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一个插图画家指出接受国家资助的代价是失去艺术独立性，这是难以承受的高昂代价。

塞里（Ceri）在伦敦经营一个艺术慈善基金会。多年来，她一直争取国家的拨款，但是现在她不再这样做了。她说“你根本无法做任何有兴趣或者创造性的东西，什么事情都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要照顾社区的各种要求或者帮助人民戒烟等五花八门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剩下艺术创作的任何空间。”

伯明翰的电影制片人康拉德（Conrad）同意这个说法。他告诉我“即便你填完了成千上万个表格，终于拿到了钱后，你仍然不能轻松下来，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填写更多的表格证明你正确地使用这笔钱，我可没有那样的耐心。”他的合伙人现在一直采取拖延战术，因为人家更关心金钱问题。他抱怨说“这意味着我们到现在为止所做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艺术家一直都不得不为赞助者的怪念头和政治议题服务。但是新工党的社会议程比任何独断专横的客户都更加爱管闲事。在21世纪，英国干扰人们私生活的力量空前增强，而且采用的方式更加微妙的和更有说服力。我们有反社会行为制裁条例(ASBOs)，该条例让人们没有犯罪行为的情况下遭到拘留，让闭路电视监控（closed-circuit television (CCTV)）无处不在，似乎是为了“我们的安全”的措施普遍存在，如限制吸烟的规定，午餐检测，警察监督家中有儿童而外出工作的成人，为准父母提供培训课程，在公开场合发表错误言论的处罚规定等，所有这些都是在“支持社会发展”的名义下进行的。

体现在艺术议程上的新工党的政治观扎根于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民众对政治过程的冷漠，以及担心若不接受管理可能陷入麻烦的紧张情绪。在这样的心态下，艺术家的职责就是帮助政府“连接”和“吸引”（换句话说，渗透）到普通人的生活中。最近撰写了智囊库民众艺术报告的政府顾问约翰·霍尔顿（John Holden）在今年早些时候的演讲中解释了这个观点。在受邀的艺术家和“艺术从业者”参加的的研讨会上，该研讨会忸怩作态地起名为“政策能够由艺术家带领吗？”，他说“世界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政府在试图和公众沟通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虽然政府非常善于和企业和大机构打交道，但是在和个人打交道的时候，其表现就非常糟糕了。”

工党的整个艺术政策的核心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在国家资助的艺术领域的每个人，从地方政府的小艺术团体到大型公共画廊的馆长，都被期待要把艺术工作和工党的将“社会边缘群体”纳入社会大家庭的议程结合起来。艺术能影响我们的个人生活，打动我们的内心感情。所以新工党认为纯粹按照艺术家帮助政府进入大众生活的能力来评价他们的成就不是没有道理的。比如，新工党认为黑人将更好地帮助政府接近“黑人社区”，而种族多样性项目就反映了这个内容。

很快就有一个宝贵的讨论会，来探讨这种恶劣的操纵艺术资金对艺术和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但是对于作为艺术家的我来说，面临一个更加紧迫的问题：艺术家应该怎么办？

我们生活在艺术受到攻击，艺术家龟缩在阁楼里忍饥挨饿的社会吗？或许存在艺术家尽一切可能要从国家获得更多的资助的情况。但是今天，从经济上说这样做已经没有合理性了，从艺术家的生存角度说，合理性就更少了。

对比设计师和艺术家的工作或许是非常有用的。设计师得到国家资助，只是因为其作品的根本价值能够用客观的标准来判断。但是对于艺术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艺术处理的是个人感情，而感情和它的直接价值是无法量化的。国家只能通过作品是否符合政府的议程来评价艺术家。这就像用尺子来测量某个东西的蓝色多么深一样荒谬。

结果是迅速兴起的“艺术家”和“艺术从业者”的奖学金，他们把职业生涯完全依赖国家，他们的生存是通过挑选正确的方框以换取适应政府宣传议程的要求。不管文化大臣泰萨·乔威尔（Tessa Jowell）对于艺术的独特性、形而上学价值说得多么天花乱坠，新工党从艺术家那里得到的肯定有相当多的垃圾，只要这些东西传播了正确的“信息”比如吸烟，酗酒，虐待儿童，网络色情，废物回收，或者政府热心的任何其他议题。如果这个过程涉及包括幼儿园在内的公众的广泛参与那就更好了。

因为复杂的妥协性安排，有思想的艺术毕业生应该警惕运用政府资助从事艺术的风险。确实，正如乔西·艾普顿（Josie Appleton）在她的文章“谁拥有公共艺术？”中说的，重新获得公共支持的习惯已经久违了。她说，“这就意味着艺术家求助于公众支持他们的工作，而不是按艺术委员会的喜好以便获得资助。”

世界其他地方的艺术家试图在不依靠老大哥（奥威尔小说《1984》中的人物）的施舍而生存。当然，个人赞助者和基金会仍然存在，这些机构也有自己的癖好和信条，但是并没有像政府一样这么公然地把艺术家当作宣传工具使用。

纳塔莉（Natalie）已经发现只要有决心，即使在像彩色玻璃一样的精品市场里，她也能生存。她解释说。“我事业的起步是直接为委托者干活，他们明确告诉我他们想要什么，慢慢地我开始得到越来越多活，我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想成为艺术家的年轻插图画家能够自由地做他们想做的事，而且从中得到报酬，应该记住他们刚开始需要的东西仅仅是有人愿意付钱让他们创造形象。同样的，严肃艺术的毕业生应该欢迎现实世界中的创造性设计的机会，作为他们艺术实践的组成部分。

在紧张兮兮，疑神疑鬼的政府监督下，在鼓励偏执和自我审查的社会中，创造伟大艺术的可能性实在很小。但是创作好的艺术品，即使在没有特别的帮助的情况下，也还是完全可能的。

今天，越来越多的英国艺术家开始他们的艺术生涯，同时他们等待表格，或者在银行里做乏味的各种各样需要认证的东西，通过参加竞赛，在节日里表演，参加开幕式，或者用有限的版本对作品的自我宣传。他们在伦敦设计商店（Magma）出售作品，或者把作品寄给像《裸体》（Nude）这样的杂志，或者帖在YouTube网上。杰米·雷德（Jamie Reid）、大卫·西瑞格雷（David Shrigley）、涂鸦大师班克西（Banksy）等人完全绕开国家资助体制，只是把作品展出，让人参观照样名利双收。

和辛辛苦苦填写乏味的政府资助申请表相比，这种主动出击的策略对于明天的艺术家肯定是更加积极的职业发展道路，而且有更多的无法测量的创造性。

译自“Why artists shouldn’t accept state funding”by Jan Bowman

http://www.spiked-online.com/index.php?/site/article/3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