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城乡大流动的格局中，农民工家庭亲代回乡陪读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本文认为，亲代回乡陪读的节点与家庭情境密切相关。当隔代抚养支持不足或进入子代教育的关键时期时，亲代中的母亲往往会回乡陪读，其实践形态表现为对子女教育的密集看护。无论身处何种家庭情境，亲代都在祖代的支持下进行抚育，子代的未来是母亲和家庭进行密集抚育的实质动力。回乡陪读这一社会现象是中国社会家庭中心观的一种显著表现。

作者：周飞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宋丹丹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摘自：《社会发展研究》2024年第2期

原题：《回乡陪读的母亲们：城乡融合进程中的家庭与教育》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4年第11期

引言

费孝通先生将代际关系看作社会结构的表征，通过“上对下”的抚育和“下对上”的赡养来观察。他晚年中国家庭“反馈模式”研究的结论是，西方家庭只有抚育而缺乏赡养的“接力模式”反映了“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家庭为社会培养成员的模式也反映了西方的“社会中心观”，而“反馈模式”是中国人“心中有祖宗、有子孙而把自己作为上下相联的环节来看”观念的体现。所以，相比于西方社会的个体主义或“社会中心观”而言，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家庭中心观”，赡养和抚育“一老一小”是家庭的核心使命。赡养是为了家庭，抚育也是为了家庭，当然也是为了社会，但却不能说是家庭的首要功能，也不能说是父母的自觉意识。这应该就是费孝通先生认为自己不同于西方“社会中心观”思想的关键之处。

费先生的这种家庭中心观主要体现在他对以赡养为主的“反馈模式”的讨论中，并没有涉及抚育的研究。学术界对于家庭中心观的理论探讨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有学者提出用“家”作为方法来补充和完善社会学的“国家—社会”或“个体—社会”范式，以对中国现实的社会现象做出更深入和精神方面的探索。本文试图以经验材料在抚育问题上延伸这个方面的讨论，选取当前中国最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之一——农民工妇女的“回乡陪读”，来分析这些母亲们的行动逻辑，并力图窥见其观念世界中的行动意义，以此补充中国社会家庭中心观的讨论。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长河乡“回乡陪读”的母亲们。长河乡是位于安徽省南部的一个普通乡镇。近年来，十几家大大小小的服装加工厂出现在长河乡的学校附近，厂里的女工们尽是“回乡陪读”的妈妈。这是广大中西部地区县城和中心乡镇的一种普遍现象。“回乡”指的是她们均有过外出务工的经历，但往往会在某个时间节点改变夫妻双方外出务工的家计模式，一方回乡，女性居多。“陪读”指的是她们会围绕照看孩子学业这一核心任务，重新构建一套生产生活秩序。回乡陪读无疑是母亲们重要的抚育行为，本文采用案例研究的方式，观察和研究这种抚育方式的行为特征，分析母亲们在采取这种行为时面对的种种因素以及她们对此的理解。

我们在2019—2021年进行了共计两个月的田野工作，积累了26个个案。对个案进行整理、 分类和梳理后可以发现如下特征：第一，女工母亲们都以子女就读阶段描述自己的回乡节点；第二，她们的回乡节点大致对半分布在子女的“学前至小学”和“初中”两个阶段，没有在子女高中阶段才回乡的女工母亲；第三，选择在子女学前至小学阶段回乡和选择在子女初中阶段回乡的女工母亲，分别匹配了“没有隔代抚养支持”的家庭情境和“有隔代抚养支持”的家庭情境；第四，无论是何时回乡的女工母亲，在她们认为孩子进入学习的“关键时期”后，都会围绕孩子构建自己的生产生活秩序，进行密集化的抚育。

上述特征分别意味着什么？什么样的社会机制和社会观念造成了上述特征？本文的正文部分将按上述两类家庭情境进行分类讨论，选取同类中的典型个案，分析母亲们是如何做出回乡决策的、她们陪读生活的内容和实质以及她们如何理解自己的抚育方式。

当前中国社会的城乡“大流动”格局使得几乎所有的农村家庭成员都不能稳定地居住在一起，他们总是在生命历程的某个阶段与家庭成员分离，这会带来他们各种人生行动决策时的复杂顾虑。外出意味着可以赚钱养家却不能陪伴家人，回乡意味着团聚却会使家计更加艰难。母亲们就是在这种两难处境中决定回乡陪读的。这构成了我们研究关注的核心。

隔代抚养：“关键时期”到来前的抚育方式

当被问及“为什么回乡”时，在孩子学前或小学阶段回乡的母亲都颇费口舌地解释，自己回来这么“早”，是因为家里的祖辈没有办法“带孩子”；其余的母亲们回答则如出一辙——“因为到了‘关键时期’”，并且用“都是爷爷奶奶带”一句交代了之前的抚育安排。这两种回答反映出母亲们有一些不言自明的共识：第一，祖辈帮忙带孩子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第二，存在一个大家都承认的“关键时期”，在此时期来临前，母亲回乡会被视为“太早了”；第三，是否存在隔代抚养是致使母亲回乡节点产生分化的关键，如果隔代抚养的支持是足够的，那么母亲们有余地等到关键时期回乡，如果隔代抚养支持不够或缺失，那么母亲们就要较早回乡了。

在本节涉及的个案中，三位母亲都有过外出务工经历，但在孩子的学前或小学阶段她们就彻底回乡了，主要是因为缺少隔代抚养的条件。从家庭结构和状况来看，缺少隔代抚养主要是两类原因：多兄弟家庭祖辈难以提供完备的照料支持是一种典型情境；另一类情境是祖辈去世或身体不好，客观上彻底失去了隔代抚养的条件。基于此，本文将这类母亲面临的情况归纳为“隔代抚养支持不足”的家庭情境。这类家庭的抚育职责主要由亲代中的母亲承担，母亲们往往被迫返乡，虽然她们也称自己是在家陪读，但是她们不是“主动”回来的，原因是无人抚育孩子。

当一位母亲需要做出具体的抚育安排时，她所面对的家庭情境是怎样的？被她纳入考量的家庭范围有多大？本节的个案可从如下两个方面做出回答。第一，农民工家庭往往面对生计负担和抚育职责的双重压力，为顾全生计，在母亲的考量中，家庭中的祖辈是承担抚育责任的首要人选，祖辈同样认可这一考量。第二，基于第一点，身处多兄弟家庭中的母亲会和祖辈一样， 将丈夫兄弟们各自的核心家庭纳入考量范围之中。因各个小家庭对隔代抚养的需求时间和程度不同，每个核心家庭只能在它最需要的时候向祖辈寻求帮助，而不能完全地“霸占”祖辈的抚养精力，何况祖辈还惦记着挣点钱以减轻子代的养老负担。由此，多兄弟家庭往往会面临隔代抚养支持不足的情况。本文正是试图通过这类个案，反向证明农民工家庭抚育方式的一大特征：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隔代抚养是被农民工家庭优先选择的抚育方式，父母尤其母亲并非家庭中抚育孩子的唯一责任人。

回乡陪读：“关键时期”的来临

显而易见的是，“隔代抚养支持不足”并非大部分家庭的常态。对于那些顺利进行隔代抚养的家庭，隔代抚养会持续多久？母亲会参与进来吗？会在何时参与进来？是怎么参与进来的？

从彩华和松平的讲述来看，相较于上一小节所提及个案中的母亲们，她们在没有遇到隔代抚养支持不足的家庭情境下选择主动地回乡陪读。这是因为她们意识到了隔代抚养的“不足” ——这里的不足并非客观意义上的，而是主观意义上的。彩华经历了女儿三年级的“算术事件”，松平经历了大儿子初中阶段的成绩滑坡，她们自身的体认和经验促使她们在关键时期彻底接手孩子的抚育。与此同时，这两个案例表明，随着祖辈的衰老，这类家庭本身也已经行进到可以回乡安家立业、 需要承担养老责任的阶段。

这里需仔细辨析个案中母亲主动回乡陪读的心态。在田野调查中，我们注意到，在女工群体中形成了一种初中是“关键时期”的共识。多位访谈对象都提及，中考意味着有些孩子要被分流去上职业高中，这在她们看来是不可接受的惨淡出路。两位母亲显露出的“主动”背后也并非对孩子较高或较明确的教育期待，而是她们朴素地接受了这一共识，心情开始变得格外紧张，并且觉得自己需要为了孩子的未来做出切实的努力，从而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对孩子学业的管教中。彩华和松平的讲述已经初现“密集”的端倪，她们代表了田野中另外13个正在经历子女进入初中的家庭的抚育方式——密集看护。

密集看护：女工母亲的陪读方式

上文已试图论证，陪读母亲的回乡节点随家庭情境的差异而不同，但无论是主动回乡还是被动回乡，母亲们都会走上自我认知为陪读的道路。既有文献尚未涉及、也是本文需借此现象进一步的追问：母亲们的陪读陪的到底是什么？她们如此密集地投入孩子教育的具体表现和动力原因是什么？本节希望以带娣和景花为典型个案，观察和分析田野中的母亲们密集抚育的具体内容，以及这种抚育方式体现出的特定观念。

从本节的个案，我们尝试窥见母亲们陪读的心态和意义，带娣和景花的讲述传递出了一种对孩子教育的紧张感。由于自身所受教育水平有限，个案中的母亲们对孩子的学业没有能力形成清晰理性的认知，但她们坚持对孩子进行一种非常典型的女工母亲陪读方式——密集看护。首先，这会表现为对孩子一切行为的监管，尤其是不能让孩子靠近手机、电脑这些被母亲们视为可能会影响孩子学习的东西。其次，她们的看护会表现为尽可能地与孩子待在一起，大部分的母亲会如景花一样表示自己在旁边也只是坐着，但她们无论如何也不放心。她们对孩子的照料体现出的不仅是责无旁贷，更是“密不透风”。母亲们希望通过自己的监管，不让自己的孩子被别的事物分了心，从而“心思不在学习”上。她们的管教路径是希望通过切断外部的诱惑而保证孩子的心思集中，从而可以成绩优异。但是这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由于她们自己的文化水平有限，所以心里也没有底。但如此密集的陪伴让母亲们心安——至少孩子没有出去乱玩儿，没有变坏，这也有可能是孩子未来向好的开始。

由此可见，陪读母亲们密集抚育的核心指向是孩子的教育，孩子在母亲面前简直“无所遁形”。她们明知自己的一些做法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但一颗心忍不住全都在孩子的身上。当被问到“这么多年为了孩子不是在打工就是在陪读，有没有想过自己”时，彩华很错愕，然后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好像没有自己这个概念，他们（指两个孩子）就是我”。从她们的主观视角出发，孩子当下的教育与遥远的未来密切相关，而孩子未来就是自己的未来、是家庭的未来，孩子未来的安乐无忧是她们、是家庭生活本身的意义所在。

总结与讨论

当前的中国是“流动的中国”，农村中2亿到3亿的农民工处在流动的状态中。这些流动人口的家庭除了短暂的春节外，很少能够团聚。流动家庭中的孩子们很多都是在爷爷奶奶的抚育下度过幼龄和小学阶段，缺少父母的陪伴。儿童的抚育变成年事已高的祖父母的任务，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独特家庭现象。父母没有陪伴，不等于没有尽到抚育的责任，这与西方非密集母职的情况看起来相似，二者虽都是发生在社会中下层的抚育现象，但是却存在本质的差别。

首先，祖父母的抚育是除了父母之外最为可信、可靠的抚育，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替代的，非但父母这么认为，祖父母和孩子们也这么认为，其本质仍然是“家”内的抚育。就像本文中的案例所显示的，即使分了家，父母和子女也永远是一家人。在中国，无论城乡，无论社会精英还是引车卖浆者，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只要条件允许，往往会成为幼龄儿童的第一看护者。所以，中国的母亲们产假结束就返工上班。在西方的“密集母职”论者看来，这好像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对孩子也不公平，这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中国文化中的“家”与“家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中国人的家由最亲密的“一体”关系组成，父子一体、母子一体，虽然祖父母、外祖父母与孙子不是一体，但却是这个文化中最为亲密的非一体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亲密的家庭关系支撑起了抚育，使得年轻的母亲们在抚育期仍然可以工作，维持了家庭收入的稳定性。所以，隔代抚养成为第一选择就是中国家庭本位的文化仍然充满生命力的重要表征。

其次，母亲们“密集”的投入出现在孩子的学龄尤其是中学时期，其密集程度完全不亚于“密集母职”所显示的“密度”，在城市中如此，在农村也是如此。本文案例中的母亲们那种念兹在兹的陪伴既是时间、空间上身体的陪伴，更是一种心灵上的陪伴。这种“陪”虽然只是“陪吃、喝、穿、洗衣服”而没有“读”，与城市中母亲的陪伴稍有不同，但其心态上仍然是“读”，是“教育”。所以，中国如果也有“密集母职”的话，其实就是“密集教育母职”，只是这些回乡的母亲们没有能力做“母职经纪人”而已。她们自己缺少足够的教育，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也没有十足的信心，但是其满心向往的都是教育和读书，因此不停地与手机、电视争夺孩子的时间。陪读现象遍布城乡的学生家庭，对于小县小镇的初中生们来说，有潜力考上好学校的能有多少呢？由此可见母亲们“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不一定是为了结果，可能只是人生的责任和使命。

最后，让我们回到费孝通先生晚年所关心的核心问题。费先生在《日译〈生育制度〉序》一文中谈到自己对中国人赡养行为的赞扬时说道:“我这种社会观并不是我的创造，它存在于亿万中国人的心头，他们不一定能用语言来说，但是他们却用行动在实践。凡是碰到不符合这种社会观的事，他们就会感到别扭，感情上过不去。我在香港讲的那篇‘老年赡养问题’里，就用‘前有祖宗、后有子孙’的社会观来指出中国家庭结构的特点，也就是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的区别所在。”本文就是接着费先生的用意，探讨“后有子孙”的抚育行为中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中的抚育与西洋文化中为“社会”培养社会成员不同，是为家庭培养成员。在中国“家国同构”的社会中，孝悌忠信、尽职尽责的家庭成员也会是忠诚热忱的国民的一员。而对于回乡陪读的母亲们来说，陪读既是在尽家庭的责任，也是在实现她们所理解的生命的意义。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可能会觉得这种密集的陪读行为也是某种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果，但是这些母亲们所感受到的生命意义却是田野调查中传达给我们的最为真切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