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抵制“左”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次严峻考验。能不能坚持加入共产党时的宣誓，能不能不说假话，能不能坚持实事求是，在重要的时刻，才能显示出来。
当时，我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机关的造反派说我在监察委工作，知道情况，把我拉到左家庄，吃住都在那里，一个多月不让回家，也不让与家里人联系。造反派对我有两条要求，一条就是要我揭发局党组领导人的问题，还有一条是要我揭发曾山的所谓问题。造反派说，曾山家里有一万亩土地，是大地主，搞富田事变，是AB团，反毛主席等等。我当时感到气愤，对他们说：
“你们说的不对。我与曾山在抗战初期就结婚，几十年了，对曾山我了解。他是苦出身，人很老实，忠于党，拥护毛主席，我相信他。我也是穷苦农民出身，从小就参加革命，枪林弹雨，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你们要相信我。”
他们不让我出去，剥夺了我的行动自由，日夜逼我揭发。但我不能说假话呀，一是一，二是二，总不能胡说八道吧。说假话、诬陷人的事，无论如何都不能做。对造反派的逼问，我实事求是做了回答。他们看实在问不出什么，只好放我回家了。但回到家，另外的斗争还在等着我们。
在“文化大革命”中，内务部一共402人，就有7个造反组织。有的要保曾山，有的要打倒曾山。造反派把我们家里和住的胡同里贴满了大字报，到处写着“打倒走资派曾山”的标语。一次，造反派冲到我们家里来批斗曾山。老头子对我们说：“你们到里边屋里去，这不关你们的事，我的事情自己处理。”造反派一群人坐在高高的椅子上，让曾山坐在小板凳上，厉声要他交待自己的问题。老头子平声静气回答造反派的问话。对有些故意找事、出言不逊的问题，我们听着都难受，可老头子还是不急不躁，说：“我的问题，中央都知道，我也写了材料，你们可以调查。我自己是农民出身，干了一辈子革命，问心无愧。我自己的进退，都听党的安排。”
1967年1月，“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更加严重。各种造反组织都搞串联。内务部机关总共才400多人，一下住进了10000多名全国各地来北京搞串联的红卫兵、造反派，把内务部除了档案室、机要室外的所有办公室、会议室都住满了，机关工作陷于瘫痪。为了扭转工作瘫痪的局面，周总理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打回老家就地闹革命”。曾山立即贯彻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尽全力抵制“左”的错误造成的混乱。他不顾机关造反派已经提出“打倒曾山”的复杂局面，立即在机关召开了万人大会，传达落实周总理的指示。会议刚一结束，造反派就抓住曾山不放。幸亏有王青争、韩英等掩护着，曾山才从后门脱离开了会场造反派的围追纠缠。
“文革”开始不久，许多老干部被打倒了。有几次，周总理到机场去迎接外宾，都找不到与对方相应的人员陪同。起初，他找相关部门领导代替，后来部级干部几乎全被打倒了。有一次，周总理给我们家打来电话问曾山：“你被打倒了吗？能出来吗？”听说还没有被打倒，周总理立即让他到机场迎接外宾。总理曾经说过：“我了解曾山，信任曾山。”这一点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但造反派对曾山的批斗还是逐步升级，我们的处境也越来越坏了。
1967年9月，造反派用欺骗办法，把曾山秘密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轮番批斗，并进行肉体折磨，强迫他低头、弯腰、搞“喷气式”。我们全家人看不着曾山的影子，到处找不到，很着急，没办法就向国务院内务办公室打电话询问。后来才知道是被造反派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批斗。
后来听人说，批斗会散后，曾山一个人靠在金水桥的栏杆边，花白的头发散乱不堪，手捂着腰，脸色发黄，流着虚汗，疼痛难忍。老头已经是68岁的老人了，造反派还不放过他。家里人看见他这个样子，难过极了。
国务院内务办的严佑民副主任和孙宇亭，很快把造反派折磨曾山的消息报告给了周总理。周总理了解曾山，非常惊讶、气愤。周总理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口述了一份文件，要求内务办以最快的速度发下去。文件的标题就是“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问题的指示”，有四条：
第一，对曾山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决定。
第二，曾山同志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
第三，外来学生不能干涉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
第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中央对曾山的四点指示传达后，情况稍微好了一点。但批斗还是少不了的。可他回家后什么也不讲，心胸很宽阔，只是说：“哪个单位都有造反派，来了运动，受点委屈也难免。我自己知道自己，中央也知道，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要相信党。”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不断冲击我家，但老头子很镇定，很坚强，他那种坚定神情真让人难忘。
1969年，在作党的“九大”筹备工作时，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对内务部军代表万海峰说：
“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曾山同志是有功的；他去苏联也是党安排的。曾山是个老同志、好同志，应该把他选出来参加党的九大。”
经过军代表做工作，曾山以全票当选为“九大”代表。在党的“九大”上，曾山与陈毅在一个组。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诬陷陈毅，四处搜集材料，罗织罪名。他们点名要曾山“揭发批判”陈毅，但遭到曾山的坚决抵制。这自然招致那一伙人的忌恨。后来毛主席出面说话，曾山才被选为中央委员。
文革期间，曾山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很愤慨，又为党和国家处于混乱局面而担忧。他对自己的境况考虑很少，泰然处之。他多次对我说：
“六金，我的情况中央是清楚的，我自己也问心无愧，我们都是老党员了，对党要有信心。我自己也做好了准备，如果我们不能再为党工作了，就回江西老家种田去。你思想上也要有准备。”
二、婆婆病逝
1969年2月，曾山突然接到老家来的电报，说：“妈妈去世了！”电报是大嫂拍来的，要曾山和我们家人赶快回家，为母亲送终。这个电报象晴天霹雳，把老头打倒了。老头子忍不住悲痛，哭开了。这是我第一次见曾山哭得那么伤心，他真是太难受了。
后来才知道，是内务部的造反派跑到江西吉安家里，说要挖曾山的黑材料。造反派在老家也贴了标语，写着“打倒曾山”，还在家门口游行喊口号。他们恐吓妈妈说：“曾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了，被关起来了。”老太太一听，就晕过去了。你想，曾山妈妈一直在家乡农村种田劳动，虽然她没有什么文化，不懂什么大学问，但她思想进步。在革命战争年代，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三位亲人为革命牺牲，但她依然竭尽全力支持革命，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曾山是她的希望和支柱，她为自己革命的儿子感到骄傲。而现在，她的儿子却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了。她相信自己儿子的人品，但老太太又实在想不明白。她受不了这个打击，精神支柱倒了，她自己也一下子病倒了，没几天，就带着迷惑、伤心地去世了。临去世前，妈妈还颤抖着，费力地抬起手，指指北方，意思是惦记她儿子，想见见曾山。
曾山接到电报后，让我赶快收拾行装，他立即向组织请假。没想到造反派那么不通人情，竟然不同意他回家。我老头子一听说不准回家，在自己的办公室就泪流满面。回到家，我本来在收拾行李，一听说不让回老家，忍不住，我也哭了。找孩子们商量，让孩子们回去，结果他们单位也请不了假。没办法，我只能劝他说：“别哭了，别哭了，我们回不去，孩子们也回不去，赶快想别的办法。”我们给家里拍了电报，寄了钱，请嫂子、乡亲们代曾山和我们全家安葬老人。因为不能回家为妈妈送终，曾山难受了很长时间。
后来，大嫂也病了。“文化大革命”搞得乡下也很乱，家里很穷，没钱买药治病，她也过世了。家里也是打来电报，让曾山回去，曾山还是请不下假，回不去。我们只好给家乡打电报，请乡亲们帮忙安葬。乡亲们也都愿意帮忙，安葬了老人。老母亲、大嫂、弟媳，她们几个老太太都葬在家乡一块地里，埋成了一排，还在一起。
家人的相继去世给曾山的打击特别大。他很早就出来闹革命，没有时间在家孝敬长辈、照顾亲人，这本已使他觉得非常愧疚。解放后曾山想接母亲和嫂嫂弟媳到城里来，她们又住不惯，牵挂这，牵挂那，又回乡务农了。“文化大革命”来了，无辜的亲人们又因为曾山受到冲击，作为儿子、弟弟、哥哥多重身份的他，甚至不能为她们送终，不能亲自回去看最后一眼， 这能不让曾山难过伤心吗？
三、疏散湖南
1969年10月，中央决定一些老领导干部战备疏散到各地。有个办公室主任通知我们说：“苏联要进攻我们，要准备打仗。高级干部要疏散，中央决定你们也要疏散。你们愿意到哪里？”曾山说要回老家，他们不同意。曾山就说：“那你们安排吧。”最后，曾山和叶剑英被安排在一起，疏散到湖南长沙，陈毅被疏散到了河北。当时办公室主任问他要带什么人，曾山说：“什么都不带,我们老两口带一个孙子。”我当时想，情况那么复杂，这一走，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我们也没有什么家当，还是像从上海搬家到北京那样，找了抗战时期留下的那两个灰布马褡子，把被褥、衣服、生活必需品装进去。曾山还有一个箱子，那还是出国访问时，国家给买的，装上书也带上了。我们带着小孙子，到南苑机场坐飞机走。机场的工作人员还笑我们寒酸：“这个首长，把文物都带上了，两个马褡子？”叶剑英和我们是同一架飞机走的。
到长沙后，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刚开始，伙食什么都还可以，也还可以在院子里走走。后来又奉命搬到湘潭，慢慢地就不行了，早上吃的是馒头、稀饭、咸菜，中午一个素菜，荤菜很少。不让接触社会，不让自由活动，实际上是给软禁了起来。那时，叶帅、曾山都七十多岁，也都是古稀老人了，身体也不好，这不是整老人吗？
叶帅的子女都在各地工作，夫人也去世了，没人管，怪可怜的。有一次，叶帅去了一趟广东，回来后，造反派就斗他。造反派凶狠狠地问他：“去广东干什么？不让串联不知道吗？”叶帅说：“我不是串联，是回家看看，有点事。”这样还过不了关，斗了好几天。
两个老头子经常在屋里、院子里谈话，他们对形势很不理解，说“经济现在这么混乱，都不抓生产怎么行？群众怎么生活？”忧党忧国忧民忧军，但也是无能为力。就这样，天天在那个院子里呆着，没一点事，两个老头着急，就向看管的造反派提出：“我们到乡下去看看，看看农村的大好形势，向贫下中农学习学习，搞点调查研究。”但是，造反派不批准，不让去。两个老头子革命了一生，奔忙了一辈子，就这样关在院子里，没病也要闷出病来。
一次，王震到湖南看望叶帅和曾山。王震当时被疏散到江西。老朋友见面甭提有多高兴了。王震对曾山说：“我俩换个地方就好了。”他的意思是让曾山到江西，自己去湖南。因为曾山是江西人，而王震是湖南人，大家听了都苦笑起来。
由于生活不好，水土不服，曾山病了。那次是痔疮破裂，大出血，血流不止，很吓人。我们把他送到当地的医院，医生简单地用线把出血口给扎起来。曾山病得厉害，我们不得不写信告诉周总理，总理回答说：“你们先照顾好曾山，立即送回北京治疗。”这样，我们立即乘火车赶回北京，下火车后就马上送到医院。但治病也不顺利，造反派说不能给“走资派”看病，把病案都拿走了，不让他看病。最后，还是总理说话，让曾山住进北京医院。医生马上给他做手术，曾山的病才得到控制。
四、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
面对“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形势，曾山努力想理解毛主席的思想，同时对“四人帮”迫害革命一生的老干部那一套非常义愤，他长吁短叹，睡不着觉，精神不好，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
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山把公务员撤了，炊事员也撤了，让吕阿姨做饭。后来索性汽车也不坐了，和司机老杨一齐挤公共汽车，中午回不了家，就在街上小饭馆吃饭。
那段时间，他的心情很沉闷，在家里一遍又一 遍学习《列宁选集》。
1969年，在党的九大，毛主席曾经评价曾山说:“曾山对党的土地革命是有功的，对江西中央苏区的建设是有功的。”这给曾山包括我们全家以很大的安慰。
从湖南回来后，大家没有抱怨个人的处境，但都更加担忧党和国家的前途了。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了，全国人民都非常震惊，并引起了全党深刻的反思。中央组织了一个老同志学习组，一星期开一次会，揭发批判林彪。毛主席叫这个组为老中央委员组。曾山和陈毅、叶帅、王震等又见面了，他们对林彪的罪行都深恶痛绝，每次开会，都是积极发言，批判林彪叛党叛国的行径，他们对党和国家的大事也思考得更多了。
曾山和正直的老同志关系都很好，讨厌搞阴谋诡计的人。他和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陈正人等许多老同志都有很深的感情。陈毅和陈正人的去世，对他影响很大。
1971年1月，陈毅病了，在301医院做切除阑尾手术。切开后才发现是结肠癌，并且已经转移。曾山听说后，拉着我去探望他。我们先找张茜了解陈老总的情况，张茜眼睛红肿，难过地说：“发现得太晚了，治疗不及时。像他这样的老人，体重突然下降了40公斤，这本来就是有重病的症状，应及时诊断，及时治疗，但是，医院一直不给作会诊，说他是走资派，还要医生和我们划清界线，病也给耽误了。周总理也知道了，很生气，但太晚了。”曾山听着，难掩悲痛，避过头掉下了眼泪。老头擦干泪，进病房去看陈毅。我说了许多安慰张茜的话，然后也走进病房。
陈毅躺在床上，他的床脚头栓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头放在床头，起身时，就用手拉着绳子慢慢坐起来。陈毅还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坐着与曾山说了很多话。陈毅很激动，火气又大，说：“那帮人迫害了我们那么多老干部老同志，天要报应。”边说边掉泪，“我们俩现在还都活着，哪一天我们也同归于尽吧。”曾山劝他说：“你好好养病，身体最重要。”想到当年那个驰骋疆场、令敌人闻风丧胆、很会打仗、又很会关心同志的陈司令，境遇如此，现在又病成这样，我难过得不知说什么。
我们和陈毅、张茜一直保持着很好的革命友谊。张茜生下老大，没奶，那时刚好我生下老二，奶很多，就把她的孩子抱过来吃，最后虽然给侉子找了奶妈，也还常吃我的奶，一直到两岁。在北京，陈毅爱下围棋，一有空闲，就打电话叫曾山过去和他下棋，两人饭也不吃，在棋盘上直杀得昏天黑地。他们两个感情很深呀。
1971年9月，林彪集团垮台了。陈毅特别激动，打电话叫我老头过去，两人又高兴又激动，聊了很长时间，好像预感到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快要来临一样。但是，他们都没有挺过来。
1972年1月6日，陈毅去世了。曾山非常难过。陈毅的问题到死也没能彻底解决。我们都参加了追悼会。张茜和陈老总感情很好，她难过得要命，太伤心了。不到两年，张茜也没能挺过来，追陈老总去了。
陈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了迫害。曾山和陈正人很熟。在江西苏维埃，陈正人是省委书记，曾山是省主席。1972年4月，陈正人受“四人帮”迫害，身体垮了。陈正人老婆去五七干校了，就一个儿子在家。这时候，他的心脏病犯了，去北京医院看病，医生叫他拿了药回家吃，他的手哆嗦，药都拿不住。曾山带着我去他家探望，陈正人处境很苦，被打倒了，无人理睬无人管，身体又有病。我们安慰他，请他保重身体。他们说了很多话，对“四人帮” 迫害老干部感到气愤。看到陈正人的境况，曾山很难过。
第二天，就是4月6日，曾山一起床，就给陈正人打电话问候：
“陈正人身体怎么样？”
他儿子接的电话，哭着说：“我爸爸晚上去世了，心肌梗塞……”
我们赶紧去他家，家里没人。陈正人的尸体已经送到太平间了。后来打电报把他爱人叫了回来。
为了陈正人的悼词，曾山还和造反派吵了起来。那一次，他真是气愤极了。曾山很重革命友情，要求悼词实事求是评价陈正人，但造反派不同意，说陈正人是“走资派”。曾山据理力争，坚持要求写上“陈正人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的话，造反派不同意。最后，曾山还是找到周总理才解决了问题。4月13日，在陈正人同志的追悼会上，家属不同意部里的造反派致悼词，是曾山为陈正人致的悼词。看到陈正人躺在那里，他流眼泪了。
在追悼会上，周总理看到曾山脸色不好，很憔悴很劳累的样子，关心地问曾山： “你的身体怎么样？”
曾山拍拍胸口说没事。其实，虽然当时没有体检，也没发现他有什么病，但他身体还是比较弱，心情更不好。他那时已经70多岁了。
五、曾山去世
1972年4月16日晚，我们在家里一起吃饭。肖克来看望曾山。他和曾山十多年不见，肖克一进来，两个人就拥抱，很高兴。他们到里边房间谈话。我给他们倒了杯水，就回到客厅。他们谈到后来，越谈越激动，谈林彪、AB团、富田事变、接管上海、“文化大革命”。一个多小时后，门开了，曾山靠在门口，脸色苍白。我问：
“怎么啦，要开水？”
他捂着心口说：“我这里不舒服。”
肖克见曾山身体不好，安慰几句，就站起来说：
“那你先休息，我走了，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两个人握握手，肖克就走了。
我赶快扶住曾山，让他躺在床上。曾山胸闷，脸憋得通红，说“热，热”。我就把曾山的棉衣、棉裤、帽子脱了，他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我们赶快请医生。不久，医生来了，背了一个大箱子，但是连最简单的急救药都没有，氧气也没有。后来又来了一个医院的主任，看了看曾山，说：“在家里不行，赶快送到医院吧。”就叫了一个救护车，我们把曾山送到医院抢救。
几个小时后，孩子们流着泪，过来扶我去看曾山。我摸摸他的头、手，凉凉的，脸色惨白，已经不行了。我一下晕了过去。
第二天，肖克还打电话来，问曾山好了吗。肖克听说曾山已经不在人世了，惊讶得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
过去没有发现他有心脏病，我们也是没有一点护理知识，而当时的医疗保健制度也不健全。按道理，心脏病人是不能动的，就地抢救最好，但什么都没有，速效救心丸或硝酸甘油都没有，氧气也没有，送医院也不该穿那么厚的衣服，抢救时是医生用剪刀剪开衣服抢救的。但我们确实没有经验，在场的医生也没经验，还搬他抬他坐车。
我们耽误了他。我后悔死了，如果我知道一点心脏病的急救知识……
我不能接受曾山去世的现实，精神恍惚，浑身无力，脑子一片空白，也躺倒动不了了。第二天一早，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王定国等老同志来看我。几位大姐拉着我的手，安慰我。邓大姐一方面安慰我，一方面批评我。邓大姐说：
“你就这样躺下去，不站起来了？长征时死了多少战友，战争时期牺牲了多少战友，你知道吗？”
我点点头。
“知道，你就站起来！你要坚强起来，你还要革命，不能倒下去，你还有那么多的孩子，孩子们还要你这个妈妈。”邓大姐说。
曾山过世了。周总理从外地打电话找曾山办事，别人告诉他，“曾山过世了。”总理很吃惊地问：“怎么没抢救，你们干什么的呀？”总理很生气。过了一天，总理回来了。曾山的死，对总理刺激也很大，他立即指示，要求对所有老干部，不管靠边没靠边，都要立即体检，有病立即治病。
曾山的追悼会是4月20日在八宝山开的。毛主席献了花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一些党政军机关献了花圈。周总理、朱德、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郭沫若、傅作义、王震、华国锋、李富春、张云逸、张鼎丞、余秋里、粟裕、蔡畅、方毅、万里、肖克、康克清、王定国、姬鹏飞、廖承志、万海峰、李步新等都参加了追悼会。
汪东兴主持追悼会，叶剑英致悼词。叶帅说曾山是优秀党员，忠于党，忠于人民，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为党、国家和人民贡献了一生。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党中央对他能有这样的评价是很不容易的。
火化后，骨灰就存放在八宝山。
曾山去世后，几位老帅和老同志都很关心我，叶剑英、聂荣臻元帅等都来安慰我，几位大姐也问寒问暖，我很感谢他们。
那时，我什么都吃不下，人瘦得不象样子。我在医院住了一段。回家后，在家里坐也不行，走也不行，哪里都不能去，到处都能看到老头子的身影，好像他随时都在身边，随时都会回来。家里来了好多曾山家乡的人，还有好多熟悉他的老战友、老同志，大家泪眼相望，看着都难受。后来家里人把我送出去住了一段，回到家里，还是不行，没人时忍不住要哭，忍不住时还自己跑到八宝山去看他。过了好久，才慢慢正视曾山已经离开我而去的现实。（摘自《我与曾山》；作者邓六金为曾山夫人、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27名女红军战士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