿意低眉顺眼、含悲忍泪跟着几个小记者去玩这种“关公战秦琼”的把戏？！
至少我不会，浙江经济学界每一个有头脑、有尊严、有人格的同仁都不会。
香港曾有一个《癫狗日报》（Mad Dog Ddily），专门骂人为生。以前友人时不时给我寄几份。我常感到纳闷，香港是个法制社会，怎么会容忍这种整天骂天骂地、指名道姓侮辱人格的媒体？前不久与香港朋友谈起，他们说该报已经关闭了。因为骂人太过，积怨太多，官司缠身，屡屡败诉，罚得倾家荡产，最后只好散伙。
《钱江晚报》仗着这几年办报有了点成绩，积攒了几文银钱，就开始骄横不可一世，真以为自己是无冕之王，可以不讲任何规矩，不顾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违背记者的职业道德，任意胡说。如今欺负到老实人头上，无端惹事生非，恶意炒作，凌辱学人，是否想做杭州的《癫狗日报》？是否也想落个《癫狗日报》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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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一青皮与一秀才争论，秀才说三七二十一，青皮说三七二十八，两人争得不可开交，只好告到县衙裁决。县官不由分说，叫人把秀才暴打一顿，秀才大叫冤枉，非要讨个说法。县官曰：“他硬说三七二十八，已经是个浑球了，你还和他争，你比他还浑，不打你打谁？”前不久我还用这故事来开导友人，想不到今天我自己却来扮演浑秀才的角色。朋友好心相劝：“何必与小报生这么大气！”但是，思忖再三，终于还是冒着挨打的危险，写了上面的话。因为这个世界上，毕竟还是要有人出来说：“三七二十一就是三七二十一！”
作者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