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化”（involution，又译“过密化”、“内涵化”，但从其词源学涵义及在中国所指称的对象来看，“内卷化”似较形象、妥帖），是近些年来已经成为对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某些现象富有解释力、影响较广泛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在国内学界的传播是随着黄宗智教授的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的面世而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受到关注，后来又由于美国学者杜赞奇用“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概念，来研究20世纪上半期华北农村社会国家政权的扩张和社会变迁（见其《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吸引了更多的国内学者使用“内卷化”这一概念对中国社会的其他方面进行研究。学界一般认为，较早辨识出来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内卷”问题的，似乎是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Geertz）在研究爪哇的水稻农业时提出的，指在土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增长的劳动力不断进入农业生产的过程。而据格尔兹的述说，他对这个概念的使用，又是源自美国人类学家Alexander Goldenweiser对某一类文化模式的描述，即当达到了某种最终的形态以后，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使自己转变到新的形态，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近来，根据国内学者韦森的考辨，事实上最早提出人类社会演化过程中的“内卷”问题的，并不是格尔兹，而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康德就提出“内卷理论”（involutions theorie），并非常明确地把这种“内卷理论”与“演化理论”（evolutions theorie——即人们所说的“进化论”）相对照，且把这种理论称之为“锁入理论”（die Theorie der Einschaehtelung）。在这个基础上，韦森等提出从制度变迁的理论视角思考制度或社会体制的“内卷”问题。这样，“内卷化”这一概念又用来解释社会历史发展和制度变迁的模式，解释范围进一步扩展。尽管各个论者对这一概念和这一概念的解释范围及效力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但该概念的基本所指还是能大致确定的，就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无法转化为更高形态的现象。这个涵义与其词源学的解释也基本一致，据有的论者考辨，involution是由involute一词抽象化而来的名词，有内卷、内缠、错综复杂、纠缠不清，纠缠不清的事物，复杂的事物，以及退化和复旧等涵义。所以，不少论者认为，“内卷化”概念的周延是可以跨越的，进入到对中国社会整体的长时段的分析。这一概念与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说能相衔接，与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有很大的干系，与韦伯、哈耶克、黑格尔等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也相契合。

“内卷化”可以指一种现象，也可以指一种机理。本文认为是一种历史形成的机理，一个共同体或社会一旦定型于这种机理，就会陷入诺斯所说的“锁定”状态，进入恶性的路径依赖，任何从内部的制度创新都成为不可能。中国社会从秦迄清末遭遇西方之前的历史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2000年间，城头王旗变幻，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经济结构、以专制皇权及官僚体制为中轴的政治结构、以地主——官僚——士绅的一体为统治阶层的社会结构及以儒学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结构都并无根本性的变革，相反，却不断得到复制、延伸和精致化，从而也逐渐丧失容纳新因素成长和制度创新的内部机制。鉴于人们基于民族自豪感可以举出中国传统社会不是“停滞的”的例证，并可以从中国传统中挖掘出足够的“现代性”资源，甚或出于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以“中华性”为其正名。为暂避争论，本文姑且把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卷化”判断视为一个假设。那么，问题可以转换为：中国传统社会形成的这种“内卷化”机理或陷入的这种“锁定”状态如何才能打破，其动力在于何处？

本文试从一个叫做Z村的乡村社区的变迁说起。

Z村是安徽省东北部的一个小集镇，有3000多口人，明清时商业繁荣一时，民国以后逐渐衰落，建国后曾一度是公社和乡政府驻地，20世纪90年代初并入其他乡镇。该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如下：

农业方面，和全国大多数地方农村一样，自1985年起就基本停滞不前了。这个问题其实很好理解，该地农业以种植粮作物为主，而以粮作物为主的农业发展主要表现在单产量的提高和建立在规模生产基础上的效率的增进，但Z村人均只有耕地一亩多，人多地少，规模经营不可能，那么，农业发展主要只能表现在粮作物的单产量提高上，但如人们了解的那样，粮食的单产量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是一个常量。或许有人问：农户们为什么不去从事更有效益的种植业、养殖业等？其实，从事上述行业，不仅要有合适的自然条件，还要有资金、技术的投入，更要有市场。该地地处平原但相对封闭，且以旱地为主，这种选择自然被农民的理性所排拒。工商业方面：工业除了零星的几个家庭手工作坊式的加工厂外，几近于无，工业发展的约束条件更严格，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没有突破的可能性。商业则一片凋零，这在内地农村也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原因很简单，该地的购买力其实相当有限（近些年随着人口外出的增多购买力甚至大大降低），而以小型零售业和简单服务业为主的商业准入门槛又极低，从而呈现一种过渡竞争、惨淡经营的状态。几千人的一个小乡村社区，零售商业网点就有几十家，浴室四五个，小饭店十几家，甚至药店、诊所都各有好几个。只要有一家从事一个新的行当，只要门槛不高的，立刻就会复制数个十数个出来。有一年，一个外地妇女在此地开了一个卖“娃鱼”（一种凉粉）的饮食铺，一时生意不错，没有过多久，就有十几家铺子跟进。90年代末期，该地风行滑冰，有人就开了一家简易的滑冰场，生意也不错，尽管这是一种投资相对较大的行当，也迅速又冒出两家。结果是，所有的行当都难以为继，甚至亏本。每次回到家乡，从乡民们的言谈举止中我能明显感受到那种深深的无奈。不过，Z村有一种行当却一枝独秀，就是“筵席业”。中国是一个人情大国，无论城乡，人们适逢婚丧嫁娶，互相随礼是很正常的事情，从社会学和经济学上都能获得合理的解释。但在Z村，通过办理筵席收取礼金近些年来已经发展到无以复加、匪夷所思的境况，不仅乡村干部和当地头面人物广泛参与，一般村民也不甘落后；办理筵席的花样不断翻新，不仅是“借机敛财”，而且是“创机敛财”。除了传统的婚丧嫁娶等名目外，升学、参军、为老人做寿、为小孩过生日、盖房子、生意开业、剃毛头（当地的一个风俗，比较娇贵的男孩生下来会在脑后留一撮毛，等到六岁的时候剃掉并宴请亲朋，但现在所有的男孩女孩后脑勺都留了一撮）等等，都成为大摆筵席的名目。有的人生意开业几乎就是个幌子，筵席摆开、礼金收完就歇业大吉。该地甚至发生过一次更荒唐的事情：有个光棍，突然办个婚礼，但吃完喜酒第二天，新娘就不见了，后据了解，这个所谓“新娘”是附近县城的卖淫小姐，光棍的目的无非两个，一是过过新郎瘾，第二就是收取为数不多的礼金。真是“虾有虾路、鳖有鳖路”。

可以想见，“筵席业”不仅严重毒化当地的社会风气，彻底瓦解残存的一点乡村伦理；而且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看，对这个社区而言，这也是一种“饮鸩止渴”、“割肉补疮”的行为，不但不创造任何财富，而且每一次筵席都是以社会财富的净损失为代价的。我们可以简单算个账：每一次筵席如果能收取一万元（当地仍比较贫困，礼金一般是三五十元，人们已经不堪重负了），至少有一半是成本（当然主要是吃喝掉了），当事人能赚取五千元，对当事人来说无疑是合算的。但不要忘记，乡村社会是个熟人社会，在人情的笼罩下，每个人与所有其他人之间都是N次的博弈关系，按照礼尚往来的规则，当事人在未来可预期的一个周期内，要分批次向其他博弈方支付一万元，实际上亏损5千元（封闭、落后的乡村社区，资金的收益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从个人、集体来说，摆筵席都是非理性的行为，但这个游戏一旦开始，就有它自身的逻辑，所有人都必须玩下去，对于很多人来说，摆筵席已经不是为“敛财”了，而是自保，因为不摆筵席，损失更大，连回旋的余地也没有了。这使我想起，有人研究过的，民国时期，河南全省有三分之二的人沦为“土匪”，大多也是为自保计；还有顾炎武提到的明末时期，全国科举人数大增，有生员五十多万，其中有三十多万不是为入仕，仅是为“糊口”而已，因为有功名的士子可以免除一些盘剥。一个共同体一旦陷入这样的境地，对于局内人而言，就只能“令人徒呼奈何”了。所以，我从乡民们那里看到不仅是无奈，还有抱怨、甚至愤懑。

可以说，Z村已为“内卷化”机理所主导，农业走到尽头，工商业无从谈起，“筵席业”则完全是“慢性自杀”。那么，问题来了，这种机理如何打破呢？乡亲们还有更好的替代选择吗？

未来一段时期，对Z村来说，在一般情况下，农业、工商业仍然一如既往甚或每况愈下，相信中国的中西部大部分农村也不会比Z村更好，这不是谁的错，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政治经济学难题。尽管农工商业也存在“内卷化”问题，但似乎更复杂。这里暂只谈谈“筵席业”。

顺便补充一下。前两年，媒体曾报道改革明星、前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仇和颁布“限桌令”，即干部办理筵席不准超过6桌，群众不能超过8桌，遭到网络媒体的挞伐和讥讽，认为是侵犯人权云云。其实，这一改革的背景就是“筵席业”的泛滥。Z村地处苏皖交界，毗邻宿迁，二者分享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所以，我当时的感受是：市委书记或许无奈，只能出此下策了。当然，Z村的情形比之当时仇和面对的景象要严重得多。现在，据说“限桌令”被人们以分批次摆筵席化解。Z村没有“限桌令”的压制，但近一二年，根据我的了解，倒有了很大变化。变化的主要是筵席业难以为继了，很多人不玩这个游戏了。主要原因是当地适龄人口尤其是成年男性的大量外出。实际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自20世纪90年代初就蔚为壮观了，只是Z村由于种种原因行动比较迟缓。人口的外出造成：一是一部分人直接退出这个游戏，二是一部分人在外面的世界接触了不同的知识和价值观，即使回到村里，也对那套游戏产生本能的抵制。当这样的人达到一定规模，原有的游戏就玩不转了。当然，这个过程也是农民以自身特有的“理性”通过渐进的方式完成的。比如，一户人家儿子结婚，他可能只会叫上自己的亲戚，小范围的摆上几桌。这样，他就可以有所选择地参加其他人的筵席，以致逐步退出全部游戏。其他人也会效仿和作出对等反应，游戏的规则逐渐改变，以致恢复应有的民俗性质。

至此，Z村的发展当然不能说走上一条良性的道路，但“内卷化”的机理已经打破，避免了更坏的结局。不难发现，打破这个机理自然离不开村民的理性选择，但原初动力是来自于外部，即人口的外流及与外部信息的交换。这就是Z村的变迁给我的启示。打破几千年形成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卷化”机理的动力或许也只能来自于外部力量的冲击。

韦森在其一篇经济史的论文中曾指出，在人类社会制度的变迁中，大致有三种“路径力量”在起作用，即revolution（革命）、evolution（演进）和involution（内卷）。革命是一种间断性的、突发式或者说剧烈的社会制度的改变与更替，即从一种社会制度跳跃式地改变为另一种社会制度。而演进则是指一种连续的（往往是缓慢地）、增进性的、发散性的或沿革式的社会变迁（如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社会秩序”）。与前两者相对照，内卷则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社会体系或一种制度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在同一个层面上内卷、内缠、自我维系和自我复制。其实，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人类社会制度的变迁主要是两种模式，即演进和内卷。革命不是常规的演进路径，毕竟一个社会不能天天革命，革命是演进路径受阻时的突破动力，更是扭转内卷路径之必需的外在动力（中国传统社会的改朝换代不是革命，是如金观涛所说的“超稳定结构”发生功能紊乱时的自我修复机制）。事实上，以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为主要内容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生更可能是一个人类历史的特例，是各种机缘巧合的产物。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社会都能自行“扩展”出秩序来，尤其是陷入“内卷”的社会。按照哈耶克的经典见解，市场经济是一种不断自我生长和自发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但如韦森引述过的，在人类历史上，这一合作与扩展秩序常常被一些未知的社会因素和社会机制所制约，致使这一扩展秩序不能自我扩张而占据整个社会，因而历史上的市场经济就好像被困在一种与世隔绝的“钟罩”内。原因何在呢?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将这一问题视作一个一直没有解开的历史之谜。布罗代尔的原话是：“关键问题是要弄清楚那种我毫不犹豫地将之称为资本主义的社会部门为什么好像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钟罩里?它为什么无法扩展而占领整个社会?……[为什么]资本快速形成只可能在某些部门中发生，而没能发生在当时的整个市场经济中?”根据布罗代尔的这段话，秘鲁经济学家狄索托（Hemando de Soto）把那种被哈耶克所称作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市场经济被种种社会因素和机制所阻断和隔膜的社会安排称作为“布罗代尔钟罩”（the Braudel Bell Jar）。现在可以说，正是“内卷化”的机理造成这一钟罩迟迟不能揭开。从目前的文献看，哈耶克似乎对此并未认真考虑和深入探究，所以，不少论者认为，社会制度变迁中的“内卷”现象是哈耶克的一个研究盲点。

既然如此，革命（revolution）当不可轻言告别，打破“内卷化”的机理只能依靠外部的动力。就如黄仁宇所说的，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已无法超越其自身的限制，中国社会的变迁只有等待“与世界潮流冲突”所提供的历史机缘来从头发动。不幸的是，这是历史，也是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