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抗复杂的背景相比，抗美援朝过程本身透明度就比较大了。不用说各种史书、回忆录，更有那诸多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形象，把抗美援朝栩栩如生地展现人们面前。《上甘岭》、《英雄儿女》、《奇袭白虎团》等影片，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杨根思、王成等英雄人物，不知道激励和感动了多少中国人。所以，抗美援朝的过程而言，并没有多少新故事，至少现在如此。如何用世人都熟知的事实来揭示中美国之间这两年多的血肉撕杀呢？我想可以用两个字两概括，一是“打”，二是“谈”。其中，“打”无疑是主要的。
“打”是在战场上真刀实弹的较量。大概没有谁准确地统计过在抗美援朝期间，中美之间一共打过多少次仗。最值得提及的是五大战役。
第一次战役，也称做清川江战役或鸭绿江战役，从1950年10月25日开始，到11月5日结束。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时候，“联合国军”正如日中天。拥有1100多架各种型号的飞机和300多艘各种型号的军舰的42万多“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有一半以上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到三八线以北作战，长驱直入，不仅占领了平壤，而且直逼鸭绿江和图门江，当时不可一世地宣称在感恩节之前占领全朝鲜。
面对着如此强大的敌人，志愿军入朝后先是采取了积极防御、阵地战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在遏制敌军的进攻态势、稳定住战局的同时，尽可能消灭其有生力量。接着，经过周密部署，特别是利用麦克阿瑟不相信中国真地会出兵和继续分兵冒进等战略性的错误，攻击弱点、各个击破，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以南，共歼敌1万5千余人。麦克阿瑟想在感恩节之前结束战事的希望破灭。志愿军虽然也伤亡3万多人，但入朝后取得的首场胜利最大的意义是重挫了美国的锐气，增进了中朝人民胜利的信心，从而使战局稳定下来。
第二次战役，也称平壤、兴南战役，从11月25日开始，到12月24日结束。
虽然遭受了失败，美国人还没有清醒，仍然以为中国不敢与之对抗，志愿军参战不过是为了保护中国边界的安全和经济设施，所以，仍然坚持加紧军事进攻、迅速占领整个朝鲜的原订计划，同时为了阻止中国军队赴朝，还批准了麦克阿瑟关于轰炸鸭绿江上所有桥梁的计划。于是，麦克阿瑟调兵谴将，凑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共计22万多人，各种飞机1200多架，发起“最后攻势”，试图速战速决，两个星期之后大兵们回家过圣诞节。为此，这次战事特意被称做“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
志愿军则利用美国不清楚自己的实力和作战意图，进一步采取“诱敌深入、出奇制胜”的战术方针。因此，当“联合国军”开始进攻的时候，志愿军的主力在向后转移的同是，支小股部分进行节节阻止，诱使敌军进入预定的埋伏圈。对于这场战役的过程，一个美国人这样描写道：“11月25日天黑不久，灾难降临了。约20万中国人穿插进沃克的第8军团和阿尔蒙德的第10军之间的空隙，向第8集团军的右翼――即韩国第2军发起了攻击。韩国部队崩溃了，仓惶逃跑，使中部美国第9军暴露出来。第9军先是收缩，然后坚守，最后与左边的第1军一起后退。两天后，11月27日在东部战场，另一支中国集团军攻击了第10军――奥利佛·史密斯的第1陆军师，中国军队插到背后，将海军陆战队围困在楚新水库地区。……局势很快就明朗了，联军遭遇的是第一流的军队。令人吃惊的是，中国纪律严明，指挥有方。沃克的第8集团军被这突然袭击完全打晕了头，很快开始全线后撤。”
这次战役的结果，志愿军共歼敌3万5千多人（其中美军2万4千多人，包括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完全粉碎了美国要占领整个朝鲜半岛的梦想，迫使敌人全线退守到三八线以南，进攻态势转变为全面防御。志愿军方面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又有3万多人牺牲，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第三次战役，也称汉城战役，从12月31日开始，到1951年1月8日结束。
遭受重挫之后，在来自各方的责难的压力下，杜鲁门曾有过动用原子弹的念头，麦克阿瑟则提出进一步将战争扩大到中国，“袭击满洲机场、封锁中国海岸和利用福摩萨（即台湾――引者）的中国人”。在这些想法遭到国内外的强烈反对没能会诸实施，但是，杜鲁门政府的坚持朝鲜战争、加强西欧防务和美国军事力量的基本方针并没有改变。因此，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在新任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的指挥下，在三八线附近筑起三道防线，以阻止志愿军的向南进攻，以后再伺机反扑。
志愿军则利用这个机会充实军事力量，改善后方交通运输和加强后勤指挥，解决粮食问题。在此基础之上，1950年12月31日下午5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向守在三八线附近的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李承晚军队发起全线的反击，并且很快地将其突破，1951年1月4日晚攻克汉城，8日将敌人赶到了北纬37度一线。“在这次战役中，志愿军和人民军齐心协力，并肩进攻，经过连续七昼夜的奋战，前进了80～110公里，毙伤俘敌1·9万余人，粉碎了‘联合国军’据守‘三八’，整顿军队，准备犯的企图。志愿军在这次战役中伤亡5800余人。”
第四次战役从1951年1月25日开始，到4月21日结束。
考虑到入朝以来连续作战将士过于疲惫，先头部队前冲较快而后续保障难以跟上，而敌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计划地后撤，其主力并没有太大的损害，彭德怀等志愿军领导决定不再追击，而是停下休整。这一度引起苏联和斯大林的不满，当时苏联驻朝大使拉佐瓦拉耶夫坚持要彭德怀继续追击，一直打到釜山，将敌人赶下海。为此，他还向斯大林告彭德怀一状。《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说：“然而，中国军队按照中共领导人守住三八线的战略方针，放弃汉城实施北撤。他们未对人民军试图将东线美军赶过三八线提供支援。在战争的这段时间，金日成同以彭德怀为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之间发生了尖锐矛盾。朝鲜人不同意中国人民志愿军放弃汉城的做法，并指责他们未对东线人民军部队提供支援。”
连续受到三次挫折的美国不仅同西欧盟友如英国等产生矛盾，在美国国内也造成很大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首先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称中国为“侵略者”，要求中国人民志愿军撤离朝鲜，试图以此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另一方面，在朝鲜战场上加紧做反攻的准备。这样，1951年1月25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集中23万余人，在炮兵、坦克兵、航空兵的掩护下由西向东全线向北反扑过来。面对着强大的而且气势汹汹的敌人，志愿军先是采取积极的防御作战，固守以汉江南岸并在横城与朝鲜人民军一起进行了反击作战。接下来，志愿军全线转入防御，采取纵深设防，利用有利地形进行阻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到4月21日这场战役结束，“志愿军和人民军共歼灭敌人7·8万人，歼敌人数超过前三次战役的总和，迫使敌人平均第天要付出900余人伤亡的代价，才前进1·3公里。在这次战役中，志愿军伤亡4·3万人。”
第五次战役从1951年4月22日开始，到6月10日结束。
这次战役又是以志愿军反击开始的。上次战役后，“联合国军”重新进占了三八线，并且伺机北进，志愿军一度又处于被动的防御境地。为了尽早地摆脱这种不利的局面，志愿军决定进行反击，集中优势兵力将敌人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因此，“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投入了15个军（军团）的兵力，连续奋战五十天，歼敌8·2万余人，粉碎了‘联合国军’妄图以后登陆配合进攻在朝鲜峰腰部建立新防线的计划，摆脱了在第四战役时所处的被动局面，并使志愿军新参战的兵团受到了锻炼，取得了对美军作战的经验。志愿军也付出了伤亡7·5万人的代价。”
经过这五次战役，三八线大体上又成了交战双方的分界线。三八线南边的“联合国军”和李承晚军队总数达69万，虽然装备优良，但士气低落；三八线北边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有77万人，朝鲜人民军有34万多人，虽然装备比较差，但士气高昂。经过几番较量，此时双方力量回到一种相对平衡状态。另外，由于人力、物力、财力损失严重，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十分高涨；由于武器装备落后和后勤保障方面的巨大困难，中国也认识到，迅速战胜“联合国军”几乎不可能。于是，交战各方都有和平谈判的意思，以后的战争便进入边谈边打的局面。
在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的呼吁和建议下，先是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进行停战谈判；尔后，金日成和彭德怀也发表声明表示同意。经过协商，7月10日，由朝鲜人民军南日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邓华、解方等人组织的代表团在开成的凤来庄同以美国军官特纳·乔埃率领的“联合国军”代表团开始进行停战谈判。这种谈判是十分艰难的，“真可谓有是反复无常，好不容易达成一个会谈的议程协议，一进入第2项议程就僵持住了。接踵而来的是一连串事件的处理和战场上的再次较量。”志愿军和人民军实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联合国军”则先后进行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先是全面进攻后又重点进攻，战线虽然向北有所推进，但兵员损失惨重。10月25日，停战谈判在板门店重新开始，经过艰苦的讨价还价并辅以局部性的战斗，美方最于11月27日同朝中方面就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区问题达成协议，即双方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自由此线后退两公里以建立停战期间的非军事地区。
以后，谈判双方又就朝鲜停火与休战具体安排、谴返战俘等问题达成初步协议。然而，且不说还有许多事宜没有达成协议，即便达成的履行起来也困难重重。更有甚者，就在重开谈判过程中，美国又利用其空中优势，实施对志愿军的交通补给线进行狂轰滥炸的“绞杀战”，不顾国际法的禁令竟然在朝鲜战场实施细菌战，利用武器装备的优势进行局部进攻，以攻占上甘领地区为主要目标的“金化攻势”，试图侧后登陆打破僵局等等，但在志愿军和人民这的顽强抵抗下，均告失败。不仅如此，志愿军和人民军在1953年还实施的夏季反攻，对美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1953年7月27日上午当地时间10日，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从当日22点起，一切军事行动停止，朝鲜战争结束，抗美援朝当然也就随之结束了。
朝鲜战争结束了，但是它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就直接方面而言，“联合国军”和李承晚军队被歼109万，其中美军39万7千人。仅美国在战争中消耗各种作战物质7300余万吨，战费开支830亿美元；中国在战争中伤亡36万余人，消耗各种作战物质560万吨，战费开支62亿人民币。然而，它所产生的影响还有更深远的，有的直到今天也还没有能消除。比如朝鲜半岛南北方对峙局面，美国在韩国的驻军问题等等。择其要者，朝鲜战争对战后世界的发展的重大影响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阻碍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台湾，使统一中国更加困难。
今天回过头看，虽然不敢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朝鲜战争，大陆就一定能够实现统一台湾，但毋庸置疑的是，当时的可能性是最大的，条件也是最有利的。为什么？从大陆方面说，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军刚刚取得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威望与士气都处于最高峰，而且为了解放台湾做了比较充分的各方面的准备。比如，中央军委再三修改作战计划，并将攻兵力增加到16个军以上。从台湾方面说，国民党刚刚溃败到此，士气低落，其战斗力是自国共两党交恶以来最低点。从国际方面说，美国虽然一直是国民党的靠山，由于急于从亚洲脱身，正如前面所提到了竟然宣布台湾不属于自己的保护的范围。这三方面对中国共产党解放台湾、统一祖国无疑是最有利的。可是，朝鲜战争一爆发，大陆将主要的人、物、财力投入朝鲜战场，台湾借机叫嚣要反攻大陆，而美国直接将军舰开到台湾海峡，用武力阻止中国统一。从此之后，台湾就处于美国的保护之下，“美国第七舰队的六艘驱逐舰，两艘巡洋舰和一艘运输舰组成的特混舰队，驶进汹涌澎湃的台湾海峡，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漫长巡弋。”尽管台湾是中国一可分割的领土，但是，台湾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国际化了，时至今日，大陆统一台湾都是世界性的敏感问题，所以《当代中国外交》就专有一章论述中美之间围绕台湾问题展开的斗争。
其次，恶化了中美关系，使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不利。
公正地讲，比较起对中国肆意烧、杀、抢、掠、占的英国、法国、俄国、日本来说，二战之前的美国并不是最坏的；比较起朝鲜战争开始到70年代初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霸占中领土台湾、对新中国进行封锁包围并使两国处于直接对立状态来说，二战之前的美国也不是最坏的。一本比较权威的书将200多年的中美关系分为五个时期：中美两初建立贸易关系的时期（1784年2月至1844年6月）、美国追随英国对中国进行商业扩张的时期（1844年7月至1899年8月）、美国加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渗透的时期（1899年9月至1949年9月）、中美两关系最恶化的时期（1949年10月至1971年12月）、中美关系的新时期（1972年1月以后）。毫无疑问，朝鲜战争在使中美关系变得最恶化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由于美国又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中的龙头老大，中美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制约着西方其它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从而使新中国刚一诞生就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国际形势。
第三，耗费了本来就不富裕的中国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耽误了经济发展的步伐。
用一穷二白来形容建立初期的新中国绝对不过分，新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在极其困难、极端落后的基础之上进行经济建设。1949年，全国的工业总产值只有140亿元人民币，其中轻工业103亿，重工业只有37亿；农业更糟，由于人力和耕畜、农具、肥料等生产资料严重不足，农业生产、粮食总产量都比解放前最高年份降低四分之一多，棉花下降了快一半；广大城乡居民生活也非常贫困，城镇职工有一半人处于失业境地。面对这样的经济状况，新中国首要的任务是恢复工业生产，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的社会发展实际上是步入了战时轨道，一切都服务于抗美援朝战争。当然，这对取得战争的胜利是完全必要的，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发展主题。至于在战争中伤亡的36万余人，消耗掉的560万吨各种作战物质，62亿元战费开支对当时的中国意味着什么是不难想象的。
第四，加剧了朝鲜半岛南北的对立，双方重新归一遥遥无期。
朝鲜战争以后，三八线成了朝鲜半岛南北方不可逾越的鸿沟。南北朝鲜成了美苏为首的两种社会制度、两大阵营在亚洲的前沿，而美国军队从那时候起就一起驻扎在南朝鲜。在随后的“冷战”岁月里，由于分属两大阵营、两种制度、两个国家、两种意识形态，朝鲜南北方相向而行，越离越远，各方面的差别越来越大，统一似乎越来越不可能。1995年8月到1996年8月，我作为访问学者在韩国汉城呆了一年，由于专业关系多次到三八线一带游览，对此颇有感慨。虽然也在一地方设有祭望北方故乡的之地，逢年过节人们来到这里叩拜以表思念之情，但是，更多参观场所是告诉游人北方有多么多么坏，有多么穷，有多么危险，向民众灌输的对北方的敌视和防范。韩国人也讲统一，但在他们的心目中，这种统一不是兄弟间重归于好，而是北方对南方的臣服，是爷爷和孙子的关系。我没去过朝鲜，但大体上可以想象到北方的态度一定针锋相对的。20世纪末，朝鲜宣布40年前由联合国划这的与韩国之间的海上分界线无效，另外单方面划定了一条并发誓要用武力来保卫。 同时，韩国总统金大中在美国《洛杉矶时报》上发表文章说：“朝鲜半岛如今仍然是处在冷战期间那种紧张状态中的最后一个地区。朝鲜半岛表面上的和平悬挂在可追溯的朝鲜战争结束时候的停战协定上，非常危险。”
最后，扩大了中苏之间的裂痕，破坏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和统一。
中苏结盟虽然是双方的共同需要、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由于苏联根深蒂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中国因近代蒙受屈辱的特殊民族心理，再加上这个条约“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强制和不利的性质”，同盟不仅不很牢固，而且充满着危机因素，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朝鲜战争期间埋下的，这从前边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如何出兵援朝等问题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被推上战场之后，中国不得不花费大量苏联货款来购买武器、弹药。基辛格对此讲了这样一段不今天看来也不无道理的话，斯大林对中共的援助刻薄吝啬，也要求中共花钱买军火，种下中苏龃龉的初因；苏联对北京的支援不干脆、算计精明，也种下了中、苏失和的种子。 朝鲜战争在中苏关系中产生的负面影响虽然不能过于夸大，却也不能低估。
三、中苏的军事合作
尽管在战争爆发和抗美援朝决策过程中有过并不太愉快的讨价还价，但是，在战争过程中，中苏两国还是出于各自的和共同的利益需要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这种合作总地来说是与中苏之间“蜜月”关系相适应的。一位中国学者甚至这样写道，“俄国档案的公布，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加深了对毛泽东复杂心态的了解。至少，我们如今知道，毛泽东与斯大林并非从来没有过让他们真心感谢对方的合作经历。朝鲜战争，毫无疑问是对那个时候的中苏同盟，也即是对毛泽东和斯大林这两大领袖之间相互信任与合作关系的一次严峻考验，”“今天回过头来审视这场战争，对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来说，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斯大林终于接受了这位长期让他怀疑的盟友。毛泽东后来也不止一次地提到过这件事，说正是因为朝鲜战争，斯大林才最终相信他是国际主义者了。”当然，单纯这样讲，难免失之空洞，下面就让我们看一看双方是如何合作的。需要指出的是，两国在军事方面的合作虽然是以朝鲜战争为契机，但并没有因战争的结束而终止，实际上还往后延了几年时间。
中苏军事合作首先表现为在朝鲜战争期间提供大量军事装备和派飞行员与中国人民志愿军一道作战。
刚出国作战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十分落后，所使用的武器有的是从日军那里缴获的，有的是从国民党军队那里缴获的美国货，还有一部分是苏式的，类型非常杂乱。中国的军事工业本来就落后，复杂的武器构成更增加了补给和弹药供应方面的困难。根据聂荣臻元帅的回忆，中国军事部门虽然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增加弹药的生产，可也只能满足战争需要量的10%左右。当时，“唯一可能供应我们武器的国家只有……苏方表示，可以货款给我们，然后用这项货款购买苏联的武器弹药。”所以，从1950年起，中国一共向苏联货款56亿卢布（约合三亿四千万美元）。这些货款多半都用在了朝鲜战场上了，中国利用它们从苏联购买了一百个师的武器来装备人民志愿军。如果没有苏联的这种支持，中国单靠自己要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难以想像的。
虽然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刚入朝作战时斯大林没有派空军掩护，但是，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苏联空军却与入侵中国边境的美军飞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有力地阻止了美军飞机对中国东北地区的轰炸，确保了志愿军的后方安全。1950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电报中特别指出，“苏联飞行员在窜表现出了英勇的气慨和强大的威力，他们在最近12天内，击落了23架入侵的美国飞机。为此，我向他们表示谢意。我认为，此事值得向您报告。”
不仅如此，1950年底，首批苏联战机开赴朝鲜战场，直接参加“三八线”以北地区同美国飞机的战斗。“据方面的统计，苏联飞行员在朝鲜上空共击落美机1300架，苏军自身损失345架，200多名飞行员在空战中阵亡。” 这些数字，苏联空军击落美军飞机的数量比中国空军击落的660架要多许多。苏联空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英勇奋战，对于保证中国志愿军的后方安全和运输补给线的畅通起了重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苏联空军赴朝作战完全是秘密的，“莫斯科为保守秘密，免得激怒美国当局，采取了非常严密的安全措施。为防止暴露苏联军人身份及装备真相，该部队的全体人员一律穿志愿军服，配戴志愿军的微章、符号，入境作战时又对人员身上的一切物品进行了清除；作战飞机和地勤车辆均涂了志愿军空军的标志。”同时，飞行员也有种种禁忌，如不能在海面上飞行，不得攻击美国海军船只，在飞行中不准讲俄语等等。
中苏的军事合作还表现在帮助中国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方面。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程度比较低，兵员虽然超过540万，但在建制上基本上还以是以步兵为主的陆军，没有海军更没有空军。在武器装备方面，中国军队也十分落后，大体上还是“小米加步枪”，西方国家在二战期间使用过的军舰、飞机、坦克等重型武装基本没有，即使有数量也极为有限。建国后，为了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优秀的军队，中国在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基础之上积极地寻求苏联的军事援助。苏联也本着中国同盟精神，向中国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派军事专家来华等等，这些都有力地支援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和正规化的建设。
在现代化方面，主要是苏联以各种形式向中国各军种提供武器装备。
先看陆军。1950年7月31日，中央军委决定，从当年8月起到1953年底，在两年零五年月的时间内，完成整编60个现代化步兵师，全部使用从苏联进口的武器装备。根据这个计划，苏联政府从1952年到1954年以贷款的形式陆续供应中国武装60个步兵师的装备。在随后的两年中，苏联军队从旅顺、安东、沈阳等地撤走的时候又向中国有偿地提供了5个步兵师和1个机械化师的大部分武器装备。与此同时，苏联还在1955年向中国提供了7．62毫米半自动步枪、冲锋枪、轻机枪和14．5毫米二联、四联高射机枪的图纸、技术资料和样品。中国利用进口和仿制的武器共换装和装备了106个步兵师、1个机械化师，基本上实现了装备制式化。到1958年，中国步兵枪械不仅实现了国家化，而且火力也大大地加强了。
再看空军。早在建国前夕，刘亚楼等中国空军的创建者就前往莫斯科，也苏联具体洽谈购买航空装备等事宜并且达成了一些协议。1949年底，中国从苏联购买了各型飞机185架。1950年，为了抗美援朝的需要，中国又向苏联订购各种飞机3095架。以后，中国每年都从苏联购买一定数量的各式飞机。 1954～1955年苏联从中国东北撤军时又向中国有偿转让了5个歼击机师，1个轰炸机师的大部分飞机和装备。到1955年底，中国进口和接收的苏联飞机约5000架。 另外，中国还仿照苏联图-16轰炸机制造出轰-6型轰炸机，仿米格-19和米格-21制造出了歼-6和歼-7型歼击机。除了这些之外，苏联还帮助中国培训空军飞行员。1950年7月，斯大林在关于向中国提供空军掩护等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提出，“我们打算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在我们飞行员的帮助下，支委会中国飞行员，然后将全部装备移交给你们的飞行员。我们考虑，在上海的航空师也这样做。” 1954年，中国航空兵部队在旅顺和大连组建了2个夜间复杂气象训练团，从各部队抽调的110名飞行员也在苏联空军帮助训练。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这些飞行员都达到了苏联一级飞行员的技术水平。
最后看海军。新中国海军的创建同样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援助。到1951年，中国利用苏联的2000万美元的贷款从苏联购买了36艘鱼雷快艇以及其它一些相关的装备。1953年6月4日，中苏签订了《关于海军订货和在建造军舰方面苏联给予中国技术援助的协定》。根据这项协定，苏联向中国有偿转让生产舰艇的材料、设备和技术资料。1959年2月，中苏又签订了新的军事技术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苏联应向中国提供常规动力导弹潜艇、大小型导弹舰、中型鱼雷潜艇、水翼鱼雷艇等5种型号的舰艇和潜对地导弹、舰对舰飞航式导弹的制造技术资料和部分装备材料。不过，由于两国关系此时已发生逆向变化，该协定并没有得到顺利执行。尽管如此，新中国海军的最初发展与苏联的援助也是分不开的。
在军队正规化方面，苏联对中国也有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中国人民解放军虽然有长期革命战争的丰富经验，但总地说来军事建设仍处于比较低的阶段，即像毛泽东所讲的那样，“牌装备的简单低劣，编制、制度的非正规性，缺乏严格的军事纪律和作战指挥的不集中、不统一及带游击性等等。”随着军队的发展和装备的不断更新，这种状况就越来越不适应，“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 为达到上述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正规化建设。在这方面，苏联对中国的帮助主要是提供军队正规化建设的经验。比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制订出的条例、条令、军事教程和训练大纲都是以苏军的为蓝本。与此同时，苏联还向中国派遣了许多军事专家，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训练进行具体指导，其内容包括陆、海、空各兵种的军事训练，各种武器的使用，后勤保障与管理等等。受过苏联培训的各类军事干部和军事技术人才，后来都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中的领导骨干和技术骨干。
3如果说上述两大方面在50年代前半期中苏之间的军事合作的主要内容，那么50年代下半期就侧重于苏联支持中国军事工业的发展。
在前面谈到的苏联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援建的156个项目中，军事工业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后来中苏两国政府又先后于1956年4月、1958年8月和1959年2月三次就从苏联引进成套设备达成协议，苏联援建项目也增至304个，其中军事工业为87项。除了专门的军事工业外，苏联援建的冶金、机械、化工、电力等工业也是军事工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其重要性，从这些项目年生产能力可见一斑，“炼钢620万吨，轧纲460万吨，发电设备60万千瓦，发电813万千瓦，重型设备和重型机床12万吨，原煤2490万吨，合成氨45万吨，原油加工200万吨，飞机1500架，坦克1800辆，各种炮9300门等等。”
苏联对中国的导弹工业与核工业的发展也给予了不小的帮助。
1956年8月，李富春在访问期间向苏联政府提出导弹方面的技术援助问题，苏联当时只答应为中国培养50名导弹技术方面的留学生。不过，两个月之后，赫鲁晓夫为了取得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支持以巩固自己在苏联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对中国新技术援助方面又作出了一些让步。1958年10月15日，中苏两国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根据这项协定，苏联于次年1月送给中国两枚R-2导弹。1960年中国模仿R-2试制成功了用于研究和教学用的实验性液体燃料导弹，其射程为590公里。在此基础之上，中国又改进制成了东风1号导弹。再往后，中国又对苏联R-5型导弹进行了改型，试制成中国第一种作战用的导弹的样弹。尽管受苏联自身利益和两国关系变化的影响，赫鲁晓夫并没有将先进的导弹技术和样弹提供给中国，但客观地讲，苏联在这方面对中国的帮助也是功不可没。正如聂荣臻元帅所说的那样，“苏联只是向我们提供了几种过时的导弹、飞机和其它军事装备的实物榈，音乐会了相应的技术资料，派了些技术专家，但这些，都使我们争取了时间，缩短了距离。”
中国发展核武器方面也有大致相同的经历。为了加速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进程，打破美国对中国的核讹诈，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其中心内容就是讨论实施在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中国的核计划从些开始。几乎与此同时，苏联政府于1月17日发表声明宣布，它将援助中国和东欧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研究。这样，从1955年到1958年，中苏共签订了6项与发展中国核科学、核工业、核武器计划有关的协定，即1955年1月20日签订的关于两国合营在中国勘探铀矿（包括中国答应将剩余的铀卖给苏联）的协定，1955年4月27日签订的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原子核物理研究与和平利用原子能（包括苏联向中国提供核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协定，1956年8月17日签订的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1956年12月19日签订的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勘探铀矿的新协定，1957年10月15日签订的关于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和导弹样品以及有关技术资料的国防新技术协定，1958年9月签订的关于1956年8月17日协定的补充协定。
由于同样的理由，这些协定也并没有能完全实施，即使如此，苏联还是先后向中国提供了一些原子能方面的设备、技术资料和专家，与中国联合勘探了铀矿，向中国派遣了核专家并为中方培养了核能方面的人才等等。这些对中国的核武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