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60年代初，中苏两党实现新的团结的前提都是要求对方向自己认为正确的立场靠拢。毛泽东更表明中共要影响苏共、帮助赫鲁晓夫。由此两大拿感开始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冲突。通过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中国率先在国际社会组织中公开了中苏两党 分歧。赫鲁晓夫进行报复。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并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将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棉队大跃进造成的中国国内经济的衰退，毛泽东与中共在顶住苏联压力的同时，不得不对苏采取让步政策。双方关系出现了短暂的缓和。其间，中苏两大拿感的对外方针在表象上呈现出相互趋同转化的情况。
关键词：中苏关系；1960年代；斗争与调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随着一批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诞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面貌获得根本改观，建立在苏联共产党一党权威基础上的共产主义体系，其成员已不仅仅是各个在野或秘密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等政党组织，还添加了新的具有各自民族利益的主权国家，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共产主义体系以一党权威为权力基础的体制、共产国际时代在国际共运中树立领导中心的传统观念继续运转和存在，从而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相交融，有时甚至取代国家关系的特殊状态。这种状态体现在中苏两国身上，就是国家关系所遵循的标准含糊不清，两国同盟实际建立在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原则”[1]之上。这一基础是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相交会的矛盾结合体，其自身有着无法摆脱的弊病：当本国利益与阵营利益和国际共运的共同利益发生矛盾时，是前者服从后者，还是后者服从前者？如果服从于后者，以共同利益为重，则无爱国主义可言；倘若服从于前者，以本国利益为重，则又无国际主义可行。因此，在国际关系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既反映各自的利益又反映共同的利益的原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同盟基础的这种先天不足，决定了中苏伙伴关系的脆弱，其既不富有生命力，也不可能牢不可破。当中苏两党两国领袖不能成功地抑制各种冲突因素，双方既无妥协机制，又不再寻求妥协余地时，关系反目成仇的走向便勾勒出来了。
1960年代中苏关系演变的大致脉络就是，两党关系由意识形态分歧公开化到关系破裂，两国关系由逐渐恶化走向敌对。中苏关系的内核已发生变化，两国关系中注入了更多的国家利益冲突的因素，原来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斗争开始逐步向以国家安全利益为主的斗争转化，并且加入了新的军事冲突的因素。随着中苏边界冲突的逐步升级，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两国关系紧张，一度濒临战争边缘。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到1970年初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开始联美抗苏，中苏同盟彻底破裂，两国关系最终由敌对转入军事对峙和政治对抗。
作为中苏两党共同起草的文本，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确认，苏共二十大“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2]尽管中国共产党坚持在和平过渡问题上保留意见——其实只是一些枝节或提法问题，但最后还是同意在这份国际文件中全面肯定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即苏共二十大，这即在事实上接受了苏联共产党对内对外纲领政策的核心部分，承认了苏共二十大的纲领路线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应该遵循的共同准则。对于在这次大会上意气风发、斡旋调度、纵横捭阖的毛泽东来说，会议最终的成果却是形成了一个以苏联的方针政策，也即以赫鲁晓夫的指导思想为基础的共同纲领。此结果实在让自认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和纯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心有不甘。与此同时，由于苏共也尽量吸收中共的看法，以致宣言中多处出现“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的文句。莫斯科宣言实质上就是一种中苏互相妥协的产物，而这种妥协埋下了日后中苏两党分歧公开，走向分裂的伏笔。[3]
随着195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产生与发展，谁的理论思想代表马克思主义正统，谁的方针政策代表国际共运的正确方向，谁能成为这个运动的领袖的问题，愈益突出起来。以1957年莫斯科宣言为起点，中苏两党开始发生向左与向右的分化。苏联方面从苏共二十一大以来，宣传的论点进一步“右”转，更加强调战争的可以避免，强调和平共处及和平过渡。中共则夹带着“大跃进”的激情，认识继续左转，愈益强调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强调武装斗争、非和平过渡及与帝国主义无法和平共处。双方事实上不过都是在重申并强化宣言中支持自己观点的那一部分内容，分歧逐步扩大。1959年10月两党领导人大伤感情的争吵发生之后，尽管双方确定的方针都仍然是以维护两党团结和友好关系为目标，但前提却都是要对方承认错误。两党都表示要团结在马列主义原则的基础之上，而问题在于究竟是苏共代表马列主义的原则基础，还是中共代表这个基础；是团结在苏共确定的条件之内，还是团结在中共确定的条件之内。由于这关系到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谁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为统一的标准、共同的规律，以谁为领袖的大势，意识形态的分歧已与两党的政治命运、两党领袖的政治地位密切联系到了一起。而当意识形态问题与政治问题挂钩时，就预示了两党分歧最终公开化的前景。问题只在于何时，以何种方式公开，究竟谁先正式迈出这一步。
本文着重考察了1960年代初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的过程；双方对外方针表象上相互趋同的变化；在内政与外交的互动中，中共调和与苏矛盾，对苏让步政策出台的背景；以及中苏关系短暂缓和的情况。
外交与思想上的两轮较量
1959年底1960年初，中苏两党在继续把中苏团结确定为基本政策之时，都提出了实行这一政策的指导方针，即在马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团结，但对于这个原则却各有说辞。
1959年12月，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在对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政治方面一切好的东西给予应有评价的同时，我们应该对那些关系到我们共同利益而观点又有分歧的最重要问题坦诚地说出我们的意见，原则地捍卫被我们党认为是正确的立场。我们必须做出一切努力，在坚持我们原则的条件下克服我们相互关系中出现的困难。我们深信，中国的同志们将坚定地站在统一和与苏联友好的立场上。[4]是月初，刘少奇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在处理中苏关系问题时，要严肃、慎重地对待，一定要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5]毛泽东则于4-6日在杭州召集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明确谈道，赫鲁晓夫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继续向严重恶化的方向发展；一种可能性是改变，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应该相信他的这种错误到后来是会被纠正的，应该有这个信心。[6]翌年1月，他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指出：至于中苏关系，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团结，估计是可以团结的。关系是相互的，不是单方面的，要向他们做工作。影响是相互的，过去十月革命影响我们，现在我们可能影响他。虽然赫鲁晓夫有这些缺点，我们应该帮助他，我们要向赫鲁晓夫做工作。[7]
中苏两党不约而同地确定的这种方针，显然是一种有条件的团结方针。两党都在强调自己的立场代表了正确的方向，是原则的基础，对方应该向自己趋同。毛泽东更表明了中共要影响苏共，要帮助赫鲁晓夫，做他的工作的意图。在这种思路指导下，进入1960年伊始，中国即以对印外交政策和列宁诞辰纪念为切入点，开始了团结进程中与苏联的两轮较量。
其一，具体外交政策上的较量。
1960年1月19日，在赫鲁晓夫即将访问印度之前，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就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问题，请他转告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事件是印度挑起的，道理在我们方面。希望苏联领导人访印时不要表示过问此事的意向。苏共中央的回复却是，在此问题上，苏联今后将继续坚持“严守中立”的立场。中方对此表示惊讶，周恩来向契尔沃年科申明，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一个兄弟国家在边界事件中受到了被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欺侮，而另一个兄弟国家却表示中立，这在国际共产主义关系中是个新的现象，这实质上是替印度辩护，是支持了民族主义国家的观点。苏联不应当公开表明我们两党之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表示：为了分清是非，我们不能不对苏共中央的答复做出全面的分析。尽管契尔沃年科随后解释说“中立”一词是他口头转达时用词的错误，周恩来仍然坚持认为，取消该词并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8]在中国看来，塔斯社1959年9月发表的对中印边界冲突保持中立态度的声明已经反映了苏联的这种立场，此做法首次向外界公开了中苏两党的分歧。[9]经过10月初两党领导人的那场激烈争吵，苏联方面要想抚平双方感情伤害的痕迹，维护团结，就应该修正自己的立场。
事实上，苏联方面对中印冲突的立场主要还是出于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即不给美国干预冲突以口实、防止把奉行中立立场的尼赫鲁政府推向帝国主义集团。莫斯科认为，如果苏联公开宣布在中印争端中单方面、直接地支持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强国加入其中，因为据苏方获得的消息，美国政府正打算积极地站在印度一边，艾森豪威尔已经建议尼赫鲁“保持坚定”，问他需要多大援助。[10]另外，印共领导也不只一次地请求中国采取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方法，以免给印共带来损失，尤其会影响到由共产党人执政达28个月之久的喀拉拉邦的形势；[11]何况即便能推翻尼赫鲁，上台的也决不可能是印共领导人高士，而是更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这对社会主义阵营不利。[12]而中国关于苏联发表“中立”性声明就是公开了中苏分歧的这种指责，有一些强词夺理的成分。客观地讲，在国际冲突事件爆发时，呼吁停火，寻求和平，对冲突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塔斯社9月9日的声明可以说反映了中苏两国方针的不同，但也可以解释为是双方在做表面文章。作为一种策略，同盟国之一方采取表面上的中立立场是完全可行的。例如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政府无论在开战、停战问题上，还是在整个和平谈判进程中，始终扮演了中立者的角色。那时，中苏两国在外交上配合得非常默契，毛泽东从来不曾指责斯大林暴露了双方的分歧。[13]因此，核心的问题并非莫斯科采取了发表“中立”声明的方式，而是苏共领导人不赞成中共对待印度的外交方针。说苏共因此而首先暴露出中苏两党的意见分歧，根据不足。但是，事隔数月的此时，中国要求苏联在外交政策上与自己步调一致的态度更为强硬了，开始对苏联的这种中立立场进行挑战性的回应。
1月8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通告说苏联准备单方面宣布在最近一年半到两年内从苏军人员中裁减一百二十万人。时隔一日，周恩来即在外交部关于苏联就裁军问题同中国接洽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说：拟于赫鲁晓夫本月14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向各国议会提出裁军号召的建议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一方面赞成裁军，另方面正式声明没有中国自己参加，不承担任何义务。但是13日毛泽东让伍修权请苏联驻华大使转告赫鲁晓夫中方的意见时，却只谈中共中央支持苏联采取这一步骤，没有通报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后一个意图。2月1日，毛泽东在就派代表参加华约国会议一事给赫鲁晓夫的复信中，仅表示相信这次会议必将为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和缓，揭露帝国主义好战集团的扩军备战阴谋，以及鼓舞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做出新的贡献，而对于中方要继续声明自己承担义务是有条件的这种意思，依然没有透露半分。[14]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审定了与会中国代表康生的发言稿。[15]
2月4日，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高级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中国政府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中共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中共中央委员伍修权，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康生在会上的发言强调指出：国际局势出现某些和缓的趋势“是东风压倒西风的结果”。“美国统治集团被迫做出某些和平表示，是要以所谓‘和平取胜的战略’来麻痹世界人民的斗志，破坏世界和平力量的团结，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甚至梦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所谓‘和平演变’”。“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发言并特别重申：“我们希望有关各国就普遍裁军问题达成协议。中国政府从来毫不犹豫地承担它所同意承担的一切国际义务。但是，以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一直对我国采取排斥的态度，因此，中国政府不能不向全世界声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参加和它的代表的签字，有关裁军的国际协议和其他一切国际协议，当然都不能对中国具有任何约束力。”[16]再次不指名地警告苏联，不要在裁军问题和其他问题上代替中国承担义务。
在苏联国内继续高度评价赫鲁晓夫1959年9月访美成果，说其是“打开苏美关系的转折点”，“开辟了国际形势的新时期”，“世界和平发展的新阶段”；赫鲁晓夫热衷于周游列国，到处宣传苏共外交方针的局面下，[17]中国方面这种不合作、不捧场的举措和态度，对于莫斯科来说，不啻于是一次新的袭击，由此引发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在会上代表苏共中央宣读了一项口头声明，全面批评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指责中国反击印度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反映。赫鲁晓夫还在会议闭幕时的宴会上影射攻击毛泽东，说如果一个老头子不明智，等于是一双破套鞋，实际上摆在那个角落里当废品，没有用处。[18]
苏联方面的这一强烈反应对于中国来说，其严重性在于，他们不仅批评了中国的对外政策，而且又臧否了中国的对内政策，并且将矛头指向了毛泽东个人。这就触及到了毛泽东最敏感的两根神经，促使中国迅速采取最直接的报复行动，由《人民日报》于2月6日以《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康生同志谈目前国际形势》为标题全文发表了这篇讲话。苏联方面则没有公开发表赫鲁晓夫的上述谈话和苏共中央的口头声明。[19]
如果说康生1959年4月在华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发言中宣布这一立场，还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表态，外部世界尚难悉其详，那么这次在公共媒体，而且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上公开中方的立场，确能引起外界注目。苏联由此认为，中国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会议上讨论的东西公布出去了，实际上也是将中苏分歧向西方世界公开了。[20]不过事实上，中国的这一步骤，原则上还不能说就是公开了与苏联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分歧，道理同上，它也可以是同盟国之间选择的一种策略，就保护自己阵营的利益而言，中国不具有任何约束力、不承担义务的说法，毕竟使社会主义阵营在核武器政策方面有了回旋的余地。因此，苏联方面的指责，同样牵强。
中苏这一轮在具体外交政策上的较量，主要还不是关于国际共运共同纲领的争执，它更多地反映了中国对赫鲁晓夫出访印度时明确苏联袒护尼赫鲁的态度的忧虑。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要出一下1959年塔斯社声明令中国陷于尴尬境地的那口恶气。中国要求苏联在具体外交政策上与自己保持一致，以及苏联在中国举措的刺激下再次于阵营内部会议上批评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实际都是一种干涉他国内政的表现。社会主义阵营共同利益与阵营中各国自身利益的矛盾在这场较量中突显出来了。对于中国来说，这次冲突只是要刺激一下赫鲁晓夫，提醒他不要在同资产阶级分子尼赫鲁示好时，忘记了自己的无产阶级战友和盟友。而要真正达到帮助赫鲁晓夫、使他回归中国认为的正确路线的目的，还是要进行一场思想斗争，所谓真理不辨不明。由此，即将到来的列宁诞辰日——4月22日，成为中共挽救赫鲁晓夫的最佳时机。
其二，意识形态论争中的较量。
1月19日，在周恩来通告苏方中国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有理的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办法的通知，规定：一、党中央在4月21日在北京主办纪念会，由中央政治局或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做报告。各省市自治区4月22日举行纪念会，由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或书记处书记做报告。中央的纪念会将邀请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来宾参加，各省市自治区的纪念会应邀请当地兄弟国家的外交人员和专家参加。二、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报纸和理论刊物，应在4月22日前后陆续刊载文章，论述列宁思想。内容可包括：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中国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劳动、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和不断革命、群众运动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党的领导、辩证唯物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等方面的理论。通知特别要求：这些文章在联系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阐述列宁思想在中国的胜利和发展时，应以刘少奇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为依据，并严格遵守1959年2月8日“中央关于不得在报刊上批评兄弟国家的理论著作和影片的通知”的规定。[21]
此项通知导向的核心在于，要以刘少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而作》的文章为范本。此文是刘少奇应《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22]之约于1959年9月14日写成的纪念文章，其全面评说了建国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总路线，赞扬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强调指出，“非难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是非难我们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些非难党的总路线的人”“就是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代表”。文章还特别提出：“中国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国际意义的。”这篇文章实际是在回应莫斯科、赫鲁晓夫对中共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对内政策的批评，透露出一股反驳、辩论的劲头。该文10月1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之前曾送毛泽东审阅，刘少奇在送审信中写道：“在文章中是埋有许多暗刺的，是批驳外国同志的，是否适当？请您核定！”毛泽东则批语说：“看过，很好。”[23]这里所谓的外国同志虽未具体言明，但文章批驳的对象是苏联已明确无疑。因此，尽管通知规定不得在报刊上批评兄弟国家的言论，其真正意图却还是要在国内掀起一波全面批判苏联纲领路线方针的活动。一方面仍然不指名道姓，给自己留有余地；一方面给赫鲁晓夫造成压力，促使其向中国的观点靠拢。
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在华约国政协会议上对中国政策和毛泽东进行的臧否，被看作是一次反华动作，直接激扬中共要加快宣传自己的观点，抓紧实施拖住赫鲁晓夫转向修正主义的步骤。2月22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确定了对赫鲁晓夫的反华行为应准备必要的反击，并在3月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要根据列宁的观点，加紧撰写文章，阐述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24]4月中旬列宁90周年诞辰日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5、16、18、20日，紧锣密鼓地分别讨论确定了即将发表的由陈伯达起草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陆定一在纪念大会上做的报告和胡乔木起草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等三篇文章。毛泽东则在10日和16日亲自审读和修改了第一篇文章。[25]至此，中共中央原定的通过宣传列宁思想隐晦批驳苏共理论的纪念列宁诞辰的形式，变成了主旨在于反击的行动，辩论的内容更为集中，矛头直指苏共中央的方针政策。中国的舆论宣传阵地，一时弥漫出些许火药的味道。
4月16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第8期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该文对铁托现代修正主义的种种指责，赫鲁晓夫同样可以对号入座。其中所专门批驳的铁托的“新时代”理论，即世界已进入“新时代”，这个时代的问题不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而是经济合作、经济竞赛等问题，以及关于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认识，[26]事实上还是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在苏共二十大上首先提出来的。全文谈锋犀利，并且使用了一些激烈的言词，诸如“现代修正主义者，从他们对现代世界形势的荒谬论断出发，从他们的那种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过时的荒谬论断出发，企图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等一系列问题上，根本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这些问题上，都必须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我们认为，现代修正主义者曲解和割裂列宁主义的企图，不过是帝国主义末日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而已”。[27]等等。这篇分量沉重的理论宏文，实际已在时代、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问题上，向赫鲁晓夫提出了挑战。
中共中央此篇打头文章问世之后，对于中国方面的发难，莫斯科一时慌了手脚，应该如何应对，苏联领导层内部议论纷纷：或表示应纠正中共的错误；或要求划清界限，坚决回击；或建议“不要着急！他们正盼着我们卷入论战。要有耐心，不要对他们的行动做出反应”！即如雨果的名言：“喊得最响最凶，往往表明立场软弱。”[28]后一种意见显然暂时占了上风，苏联方面只以继续宣传自己纲领的方式作为回应。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于4月16和17日重新刊登即将出版的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波斯别洛夫领导的写作组新编撰的列宁传记，同时配发按语，强调符合苏共现阶段纲领的列宁的理论思想；并于17和18日发表文章，赞扬苏共二十大在“和平过渡”等问题上的贡献。[29]
不过，苏联的“高姿态”还没有持续几天，赫鲁晓夫就失去了耐性，决定直接应战。4月21日，苏共中央给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发布消息，其中对中国的宣传立场进行了批评。[30]随后，在4月22日列宁诞辰日的当天，中苏两国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中苏两党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各自引经据典，以真正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形象，宣传自己的理论观点，同时不指名地批驳对方的种种认识。只是根据时差，中国方面还是走在了前面。
22日上午，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文章强调指出：中国确信自己“能够用跃进的速度前进”，“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方针正是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西方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吵闹不休，但是列宁在他的“论我国革命”中，“早就给了这伙蠢才以一个致命的痛击”。文章并特别引证说：列宁并且预言，“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来更多的特色。”文章重申“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根源的原理，决没有也决不会‘过时’”，并列举了一长串中国认为的美国的好战言行，质问说：这就是艾森豪威尔之流所说的“自由中的和平”吗？[31]以此，尽管这篇文章把首先巩固和加强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友好团结作为第三个伟大任务加以专门论说，但其主旨却是反驳赫鲁晓夫对中国国内政策的批评，在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的理解，以及确立样板模式的问题上，与苏联叫板；向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的，欧亚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计划的实现，“将创造消除战争的现实可能，使战争不再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32]的观点，以及苏联国内称艾森豪威尔希望和平，不愿战争的舆论导向，提出了挑战。
同日下午3时，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万人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林彪，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等出席，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应邀参加并同坐在主席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作了题为“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长篇报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同时转播大会实况。[33]4月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发表了陆的报告。这篇报告实际重复评说了前两篇文章的一系列论点，讥笑“现代修正主义者被帝国主义核战争讹诈政策吓破了胆。他们由害怕战争进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想革命进而反对人家革命”。斥责“现代修正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诬蔑为‘教条主义’，乃是工人阶级的叛徒腐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的卑鄙手法”。报告还突出宣扬了毛泽东个人的作用，说“毛泽东同志充分地发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在我们的条件下，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4]
是日上午，《真理报》发表社论，论说苏联共产党在发展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的贡献，宣传苏联的实践实现了列宁的思想。[35]傍晚6时，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列宁中央运动场体育宫举行了一万多人的集会，纪念列宁90诞辰。苏共中央领导人阿里斯托夫、伏罗希洛夫、伊格纳托夫、科兹洛夫、米高扬等人出席。列宁的战友，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库西宁在会上发表讲话，[36]强调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新贡献”。指出：早在赫鲁晓夫以前，列宁就曾经推行和大力支持过和平共处的主张。“今天为了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仅仅重复帝国主义是侵略性的这一旧的真理是不够的。”“决不能教条主义地只看问题的这一面。必须要看到阻止战争的巨大力量的出现。也不应当看不见这样一点，即帝国主义称霸全世界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报告引证了列宁关于“将来有一天战争的破坏性会如此巨大，以致战争会完全成为不可能”的观点，评说苏联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惟一正确的、有生命力的政策。”[37]库西宁的报告实际明确回复了中共中央上述三篇文章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论点，对中国不断“重复”“旧的真理”的“教条主义”认识方法提出了批评。不过在应战的同时，库西宁还是表示苏联政府正在奉行一种“坚持原则、但是有妥协余地”的政策，[38]摆出了息事宁人的姿态。
对于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两党的这次争执，中苏两国都采取了保留性的宣传措施。中国方面没有转发库西宁的报告，只在23和24日介绍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纪念活动时简要报道了苏共纪念集会的情况，直到27日才在《人民日报》第6版的报道中简短摘录了《真理报》4月22日社论，并且删去了苏共自我宣传的论述。[39]苏联报界则在转载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纪念文章时，没有采用一篇中共的文章。[40]双方好像都不想扩大这场争执，不想加重分歧的迹象，尤其不想为对方的理论认识提供市场。
但是实际上，自1959年初以来，中苏两党两国通过报刊或会议，公开讲述各自在重大理论和对内对外政策问题上的看法，就是在向外界宣示双方的分歧，西方也已从这种公开的舆论宣传中看出了端倪。[41]只是进入1960年后，中苏两党在列宁诞辰日前后的这一轮意识形态上的公开较量，使得这种分歧更加引人注目了。[42]不过，这毕竟还是一场背靠背的、不指名的论争。在这场各自寻章摘句、为我所用地引经据典，一个针对修正主义者，一个针对教条主义者的较量中，中共扮演了挑战者的角色。鉴于铁托实际已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成了“死老虎”，而赫鲁晓夫正在鲜活地宣传着苏共那套异于中共的理论思想，并以此指导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理论家们事实上一开始就给赫鲁晓夫与铁托画上了等号。苏共则被动应战，竭力维护自己的权威，以防东欧国家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由相信中国而逐渐背离苏联。[43]毕竟在他们看来，中国借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直接或间接批评了苏共在列宁主义主要理论和策略问题上的立场。“这些文章被译成外文，匆忙通过各共产党的上层领导寄往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反映中共中央观点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国同志想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和辅导员，企图证明他们中国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44]争论的表面意图似乎在于辨清谁的对内对外政策真正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质目的却是要表明谁有资格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占据主导地位，谁将在国际共运中担当主角，引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
尽管赫鲁晓夫曾在警告试图挑拨中苏关系的人时说，“不要在没有裂缝的地方去找裂缝”，他们将看不到这种裂缝，“正像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45]但是这轮较量之后，中苏两党的分歧事实上已经初步公开化了。即如共运中有的党所认为的，反修正主义不只是反南斯拉夫，这三篇文章一出，“似乎世界上已有两个中心、两种意见”。[46]中苏双方在报纸杂志等党的舆论宣传阵地上一番暗藏杀机的臧否，使得西方世界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耳朵。只不过，对于西方世界来说，“龙和熊意见不一致”的含义并不明确，它仍然可能仅仅是一种策略上的分歧。[47]
中共通过与苏共的两轮较量，迈出向赫鲁晓夫施加压力，促使苏共向中共政策趋同的第一步之后，一次事件的发生，使得中苏两党实现团结的天平向中国方面倾斜，毛泽东看到了赫鲁晓夫向中共思想理论靠拢的可能性。
苏联击落美国U-2飞机事件中的中苏互动
事实上，中国从意识形态上向莫斯科提出挑战，应该还有一层考虑，那就是提醒赫鲁晓夫，不要在即将到来的解决柏林问题的美英法苏四国首脑会议上，进一步向帝国主义妥协。结果，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帮了毛泽东这个忙。
正当中苏两党遥指对方，勾画不同的列宁形象时，1960年5月1日，苏联防空火箭部队在斯维德洛夫斯克地区击落了一架侵犯苏联领空的美国U-2型飞机，被俘的美军飞行员承认，他是在美国政府知道的情况下驾机进入苏联领空，用特殊的无线电技术装置和摄影装置搜集战略情报的。[48]几天之后，赫鲁晓夫在5月5日的第五届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通报了这一情况，语词激烈地谴责美国军用飞机入侵苏联领空的行为，并不无警告意味地向在座旁听会议的西方大使透露说，苏联的陆军和海军已经开始装备火箭武器，因此成立了火箭部队总司令部。[49]
其实，美国飞机带着间谍目的深入苏联领空并非例外之事，它们侵犯苏联的堪察加、楚科特加、库页岛、波罗的海沿岸、南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等地区，仅1953-1956年就有一百多次。1958年6月27日，美国一架四引擎的军用飞机还深入苏联领空达一百七十公里；其后两个多月，美国军用间谍飞机再度深入苏联领空。[50]而苏军击落美机的事件却偏偏发生在与中共进行笔墨之争和四国首脑会议即将召开之时，的确令一直鼓吹与西方缓和的赫鲁晓夫一时陷入了尴尬境地。他既想继续推行自己既定的外交政策，又要顾及国内传统势力借此事做文章，动摇其在苏共党内的地位；既想避免就此与美国发生冲突，断送掉已营造多时的缓和氛围，又要考虑抵消反复强调帝国主义本性难移的中共舆论声势的影响，维护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形象和地位。两相权衡，赫鲁晓夫不得不在中国，以及同中国息息相通的本国保守集团的压力下，转而对美国采取强硬措施。
而艾森豪威尔政府从5月5日一开始否认有此类事件发生；到9日被迫承认，表示这种飞行是根据总统的指示和根据包括进行“广泛空中观测”在内的计划进行的，这种观测包括采用“渗入”苏联领空的办法；再到12日由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转交致苏联政府照会，再次声称进行这种飞行是美国的既定政策，[51] 态度一直十分蛮横。这种情况不啻于给了赫鲁晓夫一记耳光，进一步激起了他的愤怒。苏联方面开始重新强调战争的危险性。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5月11-14日举行的苏军党的基层书记会议上提出：当战争威胁还存在，全面彻底裁军还没有达成协议的时候，我们应当表现出最大的警惕性。[52]
5月16日，美英法苏四国首脑会议预备会议在巴黎的爱丽舍宫法国内阁会议厅举行。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了一项声明，严厉谴责美国军用飞机侵犯苏联领空的挑衅行动和美国政府坚持对苏联采取挑衅政策的做法。要求美国政府宣布今后不再对苏联采取这种行动和奉行这种政策，并且严惩直接参与这次事件的罪犯。表示：“除了把政府首脑会议大约推迟六个月到八个月的时间之外，再没有更好的办法。”对此，艾森豪威尔则发表声明回复说，侵犯苏联领空的飞行“已经停止了，而且将不恢复”；但是，这种飞行不恢复的期限只限于他担任总统的期间。[53]实际回绝了赫鲁晓夫的其他要求。
会议就此流产后，赫鲁晓夫亮出了坚定的反美姿态。18日，他在巴黎举行记者招待会，再次发表声明还击艾森豪威尔，指斥说：帝国主义者习惯于像古时候俄国商人的那种做法，用芥末往狗腿子嘴唇上涂，而那些狗腿子说“谢谢”，并且深深施礼。但是我们不能容忍侮辱，我们有自己的尊严，是代表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人采取任何挑衅活动都不能吓倒苏联，要我们屈膝是不可能的。对于16日艾森豪威尔的答复，赫鲁晓夫指出：可见美国总统所答应的不是放弃侵略政策，而只是在1961年1月以前暂时“停止”飞行。如果我们满足于这种虚言搪塞和他所“赐与”的在1961年1月之前停止在苏联上空飞行的“恩惠”的话，苏联人民、我国和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社会舆论将不会了解我们。在这个声明中，赫鲁晓夫一方面不无威胁地警告说：飞机能不能在苏联领空飞行，“这要由我们来决定，我们要十分肯定地决定——我们将击落这种飞机，将给飞机起飞的基地、给那些建立这种基地和实际使用这种基地的人以毁灭性打击。”一方面也注意留有余地，表示：再过六至八个月，如果他们不再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挑衅，那末，我们将同我们的伙伴重新会晤，以便讨论和解决成熟了的国际问题。[54]
与此同时，苏联国内从16日晚电台广播赫鲁晓夫的声明之时起，就掀起了支持苏联政府立场、谴责美帝国主义的群众性浪潮。17日一天当中，莫斯科一百多万人分别举行了五千多次集会，反对美国的战争挑衅政策。苏联各战斗部队的官兵也都举行集会支持赫鲁晓夫的声明。远东军区还有军官表示，“我们根本不能同把背信弃义和进行强盗活动作为政策的国家首脑进行谈判。对我们所有军人来说，结论非常清楚：要更加做好战斗准备。”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各主要报纸则纷纷发表评述等文章，揭露美国对苏侵略方针，故意葬送四国首脑会议，指出：为了要使和平共处成为政治现实，就必须要使帝国主义者放弃他们的反对苏联的强盗政策。现在美国侵略者的真面目已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不管他们如何巧妙地回避，都不能逃脱自己的责任。艾森豪威尔像一个忠实的奴仆那样代表着自己的资产阶级，代表着自己的帝国主义掠夺制度。等等。[55]
艾森豪威尔的霸道举措，使赫鲁晓夫在国际共运的舞台上大大地做了一场秀。不过就中苏关系而言，这场秀中更引人注目的却是中国的反应。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场中苏互动式的做秀，乃至引起西方世界的猜疑，认为北京最近的大叫大骂和好战态度可能是在巧妙地配合克里姆林宫的做法。[56]其实对于中国来说，配合只是表象，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主旨是要促进赫鲁晓夫转而向中国的目标靠拢。
事实上，随着1950年代后期以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以及中苏之间在时代、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问题的认识上发生分歧、国际共运中路线斗争的展开，中国在不指名地批判赫鲁晓夫的同时，也在愈加积极热情地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帝反殖武装斗争和革命起义，争取获得更多亚非拉民族国家的支持，反对并干扰苏联的缓和方针。不曾想，在上述《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最后一篇发表8天之后，美国方面就适时地送来了中国可资利用的“炮弹”。毕竟在中国看来，这一事态的发展证明了中共论点的完全正确，“戴维营精神”完全垮台了。[57]
5月初，当坐在苏联第五届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旁听席上的西方各国驻苏使节，面无表情地倾听赫鲁晓夫通报苏联击落美国U-2间谍飞机的经过时，中国大使已是眉飞色舞、得意洋洋，深信这件事终于向赫鲁晓夫证明了他的错误，目前惟一要做的事情就是采取强硬态度。[58]消息随即传回北京，与此前对苏联纪念列宁诞辰活动做低调报道大相径庭的是，中国方面迅速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反应，一轮新的大规模宣传战蓄势待发。
5月9日，《人民日报》即以《对苏联挑衅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挑衅》为题发表社论，指出，U-2飞机事件是“美国统治集团长期以来一贯奉行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的继续。这种政策反映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美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挑衅”“也就是对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挑衅。我们完全支持苏联政府和人民对美国当局的抗议和谴责。”[59]这大概是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最先发出的支持苏联对抗美国的声音。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5月7日至14日连续五次会见应邀来访的亚非拉国家代表团，谴责美国进行积极的战争准备，介绍中国的反帝斗争经验及革命和武装斗争经验。[60]会见中，毛还在外国客人高唱中国歌曲“东方红”时打着拍子，而后鼓动说：我们的共同敌人是美帝国主义，我们坚决支持一切地方的民族民主运动。[61]如此频繁地公开谈话，使得16日的美国报纸评论说：毛泽东在十天中发表了五次讲话来迎接重要的最高级会议，这对一位通常每年只发表两三次政策讲话的领袖来说，显然是太喜欢讲话了。“毛在口头上的攻击使巴黎前景暗淡”。[62]
在第五次讲话，即5月14日四国首脑会议召开前夕在武汉接见日本和拉丁美洲代表团的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明确阐述了自己的立场。他虽然说“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63]却又同时强调：事实仍然是，取得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是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在谈起U-2飞机入侵苏联领空的情况时，他指出：苏联人做得正确。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国在虚伪和平的幌子下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向全世界人民证明了这样的真理：我们对帝国主义的本性不应当存有幻想。[64]毛泽东还隐射赫鲁晓夫1959年9月访美后曾说艾森豪威尔似乎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的旧事，讥讽和提醒说：“过去，曾经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说成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些事实中觉悟起来。”同日，新华社、北京广播电台摘要报道了毛的这次谈话之后，西方媒体，如共同社、美联社、美《新闻周刊》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等，旋即在15和16两日纷纷就此进行了报道和评述。[65]《人民日报》也于16日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措词激烈地提出反对向美国人让步的警告，宣称“美帝国主义是当代最凶恶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66]
可以说，作为国际共运旗手地位最强竞争者的毛泽东就此事件的公开亮相，以及中国方面的舆论压力，对赫鲁晓夫决定在四国首脑会议上做强势表态，采取强硬的反美对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赫鲁晓夫开始重拾已经放弃了的“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性”等词语，一时间，莫斯科的时钟好像被拨成北京时间了。
随着毛泽东态度的明朗化及事态的发展，中共中央领导层明显兴奋起来。5月16日，周恩来飞抵武汉，于会见在那里等候毛泽东接见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团之后，当晚与陈毅进见毛泽东，商谈了中苏团结等事项。[67]翌日，邓小平在北京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当后者根据苏共中央的委托，通报苏联对召开这次首脑会议的立场时，邓小平说：赫鲁晓夫同志5月16日在巴黎的演说是一次很好和很有说服力的演说，我们从中看出了苏共中央的坚定立场。这也是我们的立场，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立场。我们还不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因为他们不在，但是在京的中央委员已经交换了意见，所有这些同志都完全支持赫鲁晓夫同志的演说。赫鲁晓夫同志“做得完全对，他去了巴黎，他应当去”。邓并强调指出：“艾森豪威尔做了一件好事”，因为他的侵略行动使他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真面目。我们共同的立场就是要揭露帝国主义，阐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正确的立场。表示：5月18日中国报刊将全文发表赫鲁晓夫的声明；中共中央已审议了在中国国内开展支持这一声明的运动。邓还请契尔沃年科转达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所有领导人对赫鲁晓夫、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热情问候。说：美国人联合它的队伍以反对我们，但他们的联合是靠不住的。而我们的团结是牢不可破的，因为这个团结是建立在统一的思想和目标的基础上的。[68]同日下午，杨尚昆见到毛泽东，毛就赫鲁晓夫在巴黎提出强硬声明事再次发表了议论。与此同时，穿梭于武汉和北京之间，商议并传达毛泽东意见的周恩来出席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最近的国际形势等问题。[69]这时，在中共领导人看来，赫鲁晓夫在巴黎的强硬姿态与中国的反帝方针非常接近，他似乎已经站到了与中共中央的思想和目标相统一的基础上了。
从巴黎这次会议召开到5月17日宣告失败，中国国内的宣传声势也与苏联同步展开。5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宣称欢迎四国首脑会议召开的同时，强调中国“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衷心地希望通过四国首脑会议，在揭露美国战争政策和促进世界和平方面，做出有益的贡献”。[70]即之，5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指责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重申东风日盛、西风日衰，“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不可能放弃它的侵略政策。自5月18日至25日，《人民日报》还连续摘要报道苏联各主要报纸的评述文章，报道赫鲁晓夫16日的声明和莫斯科及各地群众集会情况，于头版全文发表赫鲁晓夫在巴黎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等等。[71]
当中国国内反美舆论宣传文章铺天盖地之时，5月19日下午，遥控指挥的毛泽东在车过株洲时进一步指示坐镇北京的邓小平，要在全国各地举行群众集会，支持苏联对四国首脑会议的立场；并明确要求北京的集会要在20日即举行。[72]于是，翌日，首都32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声势空前浩大的示威和集会。周恩来、朱德、林彪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发出警告说：对苏联的侵略和挑衅，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和挑衅，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侵略和挑衅。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和平事业的每一次挑衅，都一定要受到加倍的回击。契尔沃年科也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指出：当帝国主义更加公开地张牙舞爪的时候，各国人民都应该更加提高警惕，更加紧密地团结自己的队伍，警觉地注视和无情地揭露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各色各样的修正主义者的阴谋，准备随时给予侵略者以坚决的毁灭性的反击。他最后并高呼：“苏中两国人民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打倒战争挑拨者，世界和平万岁！”等口号。次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示威集会情况，同时发表了邓小平的讲话。此后，到5月23日止，中国各地城乡集会和示威游行的人数已达五千三百多万人。[73]
在短短几天的时间中，毛泽东导演的这幕声援苏联、反帝反美的戏剧，无论规模还是声势，都极大地超过了当事国苏联。以此，中苏互动做秀的结果是，毛泽东的风头盛过了赫鲁晓夫。以至于西方媒体评论说，在四国首脑会议前夕，毛泽东把他的手指戳进了赫鲁晓夫的肋骨。会议召开时，赫鲁晓夫席位的背后巍然出现有毛颀长的身影。认为世界共产主义战略中的中国路线战胜了赫鲁晓夫的路线，U-2飞机事件大大加强了毛的地位。莫斯科和北京对待世界问题，特别是和平共处问题的明显分歧现已消除，中苏裂缝弥合了。甚至预测有可能形成强硬的莫斯科-北京轴心。[74]总之，巴黎四国首脑会议破产等事情，显示出中国对1960年世界事态的分析比苏联高明，每次都是中国所采取的态度占了上风。1960年前半年总的情况，就是事态同中国分析的一致和赫鲁晓夫因此站到北京的理论上来。[75]
一次飞机事件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的突然加剧，赫鲁晓夫立场的变化，振奋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精神，使他们看到了赫鲁晓夫向中国政策趋同的可能性，尤其看到了中国压力所起的作用。此期新华社《内部参考》多选发外电关于中国影响的评述，实际就反映了中共中央的好恶倾向，表明中央领导层及毛泽东本人十分看重中国意识形态压力和种种举措，对赫鲁晓夫及苏共中央所产生的作用。只不过，一波宣传运动高潮尚未完全过去时，毛泽东已冷静地看到了事态的另一面，做出了以下两种评估：
一是认为赫鲁晓夫转而采取强硬立场，有被迫的成分在内。5月21日，毛泽东向金日成指出：赫鲁晓夫“一时指挥欢迎艾森豪威尔，一会儿又指挥不要欢迎。搞得神魂颠倒。5月1号打下了美国飞机，活捉了驾驶员。2号艾森豪威尔说‘U-2’是他派的，而且说今后还要派。这就逼使老大哥再无考虑的余地了，这才下了决心，到巴黎去不是开会，而是去揭露，事先有照会。”即如他认为“说得很好”的中国驻英代办宦乡5月28日对四国首脑会议流产的国际形势的分析：十九天来，苏联对美帝的政策逐步由过去单纯的和解绥靖，转变到坚决揭露和强硬斗争，主要是由于美帝的蛮横进逼逐步促成的。首脑会议散场后，赫鲁晓夫态度又突然软化。根据这种情况推断，苏联斗争策略的转变主要是间谍飞机事件本身发展的逻辑结果，而不是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战争和平等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有了真正全面、深刻的新认识，因此摇摆和犹豫恐怕不是一时所能避免的。[76]
一是看到赫鲁晓夫还有逐步转变的可能性，[77]实际对中苏关系的前景做出了比较乐观的估计。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分析说，赫鲁晓夫这个人有两面性，你看，去年他在戴维营会议后把艾森豪威尔捧上了天，这次为了U-2飞机事件，他们两人对骂起来了。很难设想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首脑会一下子向美国总统下跪。毛认为：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但也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将赫鲁晓夫定性为半修正主义。[78]
总之，毛泽东这时一方面敏感地觉察到了赫鲁晓夫的三心二意；一方面仍然认为此人还有挽救的余地。由此，他摆出了准备重新拿起意识形态争论武器的架势，开始批评1959年11月罗马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十七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是修正主义的会议，强调“和平共处是没有的，在古巴、阿尔及利亚、菲律宾、巴拉圭都有游击战。和帝国主义没有和平共处，只有冷战共处”。说：“难道你们十七国党已经得到政权了吗？一点政权没有，就急急忙忙宣布连根铲除战争，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是资本家高兴，起了欺骗作用”。再批和平过渡理论，强调“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民族资产阶级总有一天要叛变革命的，对这类人寄有很多幻想是不切实际的”。表示“将来要算算帐”，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到底还要不要。“现在我们要公开谈了”。[79]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实际直接促成了以后中共中央对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方针的确立。中国要继续向苏联加压，再拉赫鲁晓夫一把，至少拖住他“右转”的步伐。于是有了中苏两党在第二战场的角逐，分歧终于公开化了。
两国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的斗争
既然当年中共接受了12国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的《莫斯科宣言》，接受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签字的、更多反映赫鲁晓夫观点的64国《和平宣言》，[80]事实上承认了苏共二十大的纲领路线是国际共运的指导原则，随着苏共与中共思想、方针上相悖的距离逐步拉大，而双方都不肯放弃自己的观点，并且都要争取对方向自己趋同，中共将争论的触角伸向国际组织就已是早晚之事。鉴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及国际共运中大多数国家和政党都支持苏共的观点，中共尤其需要争取更多的追随者，以提高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在中共看来，对于亚非拉国家中那些尚未取得执政地位的革命党、那些赞成武装夺取政权的社会团体来说，中国激进的口号和纲领比苏联谨慎的缓和策略更具有吸引力。这样，借着U-2飞机事件所造的反帝反美声势，中国开始在世界国际组织中开辟与苏联进行角逐的第二战场，从全方位对苏共进行批评和帮助，压其在中共的原则基础上达成双方新的团结。
1960年6月5-9日 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开幕前，中苏双方围绕世界工联书记处准备的总报告展开了争论。
中国代表团认为，这个报告在战争与和平、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总危机等6个问题上的提法存在重大的原则性错误，并且认为报告中对中国人民全心全意拥护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加引号的方式予以表述，表现了对中国人民的不友好态度。6月1日，中苏双方工会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和格里申举行会谈，苏方拒绝了中方的这种种指责，并且表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加引号只是苏方行文的一种习惯性表达方式，丝毫不搀杂感情色彩。翌日，在12个社会主义国家工会党员代表举行的会议上，有不少代表指摘中国犯了“左派幼稚病”。6月3日至4日，世界工联书记处和执行局召开会议，对报告进行了修改，中方仍然声明对其中某些错误论点保留意见，但是同意把报告草案提交理事会讨论。[81]刘宁一并表示，中国人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不把这些分歧带到理事会公开的会议上去。[82]
6月5日，会议开幕，世界工联书记处书记马赛尔·布拉代表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赛扬做了会议第一项议程报告。世界工联副主席、苏联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则在下午的会议上发了言。他们的发言都对美国间谍飞机入侵苏联领空事件做了呼应，都谈到了美国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以及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带有某种程度的强硬色彩。[83]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并不表明世界工联书记处会彻底放弃总报告中的论点，改变其在苏联主导下制定的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路线为宗旨的工作纲领。苏共其实是在把自己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力图改变它们的正确路线。
为了避免在大会上形成争论，6月5日晚，中共中央召集17国工会共产党和工人党党员负责人40余人举行座谈会，进行内部交换意见。[84]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出席了会议。中共领导人说明各国同志是否同意中共的意见是他们自己的事，不过希望他们回国后把中共的意见转告各自的党中央。邓小平开始在会上阐述中共中央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观点。对于事前毫无思想准备的苏联代表团来说，中共中央的举措无异于是以“托洛茨基方式”，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于是，格里申勉强听完第一个问题“关于我们的时代”之后，即表示反对，并且拒绝邓小平的解释，拒绝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挽留，带头退场，东欧国家的代表也纷纷跟着站起来，座谈会以此中断。[85]
苏方这种不容争执的态度，使得中国根据自己意见修改报告草案的最后努力落空了。中国方面认为不能再期望关起门来与苏共之间达成任何协议，于是决定积极展开活动，直接与各国代表接触，宣传中共的观点。[86]根据这一方针，6月6日，周恩来设宴招待各国工会代表并发表讲话。他说：和平“必须依靠人民自己起来同帝国主义斗争”，“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是永远得不到和平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好战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要“彻底揭穿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叛徒面目”。[87]翌日的《人民日报》即几乎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专刊。
为了进一步向国际组织成员宣传中方的观点，6月8日上午，中国工会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在工联理事大会上发言时，全面论述了战争与和平问题，强调说战争可以避免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所谓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是不可设想的；世界人民都必须对帝国主义保持高度警惕性，不能用天真烂漫的态度去对待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提出：我们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一贯坚持冷战政策，坚持扩军备战，制造紧张局势。我们要坚决地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冷战政策，揭穿帝国主义的丑恶的原形，同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样才有可能使冷战不至于发展为热战。明确表明了与会议总报告不同的认识。刘长胜的讲话，引起与会代表的普遍注意，他讲话结束时，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许多亚非拉国家代表发言予以支持。[88]
与此同时，在总决议、反对殖民主义文件和提案等三个起草委员会会议上，中方代表也与苏方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尖锐斗争”。中方代表还劝告各国工会代表“和平之路没有什么可走的，不要向资本家乞求和平”。并且发动群众签名，联合提出支援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斗争、支援非洲人民解放斗争、支援古巴等一系列提案。世界工联书记处面临失控的局面，为此召开紧急会议，提出理事会休会和举行紧急代表大会。经过中方代表的力争，书记处放弃了休会的建议，苏方代表也表示“不同意的各点可以不写”。此后又经中方代表的反复争执，终于达成了中方认为的“比我们设想要好的决议”。[89]
会议结束后，刘宁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这样全面展开反对半修正主义的斗争和把世界工联理事会这个表决机器的指挥棒打翻，在工会会议上还是第一次。认为同修正主义和半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国际范围阶级斗争的反映，这次会议虽然是工会会议，但是将发生深远的影响。[90]
短短几日，中国利用世界工会会议在北京举行之机，采取积极主动的方针，于世界国际组织中继续同苏联的论争，努力获得热衷于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斗争的亚非拉民族国家的支持，加强对苏联的压力，争取赫鲁晓夫改变方向，向中国的立场趋同。即如后来彭真所指出的：“为了保卫列宁主义，为了将来到马克思那里作鉴定，我们不得不斗争。我们向世界工联谈话不是没有考虑的，不要估计我党中央冒失，找他们谈是为了拖住他。老实讲，当时还没有这样大的雄心，当时听说他们搞党纲，不要他走的太远，为此才写三篇文章，几个月后才找工联谈话。这个问题他们一直攻，但我们的目的达到了，把他们拖住了。这以后就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91]
可以说，中国通过这次世界工联理事会的论坛，首次正式对外界说明了中苏两党在一些重大理论和方针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率先在国际社会组织中公开了中苏两党的分歧。
苏联方面就此提出批评说，中国在世界工联这一群众性的非党组织的代表面前批评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观点，使中国领导人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渗透到资产阶级的报刊上，被我们的敌人用来破坏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破坏工人阶级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中的统一；中国领导人不经兄弟党领导的同意便召集了当时在北京的某些党的代表的会议，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立场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宣言展开了公开的批评，不仅如此，还把他们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带到了非党组织的公开讲坛上。[92]在苏联看来，中国工会代表对苏共的批评是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一系列委员会的工作中进行的，而“出席会议的有许多其他党的代表，以及非党的工会活动家”。[93]苏联方面认为，中国的行动不仅没有得到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的共产党人的支持，而且遭到了他们的坚决反击。于是中共领导人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分裂步骤：他们不仅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上，而且在有非共产党人和无党派工会人士参加的许多委员会里，批评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观点。这些行动实质上是在公开号召世界工联开展斗争，反对苏共和其他共产党在当代世界发展的最重要问题上的观点。[94]
应该说，苏方的这种认识还是比较客观的。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即曾报告说，中国在1960年6月于北京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的会议上，在世界工会联合会这类组织中公开游说自己的主张，反对苏联。[95]至此，中苏两党的分歧已由党内到党外完全公开化了。
中国工会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的活动及其获得众多国际组织成员支持的情况，无疑将赫鲁晓夫推入了两难的境地，使他不得不面临艰难的选择：或者向中国的立场靠拢，或者背负起在世界国际组织中制造分裂的罪名。
莫斯科显然切实感受到了这种压力，试图避免此类尴尬局面的出现。此次会议之后，被激怒了的赫鲁晓夫启动了反戈一击的步伐。
其一，苏联方面针对中国代表在会上的种种做法，竭力指责中共领导人在国际共运中使用缺乏党性的派别活动的手段，这次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期间中国的举措就是一种拉帮结派的表现。[96]
其二，莫斯科加强了对中国的舆论反击。在纪念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40周年之际，苏联国内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直接涉及与中国论战的文章，批评中国教条、左倾的错误。这些文章的依据就在于，列宁在他的这篇关于“左派幼稚病”的文章中批评了拒绝在“反动”工会工作或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极端左翼共产主义者，并强调了在某些情况下接受妥协的必要性。如6月10日，有舆论宣传称：“目前的左翼分子把实现和平共处、停止军备竞赛、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之间和睦相处的政策看作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把国际局势微不足道的恶化都看作是他们片面观点的证据。”两天以后，《真理报》又指出：“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翼分子的话是错误的和不正确的，他们的大意是，既然我们已经把政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那么，我们就可以超越某些历史发展阶段，立即进入共产主义。”6月23日，《共产党人》杂志则宣称：“有些政治领导人把和平共处政策、裁军斗争看作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倾向”，从而“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关于在目前情况下防止新的战争政策的决议表示出不信任的态度，这种愿望只能被看作是错误的，教条的和左倾的。”[97]
其三，赫鲁晓夫开始考虑如何对中国的所作所为进行报复。对于苏联方面来说，刘宁一曾明确表示不把中苏双方对会议总报告的分歧带到公开的会议上去，但是6月5日中共中央却召集17国工会党员负责人座谈会，发表不同于会议总报告的意见；尤其是在事先不与苏方通气的情况下，率先在大会上公开这种分歧，并且积极向其他工会代表、工会活动家进行鼓动、宣传，这种行为不啻于是一次突然袭击。对此，彭真后来在与苏方会谈时就这次座谈会问题表示：我们同格里申一起拟定了会议参加者的名单。米高扬当即就反驳说：你们邀请他们出席同志式的晚餐，而不是会议。他同时还指出：在北京世界工联会议上，你们背着各国共产党，在工会活动家中间公开宣扬你们特别的观点。你们不该这么做，这些问题应该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中央级的会议上进行讨论。[98]可以说，中国这次在国际组织会议上主动出击的方针，直接导致了此后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联方面对中共代表团的突然袭击。
经历了6月初的被动与尴尬，赫鲁晓夫决定要把主动权重新抓回到自己的手里。于是，半个月后，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即如苏斯洛夫所说：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召开，是由于有北京的世界工联理事会。[99]这样，中苏双方在世界工联第十一次理事会会议上的斗争转移到罗马尼亚的首都，更为激烈地展开了。
两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的针锋相对
在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召开之前，6月2日苏共中央向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领导人发函，建议利用6月下旬罗马尼亚工人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一次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局势和“确定我们的共同方针交换意见”。对此，除中共外，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兄弟党都通知表示同意。
"[100]这时的毛泽东已从U-2事件后赫鲁晓夫立场的变化中看到了中共压力的作用，精神振奋的他不可能按照苏共的部署行事，他要在国际共运的舞台上进一步宣传推广中共的理论观点及方针政策，确立起中共的领导地位。
6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住地王庄约见康生等人讨论苏共的意见，提议改期在11月7日举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理由为六七两月我们有事，不能参加。如果苏方同意，中共则于8月派出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两党共同起草文件。[101]两天后，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表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推迟召开。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答复苏共中央6月2日来函。10日，他复函苏共中央说：收到你们6月2日和6月7日两次来信，我们完全同意两个会议推迟召开的意见。提出：在罗党三大召开时，各兄弟党代表就这两个会议召开的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根据商谈结果，最后加以确定。同时，还可以对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内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即之，毛正式建议：将社会主义阵营12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扩大为举行世界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共同讨论有关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像上次莫斯科会议那样，由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党签署发表共同宣言。会议召开前成立起草委员会，准备宣言草案。[102]苏共中央同意了这个意见。历史似乎重演了当年毛泽东一再推迟1957年莫斯科会议召开时间的那一幕。
但是，苏共中央在以新的信件向各兄弟党通报与中共商定的意见时，表示在布加勒斯特会晤时除不做出决定外，不排除讨论国际问题的意见。各党对此均表示同意。[103]这实际就为以后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斗争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如果没有6月初的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苏共向中共意见靠拢之势，或许还有可能继续保持一个阶段，至少中苏两党能够以比较平和的方式，寻找到一个缩小分歧的结合点。但是，中共不仅要在国际共运政党的讲台上树立自己的形象，而且还要在世界国际组织的论坛上扩大自己的影响。于是，前述中国方面在开辟第二战场时实际对苏联构成的突然袭击之势，改变了事态的走向。
中国工会代表团全面展开反对半修正主义苏联的斗争、“打翻世界工联理事会的指挥棒”之后，中国方面即注意到了莫斯科的宣传攻势，对苏方可能进行报复这一点已有了思想准备。6月14-18日在上海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毛泽东读到了一份报告，其通报说6月10日和12日，苏联报刊连续发表纪念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出版四十周年的文章，这是当前新的重大动态。报告认为，这两篇文章标志着苏联要从前一时期的辩解转入对中国进行反击，企图缩小中共的影响。他们给中国戴上“现代左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压一压与中国有共同点的其他兄弟党。苏联这样做意味着在一个时期内将会与我们进行一系列的论争，也有可能出现露骨的公开批评，其目的就是要在其内部和外部，缩小我国纪念列宁诞辰的三篇文章的影响，弥补前一时期威信上的损失。[104]
6月17日彭真率领中共代表团赴布加勒斯特参加罗党“三大”，其担负的使命就是对赫鲁晓夫进行劝说。[105]所谓“劝”，即在于说服苏方修正自己的错误。途径莫斯科时，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等人与彭真举行了长达八九个小时的会谈。赫鲁晓夫的意图其实也是一个“劝”字，希望通过会谈，让中共承认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上的错误，避免双方的争吵延续至罗马尼亚的首都。由此，会谈开始后苏方首先提出的就是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的问题，指出中国的措施极端危险，违背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责问彭真等人：“你们怎么在寻找盟友反对苏共？”接着便又是提出时代、战争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等当代国际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总路线等中国内政问题；中苏关系问题等等。中共代表团则除了对此做出回答外，重提斯大林、和平过渡等苏共“二十大”的有关问题。[106]两党的互相劝说变成一次交锋，自然不会有任何结果。
此时在赫鲁晓夫看来，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把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当成是自己的共同纲领，认为它已清楚地回答了当代世界发展的重要问题。而中共领导人却断言，在国际共运中还有许多重要问题没弄清楚，并以此为借口，试图推翻莫斯科会议两个宣言的重要原则，这就不仅是对苏共，而且是在同所有兄弟党相对抗了。[107]于是苏方表示，到布加勒斯特可以继续会谈，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负责人都在那边，可以利用此机会集体交谈一下。[108]
至此，中共代表团已明确估计到赫鲁晓夫有可能利用参加罗共三大的机会，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会议，扩大争论，争取宣传与舆论优势。为了落实这种估计，代表团成员伍修权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向苏共联络部等有关方面了解情况。摸底的结果表明，该部正在积极准备，并已通知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在苏共干部中也有要开兄弟党会议的传闻。代表团根据这些迹象判断，赫鲁晓夫要在布加勒斯特开会的可能性很大，中共须按最坏的可能性做准备。由于这件事还需中央做最后判断和下决心，刘晓受命即日乘飞机回国，向在上海的毛泽东和刘少奇请示应对方略。[109]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考虑的结果则是：还得顶，无非毁灭。[110]
罗党“三大”开幕后的第二天，6月21日，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之前，苏共代表团分别向兄弟党代表散发或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分析世界工联理事会在北京开会时发生的事件，对中共关于时代等国际问题的一系列观点进行了全面批判。[111]这就在兄弟党内部彻底公开了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亮出了回击中共的架势。翌日，赫鲁晓夫试图做缓和与中共争执的最后一次努力，再同中共代表团进行会谈，指出中共背着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展开的行动是派别活动；表示苏联希望同中国友好，尊重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但不允许以非同志式的态度对待苏共。[112]面对赫鲁晓夫继续提出的一系列指责，中共代表团针锋相对，寸步不让。[113]会谈成了双方的又一次激烈交锋。
事态发展至此，对于中共代表团来说，赫鲁晓夫要利用即将召开的兄弟党会议组织对中共的批判，已是必然之势。因此，客观地说，苏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议上对中共的反击，已不能算作是突然袭击。[114]出乎中共预料的实际只是绝大多数党的代表团都支持苏共，并且跟随其攻击中共的观点，中共代表团仅获得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明确维护。[115]
6月24-2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5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称布加勒斯特会议）在布加勒斯特先后召开。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中共关于当代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原则问题，以及关于国际共运战略策略问题的错误观点。苏方承认，这次交换意见带有事先准备的性质。会上，各兄弟党意见一致。[116]
会议期间，面对苏共代表团带头围攻的紧张气势，彭真以光荣孤立、舌战群儒的姿态奋力反击。在这场对中共的“同志式的帮助”中，[117]中苏两党可谓是短兵相接，互扣帽子。赫鲁晓夫攻击中共是“教条主义”，说“列宁会从棺材里爬出来拧你们的耳朵”。彭真则反唇相讥，说如果列宁真的从棺材里出来拧我们的耳朵，我们会很高兴，因为这说明我们离列宁还不远，他还拧得着，但有些人离列宁远得恐怕连耳朵也拧不着了。[118]争论中双方的用语都很尖刻，颇伤和气。不过，根据参加会谈的苏共代表所言，会上，中共代表完全有机会解释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是彭真发了三次言，却对与会者提出的问题避而不谈，只是多次重复——按他的话——代表团来布加勒斯特之前毛泽东给他交待的那些话。指责苏共中央通知的全部内容“都是对中共的诬蔑”，却同时又补充说，他没读过整个通知。[119]
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一些兄弟党提出了发表公报的建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支持。[120]这时，不论幕后是否有苏共的操纵，赫鲁晓夫都已把中共推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要嘛在公报上签字，要嘛就背负起宗派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的罪名。可谓以此报了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陷入类似被动境地的一箭之仇。会议并根据各兄弟党的委托，由苏联共产党倡议秋天在莫斯科召开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21]可以说，赫鲁晓夫又刻意借此把国际共运中兄弟党大聚会的倡导权从毛泽东手里夺了回来。
中共中央此时还不能“毁灭”，不愿意成为各兄弟党的对立面，不想同赫鲁晓夫把关系搞僵，“还要留有余地拉他一把”，故指示中共代表团6月24日在反映赫鲁晓夫观点的会议公报上签了字，但同时又布置他们于26日发表并散发了一个书面声明。声明一面指名批评赫鲁晓夫，说他破坏了会谈前中苏两党达成的协议，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滥用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威信，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共在马列主义一系列基本原则上同赫鲁晓夫有分歧。国际共运的命运绝不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中共决不会向违反马列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首次在国际会议上点名批判了赫鲁晓夫。一面表示：中共同赫鲁晓夫的分歧，从中苏两党关系说来，仍属部分的性质。[122]
只是，由于会谈公报表面上是经兄弟党一致提议的产物，中共关于苏共在此问题上进行了突然袭击的指控，实际也就背上了牵强和不公之名。毕竟国际共运中党际关系的原则之一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一个世界性的兄弟党会议，不能一党说了算，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也不能由两个主要大党包打天下，两党事先达成的协议就可以否决掉其他党的建议。
会议结束后，6月28日《人民日报》在发表布加勒斯特会议公报的同时，重新全文刊登了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以示公报观点与宣言之间的差距。翌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经毛泽东亲笔修改的社论：《高举莫斯科宣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旗帜》，借强调宣言“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等论述之名，阐扬中共关于国际问题的认识，批评布加勒斯特公报。毛泽东在其中还提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天下?”[123]议论虽针对反帝而发，但字里行间已满溢出一股与苏共的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的豪情与气势。在他看来，“最早笑人的人是不妙的。我们的方针是：不怕孤立，后发制人。”[124]
中共表面上签署布加勒斯特会议公报，实际继续与苏共叫板的姿态，激怒了赫鲁晓夫，使他迈出了不理智的步伐，决定利用经济手段，压中国屈服。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25日，苏联政府又通知中国政府，苏联专家将从7月28日开始撤离，9月1日撤完。中国政府复照请求苏方重新考虑此项决定，苏联政府拒绝，[125]以此，率先将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了国家关系之中。一时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呈现出分裂的趋势。
但是这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周边环境恶化，尤其是“大跃进”运动造成的经济形势恶化的严峻局面。中共实际陷入了一种对苏政策趋向硬还是软的选择的困境：一方面，赫鲁晓夫挥舞经济武器对中国施压的行为，要求一贯不畏强权的中共领导人起而对抗压力；一方面，周边及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险恶的状况，又要求中国尽可能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即如周恩来所言：这场斗争“比对帝国主义斗争跟民族主义斗争麻烦，这个就是轻是不行，重要重得适当”。而对于毛泽东来说就是：既要“硬着头皮顶住”，又要“留有余地”。[126]这样，一种稳定中苏关系的“暂栖身”策略出台了。
中国国内经济衰退与中苏关系短暂的缓和
1959年初至1960年初以来，中国的周边环境从各个方向开始逐渐恶化。[127]同期，国际上还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周恩来说是“西风总还要反扑。现在的特点是从西方搞起了反华宣传”。[128]毛泽东则指出：“现在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汹”。“反华的风潮是从几个方面来的，一是美帝，二是印度尼赫鲁，三是南斯拉夫铁托，四是兄弟党中的右倾机会主义”。[129]总之，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都参与其中了。
中国国内的经济形势则随着三年“大跃进”运动的开展，呈现捉襟见肘之态。超越实际的跃进行为所致的恶果，已端倪尽显。进入1960年后，主要农牧业产品大幅度减产，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危机，城镇人口不得不普遍减少定量，农村人口不得不以瓜菜弥补口粮的不足；市场商品匮乏；财政收不抵支，通货膨胀，为控制物价上涨，不得不采取凭证供应的措施；等等。总之，人民的吃穿用全面紧张。尽管是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决定，实际在认识上却并没有放下跃进的架势。1961年计划的方针仍然是在“八字”的基础上，争取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结果这一年与1960年相比较，吃穿用紧张的形势更为加剧。[130]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持续徘徊。
与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使中国经济建设的困难雪上加霜相应的是，中国由于外贸收购和出口计划完成差，而进口计划完成进度较快，造成国家外汇收支出现很大逆差，导致对外欠帐增加，其中对苏欠帐截止到1960年12月31日，已达12.81亿元，按1961年新的汇率计算，相当于2.88亿卢布。[131]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大幅度滑坡，令中国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1961年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给苏联造成了一定的困难。[132]为了解决这类问题，中国方面不得不指示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于1960年10月31日通过苏联大使转递一份声明，代表中国政府请求分期五年偿还对苏债务；重修已签订的1961年及其后数年供应苏联货物（包括设备）的合同；撤销中苏互相供货的合同草案；暂停生产苏联订购的设备等等。[133]
国际环境恶化，国内经济困难，对苏欠款欠货，严峻的现实，使得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在研究对苏政策时，不得不权衡利弊，顾及眼前利益。正如毛泽东反复强调和赞同的一种认识：国外争论之解决，取决于国内工作。现我工业、农业均未过关。“国际问题的解决决定于做好国内工作。要战胜修正主义，既要靠政治，也要靠经济”。[134]周恩来则指出：中苏两党两国还是要“团结高于一切”，“批评或斗争都不生效，也需要等待，需要时间”。[135]
由此，毛泽东将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依然定性为是人民内部矛盾，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按照周恩来的解释就是，苏联这个国家和党基本上是反帝、搞社会主义、讲国际主义的，所以问题是部分性的，尽管错误是原则性的。赫鲁晓夫仍是半修正主义，可以把坏事想足，但不能超过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关于错误的内容，只能讲大的节目，大的问题，引导苏共注意原则性、根本性的问题。苏共还没有脱离马列主义总的轨道。两党两国的关系总是会雨过天晴的。[136]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制定了“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对苏24字方针，其最终目的是争取两党两国重新团结起来。[137]
这时，在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负责具体事务的中国领导人的头脑中，国家利益的分量更重了一些，落实24字方针的重点实际被放在了后发制人、留有余地上面。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困难较大，又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所以必须争取苏联援助，学习苏联经验；考虑到美国可能会利用中国的困难，伙同蒋介石对中国进行军事冒险，也非与苏联改善关系不行，中苏关系改善了，美国对中国实施军事侵犯的危险性就会减弱。稳定同苏联的关系，争取改善与加强这一关系，对于中国而言，具有战略意义。因此，要促进中苏关系迅速好转。搞好中苏友好团结工作，是中国今后的方针，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关于中苏争执的问题，要从最坏的方面想，争取最好的。中共的头脑要冷静，不能忘记帝国主义这个敌人。[138]
于是，中共要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实现与苏共团结的方针，有了更多的灵活性，意识形态上也开始显示出一种妥协、让步的色彩。
进入夏季后，炎热的天气并没有使中共的舆论也随之升温。苏联方面注意到，从8月起在中国开始出现了强调和平共处政策的势头。周恩来8月1日在瑞士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开了这个头，他表示，中国愿同各国和平共处，主张亚太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签订一个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把整个地区建成没有核武器的地区。[139]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向赫鲁晓夫通报了中国这种新的宣传动态，介绍周恩来的讲话，以及中国报刊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言论，并特别建议苏共中央将刘宁一不久前在东京第6届国际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上的讲话与其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的讲话加以比较，指出，两个月前刘宁一与格里申会谈时还说“关于和平共处可能性的言论只能使帝国主义者感到高兴，因为它排除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可能性”，而这时的他却在强调“中国人民一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对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我们也愿意”“同它实行和平共处”。[140]与此同时，中国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强硬论点也开始有所松动，8月25日，周恩来在会见美国作家斯特朗时已表示：我们如果能把战争制止，我们还是要争取制止战争的。
[141]此后至莫斯科会议召开，中共在同苏联和其他兄弟党的会谈中，尽管争论得十分激烈，但从会谈形成的结果看，中国方面的妥协、让步方针，也是十分明显的。
是年9月初，中苏两党决定，在莫斯科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之前，双方先举行会谈。据此，从9月17日至22日，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同以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为团长的苏共代表团进行了五次会谈，双方发言时间共17个小时，表面上仍然纠缠于一些历史旧账，相互指责；实际都在侦察，相互摸底。[142]接着，10月1日至22日，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和14个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在莫斯科展开工作，为11月份的世界各国兄弟党会议做准备。邓小平再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起草委员会会议。会议对苏共提出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和告世界人民书草案等两个文件进行了讨论，围绕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143]
讨论中，苏共代表团表现出的强硬态度，使起草委员有破裂之虞。而中共代表团的与会方针是一定要在筹备会上达成协议，使81国兄弟党会议能够开成开好，以中苏团结为核心，形成国际共运团结的新形势，并在这一形势下逐步改善中苏关系。中共领导人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代表团要利用这次会议抓团结旗帜，对苏联采取和缓方针，策略要灵活些。因此，有必要主动做出一些让步，这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苏方还是想达成协议的，只要我们灵活些，就不会形成僵局。于是决定：主动向苏方透一点底，使他们知道我方愿意在互谅互让，顾全大局之下，和苏方共同努力，使筹备会议达成协议。在谈判中，我方也可以暗示苏方哪些可以协商互相让步，达成协议，哪些可以达成折衷方案。对于赫鲁晓夫，到一定程度时要主动采取和缓态度，对他略让些步，给赫鲁晓夫面子，让他也做出让步。[144]
而这时的26国起草委员会中，已不是对苏一边倒的局面，日本、朝鲜、印尼、越南，以及阿尔巴尼亚和澳大利亚等几个党，基本与中共意见一致，中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时被孤立的形势已不复存在。[145]特别是赫鲁晓夫在第十五届联大上就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裁军等问题与美国代表激烈冲突，苏美关系已降至冰点。[146]对于赫鲁晓夫来说，与中国恶化关系并不符合苏联的利益。此前他使出撤专家的经济杀手锏，初衷只在于磨去中国的棱角。当中共摆出一副灵活身形时，赫鲁晓夫有了面子，自然也愿意以退为进，力求搞出一个可以通过的文件。
这样，经过激烈的辩论，如邓小平所言，起草委员会已就草案的95%达成了一致意见，[147]只留下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集团活动与派别活动等几个问题，到11月举行大会时解决。[148]
此时在中国国内，一方面是舆论导向、国家领导人的认识有了更多的灵活性。《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开始强调靠发动战争推进革命是根本不可设想的。如果这样，就要引起世界大战。反帝反战力量团结起来，就有可能制止或推迟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革命不能输出，要靠各国人民自己选择自己的国家制度。陈毅则在会见英国客人时提出：国际共运只能以苏联党为中心，不能以别的党为中心。铁托想做中心，是不行的。中国也不能够做这个中心。根据陈毅的谈话，中苏之间的分歧已不是原则性的根本分歧，中苏两党“总的政治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具体政策不一定一样”，“所谓的分歧就指这些”。中共“永远站在苏联方面”。[149]一方面则是对苏联在国际活动中的一些做法表现出了更多的宽容。外交部指示中国各驻外机构，于外交场合谈到赫鲁晓夫等兄弟国家领导人在十五届联大的发言和苏联关于裁军等问题的建议时，既不要故意表示冷淡而假人以口实，也不要为他们过分捧场而给人增加幻想。对于实现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等错误观点，不主动评论；如有人对我攻击必须顶回，但要留有余地；区别对待，不作无条件的反对，而作有条件的支持。[150]
到世界兄弟党会议召开前夕，中国方面这种缓和与苏联关系的姿态表现得更加明确了。11月5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抵达莫斯科，他在机场发表的讲话中，实际重复了苏共关于战争可以避免的论点。11月7日毛泽东还亲自出席了苏联驻华使馆举行的十月革命节招待会。[151]而与此相对照的是，会议前夕，苏共却向与会代表团散发了一份批评中共的6万余字的信件，这就挑起了争论。[152]
1960年11月10日至12月1日，世界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其间，中苏两党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论争。[153]1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中共代表团须坚持的三条原则：修改关于战争的论点，不写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不写派别活动问题，否则中共就拒绝签署会议宣言。在26日的中苏两党会谈中，刘少奇要求从草案中删除的三点则是：关于派别活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意义，以及民族主义。[154]
这些问题中，最关键的实际还是关于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中共此时已认识到在国际文件中，不能对某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做出全面肯定，奉为共同准则，1957年宣言起草时中共在这点上的让步，现在看来是犯了错误，所以要予以纠正，不能再写。[155]而赫鲁晓夫则认为当年的莫斯科宣言对二十大的意义肯定得不够，因此苏共二十一大可以不写，但这次的文件必须写入：世界各国共产党一致赞成苏共二十大对当前国形势和国际共运的正确分析，二十大提出的一系列新理论都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156]在苏共领导人看来，莫斯科宣言中写上了苏共二十大的意义，而声明中对此只字不提，这就意味着二十大的决议是错误的，意味着1960年莫斯科声明要谴责二十大。对此，各兄弟党会不理解；敌人则会利用这一点去达到他们阴险的目的。至于派别活动，苏方解释说是针对所有党包括苏共而言；民族主义的指责，矛头则是对着南斯拉夫的。[157]双方各不相让，会议一时僵持不下。
为了推动会议的进程，刘少奇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主张中方可以多做一些合理的让步，争取互相让步，以达成折衷协议，并明确示意赫鲁晓夫，81国党的会议开成功了，也就是中苏关系改善的转折，因为有了共同的基础。[158]经过反复磋商，中苏两党最终达成妥协：关于苏共二十大的评价照抄1957年莫斯科宣言；取消派别活动的提法；在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等问题上加进了中共的观点；民族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说法也缓和了许多。[159]刘少奇并同赫鲁晓夫达成协议：先不要公开吵架，而是先经过中苏两党内部协商，然后跟主要兄弟党协商，之后才拿到群众会上去。[160]
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等人与赫鲁晓夫、科兹罗夫、苏斯洛夫等人举行了会谈，双方都表示希望结束争论，使两党两国关系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12月1日，大会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161]在签字仪式上，赫鲁晓夫激动地和中共领导人拥抱了好几次。[162]
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说，莫斯科声明的签署，似乎是中共主张获得全胜；逼得苏共不能不退让，显示了中国党的威力。这在近几十年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破天荒的例子；证明了国际间的大事，没有中国、中共的同意，是难于办通的。[163]但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赫鲁晓夫在被迫承认中共对国际共运的决策拥有真正发言权的同时，也把国际文件中再次高度肯定苏共二十大同莫斯科是国际共运的中心这一点明确联系到了一起。
从表面上看，莫斯科声明是一份调和的文件，中苏双方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以强调和宣传，实际上却是中共做出的让步更大，而且是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所做的实质性妥协的基础上，进一步加码。尽管声明只是重复宣言中关于苏共二十大的评价，性质却是在重申二十大方针政策对国际共运的指导意义，巩固苏共纲领作为国际共运共同准则的地位。
莫斯科声明指出了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明确阐述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的立场。在评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改变的同时，强调能够粉碎帝国主义侵略计划的现实力量已经形成，战争的注定不可避免性是不存在的。提出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和各国的民族利益，是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强调“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精神”。点明共产主义运动中还存在着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险，它可能成为某些党在这一或那一发展阶段上的主要危险。声明重申：1957年莫斯科宣言仍然是整个国际共运的战斗旗帜和行动指南。[164]
可以说，这个声明的核心贯穿的是赫鲁晓夫的思想体系，而其特别重申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精神”，主旨在于突出社会主义阵营利益与各国民族利益的统一性，以及阵营利益高于民族利益、党际关系重于国家关系的内涵，进而为重新塑造苏共是国际共运领导者、莫斯科是国际共运中心的形象铺平了道路。12月7日，《真理报》即以《全世界共产党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为题发表社论，宣称：这次会议仿效1957年会议的榜样，再次指出我们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对国际共运动及其在马列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意义。会议对国际共运中心的这一崇高评价，将更加鼓舞苏共为共同的斗争做出新的努力。会议的声明是整个国际共运的纲领性文件。[165]赫鲁晓夫这时实际已认可了“以苏共为首”的提法，莫斯科也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开始明确以国际共运中心的身分示人了。
其实在声明签字前的11月末，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曾说，这次莫斯科会议就是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再版、连续，就是对中国党进行斗争的一个会议，反华的会议。中央还拟订了一个《关于在声明草案上签字问题给代表团的指示》稿，提出，不论签字与否，我们必须发表声明，指出这次会议在赫鲁晓夫和苏共代表团的恶劣做法影响下，造成国际共运中又一次不可容忍的恶例。我们保留对二十大不正确部分的不同意见，并且也反对把不同意见强加于人。毛泽东阅后批示：原则同意。[166]但是这个声明并没有发表，中共似乎容忍了赫鲁晓夫的颐指气使。这种态度，显然增强了莫斯科对以苏共为首的国际共运团结前景的信心。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应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在苏联进行了6天访问。此时不论是刘少奇本人还是中国其他领导人，都进一步呈现出了一种向苏共观点趋同的态势。
12月7日，莫斯科12000多人为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举行苏中友好群众大会，刘少奇在讲话中提出：由于国际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依靠当代维护和平事业的强大力量的联合斗争，在我们的时代是有可能防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刘并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共同强调了中苏两党、两国对于国际共运共同事业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两党两国的团结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167]
而在中国国内，尽管舆论宣传并未停止支持和鼓动亚非拉的反帝反殖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168]但是中共的方针已表现出明显的让步倾向。12月18日，陈毅在中宣部国际宣传会议上发表讲话，阐述了一种新的宣传基调。他指出：莫斯科声明是一个很好的武器，可以用来打击帝国主义，团结社会主义内部，发展自己，增强自己。这样说，并没有机会主义，这是中央的方针。大家要向前看，不要纠缠于莫斯科会议之前的争论，向后看。提出：前一段我们挺身而出，舌战群儒，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不站起来讲话谁能站起来讲话。现在争论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应挺身而出，加强团结，成为团结的核心。毛主席一向能照顾大局，照顾团结，能吃亏。但又能坚持原则。强调：斗争要有一定限度，要受团结约束。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要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而声明就是团结的新基础。陈毅在讲话中全面总结、批评了过去宣传中存在的片面性问题，说：你们不要以为“声明”不符合你们的口径，其实你们过去的宣传，如在战争可不可以避免、和平过渡与非和平过渡、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和平共处、联合国的作用、裁军、大国首脑会议等问题上，也有不符合中央、主席口径的东西。同时，陈毅还要求宣传毛泽东思想时，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对立起来。[169]
与此同时，一股浓浓的亲密友好的空气在两党两国间氤氲。12月9日，刘少奇率党政代表团抵达北京，毛泽东亲往机场迎接。《人民日报》、《真理报》同时发表社论，赞扬中苏之间“伟大的友谊”。[170]26日，契尔沃年科进见毛泽东，转达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本人对他67岁生日的祝贺。给契尔沃年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毛泽东非常感动，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心情，表示在自己生日这一天接受这一崇高的祝贺，对他来说是一大荣幸。并请转达他对赫鲁晓夫的最热情的感谢。谈话中，毛泽东说：“莫斯科会议开得很好”，“会上有争论，有辩论”，“这是件好事。”毛还谈到，中国现在有困难，无法制订远景规划，“在这一方面我们经验不足”。他并对苏方邀请他访苏的建议做出了热情的反应，说：“一定得找时间去一趟。”这次谈话在非常真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谈话结束后，毛出门一直把契尔沃年科送到了汽车旁。[171]
显然，中国此期面临的困难局面，使毛泽东不得不从更为务实的角度去考虑同赫鲁晓夫的关系，暂时搁置意识形态论争，确立了对苏让步方针。而毛的这种态度，使得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能够放手去具体实施这种让步政策，在这次莫斯科会议上与苏共等多数党达成妥协，避免了国际共运的过早分裂。[172]
进入1961年后，中共的外交政策，以陈毅的话说就是，“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即，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要“把亚非国家放在第二位”，“不能厚于亚非而薄于社会主义">”。陈毅还高度评价莫斯科声明“又是个新的里程碑”，提出：“莫斯科声明之后，不是斗的阶段，我们应该服从团结”。“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一点我们要取得一致的意见，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示”。“我们和苏联穿的是连裆裤，是分不开的，弟兄还是弟兄，应该有这种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感觉。把苏联共产党搞臭了，对我们中国共产党没好处”。“这回中央处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决心很大，情况比较清楚，方法很好，所以能够达成莫斯科会议声明这样一个协议”。“要当中心是可以的，要人家推举。不能自己封，人家推举我们还要谦让”。“我们要当中心，不能口里面去讲，只能讲兄弟党是平等地位，大家协商一致”。“他反帝我们推他向前，拥托他向前，他来扛大旗，我们来扛二旗，别争。情绪要转过来”。[173]1月18日，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应该说，这次莫斯科81国会议开得很好，成绩伟大，基本上把反华的风潮打下了”。“要同国际兄弟党团结，要同苏联团结，要同81个国家的党团结，不管他们怎样骂过我们，我们还是要团结，等待他们觉悟”。[174]彭真则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继续肯定莫斯科声明说：“声明是个好文件，不能一律像我中央的语言，赫鲁晓夫说自己活着也要让人家活着。看文章不要光看枝节、语气，要看本质，看主流”。“有人说，内容这样说可以那样说也可以，妙处就在这里”。“81国的文件，把我们一党的主张变成81国的主张”，“没有两面解释的东西根本就达不成协议”。“有的同志对声明上有二十大的字样不满意，二十大如果不要，把苏联搞臭了，有何好处？苏联脸上无光我们脸上也无光，二十大搞掉，不仅苏联会出乱子，而且东欧几个国家也会出乱子。还是不出乱子好。上次也写了二十大，而且字句改了，写了各国党都有贡献，不光是忠诚”。“现在，我们应按声明办事，不能翘尾巴”。他还给过去的争论定了性：“15个月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的矛盾”。“为什么吵了几十天几十分钟就解决了？原因是谁也离不开谁，两个刺猬都在冷风中取暖，谁都有刺，但还送有暖气，分裂还分裂不了。我们从未这样设想”。强调说：“我们对苏联的问题，是世界头号的问题，左右都不好，要严肃谨慎。”[175]陈毅于招待苏联经贸代表团的宴会上谈及莫斯科声明时更进一步赞扬说：“这个声明显示了中苏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在声明的基础上达到了更高的团结。”[176]
总之，如果说1960年初以来中共采取种种举措，竭力促使赫鲁晓夫向中共方针趋同，而赫鲁晓夫也从某种程度上向中共观点靠拢的话，那么到1960年末期以后，情况却发生逆转，中共方针开始向苏共纲领趋同，中苏两党观点出现新的接近迹象，这种认识的统一之势，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缓和奠定了基础。
由此，1960年夏季以来逐渐显露的中苏关系缓和的迹象，以莫斯科会议为转折点，至1961年后期止，上升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中的一种主色调。此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没有发表一篇涉及两党分歧问题的文章。[177]在政治、外交领域，从1960年年底开始，中共中央在苏阿关系问题上，采取了克制、调和的态度。两国在和平解决老挝问题上进行了配合。[178]1961年8-9月，中国政府声援苏联政府决定进行核武器试验性爆炸的行动；在柏林危机期间，支持苏联，支持华约国关于缔结对德和约的立场。[179]即如邓小平所言：莫斯科会议之后，中苏两国关系发展得不错。在国际舞台上，中苏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合作。[180]在军事、国防科技的合作方面，1961年1月，赫鲁晓夫致函中国，提出苏联政府已有可能在中国生产米格"EN-US">-21ф型歼击机方面实现技术援助。其后，中国派代表团赴莫斯科商谈并签订有关在中国生产这种新型歼击机的技术援助协定和帮助中国生产伊尔14运输机的协定。[181]中国政府还应苏方请求，允许苏联飞机一架一次性飞越中国领空，空运物资援助老挝中立派。[182]3-7月，中国陆续向苏联递交提供武器和新式技术装备的申请清单，苏联政府指示有关部门进行研究并采取措施满足中方的这些请求。[183]在经济、科技合作方面，1961年2月，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帮助中国渡过困难。中国接受了50万吨蔗糖。[184]4月，中国政府经济、科技代表团与苏方达成协议：1960年中方贸易欠款可在5年期间分期归还，中方借用的50万吨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归还，均不计利息。[185]对此，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表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186]苏联方面还对中国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欠交、1961年由于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给苏联造成一定困难的情况，表示合作和谅解。[187]6月，中苏签订了关于向中国提供10万吨小麦、10万吨面粉和10万吨黑麦的协议（作为偿还，1962年中国方面向苏联供应15万吨稻米）。[188]是年，苏联向中国贷款3.296亿卢布[189]；中苏两国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也成效显著，科技新成就得到进一步交流。[190]这种情况使中苏两国似乎看到了双方之间进行友好合作的光明前景，苏联方面认为中苏已经恢复了“友好、信任和兄弟般的关系”；中方则表示中苏分歧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可以通过协商得到妥善解决。[191]
只是此期中共对苏政策的调整，实际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迫于国内形势而做出的一种无奈的选择，是一种“大的容忍”，所谓“革命的妥协”和“调和”，不过是“一种过渡”，[192]两党分歧的症结并没有就此化解。因此，新的团结形成的基础其实十分脆弱，它仅表明了中苏关系虽然不能在意识形态斗争决出胜负后得到发展，却有可能在停止、淡化甚至回避意识形态斗争的情况下实现缓和。中苏双方如果能务实地追求具体的共同利益，还是有可能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的。[193]
但是，对苏让步绝非毛泽东的真实心愿，向赫鲁晓夫做意识形态上的妥协对他来说无异于吞下了一枚苦果，必欲吐之而后快。两次莫斯科会议事实上形成的国际共运苏联和中国两个权威的结果，已与国际共运单一权威的传统机制发生深刻冲突。在毛泽东看来，修正主义者已无法担负起指导国际革命运动的职责，随着革命的重点移向亚非拉，革命的指导中心也应该移到中国，中共理应担当起国际共运的领导责任。[194]毛泽东的抱负已容不下苏共二十大的纲领。中共领导人在国际会议中追求话语特权、显示自身威力的态度，以及要当中心、扛大旗二旗的议论，事实上也反映了这样一种情怀。由此，中苏关系缓和短暂的命运其实已经注定。刘少奇“就像看不到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样”，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永远也看不到中苏两个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之间的分离”[195]的话说过没有多久，太阳从西边升起的自然奇迹就展现在了西方世界的面前。
--------------------------------------------------------------------------------
* 李丹慧，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
[1]陈毅在《中苏同盟是世界和平的强大堡垒》一文中提出：“只有实现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原则的同盟，才能反映各自的和共同的利益，才能反映全人类的长远利益和崇高理想，因此它才是牢不可破的和最富有生命力的。”《人民日报》，1960年1月31日。
[2]1957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
[3]关于莫斯科会议及其结果的最新研究，可见沈志华：《蜜月的隐忧：毛泽东、赫鲁晓夫与1957年莫斯科会议》，即将发表。
[4]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存，2004年，未刊，第13卷，第3288-3324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74页。
[6]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31、233页。
[7]林克日记（手稿），笔者收藏，第124-126页；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7，第7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80、281、283-284页。
[9]1959年9月13日陈毅向苏联方面转交了一封抗议信，指出：“塔斯社的声明向全世界公开了中苏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的分歧，使亲者痛，仇者快”。见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осква：ИДВ.РАН.，2000，с.292；Mark Kramer，The Soviet Foreign Ministry's Appraisal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Split，“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会议（香港，1996年1月）论文。以后，邓小平又在1960年底的莫斯科会议上和1963年7月中苏两党的会谈中明确提出，1959年9月9日的塔斯社声明第一次将中苏分歧公布于世。见邓小平在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Peter Jones and Sian Kevill Compiled，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1949-84，Longman GroupLimited，UK，1985，pp.21-22；中苏两党会谈第二次会议邓小平发言，1963年7月8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5卷，第3827-3864页。中苏大论战开始后，中国方面公开提出了这项指责。见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71页。
[10]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 292；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11]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12]福建省档案馆，101/2/374，第172页。
[13]关于中苏在朝鲜战争期间的政治合作，详见沈志华：《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世界史》2001年第3期。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8、21-22页；《周恩来年谱》中卷，第278页。1959年4月，康生在华约国政协会议的发言中声明：“美帝国主义分子，对于中国人民抱有敌视的态度，在国家关系方面对我们国家持蔑视的立场，因此，中国政府不可能不向全世界声明：关于裁军的国际协定，以及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正式参加和没经其代表签字的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毫无疑问，对于中国将不可能产生任何应有的效力（见中国观察员康生在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4月27日）。在1960年2月的华约国政协会议上，中方只是继续重申了这种立场。
[15]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33-334页。
[16]《人民日报》，1960年2月6日。
[17]福建省档案馆，101/2/374，第172页；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333-334页。
[18]1998年3月沈志华、李丹慧采访阎明复记录；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33页。
[19]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33页。
[20]1998年3月沈志华、李丹慧采访阎明复记录。
[21]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11/14/272，第14页。
n lang="EN-US">[22]《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是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确定出版的，于1958-1991年期间，在布拉格用34种语言出版，并在145个国家发行。
[23]《人民日报》，1959年10月1日；《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46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27页。
[24]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32-233页；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51-253页。
[25]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83-495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139-142页。
[26]铁托1959年底在萨格勒布的一次讲话中提出：“今天世界已进入了各国可以松一口气并平静地致力于它们国内建设任务的新时代”。“我们已经进入了议事日程上出现了新问题的时代，这些问题不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而是合作、经济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就经济合作而论，也还有经济竞赛的问题。”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马克思、列宁所提出的“旧概念”已经不适用了。">“我们不是教条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和列宁没有预言月球火箭、原子弹和巨大的技术进步。”见《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人民日报》，1960年4月20日。
[27]《人民日报》，1960年4月20日。
[28]Капица М.С.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записки дипломата，Москва，1996，c.71。
[29]1960年6月16日美驻香港领事哈拉尔德·雅各布森致国务院电，GR59，Central Decimal File1960-63，Box 1367，Folder 661.93/6-1660，The National Archives, US；《人民日报》，1960年4月19日。
[30]Капица М.С.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c.71。
[31]《人民日报》，1960年4月22日。
[32]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16页。
[33]《人民日报》，1960年4月23、22日。
[34]《人民日报》，1960年4月23日。
[35]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Ю. 1960 год глазами советских и китайсих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提交1997年北京“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36]《人民日报》，1960年4月24日。
[37]1960年6月16日美驻香港领事哈拉尔德·雅各布森致国务院电，GR59，Central Decimal File1960-63，Box 1367，Folder 661.93/6-1660，The National Archives, US；新华社编：《内部参考》（藏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1960年第3041，3044号，第20，29-30页。
[38]《内部参考》1960年第3041号，第21页。
[39]《人民日报》，1960年4月23、24、27日；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Ю. 1960 год глазами。
[40]1960年6月16日美驻香港领事哈拉尔德·雅各布森致国务院电，GR59，Central Decimal File1960-63，Box 1367，Folder 661.93/6-1660，National Archive, US。
[4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7页。
[42]中共中央上述三篇文章的发表和苏共中央库西宁的报告，不仅在西方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而且使苏联的一般干部和群众受到极大震动——他们第一次知道双方领导人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很多人甚至以为是翻译出现了错误。详见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1960年第3040、3041、3042、3043、3044、3046、3059、3062号；Долинин А. Как наши ракетчики китайцев обучали，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13 мая 1995г.。
[4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601页。
[44]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45]陈毅：《中苏同盟是世界和平的强大堡垒》，《人民日报》，1960年1月31日。
[46]《杨尚昆日记》上，第607-609页。
[47]《内部参考》1960年第3042，3046号，第28、27，30-31页。
[48]张金发：《中苏共关系：中国民族主义的背离》，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1986年，第94页；《人民日报》，1960年5月21、19日，8月21日。
[49]沈志华、于沛等编著：《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1898至1991年苏共历史大事实录》，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544页；《内部参考》1960年第3057，3059号，第25，27页。
[50]《人民日报》，1960年5月21日。
[51]《人民日报》，1960年5月19日。
[52]沈志华、于沛等编著：《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第544-545页。
[53]《人民日报》，1960年5月21、20日。
[54]《人民日报》，1960年5月19日。
[55]《人民日报》，1960年5月18<>pan>、19、21日。
[56]《内部参考》1960年第3067号，第17页。
[57]《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73页。
[58]《内部参考》1960年第3059号，第27页。
[59]《人民日报》，1960年5月9日。
[60]毛泽东在1960年5月7日会见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及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5月8日会见拉丁美洲外宾，5月9日会见伊拉克、伊朗和塞浦路斯外宾，5月10日会见古巴军队总督察加尔维斯夫妇，5月14日会见日本、古巴、巴西和阿根廷外宾。
[61]《内部参考》1960年第3061号，第23页。
[62]《内部参考》1960年第3067号，第17、16页。
[63]《人民日报》1960年5月16日。
[64]《内部参考》1960年第3067，3060号，第17，23页。
[65]《内部参考》1960年第3060，3061，3063，3067号，第21-23，23-24，12-13，16-18页。
[66]《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战胜帝国主义》，《人民日报》，1960年5月16日。
[67]《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19、320页。周恩来在会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时，建议阿临时政府夺取敌人武装来装备自己的军队，进行长期斗争。外交谈判是一种手段，不拒绝谈判是对的，但要发展武装。武装力量不能削弱，没有武装，政府也是空的。毛泽东于17日会见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嘱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说这是最重要的一条经验。
[68]《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34-3342页。
[69]《杨尚昆日记》上，第503页；《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19、320页。
[70]《人民日报》1960年5月16日。
[71]《人民日报》，1960年5月16-25日。
[72]《杨尚昆日记》上，第503页。
[73]《人民日报》，1960年5月21日、25日。
[74]《内部参考》第3061，3063，3067号，第24、23，12，20页。
[7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263页。
[76]毛泽东会见金日成谈话记录，1960年5月2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200-201页。
[7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200-201页。
[78]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70、271-272页。"
[79]毛泽东会见金日成谈话记录，1960年5月21日；毛泽东接见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谈话记录，1960年5月28日。
[8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244页。
[81]2002年6月5日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笔者目前还没有见到这次会议的总报告文本。
[82]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83]参见《人民日报》，1960年6月6、7日。
[84]根据苏方材料，是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邀请近40名国外工会领导人(共产党员)吃晚饭，饭后举行了会议。见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85]2002年6月5日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笔者自存有关报告；阎明复：《彭真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73页；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76页（书中所记在中共中央6月5日召集的座谈会上，由刘宁一致词说明中共的基本观点，应有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87-488页。
[86]2002年6月5日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笔者自存有关报告。
[87]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21页。
[88]《人民日报》，1960年6月9日。
[89]2002年6月5日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笔者自存有关报告；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90]2002年6月5日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笔者自存有关报告。参加此次会议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刘宁一在其回忆录中对此次会议没有记述。见刘宁一：《历史回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
[91]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第13-14页。所谓“搞党纲”，指1961年苏共准备召开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要通过新党纲的事情。
[92]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93]АПРФ，ф.3，оп.65，д.597，л.154. 转引自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Ю. 1960 год глазами。
[94]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肖东川、谭实译，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174页。
[95]中苏战略、军事、经济关系及前景，1960年8月9日，Fiche 64，Item 255，NIE 100-3-60，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US；共产主义运动的权威和控制，1961年8月8日，Fiche 84，Item 318，NIE 10-61,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US。
[96]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对于苏方的此类指摘，在后来的中苏两党会谈中，刘少奇曾经否认并反驳说：“在工联会议期间，我党任何派别活动也没搞。会议开幕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和我没有出席。我们不在北京。当我回到北京时，通知我，会议代表之间正在就许多重要问题热烈地交换意见，请我参加这一工作。开始我建议让工会代表们自己去争论，我们不参加，后来我才同意并作为主席发了言。我们想就5个问题交换意见，但只在一个问题上交换了意见。不能认为这是派别活动。我们还邀请了同我们意见有分歧的同志。在自己的反对派中间怎么进行派别活动呢？”刘少奇并要求苏方把中方的这种意见转告其他各兄弟党。见1960年11月26日米高扬、科兹洛夫与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会谈记录，《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4卷，第3476-3496页。不过刘的谈话内容与事实略有出入：6月5日世界工联北京会议开幕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但刘少奇、周恩来则均在京。刘此处应指6月1-3日时他不在北京，但周恩来6月1日已从蒙古国返回京。参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24页。
[97]Peter Jones and Sian Kevill Compiled，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pp.18-19。
[98]米高扬、科兹洛夫与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会谈记录，1960年11月26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4卷，第3476-3496页。
[99]《杨尚昆日记》上，第544-545页。
[100]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第310号，1960年12月13日；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33-234页；《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101]《杨尚昆日记》上，第509页。
[10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204-205页；《杨尚昆日记》上，第510页。
[103]《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10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211-212页。
[105]彭真后来说：“布加勒斯特会议时，主席指示劝说，我们6月17日到莫斯科谈了9小时，主要是劝，无结果，后又和光头谈6小时，我们基本上还是劝，最后他还是围。”见彭真在全国第五次外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1年2月3日，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第14页。
[106]《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21页。
[107]《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108]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83-84页。
[109]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83-84页。
[110]彭真在后来的报告中曾谈道：中央从1959年10月杭州、上海会议，就考虑这个问题，主席说，一个是一切照光头办。考虑的结果是不行，还是坚持原则。到1960年6月，考虑的结果还得顶，无非毁灭。见彭真在全国第五次外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1年2月3日，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第13页。
[111]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第175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21-522页。
[112]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113]赫鲁晓夫6月22日同彭真会谈时，就以下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指责：1.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2.中国发表了康生在华沙条约政治协商会议上的发言；3.中国在东欧国家散发文件，宣称苏共不同意“百花齐放”、“纸老虎”等观点；4.关于中印边界问题；5.关于中-印尼纠纷；6.关于斯大林问题；7.关于朝鲜战争问题；8.关于批评南斯拉夫问题；9.关于“纸老虎”；10.关于东风压倒西风；11.关于战争与和平；12.关于和平共处；13.关于兄弟党会议公报；14.关于中国内政问题(人民公社、大跃进、干部参加劳动、军队参加生产、民兵、关于彭德怀等)。中共代表团驳斥了赫鲁晓夫的攻击。见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22页。不过，当时参加会谈的苏共领导人说：对苏方提出的问题的实质，中国同志不作正面回答，进行回避。见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114] 1960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表书面声明指出：赫鲁晓夫破坏会议之前中苏两党达成的只交换意见、不做任何决议的协议，事先不征求兄弟党意见，也不经正常讨论，“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100页）。时隔月余，8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及此事时又说：突然袭击，骗我们的人，要求两天时间，开始还不答应，争了后才答应，商量更没有，拿个公报出来，一个字不肯改（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9，第21页）。这大概是“突然袭击”说法的源头。不过，这里指的都是提出会议公报草案一事。此后，1963年2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明确提出：“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兄弟党会谈中，有人竟然挥舞指挥棒，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大举围攻中国共产党。”以后中国国内各种有关文章、论著，以及回忆录等等，基本都延用了这一说法。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有失偏颇。
[115]不过根据俄国解密档案文件，会上通过解释，卡博也谴责了中共的非党行动。见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116]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117]《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73-75页。
[118]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4-15
[119]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Mon>th="7" Year="1960">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120]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121]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122]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543-1544页；《杨尚昆日记》上，第514-515页；《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75、100-103页；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85-86页。关于中苏双方公开点名批判对方最高领导人问题，有材料称：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据说赫鲁晓夫曾指名道姓地攻击毛泽东(Peter Jones and Sian Kevill Compiled，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p.20)。但就笔者目前所见的中国文献资料，尚无此记载。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中苏两党会谈时，米高扬提出：你们攻击赫鲁晓夫同志，这使我们，苏共中央委员们感到很屈辱。有这样一种印象，你们想把赫鲁晓夫同志同苏共中央对立起来，给我党制造分裂。这使我们痛心。须知，在我们的队伍中，观点完全是一致的。我们要求你们停止这样做。例如，我们在发言和文件中，没对毛泽东同志和您——刘少奇同志作任何攻击（《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4卷，第3476-3496页）。1960年7月13日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在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报告中谈及中国的个人崇拜问题时，点名批评了毛泽东。但这是在苏共党内会议上。1950年代末以来中共党内会议、内部谈话中也多有点名批评赫鲁晓夫的情况。据苏方文件，苏共于1966年12月苏共中央全会决议中第一次点名批判了毛泽东（《真理报》，1966年12月14日，见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第四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140页）。不过这仍未越出苏共内部的范围。
[12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226-227页。
[12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254页。
[125]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35-236页。
[126]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第1546-1547页；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8月10日，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9，第21页。
[127]详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3、63、33、50、70-72、75-76、25、13页。
[128]《周恩来年谱》中卷，第277页。
[129]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34页；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1961年1月18日，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8，第28、30-40页。
[13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884-887、892-893、899页。
[1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12-515页；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1917-1974，Москва，1977，с.253-254。中共中央8月10日的紧急指示中说：估计到今年年底，对社会主义国家欠帐可能达到17亿元到20亿元。其中对苏联的欠帐可能达到14亿元到16亿元；对东欧兄弟国家的欠帐可能达到3亿元到4亿元。《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第512-515页。笔者此处以苏联史料（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提供的数字为准。
[132]《人民日报》，1961年4月10日。
[133]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с.253-254。
[134]《杨尚昆日记》上，第518-519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292页。
[135]周恩来在北戴河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节录），1960年7月14日；《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32页。
[13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291-293页；《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40-341、344-345、342页。
[137]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37页。
[138]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03-105页；《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40页。
[139]《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37页。
[140]《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430-3433页。
[141]《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43页。
[142]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4页；苏共代表团与中共代表团的会谈纪要，1960年9月17-20日，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 10，March 1998，pp.172-173；《杨尚昆日记》上，第547-548页。
[143]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37-238页；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5-16页。
[144]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99-100，97-99页。
[145]《杨尚昆日记》上，第568、569页。
[14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310-311页；奥·特罗扬诺夫斯基著：《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徐葵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210页。
[147]米高扬、科兹洛夫与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的会谈记录，1960年11月26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4卷，第3476-3479页。
[148]《杨尚昆日记》上，第571-573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37-238页。
[149]周总理接见加纳新闻工作者谈话记录，1960年11月3日，陈毅接见英国塞浦路斯人民委员会书记皮夫柯斯谈话记录，1960年9月25日，广西自治区档案馆，X1/27/224，第77、79-85，113、119-126页。
[150]吉林省档案馆，77/6/1，第144-145页。
[151]《人民日报》，1960年11月6日；<>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8" Month="11" Year="2007">11月8日。
[152]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7-18页。
[153]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7-18页。
[154]《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70页；米高扬、科兹洛夫与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的会谈记录，1960年11月26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4卷，第3476-3479页。
[155]《杨尚昆日记》上，第610-611页。
[156]《杨尚昆日记》上，第610-611页；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第182-184页。
[157]米高扬、科兹洛夫与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的会谈记录，1960年11月26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4卷，第3476-3479页；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685-686页。
[158]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01-102页。
[159]《杨尚昆日记》上，第624-626页；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96-97页；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9-20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38页；《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4卷，第3476-3479页。
[160]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2页。
[161]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20页；《杨尚昆日记》上，第627、628-629页。
[162]彭真在全国第五次外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1年2月3日，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第6页。
[163]《杨尚昆日记》上，第624-627页。
[164]《人民日报》，1960年12月8日。
[165]《人民日报》1960年12月8日。
[166]《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72-373页。
[167]《人民日报》1960年12月8日。
[168]《人民日报》，1960年11月28日、12月27日等。
[169] 福建省档案馆，101/2/544，第18-24页。
[170]《人民日报》，1960年12月10、11日。
[171]《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4卷，第3512-3525页。
[172]陈毅后来在谈到1960年莫斯科会议中共代表团的让步方针时曾说：中央、毛主席决定的，我们党的代表团的这些同志执行的很好。参见陈毅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报告，1961年1月5日，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第32页。
[173]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第62、34、40、68、32、72、36页。
[174]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8，第33、39页。
[175]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第14-17、19、21、24页。
[176]《人民日报》，1961年2月10日。
[177]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的会谈记录，1962年3月1日，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 10，March 1998，p.175。
[178]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39页；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的会谈备忘录，1961年6月5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4卷，第3532-3537页。
[179]《周恩来年谱》中卷，第431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11页；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310。
[180]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的会谈备忘录，1961年9月30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4卷，第3542*3548页。
[181]《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89-390页；《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46页；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66页。
[182]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39页。
[183]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308.
[184]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42页；《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94、397、400页。
[185]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42页；孟宪章主编：《中苏贸易史资料》，北京：中国对外贸易出版社1991年，第602-603页。
[186]《人民日报》，1961年4月10日。
[187]《人民日报》，1961年4月10日。
[188]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с.275._ftn190"
[189]据俄方材料：1950-1961年苏联提供给中国的贷款总数为18.16亿卢布，按照贷款协议使用的贷款全额：1950年2.7亿，1951年4.33亿（另有2.095亿折扣），1952年2.415亿，1953年1.352亿，1954年1.882亿，1955年2.182亿，1961年3.296亿。总计18.157亿新卢布。参见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с.277-278。
[190]《人民日报》，1961年6月23日、10月7日。
[191]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07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30页。
[192]陈毅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报告，1961年1月5日，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第34、35页。
[193]参见牛军：《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580页。
[19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281-282页。
[195]《刘少奇主席在莫斯科苏中友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0年12月9日。
来源：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