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执着为新文化运动辩护》在《随笔》（2002年第5期）发表后，有累谢先生法眼并不吝赐教（《不明史实乱说一通》，《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10月25日），感谢之余仅就基本史实敬向先生请益。
两个不同的问题
谢先生对拙作的责难可以归结到一点：没有肯定通过国民革命建立的国民党政权统治中国大陆特别是统一全国的功勋。窃以为这个指责表明谢先生没有弄清拙作的意思。读过拙作的朋友都应知道，这是一篇诉说人生和学术追求的文章，没有提出更没有回答全面评价20世纪中国任何政权的问题。问题是这样提出的：
“20世纪写的是什么？70年战争和动乱，30年改革。世纪初的改革，揭开了制度转型的第一页。三次打击扭曲和中断了这一进程。
第一次是清帝国拒绝加快民主进程……
第二次是统治者容不得薄薄的民主外衣，急于披上龙袍，不但自家引火自焚，也开启了军人干政，拥兵自重，扭曲了现代政治制度和法治完善的过程。
第三次更惨，挂着‘国民革命’的招牌，移植西方非主流文化与俄国专制传统结合的怪胎，内外专制因素汇合，结出被毛泽东概括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的恶果。从而确立了独裁专制统治；也点燃了22年内外战争的导火索。”
显然这里评价三次打击，是紧紧围绕“制度转型”这个基本问题展开的。谢先生如果不同意，可以就国民党政权在“制度转型”上的建树赐教，证明它如何尊重和推进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或者证明它极端爱好和平，与22年的内外战争的爆发毫无关系。谢先生回避了这些，大谈统一的功劳（即使谈统一也谈得难以令人信服），似乎有点文不对题了。
在后学看来，这不过是智者千虑，偶有一失。加上近年已故史家黄仁宇先生的史书很流行，其中有些可疑的论述，不少人也深信不疑了。谢先生已经说明，他的论述的重要依据就是来自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黄先生提倡“大历史观”，有些地方能发人深省，但运用于20世纪中国已有流于为现状辩护之嫌。在他笔下，蒋介石不是大独裁者，所作所为包括乱杀无辜都是合理或可以谅解的。“国民党和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现今领导人物继承者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系统发挥功效。”（《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北京版第295页）如此说来，中国社会的高层或低层都没有面临彻底改革的任务，与现实的差距实在太远。不加分析接受这样的结论，“以史为鉴”的史学反思功能就要丧失殆尽。
“史实”备忘之一：“北伐总司令”及其他
谢先生断定笔者：“不明史实乱说一通”，后学请教就从史实开始。请恕后学冒犯，先生一开始“讲点看法”，便说错了好多“史实”。为免先生查找的麻烦，仅略举数例如下：
1．“孙中山……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在广州就任大总统，列宁派特使来华通过陈独秀与孙中山见面共商援华大计。”
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总统”是1921年5月5日的事，共产国际派来的维经斯基（历史上没有什么“列宁派特使来华”）与孙中山会见是1920年11月在上海的事。历史事件不是积木，不能随便搬动。而且准确地说，维经斯基来华的任务也不是与什么人共商援华大计，而是作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来华推动中国的共产党的建立。会见孙中山不过是“高兴地接受了陈（独秀）同志的建议”，因为“认识了孙中山，我（维经斯基）就有可能认识陈炯明将军和就近仔细观察他的‘神奇的’空想和计划。”
2．“孙中山为讨伐吴佩孚，在广东韶关设立大本营，任命李烈均为北伐军总司令”。
据查，李烈均从未做过北伐军总司令。
3．“后因陈炯明叛变停止北伐。遂决心将战略中心转向中国西北，又得到苏联的支持”。
关于1922年6月16日的陈炯明部将叶举驱赶孙中山的事件，即所谓“陈炯明叛变”，当时除国民党的报刊外，大都另有看法；近年学术研究更有许多新进展。此事说来话长，此处不赘。至于“将战略中心转向中国西北”云云，不但与这一事件无关，而且是否值得谢先生那么热情去肯定，也是大有疑问的。
早在1919年8月，俄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可能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必须积极帮助朝鲜人和中国人建立游击队组织。”但俄国自己则“必须防止同日本发生冲突”。 1920年俄共又考虑“拟把新疆省作为驻扎苏俄军队和华南军队的集中地点……驻扎在俄罗斯中部的中国军队（指在俄国的华人组成的红军－引者）已同南方首领孙逸仙举行了军队合并的谈判，前者表示完全同意同南方配合行动。”孙中山为此派出的代表已经到达俄罗斯。
6月16日事件后，根据越飞给斯大林的报告，唯一的变化是：“孙逸仙建议，以他的名义，也就是直接指明根据他的请求，我们的一个师占领东土耳其斯坦的新疆省，那里只有4000名中国士兵，不可能进行抵抗。……孙逸仙补充说，他本人回到新疆去，在那里可以建立任何一种制度，甚至苏维埃制度。” 鄙意以为这是引狼入室的错误行为，不论任何人干的都不值得肯定。在这件事上先生不但“不明史实”，而且认同了不该认同的东西。
4．“苏联军事顾问鲍罗庭”。
遍查当时的苏联军事顾问名单，不见鲍罗庭其人。当时确有大名鼎鼎的鲍罗庭顾问，头衔不少，就是没有“军事顾问”这几个字。
应该指出，对近代中国有所涉猎的人说来，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后学不敢责备先生“不明史实乱说一通”，但这的确表明先生尚未进入史学界。“术业有专攻”，近代中国头绪繁复，行外人士开口便错不足为怪。
“史实”备忘之二：关于“统一”
最令先生愤愤不平的是拙作没有歌颂国民党统一之功。祖国的统一无疑应该赞许，但作为知识分子应该用理性的态度观察一切。因此，我们应该追问的是：国民党“统一”的基础是什么？国民党“统一”的实际状况究竟怎样？让我们先说说后一问题的“众所周知”而谢先生不屑一顾的“史实”：
第一个无法否认的“史实”是：从1928年6月国民政府发布《统一宣言》宣布统一“已告完成”后，直至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除了国共两党愈打愈烈外，国民党各派之间，几乎没有那一年不兵戎相见。规模最大的是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历时七个多月，死伤官兵三十余万。
第二个无法否认的“史实”是：出现了三个国民政府和三个国民党中央的今古奇观，除了南京的国民政府外，一个是1930年9月成立的以阎锡山为主席的北平国民政府，另一个是1931年5月27日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他们相应地组织了自己的国民党中央。北平和广州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主要要求都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
这是真正的“统一”，还是对统一的嘲弄？七七事变后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各派停止内战，共赴国难，那是出于民族大义的感召和国家兴亡的责任感，不是国民党和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功劳。
为什么说第三次打击“更惨”
说了史实，就该说说“更惨”了。首先应该说明，任何人如要编写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或这一时期的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专史，对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成就都应有所论述。笔者不敢不自量力写作这类鸿篇巨著，但也追随先进，偶有涉及。
去年的一篇拙作写道：清末新政“首要的是为经济发展奠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1895——1913年间，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速度年均15%，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期间的发展速度还略高一点。 其他经济事业发展也比较顺畅。主要的一条是政府不再愚蠢地坚持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垄断经济为路向，扶植和奖励私人资本，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加上工资和原料低廉；市场广阔；这些有利因素足以抵消其他制度性缺陷带来的不利因素（如贪污腐败和政府效率奇低等）的影响。
这一制度因素的影响一直延伸到民国。从民国初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火连绵，社会动荡不安。但总的说来，经济仍持续以较高速度发展。1912－1936年间，尽管有几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危机，中国工业年均仍增长9.2%。1912－1920年，更高达13.8%。 原因是北洋军阀政府继承新政的经济自由制度，且有所完善。1927年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虽然开始扶植官僚资本，但尚不足垄断国民经济。”
这里既充分肯定二十世纪上半叶包括南京国民政府在内的几代政府的经济成就，又严肃提出了制度的决定性作用。笔者所以说国民党确立被毛泽东痛斥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独裁专制统治,带来“更惨”的后果，正是从制度的决定性作用出发的。
北洋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在政治制度建设上确实乏善可陈，但是除袁世凯统治时期外，它保持了三权分立的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任何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都只能在运作中逐步完善，消灭自身的种种污秽。20年代的国会留下了贿选总统的很不光彩的记录，但有各省、市议会和强大的民间团体在，有当时比较充分的言论自由，在内外压力下，通过改选和重组，这些污秽完全有可能在民主政治的运行中逐步消灭。而国民党则消灭了这样的基本框架，不但没有独立的国会，还实行“党化司法”，取消司法独立，实行“党国”不分的专制制度。这是往后倒退，退回到前现代的政治制度。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勋之一是推进了清末新政开始的言论和集会结社自由的进程。新文化运动既是这一自由制度的成果，又是这一制度在20世纪中国的颠峰。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历史罪恶之一是基本上摧毁了言论和集会结社自由的制度。北京政府时代侵犯自由的事也时有发生，但言论结社自由的基本制度毕竟还在。国民党则以“国民革命”的名义，从在广州开始，就公开践踏新闻和言论自由；实行“党化教育”，控制和毒化人们的思想；接着变本加厉，全面取消学术和言论自由。至1934年它竟然规定：凡文艺及社会科学图书杂志，出版前必须“将稿本呈送（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申请审查”！ 与此同时，制造了不少以言治罪的文字狱。在这一领域，它倒退至接近大清帝国最黑暗的年代了。
先生高寿，一定对国民党的全面腐败记忆犹新，这是专制统治的必然恶果。没有民主、自由和保障自由、民主的法治、宪政，现代社会自我更新的机制就被摧毁，政党和社会的黑暗面无由自我纠正，从而敷设了走向极端腐败甚至自我毁灭的道路。说声“更惨”有什么错？
诺贝尔经济学奖1998年得主亚瑪蒂亚·森说得好：“确定无疑的是，在正常运作的多党民主制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饥荒。” 先生是老报人，应该知道1942年夏至1943年春河南大旱引发的一桩镇压报刊的事件。1943年2月2日《大公报》刊登该报记者所写的《豫灾实录》，第二天又发表该报总编辑王芸生的述评：《看重庆，念中原》，揭露在县衙门威逼下，农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要纳粮的悲惨现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竟立即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据老蒋的秘书陈布雷透露，原因是蒋介石看报后勃然大怒，“（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谎报灾情……‘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收不得缓免。”结果是300万人活活饿死，占该省人口十分之一！ 这就是“一个领袖”独裁专制的后果。说“更惨”不是挺符合实际吗？
人们无不对国民党的各级官员，特别是高官利用职权牟取暴利的官僚资本主义义愤填膺。在经济制度上，国民政府也在向洋务运动的覆辙倒退。而这恰恰是专制统治的产物。
先生同许多中国人一样，赞扬八年抗战的胜利。这当然是值得庆幸的好事。可是，如果进一步追问，如果国民党不是实行独裁专制制度，中国有起码的自由民主，国民党各派因而不互相残杀，国共两党也不杀得你死我活，一个民主、统一的中国屹立在东方，日本侵略者敢轻易尝试和步步进逼吗？严酷的现实却是中国共产党和以民主同盟为代表的中间力量都指着鼻子骂国民党独裁专制、剥夺人民的自由和极端腐败，后者是因此丧尽人心，丢掉在大陆的统治。而这一道路选择错误给中国人增加了多少痛苦——例如，十年内战死了多少人？40年代的相砍相杀又杀了多少人？相应的财产损失又是多少？恐怕至今没有什么人说得清楚。
还应指出，在对外关系上，国民政府当然有建树。关税自主、收回治外法权等等都是这时实现的。但有中国近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在北京政府奠立的基础上完成的。1921年11月至22年2月的华盛顿会议期间通过会外谈判签订的《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大体上解决了收回引发五四爱国运动的山东权益问题。1925年10月开始至26年北京政府和13国的代表开关税特别会议，已经通过了以裁撤厘金这个祸国殃民的制度为条件的关税自主方案，从1929年1月1日起生效。仅因政治风波迭起没有最后签字；国民政府基本上是坐享其成。收回治外法权的谈判，也是在北京政府时代开始的。
总之，对任何国家说来，制度都是生死攸关的根本问题。笔者断言近代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国民党独裁专制制度带来的后果“更惨”，史实确凿，恐怕是难以推翻的结论。
有损盛名的文风
后学深信苏格拉底的名言：“我知道我是没有智慧的，不论大小都没有。”行文用字，总有临深履薄之感。先生的提醒，更使后学警惕。但先生最后写下这么一句话：“袁伟时所谓‘第三次更惨’纯属曲解历史，有亏史德，而且应负误导青年读者的责任。”这里给后学加了三条罪名，必须略加评点：
1．“曲解历史”。学术是在自由讨论和自由探索中自行更新的。估计先生一定会同意，是否“曲解历史”，不能由某个人说了算，完全应该让广大读者和时间去作出判断。
2．“有亏史德”。知人论世，十分困难；没有认真研究，很容易说错。请恕直言，先生很可能没有读过后学的史学著作，断定在下“有亏史德”，这个结论可能下得太早了。
3．“应负误导青年读者的责任”。这段话表明，先生可能受自己的职业习惯桎梏，没有注意学术与宣传有重大差别。学术唯一的职责是求真，它只有真与假、是与非之分，而不负任何“正导”或“误导”的责任，这是它与听命上级的宣传的最大不同。只有刻意掩盖事实真相、歪曲历史的书籍或报刊，才会误尽天下苍生，流行多年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就是其中最恶劣的典型之一。但那正是与学术风马牛不相及的宣传。不分清学术与宣传的性质差异，要求学术也惟命是从，必然给学术、文化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总的看来这些指责似乎言重了。认识或学术歧见，所在皆有，通过心平气和的讨论，求同存异，十分有益。但不恰当的用词容易伤人，先生自己就曾深受其害，谅必深恶痛绝。这种文风有损盛名，敬请先生三思。
2002年11月24日星期日于广州中山大学
原载《文汇报》2003年6月1日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