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视觉与权力的角度切入，论述鲁迅“看客”情结的背后有两层“被看”的创伤：一是因家道中落鲁迅从高高在上的“看者”沦为屈辱的“被看者”；二是鲁迅留学日本时所经受的民族国家层面上的“被看”之痛，但前一层才是“致命”的创伤。此视角跳出启蒙立场，对“幻灯片事件”作了全新解读，同时对那种深陷“民族国家”、“启蒙”等意识形态陷阱的鲁迅研究范式提出批评。
关键词：“幻灯片事件”；民族国家；“被看”的创伤；鲁迅
我认为，人并没有被锁定在历史的框架中；我所做的全部努力主要想告诉人们，历史是塑造出来的，它充满了人为的技巧和动机的关系，因而是可动摇的和可改变的。但前提是，担负这一使命的人必须具备改变事物的政治勇气。
—— 米歇尔·福柯
引 言
“幻灯片事件”是“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1]按《呐喊·自序》，鲁迅先习医，后在“幻灯片事件”的刺激下决定“弃医从文”，虽然很难打破“铁屋子”，但还是要“呐喊”——而这就是中国现代启蒙文学的由来。鉴于“幻灯片事件”尚未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笔者不避浅陋，尝试对这一中国现代启蒙文学的奠基性事件提出新解释，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目前，学界和批评界对“幻灯片事件”主要有两种认识：一种是把“幻灯片事件”当作史实；另一种则认为“幻灯片事件”完全出于鲁迅的编造。前一种认识较为普遍。长期以来，大多数人把“幻灯片事件”当作历史事实来接受。《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都入选中语文教材，教师讲授“幻灯片事件”时鲜有怀疑其历史真实性的。受过中学教育者，大都知道“幻灯片事件”和鲁迅的“弃医从文”并把它们当作事实。此外，“幻灯片事件”被当作历史事实写进了鲁迅年表和文学史。很多文章亦不加怀疑地援引鲁迅对“幻灯片事件”的叙述。
但经日本学者考证，鲁迅所说的那张幻灯片根本不存在。因此，著名评论家张闳认为，“幻灯片事件”是“鲁学”的“第一大神话”， “当时放映的那组幻灯片已经找到，奇怪的是，惟独没有鲁迅所描述的那一张。”[2]其实即使不依托于考证依据，我们亦可对“幻灯片事件”提出有力的质疑。鲁迅对“幻灯片事件”的叙述有两个不同版本，一是《呐喊·自序》，一是《藤野先生》。《呐喊·自序》对“幻灯片事件”的叙述比《藤野先生》详实。《呐喊·自序》中那段著名“弃医从文”议论到了《藤野先生》中只用短短的一句（“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就带过了。这种处理是因文本的不同需要而来的：《呐喊·自序》要为启蒙文学提供合法性论证，而《藤野先生》主要是回忆自己的老师。鲁迅根据不同的需要及语境来调整“幻灯片事件”的叙述。另外，两个版本的“幻灯片事件”还有一个很重要但一直被忽视的差异：“电影”中的那个中国人是怎样被日军处决的？《呐喊·自序》中说是“砍下头颅来示众”，而《藤野先生》中则说是“要枪毙了。”显然，如果“幻灯片事件”是历史事实，“震憾”甚至“惊吓”了鲁迅，那么鲁迅何以会记不清其中的核心要素？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幻灯片事件”当作历史事实，不加怀疑地接受；亦不可简单地认为“幻灯片事件”是虚假的，所以不值得认真对待。应该注意“幻灯片事件”的话语性。从理论上讲，“幻灯片事件”至少要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鲁迅所经历的“幻灯片事件”，另一个层面是经鲁迅的“话语”转述的“幻灯片事件”及话语受众所经历的“幻灯片事件”。话语层面上的“幻灯片事件”完全可以偏离甚至背离“现实”层面上的“幻灯片事件”。而且，即使“现实”层面的“幻灯片事件”根本就不存在，话语层面上的“幻灯片事件”照样可以制造出来，也就是说，“幻灯片事件”可以只是话语虚构的产物。[3]所以根本问题应该是，鲁迅为何要这样叙述“幻灯片事件”？他为何要在话语层面上制造出“幻灯片事件”？在“现实”层面中，鲁迅可能被动经历了一些相关的“事实”，但如何把这些东西带到话语层面上，这有赖于鲁迅的“制造”，这种“制造”又承载或折射出鲁迅怎样的经验和体验呢？
二
按鲁迅的叙述，“幻灯片事件”中的“我”因一张幻灯片而向民族国家的启蒙主体转变。鉴于“幻灯片事件”的话语性，我们不能把“幻灯片事件”中的“我”和作为文本外叙述者的鲁迅等同起来，文本外叙述者鲁迅的主体复杂性要远大于“幻灯片事件”中那个戏剧性般生成的民族国家的启蒙主体“我”。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在解释“幻灯片事件”时就很难跳出现代民族国家的启蒙立场，那我们所看到的至多也只是鲁迅为我们“设置”的东西。
李欧梵先生曾对“幻对片事件”作如是分析：鲁迅对这件事绘声绘色的描写似乎在有意刻画一场冲突，冲突的一方是他本人，一个“旁观者”，坐在异国的课堂里；另一方是“身临其境”的自我，一个更大的象征性形象。“在观察这个形象的反射物（新闻幻灯）时，他与他的同胞这个集体概念融为一体了。”[4]李欧梵的解释强调“民族国家”认同。张颐武先生对李欧梵的分析作了批评和补充：通过这次“观看”经历，鲁迅确实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与归属感。但另一方面，“我”的“观看”又与那些围着看的中国人不同，喻示着中国“现代性”知识分子的极为复杂的“主体”构成，“这里既涉及中国的半殖民化带来的‘民族国家’认同的强烈诉求，但别一方面却是对具体‘中国人’的‘国民性’的否定。”[5]然而，“民族国家”认同与“国民性”批判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已。李欧梵和张颐武的阐释囿于“幻灯片事件”的表象，跳不出民族国家的启蒙立场。
这种民族国家层面上的看与被看的复杂纠结固然是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中国被殖民历史的一种普遍的共同体验。但问题在于，鲁迅的反应似乎很特异，仅从民族国家、启蒙层面很难解释清楚他的反应的特异性。我们不妨拿另两位中国现代作家来作参照。
郁达夫，和鲁迅一样，“都有着一颗诗人般敏感的心灵，有着强烈的不同一般的自尊心，在日本他们同样地体验到弱国寡民的屈辱感。”[6]在《沉沦》中，郁达夫同样也记下了“被看”的屈辱。主人公“他”因自己的“支那”身份而陷入“被看”的焦虑之中：“他每觉得众人在那里凝视他的样子。他避来避去想避他的同学，然而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他的同学的眼光，总好像怀了恶意，射在他背脊上的样子。” 他患上了“被看”的恐惧症和怀疑症，日本同学欢笑时，他疑心他们是在笑他，他们谈天时，若有偶然看他一眼的人，他就会红起脸来，以为他们在讲他。由于难堪这种“被看”的屈辱和压迫，他终跳海自杀。
朱自清在《白种人——上帝的骄子》[7]一文中记述的“被看”之辱则更有戏剧性。在上海的电车里，“我”遇见两个西洋人，一大一小。那小西洋人“看去是个可爱的小孩，引我久长的注意。”起初他不注意或者不理会“我”，但他们到站后小西洋人走近我时，“他的眼睛里有话：‘咄！黄种人，黄种的支那人，你——你看吧！你配看我！’……他伸着脸向我足有两秒钟”。“我”在与小西洋人的目光交战中败下阵来:“在那小西洋人两颗枪弹似的眼光之下，茫然地觉着有被吞食的危险，于是身子不知不觉地缩小”。
面对民族国家层面上的“被看”之辱，《沉沦》中“他”的反应是“复仇”，复日本人的仇；《白种人——上帝的骄子》中“我”的反应则是“诅咒”，诅咒小西洋人。那么，何以“幻灯片事件”中的“我”却把矛头指向“同胞”国民呢？显然，单从民族国家角度无法充分解释“幻灯片事件”。李欧梵和张颐武的阐释就事论事，局限于“幻灯片事件”的内部分析，根本不可能揭开“幻灯片事件”之谜。打开“幻灯片事件”的钥匙应当到“幻灯片事件”之外去寻找。
三
我们认为，鲁迅文本中的“看客”情结或“看/被看”模式就是那把可以打开“幻灯片事件”的钥匙。鲁迅研究界已公认鲁迅文本中有一“看/被看”的模式。在鲁迅笔下，与其他形象相比，“看客” 形象出现的频率最高，占的篇幅也最多。从文体方面看，无论是在小说、杂文和散文中，还是在散文诗、演讲和通信中，都有“看客”的身影，而从时间跨度方面看，在整个文学创作生涯中，鲁迅对“看客”一直都难以释怀。“鲁迅先生倾注如此之多的激情，花费如此之多的篇幅，历经如此长久的时间去集中、反复，多侧面地描写和批判同一类型的形象，这不仅在鲁迅的作品中极为罕见，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一个值得深究的特例。”[8]据笔者统计，分析鲁迅文本中“看/被看”模式的专题论文已有30多篇，但研究者基本上都陷入启蒙立场的思维定势，结果大抵不过是重复鲁迅对看客的批判而已。由于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叙述其从文的目的是改造那些“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的“国民”，从启蒙立场分析鲁迅文本的“看/被看”模式的解释路径只会反过来会强化“幻灯片事件”的民族国家启蒙色彩，从而干扰我们对“幻灯片事件”作出更有效的解释。很多论者都摸到了这把可以打开“幻灯片事件”的钥匙，但是很遗憾，他们转动钥匙的时候却弄错了方向。
笔者认为，只有在摆脱民族国家启蒙立场的惯性思维之后，鲁迅文本中的“看客”情结或“看/被看”模式才能真正成为我们解开“幻灯片事件”之谜的钥匙。实际上，鲁迅对“看/被看”的反复书写从心理学角度看几乎达到了强迫症的程度，他对“看客”们一直都耿耿于怀。在《示众》这篇小说中，他把“看客”们拉出来“示众”，在《野草·复仇》中更是书写了一种向“看客”们“复仇”的奇特方式……鲜为人所注意的是，著名的《狂人日记》写的其实是“被看”的恐惧，“吃人”的恐怖主要是通过目光来体现的，或者说，“我”最害怕的是“吃人”的人的目光。笔者初步统计一下，文本中“眼”、“眼光”、“眼色”之类的词一共出现20余次。这些“眼光”不管来自于谁，都是一样地“吃人”。不分阶级：赵贵翁以怪眼色看我，佃户的眼光也和他一样，他们有给知县打枷过的，有给绅士掌过嘴的，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但“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昨天这么怕，也没这么凶。”也不分性别：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打他儿子，嘴里说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然而“他眼睛却看着我。”不分长幼：小孩子们“眼色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不分亲疏：家里人“都装作不认识我；他们的眼色，也完全同别人一样。”也不分职业，本该治病救人的医生也“满眼凶光”。除人以外，动物也以同样的吃人眼光看我，不仅赵家的狗“看我两眼”，而且即使已经死了的“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伙想吃人的人一样。”甚至，连“书上写着这许多字，佃户说了这许多话，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睛看我。”“我”身边的所有人（不分阶级、性别、长幼、亲疏及职业）、动物（不分死活）甚至语言、文字都以“吃人”的“眼光”看着“我”，“我”无论如何也避不开这种目光，这是何等的可怕呢？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所写的其实是“被看”的恐惧。
在鲁迅的文本中，对“吃人”目光之恐怖的精彩描写还有两个不得不提的例子，一处是《药》中康大叔的“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另一处则是在《阿Q正传》中，临刑游街的阿Q起先似乎不怕死，但那些喝彩的看客的目光使他想起了狼眼睛，四年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远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看客们的眼睛比狼眼睛更可怕，“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阿Q想喊“救命”，然而还没喊出来，“他早就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吃人”的眼光比行刑本身还要恐怖，鲁迅这种对“被看”的恐惧的描写可谓达到了极致。结合鲁迅文本中“看/被看”模式，我们可以推定：鲁迅对于“被看”有很特殊的难以割舍的情结，仅从启蒙角度加以解释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幻灯片事件”中民族国家层面上的“被看”之辱与鲁迅的这一特殊情结并不相称，因此，笔者认为，“幻灯片事件”是鲁迅故意使用的障眼法，以掩饰他抨击“看客”的真正动机。为了更有效地解释“幻灯片事件”，我们需要暂时绕开“幻灯片事件”本身。
四
在“幻灯片事件”发生之前，鲁迅的生命其实早已与看客发生了让他一生难以释怀的关联：“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却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上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这段文字凝结着一种“被看”的创伤。“在侮蔑里接了钱”，这“侮蔑”中最难以让敏感的少年鲁迅承受的，是那侮蔑的目光，然而却是四年多，几乎每天都得去承受。这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被看”，是家境尚好时的少爷鲁迅从未有过的际遇。
鲁迅年幼时，他的一家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和少许店面房子，“是一个小康人家”。当他随母亲到外祖母家玩时，不仅受到外祖母的钟爱，且颇受村人的优待。许多小朋友，都因他之到来而得到父母减少工作的允许，一同伴他游戏。此时，“正是一个少爷”的鲁迅处于高高在上的看者的地位上：要么被人仰视,要么俯视他人。
然而，鲁迅十三岁那年，家中发生了一次巨大变故，本来做官的祖父因科场案被捕入狱。家里每年要卖房田换银两去官府上下打点。本来有四五十亩水田的家庭，最终弄得“几乎什么也没有了。”一家分散，鲁迅和弟弟们寄居在大舅父家里，虽然同是住在外家，但再也得不到以前的优待了，反而受尽奚落，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了。从高高在上的少爷到乞食者，这鲜明的落差极大地刺伤了鲁迅的幼小的心灵。这时的“被看”已成了一种令人屈辱的创伤。鲁迅不顾家境的艰难，毅然回到自己家去。不料回家之后，他父亲又患重病。父亲病逝时，鲁迅只有十六岁。曾祖母逝世，祖父下狱，父亲早逝，这一连串的不幸接着发生于四五年之中，使鲁迅受尽了白眼，“被看”的创伤不停地堆积起来——这些积淀起来的创伤成了此后鲁迅心灵深处一个再也化不开的心结。
父亲病逝后，祖父还在狱中，鲁迅是长子，别无可以支持或重振家庭的人，生活更加穷困，更坏的是，邻居中还传着鲁迅“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的流言，这使鲁迅“觉得有如掉在冷水里”，“便连自己也仿佛觉得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便急于要离开绍兴城了，“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去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然以时人的眼光看，读书应试才是正路，学洋务，便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受奚落。但鲁迅终于去进了K学堂，毕竟，避开那些熟悉而恐怖的目光，对于自家庭变故以来一直处于“被看”的屈辱之中的鲁迅而言便是一种相对的解放。
五
但是，鲁迅转赴日本留学后，他以前心中积淀下来的“被看”的创伤要面临新的危险。
“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然而鲁迅没有看樱花的兴致，因为弱国子民的身份，难免要成为日本人眼中的看点。“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辩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这些“清国留学生”在看樱花时，他们自己的丑态却同时成为日本人眼中的“风景”，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被看”却浑然不觉，所以遭到鲁迅的辛辣嘲讽。
鲁迅不仅为他们之“被看”而焦虑，更为自己焦虑。这些“清国留学生”会牵连到鲁迅，虽然鲁迅自己已经把辫子剪掉，但在日本人眼中，鲁迅和这些“清国留学生”无异，都是“支那”人，太抵是可以同等看待的。对此，鲁迅颇为焦虑，对这些“清国留学生”有一种分离感，故而一边辛辣地讽刺他们，一边想避开他们了，“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随后，鲁迅从东京来到仙台，进了医学专门学校。按鲁迅的记述，那时仙台还没有中国的学生，所以鲁迅自然要沦为被看物：“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是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以弱国子民的身份及稀有之缘故受优待，让鲁迅很不是滋味。在调侃和自嘲中，鲁迅无奈地承受着“被看”的屈辱及因之而牵出的心中的隐痛。
考试成绩发布时，一百多个同学之中，鲁迅排在中间，并不算好，“不过是没有落第。”但鲁迅却难逃被“瞩目”的命运，日本同学中伤鲁迅，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鲁迅预先知道，“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如果说前述鲁迅对“清国留学生”的讽剌及拿自己与白菜、芦荟作比在很大程度上是因鲁迅有切身的“被看”的创伤而对“被看”过度敏感的话，那么这一次的“被看”却切切实实地刺伤了鲁迅，故而他愤激地说道：“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鲁迅心中的被看的创伤因此添了新的伤口——民族国家层面上的“被看”的创伤，这样的创伤大大强化了鲁迅的民族国家观念。
“漏题事件”后不久，又“发生”了著名的“幻灯片事件”。按鲁迅的叙述，在这一次“被看”中所受的巨大刺激使鲁迅作出了“弃医从文”的决定，走上了启蒙之路，“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是多少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六
如果我们把“幻灯片事件”去掉，就会发现：家庭的变故使一度高高在上要么被人仰视要么俯视他人的少爷鲁迅跌入了“被看”的耻辱困境之中，这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创伤，所以，鲁迅后来在其文学写作中反反复复地抨击“看客”其实是向“看客”们“复仇”。也就是说，“幻灯片事件”很可能只是鲁迅的虚构，籍“幻灯片事件”，他的“复仇”行动穿上了“启蒙”的合法外衣。本来基于安抚个人生命历程中“被看”之创伤的“复仇”行动经“幻灯片事件”的话语设置却转化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启蒙运动：“国民性批判”。
退一步而言，即使“幻灯片事件”离事实并不远，我们的结论仍然是有效的。因为我们可以把鲁迅的“被看”的创伤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即为鲁迅在家庭变故后积淀下来的“被看”的创伤，第二层则是鲁迅到日本后在民族国家层面上遭遇的“被看”之痛。但第一层才是最根本的，最让鲁迅耿耿于怀。第二层创痛再怎么激烈也不能和第一层相比。甚至可以说，鲁迅在民族国家层面上的“被看”之痛对他心理的影响是微小的，它的实际影响则是诱发、刺痛、加剧甚至是撕裂鲁迅个人生命历程中“被看”的创伤即第一个层面的“被看”之痛。
所以，在“幻灯片事件”中，民族国家层面上的“被看”之痛实际上只是一个意外而剧烈的诱发因素，它终于撕裂了鲁迅的陈伤。幻灯片中出现的中国人把鲁迅推入了一种非常难堪的“被看”之境地：他的日本同学看完幻灯片中的中国人，自然会看现场的唯一的中国人——鲁迅，而且最让鲁迅难以忍受的也许是，他的日本同学看他时会认为他和幻灯片上的中国人无异。然而鲁迅自认是与幻灯片上的中国人不一样的。我们在前面说过，鲁迅担心自己被纳入日本人眼光中时与那些“清国留学生”无异，故对这些“清国留学生”有一种分离感，并想避开他们。然而这一次，中国人却从幻灯片中闯了出来，如此突然，鲁迅是没法避开了，惟有默默承受这些麻木的示众者及看客们带来的耻辱和难堪。
而且，幻灯片上的看客们——这些“我久违了的中国人”更让鲁迅想起了年少时家庭变故后，那些对他施以白眼和侮蔑的看客们，积淀多年的“被看”的创伤终被撕裂，引发了更加剧烈的痛苦。
鲁迅终于决定向看客们发出反击了，“弃医从文”，批判和改造那些麻木的看客，甚至，对他们“复仇”。于是，鲁迅笔下就有了一道很别致的风景——对看客的反复描写与批判。然而鲁迅心中的“被看”的创伤似乎根本难以痊愈，在鲁迅的文字中，我们常常能感受到它的悸动以及因此而牵出的阵阵隐痛。
结 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鲁迅的“启蒙”激情与其个人生命历程中的个人创伤（特别是家庭变故所带来的一系列耻辱）有着隐秘的联系。这一发现可以修正詹姆森著中著名的“民族寓言”理论。[9]詹姆森极大地简化了主体的复杂状况，这很容易导致对个人体验的阉割。与詹姆森把所有第三世界文本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这一提法相反，我们要从民族国家拯救鲁迅。鲁迅是启蒙者，是爱国者，但这只是鲁迅的一部分。如果把作为启蒙者和爱国者的鲁迅毫无节制地放大和夸张，那么作为一个整体的、复杂的和活的鲁迅就被简化了，成为一个空洞的符号。只有把鲁迅从“民族国家”、“启蒙”等神话中剥离出来，我们才有可能“走近鲁迅。”
鲁迅研究一直陷在意识形态的泥沼中。现在，鲁迅研究虽已不再受政治的挟持，但它却仍笼罩在“启蒙意识形态”之中。离鲁迅的启蒙立场太近是当代鲁迅研究的通病。笔者拟通过重释“幻灯片事件”这一个案研究，对那种深陷“民族国家”、“启蒙”等意识形态陷阱的鲁迅研究范式进行反思，诚望有抛砖引玉之效。
注释：
[1] 李欧梵，罗岗：《视觉文化·历史记忆·中国经验（代序）》，见罗岗等主编：《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2] 张闳认为“这张虚构出来的幻灯片具备了‘圣人传说’所需要的一些基本要素：示众者/看客；启蒙者/蒙昧的众生；堕落/拯救……接下来的故事就这样被讲述：一个身居异乡的年青人，通过一张幻灯片（真正的‘幻相’啊！）看到了众生‘麻木’的魂灵，由是翻然彻悟并出走，后几经修练，终成为民族灵魂的启蒙者和拯救者。一个‘神话’诞生了！我们可以从佛陀的‘顿悟’传说或其它许多神话传说中找到这一情节的原型。”实际上，简单地批评和指责“幻灯片事件”是“幻相”和“神话”并不难，只是也“未免过于戏剧化了”。张闳：《走不近的鲁迅（摘编）》，www.tztvu.edu.cn, 2006-4-12。
[3] 周蕾在《视觉性、现代性与原始的激情》一文中对“幻灯片事件”提出了一种颇有冲击力的阐释。周氏认为，“幻灯片事件”“首先而且根本上是一次视觉性的遭遇”， 电影媒介本身的直接、粗暴和残酷的力量并不逊于行刑本身的暴力：“与受害人将要经历的砍头极为相似，电影图像在鲁迅身上所造成的影响也是一次打击”。 受到震惊和威吓的鲁迅难以应对电影图像，于是逃回文字的世界，而“这就是鲁迅甚至现代文学的问题所在”。周蕾对“幻灯片事件”的解释很有新意，但过分夸大了影像的力量。而且，周氏忘记了很重要一点：她所面对的“幻灯片事件”是由文字话语组织而成的，而不是电影图像本身。周蕾：《视觉性、现代性与原始的激情》，见罗岗等主编：《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8-278页。
[4] 李欧梵：《一个作家的诞生——关于鲁迅求学经历的笔记》，见《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9页。转引自张颐武：《“现代性”与“凝视”的焦虑》，载《东方丛刊》第3辑，第157页。
[5] 张颐武：《“现代性”与“凝视”的焦虑》，载《东方丛刊》第3辑，第157-158页。
[6] 葛红兵：《屈辱与抗争——留学经历对鲁迅﹑郁达夫影响片论》，载《临沂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第82页。
[7] 朱自清：《朱自清散文经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42-45页。
[8] 赵黎明：《鲁迅的反“看客”思想探微》，载《广西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6期，第64页。
[9] 詹姆森认为：“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本文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第三世界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美]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译，见张京缓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1993年版，第234-235页。
索良柱（1979-），男，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