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中既有道德哲学，又有政治哲学，其核心价值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表明它是一种“内圣外王”之道。儒家弟子都希望通过内心修养，成为道德高尚的“圣人”，然后步入仕途，凭借“至善”的道德，管理社会，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然而，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内圣”，也有“外王”，而融“内圣”与“外王”于一身的“圣王”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之窃以为儒家学说适合用来修身，而用来治理国家则惜乎难遂其愿。
儒家学说中的道德哲学，本质就是一种修身之学，心性之学。它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调整心态、安顿心灵的方法，或者说提供了一种安身立命之道。这种修身理论通过各种渠道薪火相传，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道德教育和社会教化的作用。儒家的一些修身理念，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仁者爱人”、“礼之用，和为贵”、“慎独自律”、“吾日三省吾身”、“节用而爱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人们耳熟能详，不少人把它们当作为人处事的伦理规范。中华民族的一些传统美德，比如尊老爱幼、和睦相处、见义勇为、乐善好施、扶贫帮困等，都和儒家修身理论对社会道德的滋润息息相关。
我国现在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各种力量，各种诱惑错综复杂，交互作用，使得社会道德呈现“礼崩乐坏”的局面，金钱至上，诚信缺失，价值观扭曲，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在这种情况下，发掘儒家道德哲学中的精华，重启儒学的道德教化功能，对于挽救道德滑坡的颓势，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毕竟，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孔夫子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圣人。但是，我们对儒家学说在道德教化方面的作用也不能估计过高，因为道德滑坡不只是道德教育缺位造成的，还与贫富分化、公平缺失、权力寻租等社会问题密切相关。治疗社会道德病，不从根本上进行对症治疗，仅靠儒学这一剂药方，往往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不会取得好的效果。
与儒家学说中的道德哲学相反，儒家学说中的政治哲学，即用来“平天下”那一套治国方略，则完全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是一套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政治理论。用它来治国，往往会误国害人又害己。
首先, “内圣”与“外王”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对接。
本来，按照儒家的核心价值观，能够从“修身”至于“平天下”，出现融“内圣”与“外王”于一身的“圣王”，是再好不过的事情，有这样的“圣王”当然是老百姓的福祉。然而，历史往往并不按人们的善良愿望去发展，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崇尚权术和阴谋，排斥道德和良心，政治家、军事家大多不按牌理出牌，使得“内圣”根本不可能转化为“外王”，更不可能出现什么“圣王”。有谁能说出中国历史上哪一位帝王是“圣王”？哪一位帝王像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那样心地光明，纯洁无私，不贪恋权力？有谁像他那样，领导人民赢得自由与尊严，担任两届总统后坚决拒绝继续连任，自行引退，回到家乡当一个普通公民？又有谁像他那样，尊重人民大众自由平等民主的权利，成功地制定一部伟大的宪法，规定政治家的权限和应该努力的目标，使之成为“永恒的秩序和权利法则”？没有，至少我没听说过。
道德是个好东西，但它和权力之间还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通道。讲道德，往往得不到权力，即使得到也难以保住。两千多年来企图用儒学治国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从“内圣”转化为“外王”。孔子本人在鲁国得不到重用，不得已周游列国，对各国君主进行政治游说，十四年中多次陷于困境，有几次还险些丧命，“累累若丧家之犬”，治国理想不能实现，晚年只好回鲁国当一名私塾先生维持生计。早于孔子的的宋襄公也是一个典型例子，他带兵与楚国军队作战时，特意做了一面大旗，上绣 “仁义”二字，要用 “仁义”来战胜楚国的刀枪。楚人渡河时，大司马子鱼劝他趁机截杀，他不同意；楚军上岸时，子鱼又劝他进攻，他仍然不同意。其理由是“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结果楚军布好阵后，列队冲了过来，搞得“宋师败绩”，宋襄公的大腿也受了伤，第二年就因重伤而卒。宋襄公本是春秋五霸之一，早有称霸诸侯的雄心，如果他不搞什么“仁义”，也不是没有成为盟主的可能。一搞“仁义”，不仅没能做盟主，反而丢了老命。
“内圣”与“外王”的价值观不同，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前者要“爱人”、“安仁济世”，后者要追逐权力，称霸天下。爱人，就不能采用非道义手段获得权力；追逐权力，就必然诉诸武力，借助阴谋。宋襄公打着“仁义”的旗号欲做盟主，以失败告终；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害其兄弟李建成、李元吉，坐上了皇帝宝座。这就是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内圣”、儒生常常受到权力的鄙视和排斥。流氓皇帝刘邦就非常蔑视儒生，他“不好儒”，“与人言，常大骂”，有儒生求见，就以“未暇见儒人”为由将其挡在门外，更有甚者，他还当众羞侮儒生，用儒生的帽子撒尿。“外王”横蛮如此，口口声声“仁义道德”的“圣人”和儒生哪里是他们的对手？不能靠近权力的核心，更不能达到权力的顶峰，其治国方略怎能实施？其政治理想又从何谈起？
治国方略不能实施，不等于没有利用价值。那些“外王”们看到，儒家的修身理论对于培养顺民、培养奴才还是大有用处的，于是，孔子一步步坐上了“至圣先师”的高位，儒学也逐步沦为维护封建秩序的工具。自身成不了“圣王”，却被“外王”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这就是它的“价值”，也是它的宿命。
其次，儒家治国理论有着自身不可弥补的缺陷。
儒家政治理论以忠君尊王为主导思想，其主体是“仁”、“礼”、“德治”。孔子提出并建立了以“仁”为核心、以“复礼”为依归的思想体系，主张“为国以礼”，根据礼的原则治理国家。礼包括自西周以来形成的一套礼节仪式、典章制度和行为准则。其基本内容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制度，它以“亲亲”、“尊尊”和“男女有别”等作为基本原则。在统治方法上，儒家提倡“为政以德”的德治，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教以重义轻利，使百姓习于顺从而不反抗。德治又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充分发挥其道德感化的作用，因此，儒家力主人治，认为“为政在人”，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统治者个人品行和素质的好坏。同时，他们也并不否定法制的作用，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因而提出了“德主刑辅”的主张。从以上的简要介绍看，儒家政治学说中有其合理的部分，比如“仁爱”、“德治”对我们现在建设和谐社会都有借鉴意义，但其主导思想、主体内容有严重的缺陷，与现代国家治理的理念差距太远。
近代以来，一些西方国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普世价值的治国理念，公民、人权、义务、权利、民主、自由、平等、公平、宪政，加上对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尊重，使这些国家得以快速发展，成为政治上的大国，军事上的强国，经济上的富国。可惜的是，这些理念在儒家学说中难寻踪迹。在它那里，没有“公民”，只有“臣民”、“庶人”、“小人”；没有人权,只有“君权”；没有义务，只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没有权利，只有“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没有自由，只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没有平等，只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没有公平，只有“别贵贱”；没有宪政，只有“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没有对自然科学的阐述，只有“天人合一”。
儒学中似乎可与现代治国理念挨点边的是所谓“民本”思想。有个故事人们经常提及，一次孔子家的马棚失火了，他回家后只问：“有人受伤么？”没有问马。孔子还主张“使民也义”，同时要 “惠民”，给民以恩惠。特别是孔子把君民关系比作舟水关系，提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观点，被认为是儒家“民本”思想的高度概括。这些思想观念，当然有其进步的一面，但与民主并不是一回事，二者有着天壤之别。所谓“民本”思想，其出发点是“本固邦宁”，是将“民”视作“邦之本”，其实质是“君主民本”，“君权神授”，主权在君。而民主思想则主张“主权在民”，认为政治权力是公共的，权力属于国家的全体公民，公民人人平等地享有政治权利，政府的权力由人民赋予，而且权力是有限的，必须受到制约。很明显，儒家的“民本”思想从根本上说与民主是对立的，它实质上是一种驭民之术，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劝诫他们用小恩小惠笼络民心，其要害是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君主统治。
第三，儒家思想从来没有给中国带来繁荣富强。
从汉武帝时代“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在中国一统天下长达两千年，但它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繁荣富强，相反，带来是是僵化，是停滞，是落后，甚至是动乱，正如有人总结的，“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
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其实是有所保留的，他的治国方略实质是“儒表法里”，霸王道杂之，他的大臣大多精通儒术又深知刑法。汉武帝时代国家的强盛，得益于汉初奉行黄老思想，无为而治，国家日趋富强，为汉武帝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非儒家之功。到汉元帝时，放弃法治，完全信奉儒家，西汉从此走上了衰败的道路。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后，把儒家治国发挥到了极至，大力推行乌托邦式的复古改革，结果怨声载道，民变四起，搞乱了国家，害死了自己。直到汉光武帝，把儒家压了下去，继续实行霸、王杂用，汉朝才重新开始振兴。
唐代的繁荣和汉朝相仿，把盛唐的功劳归功于儒家也是不合适的。
宋代一度是国力世界最强、科技世界领先的阶段，也是儒家思想得到大发展的阶段，不过，其仁政的结果就是疆土不断变小，年年向外岁捐，直到来了一个蒙古族，将那些大儒统统赶走。
明朝从朱元璋开始就痛恨商人，其本质是儒家道德至上思想和“士农工商”传统在社会秩序上的体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实行海禁、闭关锁国和八股取士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清代推崇程朱理学，海禁、八股科举基本上延续明代的思想，这个没落的封建帝国以天朝大国自居，视外国为“蛮夷”。可惜，这个天朝大国几百年的太平盛世不但加剧了我们和列强在经济、科技、军事上的差距，也继续维护着我们在思想上的僵化腐朽。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到，儒家的政治理论是糟粕多于精华，它在中国虽然延续两千多年，多数时候还是作为正统思想加以张扬，但还是难逃充当统治阶级驾驭人民的工具的宿命。这种理论具有极端的保守性，排斥外来思想，视西方政治理论为“异端”，自身内部又不能与时俱进，长期以来都没能生发出先进的治国理念。因此，儒家学说不能解决现代国家制度建设问题，现代国家制度按照儒家学说的治国方略来安排，结果就会是政治的伦理化和伦理的政治化，最后是国家的发展受阻，个人的权利受损，人民的幸福泡汤。
当然，儒家学说可以有自己的治国之道，儒家学说也可以对现实政治施加影响，但对于现代法治国家的治理，对于社会发展方向的选择和国家制度的安排，儒家学说实际上是帮不上什么忙的。
我们期待与时俱进、兼收并蓄、开放务实、不断创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