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0年代初中期，在中苏两党分裂的过程中，中共能够在一个阶段中争取到宫本显治领导的日共积极主动地站到自己一边，同中日两党拥有共同的反帝反修目标、共同的利益，以及日共与苏共在路线纲领上的分歧、苏共对日共内部事务的干涉密切相关。在1960-1963年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阶段，中日两党首次密切配合，抵制"三国条约"。其后，日共在国际共运意识形态大论战中支持中共的态度进一步明朗化。1964年中苏两党分裂成为定局，毛泽东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扩大反美统一战线，建立反修统一战线。中日两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相互支持，关系进入到最佳状态，从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反修同盟的关系。1965年在新执政的苏共领导集团暂未调整其对日共的方针时，中日两党以共同抵制莫斯科三月会议的姿态，揭开新一年对苏斗争的序幕。不过，日共对独立自主立场的坚持，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即将来临，预示了中日两党关系走向疏离的前景，几个因素开始影响两党日后对亲近还是疏远的选择。在中苏分裂的大背景下，中日两党的诉求逻辑实际存在差异，而影响两党关系的深层次原因，仍然是国际共运党际关系结构失衡的问题。
关键词：中苏分裂；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党际关系
1960年代初期，中共与苏共的分歧和矛盾日趋加剧，双方都试图掌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导权，在这一背景下，中共内政外交方针日益趋向激进，对内重提阶级斗争，开展“反修防修”运动；对外则认为苏联修正主义者已无法担负起指导国际革命运动的职责，随着革命的重点移向亚非拉，革命的指导中心也应该移到中国，高举马列主义旗帜的中共理应担当起国际共运的领导责任。
此期，随着中苏两党走向分裂，中苏同盟破裂的前景若隐若现。在这一过程中，有两条线索穿插其间。一是国际共运队伍在中苏两党掀起的意识形态论争中发生分裂，虽然以中共为首的左派队伍不断壮大，但是左派力量在国际共运中尚未占据优势地位。为了彻底扭转这种态势，1963年后期，中共在与苏共正式展开大论战的同时，着手建立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统一战线。二是毛泽东开始考虑苏联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威胁问题。以1964年为转折点，中国反帝反修“两个拳头出击”外交战略中，以意识形态斗争为主的“反修”方针开始与国家安全战略联系到一起。换言之，中国在实行“两个拳头出击”外交方针的同时，军事防御战略方针中也加入了准备对美对苏两面作战的新的内容。由此，东亚地区中国周边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周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的稳固，实际上成为中共中央优先设定的目标。此时，东亚地区追随中共的左派党，除越南、朝鲜两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执政党外，还有日本、印尼、缅甸、马来亚、泰国等几个国家的共产党，它们是当时左派阵营中的中坚力量，这股力量在中苏两党新一阶段斗争中的选边站队，对于中共来说，无疑十分重要。
以社会主义阵营十三个国家而言，亚洲国家有四个，皆在东亚地区。其中越南、朝鲜和蒙古，都是中国的近邻。蒙古作为苏联的盟友，一直接受其军事保护，苏蒙之间签有《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防务的协定》，蒙古国人民革命党领袖泽登巴尔(Tsedenbal Umzhagin)还曾向赫鲁晓夫(N.S. Khrushchev)提出过加入华约的申请。蒙苏两党关系比较紧密，两国关系相对稳定。面对这种局面，维持并加强越南劳动党和朝鲜劳动党与中共的关系即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争取越、朝两党在反修斗争中与中共保持一致，不仅是中共与苏共争夺社会主义阵营主导权的需要，也是中国在与苏联关系恶化时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
而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东亚共产党来说，其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共同的历史命运，担负着反帝、领导本国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责任。中共夺取政权后，支持和援助东亚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既是中共所承担的国际主义义务，也是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理论普遍性的重要实践。其不仅是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经验的推广区，如东南亚、南亚共产党的道路，也是由中小城市武装起义扩大至城镇、农村的“十月革命”经验的试验场，如东北亚日共可走的道路。归根结底，争取东亚共产党的支持，是见证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共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代表的试金石。
在1960年代初期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并展开意识形态论战的过程中，日本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选择站到了中国共产党一边。与此同步，在东亚共产党的队伍中，毛泽东也十分看重日共和印尼共，认为它们是资本主义国家大国中的大党，“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路线”，中国除了“依靠中国的广大党员同人民群众”外，还“要寄希望于”日共和印尼共。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党日共和民族主义国家的大党印尼共，都是在暴力革命遭遇挫折后转而踏上寻求和平过渡道路并在本国取得合法地位的在野党，其在国际共运中所确立的革命范式基本限定在议会斗争的框架之中。对于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倡导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普遍规律的中共来说，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接受和支持日共及印尼共的路线纲领，是与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发生、发展乃至决裂的进程密切相关的。在苏共调整外交战略，同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寻求缓和，而中共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美统一战线外交战略不动摇的局面下，共同的反帝目标为中共与日共和印尼共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本文以中、日、俄、美等多国档案文献资料为基础，着重考察1960—1965年中苏两党走向分裂背景下中共与日共党际关系演变的过程，具体分析促使中日两党对苏目标基本保持一致的原因，中共争取日共支持方针的调整及其结果。
一、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与中日两党的接近(1960—1963)
事实上，与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中共不同，“二战”结束，恢复合法地位的日共重新组建后，基本上走的是一条以议会斗争为主的道路。在此过程中，经过党内斗争最终确立领导地位的宫本显治(Miyamoto Kenji)与毛泽东相同，同苏共、斯大林(J.V. Stalin)有着诸多的恩恩怨怨。
1946年4月，以“和平革命”姿态登上政治舞台的日共在日本战后第一次众议院选举中即获得5个席位，其后力量不断发展，1949年的大选进而有35人当选为议员，在国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随着冷战开始后两大阵营对抗格局的确立，以及日本国内局势的发展变化，1950年初，苏共主导下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对日共的和平革命方针提出了批评。此时，正与苏共谈判签订新约，准备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的中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支持情报局对日共的批评。面对情报局的批评，日共内部意见分歧，宫本显治等人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日共发生分裂。是年夏，当日本政府开始对日共进行“赤色整肃”时，日共在苏共和中共的支持下，一度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中共与解散日共中央委员会的德田派取得联系，将日共领导人德田球一(Tokuda Kyuichi)等人召至北京，建立了日共国外领导中心“北京机关”。1951年4月，“北京机关”派出由德田、野坂参三(Nozaka Sanzo)等日共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进行了四次会谈。其间，斯大林在先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继而在“以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联合意见的形式征求”德田、野坂等人的意见后，主持制定了日共新纲领《日本共产党的当前要求》(即《五一年纲领》)，日共从此转而走上“极左冒险主义”的武装斗争道路。
事隔月余，苏共中央政治局即根据德田的请求，决定援助日共10万美元。翌年，中共领导人经与野坂协商，在中国建立了日本共产党特别学校，为日共培训干部，传播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到1953年，该校计划增招学员至1500人。苏共则继续向日共提供经费，拨款25万美元，由中共转交。此期日共照搬中共搞游击战、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等经验，从事武装夺取政权斗争的做法，使日共遭受巨大损失。1952年，日共党员从两年前的十多万人骤减到3万人左右；这年10月大选所获的选票，从1949年1月大选时获得的298万票锐减至89万票，并失去了全部国会议席；次年4月的大选，选票更是减少至65万。可以说，对于宫本显治而言，日共短短几年暴力革命实践的过程，不仅有苏共的干涉，中共与斯大林的配合也贯穿其间。由此，宫本对斯大林和苏共所抱的怨气之中，其实亦含有对毛泽东和中共的不满因子。
1958年7月日共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总结此前党的“极左冒险主义”方针的错误，决定废除《五一年纲领》，提出了“争取和平革命”的主张。宫本显治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日共中央总书记。其后，1961年7月“日共八大”制定的《日本共产党纲领》进一步确认了以和平革命为主的方针。从此，日共的工作重心转向通过议会选举斗争来实现自己的反帝反垄断人民民主革命的目标，开始推行一条抵制大国大党干涉，坚持独立自主，走“日本式社会主义”道路的革新路线。日共的党势得以进一步恢复和发展。“日共七大”代表中存在反对中央的“强有力的少数”的状态，至八大时宣告结束，随八九个“反对中央路线”的“反党修正主义分子”的“自己退党”，宫本显治确立起了在日共党内的绝对权威。
当日共中央检讨自己路线纲领上的错误，显示出排除他党干涉的决心时，中苏两党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矛盾和分歧不断。1959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含沙射影地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等政策，无疑进一步激怒了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对美国频频摇动橄榄枝，热衷于实现苏美首脑会晤的姿态，则令毛泽东对苏美亲近戒心倍增。由此，中共借宫本显治访华之机，迈出了争取日共支持的步伐。是年2月23日，宫本率日共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一大”后抵达北京，翌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即与之举行了会谈。根据中日两党代表团取得的一致意见，两党于3月3日发表联合声明，指出美帝国主义是亚洲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谴责日本反动统治集团追随美帝敌视中国的政策。联合声明发表当日，毛泽东在郑州郊外的火车里会见了宫本显治。此前的1957年11月，刘少奇同参加莫斯科会议后路过北京的日共代表志贺义雄(Shiga Yoshio)等人会谈时，与赫鲁晓夫的态度一样，反对日共中央总结“五〇年问题”，而毛泽东这时却专门向宫本显治反省了中共1950年帮助德田等人建立“北京机关”和1951年与苏共“合作帮助日共搞纲领”的事情。他表示：中共对日共“没有什么帮助，有帮助也很少。有一些我们还犯了错误”。还检讨说：“如当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整肃的时候，我们劝日共同志来中国，我们怕他们受损失。有些同志来了。这当然出于好意。但现在看，恐怕不来还好些。”针对日共《五一年纲领》问题，毛泽东谈道：“那样的纲领，不管正确与否，都是不好的。而且后来看，纲领本身就有些不恰当的地方。”并且特别对宫本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提出赞许，指出：“别国帮助太多是不好的，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帮助为辅。要有独立自主的精神，日共这几年来的情况正是如此。”
苏联方面敏感地注意到，这个在“苏共二十一大”之后不久签署的专门论述当前国际形势的声明中，“只顺便提到”赫鲁晓夫“关于建立远东和太平洋无核区的建议”，而对于二十一大“重要的理论结论”、“关于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斗争”，却是“只字未提”。以此得出结论：“中共领导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说服日本同志站到了自己一边。”不过，此时苏方的这种评估不免有失片面，二十余日后，日共第五次中央全会做出的关于出席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日共代表团的报告的决议，以及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发表的宫本显治的文章《关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和加强兄弟党的团结》，都给予了“苏共二十一大”以充分的肯定。这似乎从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宫本显治在中苏两个大党之间摆出的独立自主的姿态。
是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苏美首脑举行了会晤。当苏联正热衷于宣传苏美和解的“戴维营精神”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10月2日与来华访问的赫鲁晓夫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只是此时出于对大局的考虑，中苏双方都认为应暂时放弃争论，求同存异，两党关系不能破裂。于是，10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苏联代办安东诺夫(S.F. Antonov)时，对赫鲁晓夫访美的外交做法和全面裁军的建议表示赞同，说中苏之间的分歧“是局部的，暂时的”。这样，四天后，尽管毛泽东在会见野坂参三率领的日共代表团时继续与赫鲁晓夫唱反调，指出：美英集团“有两手”，“虽然形势有所缓和”，但“当缓和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他们又挑起紧张局势”，因此要估计到一种情况，“那就是疯子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办”？“最强大的就是美国冒险集团”；进而还谈及“日本无产阶级起来夺取政权”的问题，提出：“无产阶级已夺取了中国大陆，夺取了半个朝鲜和半个越南。这个因素对你们是有利的”，等等。但是，在其后10月20日两党签署的第二个联合文件中，双方于强调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敌人的同时，还是公开声明支持苏联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停止冷战，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以及全面裁军的建议。
苏联驻华使馆对中日双方态度上的这种变化似乎略感欣慰，认为日共尚未完全站到中共一边。不过，还是依然警觉地上报香港《南华早报》的评论，其中指出：日共“部分机关中大约有300名领导干部”在北京的一所“专门的党校”里“受过培训”。“那里用不同于俄罗斯的精神对他们进行教育”，也就是说“在适当的时机进行挑拨和制造混乱”。该报评论说：“在俄罗斯和中国学习过的日共领导人的行为方式的区别，即如俄罗斯和中国的行为方式的区别一样。”
其实，毛泽东能够争取到宫本显治在以后中苏两党斗争的选边站队中积极主动地站到中共一边，是同日共与苏共在路线纲领上的分歧密切联系到一起的。1958年夏“日共七大”讨论的纲领草案即提出：“从根本上统治着日本的是美帝国主义以及屈从于它并同它结盟的日本垄断资本集团”。日本“是一个被美国帝国主义半占领的附属国。”当前日本革命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革命的性质是以争取国家的完全独立和彻底的民主、推翻卖国的反动垄断资本的统治为主要任务的“人民民主革命”。大会还通过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这两个敌人”等政治方针。三年后“日共八大”通过的日本共产党纲领，确定了上述七大草案中的这一定性，并进一步阐明，当前日本工人阶级和人民最大的历史任务就是废除旧金山体制，即：粉碎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这两个敌人的统治，实现日本真正的独立和民主。而革命的基本力量则在于“组成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统治”的“广泛统一战线”——“民族民主统一战线”。
日共的斗争目标和革命任务，与赫鲁晓夫倡导的同西方缓和、同美国合作的方针政策大相径庭。而中日两党则在建立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的共同目标下，有了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共识，以及联合起来进行反帝、反修斗争的共同基础。至于日共决定放弃武装斗争，提出“和平革命”的方针，是与其当前任务相一致的。这一方针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即如他对野坂参三、袴田里见(Hakamada Satomi)等人所言：“独立、和平、民主、中立，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口号，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但是，现在这样的口号，有利于日本人民和世界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也有利于日本无产阶级起来夺取政权。”
进入1960年代后，中国通过1960年6月初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的论坛，首次正式向外界说明中苏两党在一些重大理论和方针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率先在国际社会组织中公开了中苏两党的分歧。苏共随即反戈一击，在6月下旬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5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称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中苏两党在国际共运的论坛上第一次公开面对面地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在这场斗争中，日共中央选择了脱身事外的态度。日共当时没有派代表参加，而是由日共驻《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的代表、日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米原昶(Yonehara Itaru)与会。苏共代表将指责中共的文件送给米原看，米原出于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考虑，没有参与这一攻击。不过，时隔不久，日共即显示出了向中共的理论观点倾斜的态度。是年10月—12月，在第二次莫斯科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大会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和正式会议期间，与会各党围绕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由宫本显治率领的日共代表团不仅与中共代表团的意见基本一致，而且还根据1950年以来日共自身的惨痛教训，坚决反对关于苏共是国际共运的“中心”“为首”“先锋队”等提法，反对关于设置国际常任机构的建议，主张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在今天都不能设置像共产国际那样的民主集中制的国际组织，不允许成立一个国际中心来领导世界革命运动。翌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组织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批判，中共代表团予以反对，日共代表团也拒绝了苏共提出的一起指责阿劳党的要求。
日共在国际共运舞台上的种种立场，无疑使中共看到了争取其在同一战壕里与苏共展开斗争的前景。但是，苏共认为，日共等几个党在兄弟党国际会议上的表现，是中共代表团对与会者“加紧进行幕后活动”的结果。苏共领导人指出，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上，除了追随中共的阿劳党和缅共、马共外，越劳党和印尼、日本、澳大利亚共产党的代表也表现出动摇，认为这些党在地理上同中国接近，与中共有着传统上的紧密联系，他们的代表们受到了来自中共的特殊的压力。
1962年末1963年初，欧洲保、匈、意、捷、德五个兄弟党举行代表大会。在苏共代表团的主导下，五党代表团与参会的中共代表团之间发生了“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为了回应欧洲五党会议提出的挑战，中共拉开了与苏共进行公开论战的序幕。
1963年7月5日至20日中苏两党在莫斯科进行“聋子式”的对话，7月14日苏共中央发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进行指名批判之时，苏联同美国和英国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此条约的核心意义在于，约束核武器发展起步较晚，尚只能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的国家，而对核技术比较先进，可以进行地下核试验的苏美英三国则无妨碍。可以说，这个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条约彻底惹恼了毛泽东。在中国看来，这个条约就是要剥夺中国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以拥有核力量的权利，苏联和美国联合在一起，要限制中国发展核武器。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谈判代表哈里曼(Harriman)在去莫斯科谈判之前曾发表谈话说，美英苏三国达成此协议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协议可以制止扩散核武器，能够合作防止中国获得核力量。为此，7月31日，中国政府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谴责三国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肮脏的骗局”；指斥苏联“出卖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人民”，是在“联合战争力量反对和平力量”。毛泽东8月初在部署对苏公开论战时便提出了“豺狼当道焉问狐狸”，“擒贼先擒王，矛头对准赫鲁晓夫”的指导思想。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遭受过核打击的国家，全面禁核基本上是日本民众、社会团体和政治组织的共同要求。而日共的一贯立场则是全面禁止核武器、反对核战争，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核试验是不得已的防御性措施，日共不会把对美苏核试验的不同看法强加于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苏联同美国和英国在8月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召开前夕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赫鲁晓夫并把这个条约称为东西方关系中的一个“突破”，令以美国和日本垄断资本为首要敌人的日共，立即将矛头直指试图以此为前提谋求与美国妥协的苏联。《赤旗报》7月29日发表社论、8月3日发表日共中央政治局声明，表明了批判这个条约的态度。日共中央认为，这个条约是使核武器试验和生产合法化的条约，是要维持以美苏为中心的核垄断体制，助长美帝国主义的核威胁。
可以说，苏联与美英两国签订此条约的举措，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苏关系的走向，而且成了使日苏两党关系恶化的直接原因。这样，在部分禁止核试验问题上拥有共同利益的中日两党，借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舞台，首次密切配合，展开了一场抵制“三国条约”的斗争。
1963年8月5日至7日，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在日本的广岛市举行，二十个国家、七个国际组织和来自日本全国的两万多名代表集会于此。与会各界人士表示欢迎和支持中国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建议；大会通过了日本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加强当前的统一行动的决议，号召坚决争取禁止一切核武器、防止核战争；并通过“关于展开国际共同行动的呼吁书”，呼吁反对美国的核战争政策，粉碎美国把日本变为核基地的阴谋。苏联代表团要求大会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计划未获成功。面对中日两党鼓动各国代表对苏联部分禁止核试验方针进行抵制的局面，苏联的对应措施是，转而支持日共内部的反对派。出席这次世界大会的苏联代表团团长、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副会长茹科夫(G.A. Zhukov)与被日共开除、从事分裂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活动的“日共分裂主义者、反党分子”秘密会谈，“对他们煽风点火”；回国后又在8月25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广岛的呼声》，以第九届大会没有支持“三国条约”等为由，批评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公开指名攻击日共，并积极肯定日本社会党和日本工会“总评”等举行的支持“三国条约”的会议。
以此为契机，苏共及其领导下的团体加紧了干预行动。例如是年8月到9月日苏协会代表团访苏时，苏日协会试图强迫日苏协会代表团与之发表联合声明，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并向日苏协会总部下属的各县联合会、支部和会员直接写信，寻求支持，一度在日苏协会内部引起混乱。苏联《消息报》赴日本的特派记者动员日共党员“从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立场出发，和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斗争”，等等。苏共支持日共内部反对派，支持其另起炉灶举行集会响应苏联的做法，无疑犯了宫本显治及日共的大忌，被视为支持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及反党修正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干扰日共内部，公开破坏日共领导机构，是对日共和日本民主运动进行严重的大国主义干涉的开始。日苏两党一度“出现了双方断绝关系的危险性”。苏共的这种方针，成为促使日共走上与苏共决裂道路的助推剂。此后，日共与苏共的分离倾向日趋明朗，中日两党有了进一步接近的基础和条件。
在中日两党联合抵制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期间，两党领导人频繁接触，毛泽东连续接见日共代表团成员，与他们讨论对苏论战的问题。8月4日，毛泽东、邓小平、彭真等中共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藏原惟人(Kurahara Korehito)。毛泽东称赞日共反对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工作得很好，我们很高兴”。并表示，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为题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前，“很想同你们党的负责同志商量”，只是由于中日之间交通不便等情况，“可惜时间已来不及了”。此前日共虽然在《赤旗报》上刊登了中共发表的回应欧洲五党挑战的全部文章，但却并不赞同这种做法，2月的日共中央五中全会决议还提出了“一个党公开指责其他的党，就是对1960年声明的严重侵犯”的意见。有鉴于此，这次会见特别讨论了这个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共中央不同意日共中央的这一看法，强调说，公开争论是苏共挑起的，中共等各兄弟党有权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之进行论争。针对藏原关于“无限制地争论下去会被美帝利用”的担忧，毛泽东指出：“不公开争论，美帝国主义也会利用，公开争论，它也会利用。它总是要利用的。”好在邓小平通报说，中苏两党“现在的分歧是敌对性质的矛盾，但是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解决”，令藏原“松了一口气”。不过，会见中，毛泽东宣示了他对中苏两党关系发展前景的评估，即“我们不要分裂，但是我们对分裂要有准备”。
此后不久，一评、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重头文章相继发表，一场规模空前的意识形态大论战正式启动。其间，日共中央委员竹中恒三郎(Takenaka Tsunesaburo)偕日共各都、府、县委委员等十余人到中国访问，赴延安等地参观学习。9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他们时，介绍中共与苏共进行论战的经验说，社会党分左、中、右三派，共产党也会出现左、中、右。但是中间派比例很大，他们在反修问题上，同左派是一致的。因此，中共“敢于把赫鲁晓夫及国际修正主义者骂我们的话登在报上，并向全世界广播”。毛还建议日共党员们去朝鲜、越南看看，表示：“我们、金日成、胡志明和南越等”都是“你们的直接同盟军”。并指出：“你们还有间接同盟军，即日本垄断资本的分化，在社会党、总评内的左派和中间派。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你们可以影响相当多的自由民主党内的分子。”
随着日苏两党矛盾的加深，日共在国际共运意识形态大论战中的态度进一步明朗化。1963年10月中旬，日共八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些问题的决定》，“全面纠正”五中全会决议的一些提法，即改变上述引起中共领导人强烈反应的不同意公开反驳他党指责的观点，明确指出，“一个党公开指责其他的党，就是对1960年声明的严重侵犯，对此进行公开反驳，是符合独立、平等原则的理所当然的行为”；撤销关于“苏联共产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的先锋队”的论述。决议并明确提出：“党的独立自主态度并不意味着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争论的问题采取中立的、消极的态度，而是采取积极追求真理，同错误倾向作斗争，对真正的国际团结做出贡献的态度。”
继之，11月10日《赤旗报》发表社论和文章，公开阐释了日共中央的观点及对这场论战的态度。文章借回答读者关于“中苏争论”的提问之机，在维护中国党立场的同时，批评说，“一些党的领导人”对阿劳党和中共进行公开谴责，特别是“采取了停止经济合作和技术合作的措施，甚至使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陷于最坏的局面”的做法，“是完全不正确的”。文章突出谴责了已在“日共八大”前被开除出党、毛泽东称之为“日共叛徒”的春日庄次郎(Kasuga shojiro)等人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相勾结”的问题；不点名地批判苏共，敲打与日共反对派联系的苏共领导人。
这样，中共借反对苏联与美英签订三国条约之势，突出宣示中日两党在禁核问题上拥有共同的利益，巩固了两党反帝斗争目标的一致性；而苏共与西方合作的方针，特别是其介入日共内部斗争的倾向，加深了日苏两党之间的裂痕。由此，中共在与苏共争夺日共的斗争中拔得头筹。
二、中苏分裂成为定局与中日两党关系的最佳时期(1964年)
1963年末，负责统一战线工作的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Kikunami Katsumi)在华沙参加完世界和平代表会议后访问中国。1964年1月初，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听涛。交谈中，毛泽东在表示他已看过日共七中全会公开的和内部的决议，认为这些文件“都很好”的同时，围绕统一战线问题，着重阐释了他新近形成的关于国际反帝反修斗争的战略构想。毛泽东谈道：“我们集中力量反对的是美帝国主义。”“我们反对修正主义的矛头主要对准赫鲁晓夫集团”。以此突出了集中反对美帝和苏修的目标表述。继而他进一步明确指出：“讲到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
这一“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其实是毛泽东在上一年9月28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当时他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毛泽东“两个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反映了他在着手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把争取中间地带，加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对外战略，调整为既反美帝又反苏修，扩大反美统一战线，建立反对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战略，而将自己的这一战略考虑向外国党阐释，毛泽东还是第一次。
在此思路下，毛泽东详细向听涛克己宣讲了他的理论分析，即“美国垄断资本要排挤日本垄断资本”，“需要注意日本垄断资本的反美问题”，“对日本垄断资本抗美不要过低估计，日本垄断资本抗美的日子总有一天会到来的”。毛泽东认为，日共与日本的垄断资本集团“在反美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以此做听涛的工作说：“日共是高举反美旗帜，坚决反美的。但同时需要注意日本垄断资本的反美问题。如果垄断资本反美，日共对此采取消极态度，好像你反你的，我反我的，很难被工人群众理解。日本党要利用垄断资本向美国作斗争，要主动。”具体建议日共，如果受到美国垄断资本排挤的钢铁大王“八幡、富士表示反抗，《赤旗报》就可以支持”。毛泽东并以“目前印尼党的政策是同大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反对以纳苏蒂安为代表的亲美派”为例，做日共的促进工作。与此同时，他还进一步提出：“如将来中国修正主义占了统治地位，你们就要举起反修的旗帜。日本和印尼党有这个资格，那时的希望就在日本和印尼党身上。”
在1月上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再次强调“豺狼当道，焉问狐狸”，“要集中攻赫鲁晓夫”。中共2月4日发表的头篇与苏共大论战的文章“七评”，标题即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面世，鲜明地突出了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可以说，毛泽东把他的“两个中间地带”战略构想的具体实践，率先放到了对日共的指导上。不过，这却触动了一直强调独立自主，反对大国大党干涉的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那条敏感的神经，毕竟此时宫本等日共领导人所确定的党的基本路线，仍然是反对美帝、反对日本垄断资本集团这两个日本人民的最大敌人。尤其是根据宫本的认识，“美、日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要利用”，但“并不意味着日本垄断资本会成为”日共的同盟军。这次谈话不久，宫本显治即来信索要谈话记录，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补充后，于7月27日才批准送给了宫本。而在此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从某种程度上在宫本等人的心里投下了阴影。
毛泽东与听涛克己谈话不久，卧病中的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便在其家中召开政治局会议，确认日共党纲中规定的基本路线，即日本人民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两股势力，必须彻底警惕轻视任何一个敌人的片面性错误。会议基本达成了统一的意见。其时，日本国内掀起了反对美国F-105D型核飞机和核潜艇进驻的运动。1月27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务理事、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日中贸易促进会理事长铃木一雄(Suzuki Kazuo)，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务理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副秘书长西园寺公一(Saionji Kinkazu)和《赤旗报》驻北京记者高野好久(Takano Yoshihisa)时发表谈话，突出强调了日本的“反美爱国统一战线”问题，指出，“美帝国主义是日本民族的最凶恶的敌人”，反对美帝的爱国统一战线的不断扩大，是“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人民日报》随后连续报道说，“日本公众领袖热烈欢迎毛主席谈话”，“毛主席谈话鼓舞了日本人民斗志”，等等。2月1日，《赤旗报》以毛泽东的这篇谈话为主题发表社论，宣传日美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使用了“只强调反帝斗争的‘爱国统一战线’的提法”。2月4日中共的“七评”发表后不久，《赤旗报》即转载了这篇激怒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的重头评论文章。一时间，在日共及日本人民反美斗争的背后，似乎显现出了毛泽东的巨大身影。
中日两党之间的这一轮配合，无疑也刺激了苏共中央领导人的神经。2月10日至15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B.N. Ponomaryov)在发言中即谈道：中共领导人“加紧说服那些政治上不成熟以及那些因其他原因能够接受中国主张的政党的领导人”，除了阿劳党和朝劳党外，“他们成功地影响了日本共产党领导人的立场”。指责中共，“实质上是力图在国际共运中建立宗派集团”。其后，苏共开始进一步调整其对日共的政策，着手加强对日共做工作，试图阻止日共与中共联合的趋势。
2月26日，以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袴田里见为团长的日共代表团应邀访问莫斯科，在3月2日至11日，“抱着坚决不妥协的态度”与以苏共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L.I. Brezhnev)为团长的苏共代表团举行了会谈。会谈中，苏共领导人批评日共中央反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态度及做法；否认日方所说的在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期间苏联代表团团员曾与日共反党分子接触以及干涉日本的民主运动，等等。双方争执不下，以至于在最后一次会谈中，袴田里见指出，“现在我们之间连一致的气味也嗅不到”。面对苏方要求日共代表团同意签署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联合公报》草案的强硬态度，袴田表态“拒绝签署关于两党会谈的任何联合公报”。其间，3月10日，《赤旗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指出：“对美帝国主义的评价，是当代区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主要分水岭。”而“现代修正主义者被核讹诈吓破了胆，完全放弃了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文章未指名地系统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为美帝国主义涂脂抹粉的机会主义理论”。在苏联方面看来，这篇文章选择在苏日两党会谈即将结束时发表，就是针对苏共而来的，日共是在公开批判苏联的对外政策方针和国际共运的总路线，为此，苏方还特向日共代表团提出了批评。
此前，宫本显治于2月15日抵达中国广东省省会广州市疗养。邓小平、康生、伍修权等中共领导人专程到广州迎接，以示对这个盟友的重视。邓小平等人与宫本举行了两次会谈，讨论了中苏两党的争论等问题。宫本在治疗养病期间一直密切关注着日苏两党会谈的情况，以及日本国内的反美斗争形势。日共代表团与苏共代表团会谈破裂后应邀访问中国。代表团先期抵达广州，向宫本汇报情况。这时在宫本看来，一方面，毛泽东会见听涛克己时对日共工作的指导性意见与日共的基本纲领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他并不准备同苏共决裂，对日共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在苏共和中共两个大党之间保持日共的独立地位，既要反对苏共的干涉，也不能照搬中共的主张，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任务机械地搬进民主运动中”去。这样，经过商讨，3月19日，宫本显治和袴田里见联名以“关于当前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为题致函日本国内的政治局成员，提出：在民主运动中应从“反对分裂活动”的角度处理问题，而不是从“反对修正主义”的角度；民族民主统一战线集中到单纯反美的方向，轻视同国内垄断资本和反动派的斗争是不正确的，等等。这即对前一阶段日共片面强调反美斗争等问题提出了批评。
3月21日至25日，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在北京与袴田里见率领的日共代表团举行了会谈。此时，毛泽东有可能已对宫本的意见及日共代表团的思考有所了解，3月23日晚7时，他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会见了日共代表团。毛泽东一开始就称赞刚结束与苏共论争的日共领导人说：“你们这次作了一次战，战斗很有成绩。”随即表示“对于一九五一年的日共新纲领，中国也有一部分责任”。双方的谈话共进行了两个半小时，其间直到吃夜宵时，毛泽东在饭桌上才又继续了他关于日美矛盾问题的话题。他提出：“日本的垄断资本可以分成亲美的和不亲美的”，如果“既反美，也反共、反人民”的垄断资本集团也想“抓反美的旗帜”，“日共该怎么办？”袴田里见回应说，“日美垄断资本间的矛盾在增加，我们要利用这一矛盾，结成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但随后列举了一个谣传：部分日本统治者勾结右翼分子想发动政变，把左翼干部和日共干部都杀掉，利用日本人民反美的情绪，由法西斯分子起来争取日本民族的独立。借此委婉地表述了宫本关于日本的垄断资产阶级不会与日共联合的思想。毛泽东于是进一步做工作，指出：“我们要始终掌握民族独立的旗帜，充分利用日美垄断资本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可以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包括一部分反美的资本家”。“现在全世界有两条统一战线。一条是反帝的统一战线，一条是反修的统一战线。各国反动派都分属于这两个集团。”对此，袴田未再做回应。最后，毛泽东表态说：“日共同志有权利用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你们的革命也是我们的革命。你们的革命不胜利，我们也就不得了。”应该说，为了争取日共这个重要的反修斗争的盟友，毛泽东既要小心翼翼地回护宫本显治等日共领导人的感受，又要坚持阐述他的思路。
十余天后，毛泽东在武汉第二次会见了日共代表团。其时，中共的“八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已经发表；而日共代表团则在4月2日赴朝鲜访问一周，与金日成等朝鲜劳动党领导人会谈后抵达武汉。这次会见时间长达三个小时，着重讨论的是反修论战问题。毛泽东建议日本、印尼、朝鲜、越南等党共同参与起草下一次世界共产党会议的决议草案。袴田里见在表示将去广州同宫本显治商量后，表态说：“毫无疑问，我党一定参加。”继之进一步提出：考虑到在国际共运中同修正主义作斗争时“需要同中国、朝鲜、越南、印尼等党密切联系”，“我们准备从日本派一名中委常驻中国，半年轮换一次”。毛泽东认为“很好”。根据对苏共在与日共会谈破裂后会致函日共提出批评的估计，毛泽东建议日共参考印尼共对苏共长信批评的回复，嘱咐“中联部”将印尼共的复信等材料译成日文交给日共。日共代表团在这次访问中看到不少反修文件，袴田表示，这对日共的反修斗争“有很大帮助”。中日两党在反修斗争中呈现密切配合之势，日共派中央委员常驻中国的做法，进一步为两党交换意见提供了组织保证。
其实，面对一段时间以来苏共中央的指责，诸如日共跟着“中共和中国的领导人”“亦步亦趋”，日共“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都是“中国共产党的追随者”，等等，以及日本反共势力和资产阶级报纸的宣传，诸如日本共产党内有“中共派”和“苏联派”，日共是“按照外国党的指示行事的政党”，等等，为了表明日共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不是一个不加批判地追随和盲目服从哪个外国党的党”，宫本显治特别对受毛泽东理论影响较大的日共领导人听涛克己进行了批评和处理。是年春天，在宫本、袴田等日共重要领导干部不在国内的情况下，负责主要领导工作的听涛克己在毛泽东关于日共可以同具有反美倾向的日本垄断资本集团建立统一战线思想的影响下，压下了前述宫本和袴田3月19日致日共中央政治局的信，未予传达和组织讨论。由此，对社会党和“总评”计划搞的以提高工资为主要诉求的春季罢工斗争，日共中央只强调反美，而对反对垄断资本的罢工采取了轻视的态度，于4月8日就工会准备在4月17日举行罢工一事发表声明，将此计划定性为是“美帝国主义阴谋挑拨的罢工”，未予积极响应。这种做法，使日共在工会中的力量受到严重的打击。7月，日共八届九中全会批判了日共领导人在此次罢工问题上的错误，解除了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听涛克己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可见，尽管日共在当前反修斗争、意识形态论战中站在中共一边，但是总书记宫本显治格外注意保持日本共产党的独立性。只是，在中苏两党掀起的这场国际共运斗争的大舞台上，苏共和中共不同的对日共的方针，不断影响着日共的角色定位。
此期，赫鲁晓夫的苏共领导集团显然低估了宫本显治在日共党内的威望及其领导地位基本稳固的状况，忽略了宫本等日共领导人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在同中共争夺日共支持的过程中，苏共领导人不仅对日共和日本的民主运动进行干预，而且令日共领导人戒心倍增的是，苏共试图扶植日共党内的反对派，进行不正常的组织活动。这样，当苏共支持的日共反对派难成气候时，苏共领导人在日共身上所下的赌注自然鲜有回报，其只能被日共领导人当作最恶劣的大国主义的干涉予以抵制，结果是不但为苏日两党关系的恶化推波助澜，而且还将中日两党关系推进到了最好的时期。
苏日两党会谈破裂后，苏共中央于4月18日给日共中央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对日共的观点及方针政策提出批评。与此同时，面对日中两党日益接近的趋向，苏共加快了对日共干涉的步伐。一方面加强同日共党内的反对派政治局委员志贺义雄等人的联系；一方面插足日本的民主运动。
关于苏共与日共反对派联系的情况。事实上，在1964年3月上旬日苏两党于莫斯科举行会谈期间，苏共方面就已开始秘密加紧同志贺义雄等人的联系。5月15日，日本国会批准和通过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志贺义雄违反日共的决定投票表示赞成。对此情况，莫斯科广播电台对日广播、塔斯社和《真理报》等宣传机器，当即开始有系统地进行报道和述评，公开支持志贺、铃木等人的行为，指责日共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态度。日共中央迅速作出反应，于翌日发表声明，指称志贺的行动是反党行为。鉴于“理论方面的修正主义具有转化为组织方面的修正主义的危险”，日共中央政治局在决定暂停志贺义雄作为日共议员的权利之后，立即于5月21日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将志贺、铃木(Suzuki Ichizo)开除出党。《赤旗报》并连续发表社论等文章，宣称日共不能容忍追随现代修正主义的志贺从事派别活动；揭露其同一个外国势力互相勾结，暴露了“在这个外国势力的指挥棒下跳舞的丑恶叛徒”的嘴脸。这种批判和揭露虽然没有点名，但其目标直指苏共却是显而易见的。志贺等人被日共中央全会开除出党后，苏共亮出了“全面支持和援助志贺等反党集团”的态度。6月30日，志贺和铃木公开宣布，要成立政治组织“日本之声同志会”，发行周报《日本之声》，在下届大选时参加竞选。苏共领导当日就通过《真理报》等媒介公开表示支持和鼓励。《日本之声》7月15日发行，次日的《真理报》即称颂该周报是“爱国者”的“战斗的机关报”；并把《日本之声》当作日本共产党人唯一的代表性的机关报，取代《赤旗报》在苏联各地出售。
关于苏共干预日本民主运动的情况。早在1964年4月，苏联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席伊凡诺夫(Ivanov)率领苏日协会代表团出席日共领导下的日苏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即向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的领导人表示对大会通过的方针感到不满。7月份，苏联驻日贸易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又向日本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建议，或改组日苏协会，或退出日苏协会。是月，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副主席茹科夫(G.A. Zhukov)率苏联代表团出席日本“遭受原子弹氢弹灾害三县联络会议”召开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期间，参加了日苏协会里的日共反对派组织的会议，表述了鼓励他们改组日苏协会的意见。继之，8月底到10月初，应苏日协会邀请访问苏联的日苏协会前任理事长松本七郎(Matsumoto Shichiro)在回国后，即公开以改善日苏协会为名，开始了分裂活动。其间苏日协会还邀请当时已被日共停止党籍或开除的曾在日苏协会地方支部工作的人访苏，商谈如何破坏日苏协会的问题，公开摆出了干涉日苏协会内部事务的姿态。而苏共领导人米高扬(A.I.Mikoyan)6月份访日期间的一些活动，也被日共方面说成是“到处撒卢布，收买喽啰”，“笼络日本修正主义分子”，试图“另搞一个日苏友协”，进而指斥其对日本的各民主团体进行了分裂策动。7月30日至8月2日“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在东京举行。此前，苏共支持日本工会组织“总评”召开分裂性集会，与日共主导的反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世界大会唱对台戏。苏联《真理报》和塔斯社在报道中，将“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称为是“中国代表团及其傀儡”们的“京戏”、“巡回演出的杂技团”，等等。世界大会开幕后，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部分领导人不仅退出大会会场，而且还参加了“分裂主义者”的大会。与此同时，还支持和鼓励日本社会党的反共政策。茹科夫并帮助被日本和平委员会开除的人，建立同日本和平委员会相对抗的组织。10月9日，伊凡诺夫在对“日苏协会社会党访苏代表团”的讲话中，一面指出“日苏协会不是政党”，“过分地参与国际问题是不好的”，一面明确提出：“需要努力孤立反苏的一部分人”，“我们不想干涉内政”，但是，必须“开始有组织的斗争”，“反对日苏协会一部分领导的不正确的行动”；“更简单的方法”就是“发表一个声明，表示我们不再以日苏协会为对象”，“如果协会今后继续站在进行反苏活动的立场上，那么，我们就有权同日苏协会决裂。”
与苏共做法不同的是，毛泽东和中共一直非常看重日共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党的地位和影响力，在日苏两党矛盾发展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不仅不断检讨在日共成长的历程中中共所犯的大党主义错误，注意照顾日共的民族感情，尊重其独立自主的立场和诉求，力图消弭日共对中共的历史怨气，而且始终给宫本显治领导的日共以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和声援，及时报道日共领导的各种斗争活动，大量转载日共《赤旗报》发表的反修、揭露苏共插手日共内部事务、反驳苏共指责的文章，以及日共中央的决议、声明等文件，密切配合其反对苏共干涉、反对党内分裂主义的斗争。
7月14日中共中央“九评”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发表；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回复苏共中央6月15日关于召开兄弟党会议的来信。这封复信的结尾有毛泽东加的两段话，其中宣称：“我们坚信，你们的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我们愿意再一次诚恳地劝告你们，还是悬崖勒马的好”，“如果你们不听，一定要走绝路，那就请便吧！那时我们只好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中共的态度无疑激怒了赫鲁晓夫，苏共已完全失去与中共继续进行协商的耐心，时隔一天，苏共中央即复函中共中央，直接通知说，将于1964年12月15日召开26个兄弟党起草委员会会议。至此，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彻底撕破了脸皮，中苏两党分裂实际已成定局。其后，中苏两党围绕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问题，展开了又一轮斗争。在此过程中，日共和印尼共是中共要继续联合和巩固关系的重要对象。
8月26日，日共中央致函苏共中央，回复苏共中央4月18日给日共中央的来信。复函围绕日苏两党关系恶化的原因和经过、日苏两党会谈问题、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评价、和平共处政策、共产党在国际民主运动中的策略等理论问题，以及关于恢复两党正常关系的问题等，全面阐述了日共中央的看法，反驳了苏共对日共的批评等等。接着，9月初，宫本显治在出访印尼，与印尼共产党举行会谈并签署联合声明后再次访华，于9月10日同刘少奇举行了会谈。9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宫本显治。《人民日报》于这次会见的当日全文转载日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函，为中日两党领袖的会谈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在这次为时三个半小时的会谈中，毛泽东一开始就表示：“我们两党意见基本一致。只要基本一致就好，世界上没有完全一致的道理。”紧接着便提出日共因抵制4月17日罢工而犯错误的事情，说他才知道此事，询问这个错误的确“是受我的影响？”以及“是受我的什么影响？”等问题。宫本谈了他对日共中央这次犯错误根源的认识，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同志提出在国际上建立反帝统一战线是完全正确的”，只是“把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原封不动地运用到国内”，“只强调反美”，轻视反对垄断资本，“是错误的”。“因此责任完全由我们的同志负。”毛泽东于是重申中共国际斗争的三个口号是反帝、反修、反对各国反动派，表白说“第三个口号一定不可少”，意指或许听涛克己对他的话的理解有差误。宫本则阐释了日共的纲领，强调说：“美、日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要利用，但并不意味着日本垄断资本会成为我们的同盟军。”表明了他与毛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对于毛来说，此次同宫本的会见，最重要的是了解日共中央对赫鲁晓夫召开国际会议的态度，寻求日共对中共立场的支持，故他随后将话题转到了开会的问题上，了解日共中央是否回复了苏共中央关于召开筹备会议的邀请，并在宫本表示日共想发表声明，对苏共进行批判后，直接询问说，这个声明“是否将指出筹备会议的非法性”？宫本答道，“我们的批判是多方面的”，并且强调作为国际会议应该是团结的会议。此时，中联部副部长王力不失时机地向宫本透露道：“最近有消息说，赫鲁晓夫派特使到日本，要志贺以观察员的名义出席会议。”这种信息对于宫本而言，无论可靠与否，都会加重他对筹备会议的抵触情绪。在宫本表示日共对这次会议还须考虑各方面的情况，要掌握团结的旗帜后，毛泽东介绍了朝劳党的做法，他说：“朝鲜党也是这样，没有说参加不参加，但是有一条，要他们承认错误。”借此为宫本提供了处理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方式。这次会谈，毛泽东虽然没有获得宫本拒绝参加赫鲁晓夫召集的筹备会的鲜明态度，而且宫本在会谈中还反复强调日中两党在原则上基本一致，具体做法却可以多样化，但是，宫本站在中共一边的立场还是明确的。会谈结束时宫本宣称：日共正在大力运用公开争论的方式，“苏共首先向我们进攻，我们被迫应战，我们的公开论战还刚刚开始”。
9月末，中国邀请世界各国代表团前来参加中国十五周年国庆活动。来自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2600多人参加了中国的国庆典礼，成为15年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年。其中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悉数到场，另有印尼、日本、新西兰三个国家的左派共产党代表团出席。日共由于筹备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原因，只派出了由日共中央监察检查委员会主席率领的代表团。这次庆典大请的倡议虽然是阿劳党提出的，但在中共而言，其实也不无与赫鲁晓夫召集兄弟党国际会议的举措叫板的激情在内。日共中央派团参加中国国庆典礼后不几日，即于10月5日的《赤旗报》上发表社论，明确表态说坚决反对召开分裂国际共运的国际会议。此后未出半个月，最先倡导举行新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的赫鲁晓夫下台了。
10月中旬，苏共中央十月全会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苏联共产党成立了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新的领导机构。新的领导集团开始考虑同远东国家发展和改善关系的问题。其中关于日本一项，苏共为了进一步发展苏日关系和巩固苏联在日本的影响，提出了“进一步开展正式的会晤、接触，为以后的政府代表团互访做准备”等建议。与此同时，苏共中央还讨论了党际关系问题，认为苏中两党之间的论战，已对国际共运的团结和苏共与朝、越、日、印尼等国兄弟党的关系“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由此考虑“与这些党的领导人进行接触”，商讨相互之间存在的共同问题。只是，此时苏日两党关系能否实现改善，似乎还要看苏共能否对其干预日共及日本民主运动的方针做出一定的调整。
日共领导集团在赫鲁晓夫下台消息传来的当天，宫本显治即在为此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剑指志贺义雄等日共“分裂分子”，说“这件事情说明”，与赫鲁晓夫“合为一体”的“这些人所押的牌决不是正确的，也不是幸运的”。时隔不久，10月25日，日共中央书记土岐强(Toki Tsuyoshi)在就赫鲁晓夫下台问题答记者问时，进一步明确表述了日共中央对此事的看法，并强调指出：“日苏两党关系今后将会怎样的问题，取决于苏联共产党领导是否改变过去对我们党的大国主义态度，是否停止对我们党内部事务的无理干涉。”对于有关世界共产党国际会议的提问，土岐强再次表明了日共反对苏共“片面召集会议”，即召开把国际共运“导向无可挽回的分裂的国际会议”的立场。
不过，事实上日共中央的这两点诉求，对于继承苏共以往路线纲领方针的新的苏共领导集团来说，是无法统一到一起予以满足的。尤其是此前被日共定性为反党集团并清理出党的志贺义雄等人，一直是苏共坚定的拥护者，是苏共召集兄弟党国际会议建议的全心全意的支持者。由此，苏共中央对日共的方针不但没有什么新的起色，其对日共和日本民主运动的干涉活动反而进一步加强了。用日共中央的话说就是：“在赫鲁晓夫解除职务以后，苏联共产党的这些人也丝毫不想改变这样一种分裂主义立场：不仅没有停止破坏我们党的活动，以便为改善日苏两党的关系并使其正常化开辟道路，相反地却公开支持志贺、神山(Kamiyama Shigeo)等反党分子同我们党相对抗。”
例如，志贺等人除出版发行其机关报《日本之声》外，还编辑出版了《新世界月刊》《国际》《国际劳工资料》等杂志和一系列刊物，着重发表批判日共理论、政策和活动的文章等，同时宣传“分裂主义的路线”。11月，《新世界月刊》创刊号出版，其中刊载了志贺等人的文章，批判日共领导集团已“堕落成为反苏、背叛阶级的集团”等等。以此为开端，《新世界月刊》每期刊载的文章，几乎一半是志贺等“被党开除的卖党、反党分子”所写的谴责日共、为“修正主义路线”辩护的文章，另一半则是介绍“以苏联为中心的外国现代修正主义者”论点的文章。苏共领导人派代表对这种出版活动，给予了种种具体帮助和政治指导。在日共中央看来，尤为恶劣的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竟然邀请志贺访苏。志贺于11月4日启程前往莫斯科，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宣布：“打算同新的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如果得到支持，回国后就着手建立‘第二共产党’。”与此同时，11月4日出版的《日本之声》第17期则发表社论，肯定赫鲁晓夫的退职，称道苏共新领导人的集体领导将会进一步加强。日共反对派与苏共领导集团这种遥相呼应的状态，预示了日苏两党关系持续恶化的前途。
随着11月12日中苏两党新一轮莫斯科会谈的最终破裂，中共结束了赫鲁晓夫下台后的休战状态。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第21、22期合刊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列举赫鲁晓夫所做的12件坏事，证实其下台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由于在中苏两党莫斯科会谈期间，毛泽东已给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戴上了“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的帽子，此时对赫鲁晓夫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苏共新领导集团的批判。与苏共进行新一轮公开论战的号角重新吹响，宫本显治及其领导下的日本党自然而然地加入了进来。11月22日，《赤旗报》发表长篇评论员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的本质》，全面批判这条路线，旗帜鲜明地宣称：“重新批判地总结赫鲁晓夫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路线”，说明把苏联政府和党引入困境并给国际共运造成混乱和带来有害影响的根源所在，“也是日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极为重要的任务”。
其后，11月24—30日，日本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东京举行。大会召开前的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祝贺“日共九大”召开，宣示说：“日本共产党和日本人民可以深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站在你们这一边，支持你们的伟大的正义的斗争。”11月24日下午，宫本显治做长篇政治报告，谴责现代修正主义的国际潮流，坚决反对赫鲁晓夫分裂国际共运的活动，揭露现代修正主义者对兄弟党采取大国沙文主义的恶劣态度，等等。其后，大会一致通过决议，抗议日本政府拒绝中国、朝鲜和越南党代表团入境；通过开除志贺义雄等四人党籍的决议。翌日上午，日共九大全体会议宣读了中共中央发来的贺电和贺词。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对大会的贺词态度坚决地指出：“可以断言，对于这些背叛了日本无产阶级和日本人民利益的叛徒，不管有多少赫鲁晓夫之流的修正主义者支持，不管有什么看来好似了不起的靠山，都不能挽救他们彻底破产的命运。任何步赫鲁晓夫后尘、支持这些叛徒的人，只能落得赫鲁晓夫一样的下场。”11月30日至12月1日召开的日共九届一中全会，再次选举宫本显治为总书记。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祝贺“日共九大”胜利闭幕；重申了日共主席野坂参三的评语：“这次大会已经成为进一步推进日本革命运动的一个里程碑。”
中日两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相互支持，并肩战斗，关系进入到最佳状态，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反修同盟的关系。其时，鉴于苏共中央已决定将原定12月15日举行的26党起草委员会会议推迟到翌年3月初举行，《真理报》12月12日发表通告，正式宣布将于1965年3月1日举行这一会议。中日两党合作抵制苏共的斗争随之转入下一年继续进行。
三、国际共运正式分裂与中日两党渐行渐远(1965年)
1965年1月21日，《赤旗报》发表题为《再论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的问题》的社论，声明日共对于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从来没有表示过赞成，因而，也没有对这个会议的延期表示过赞成”。以此姿态，揭开了新一年对苏斗争的序幕。
对于日共中央坚持原有立场，抵制起草委员会会议的态度，中共中央积极地予以肯定，《人民日报》于1月30日全文转载了该篇社论，同时加配长段标题，以日共“强调必须停止”召开国际会议的提法，强化了原文“应当坚决停止推行”召开“国际会议的计划”一句的语境。2月10日柯西金(A.N. Kosygin)访问越南后在北京停留一日，毛泽东会见了柯西金。会谈中，毛泽东指出：“现在也有很多人支持你们。至于我们，并不是很多。有人说，100个党派里面62个站在你们一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少数派。”即便如此，对于3月1日召开国际会议一事，毛泽东的态度仍然是，我倒赞成你们开，但我们不参加。他并明确提出了中共参加会议的条件，那就是：苏共中央须宣布1963年7月14日发给苏共全体党员的点名批判中共的公开信，以及含批判中共内容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等文件，“都是错误的”，要“把它们废除掉”；包括毛泽东表示反对的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的纲领。以此传达了中共中央抵制这次会议的毫无转圜余地的强硬立场；同时也显示了中共要联合“少数派”遏抑会议的决心。
事实上，《赤旗报》社论在强调应坚决停止推行召开“片面的”国际会议计划的同时，还根据越战升级的趋势，提出了当前“要就展开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问题，“达成具体的协议”的意见。而新的苏共领导集团其实在赫鲁晓夫下台后不久，即已开始着手调整苏联的对越方针，承诺对越南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支援其抗击美帝的侵略战争。2月，约翰逊政府下令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后，苏共中央即“呼吁各国人民加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按照柯西金对毛泽东说的话就是：“我们对于评价武装力量和反帝斗争这些问题上都没有不同意见了。”而苏共领导人此时坚持召集兄弟党国际会议筹备会的中心议题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及国际共运各党团结起来，共同行动，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据此观之，不仅中苏两党关系，而且日苏两党关系也出现了弥合意识形态裂痕，缓和关系的基础。只是这时在中共方面，毛泽东下定了与苏共分道扬镳、另起炉灶的决心，中苏两党关系已基本没有转圜的余地。
而日苏两党关系，据日共中央的看法，苏共插足日本的民主运动，严重干涉日共的内部事务，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其对志贺等反对派的支持。因此，对于宫本来说，苏共中央如无改变其态度的意向，日共便有在中共的支持下，继续与苏共唱反调的必要。就苏共而言，一方面，日共在宫本显治、野坂参三的领导下，态度鲜明地站在中共一边，批判苏共的路线纲领，特别是抵制苏共中央计划于3月1日召开的起草委员会会议；另一方面，从日共分裂出去的以志贺义雄为首的一派，虽然力量尚嫌单薄，但却一直旗帜鲜明地维护苏共的立场，令苏共生出了培养代理人的希冀。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扶植志贺打击宫本，不仅是改变与日共关系的需要，而且更是打击宫本背后的中共，维护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的需要。日苏两党由此继续相互排斥，关系一时陷入难以调和的螺旋状态。
在苏共看来，反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和日苏协会等团体，实际上是活跃在日本民主运动舞台上受日共观点左右的反苏力量，其中日苏协会各支部的大部分活动，还都是在日共的领导下进行的，由此，苏共中央加大了插手日本民主运动的力度。2月份，从上述两个团体中分离出来的部分人员，相继成立了“禁止原子弹氢弹国民会议”和“日苏交流协会”。其间，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领导人茹科夫同筹备成立“国民会议”的中心人物保持密切联系，并且以保卫和平委员会和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执行主席的名义发出贺电，对这个组织的成立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援助；苏联驻日本大使馆则根据苏联苏日协会领导人的计划，参与了日苏协会的分离活动。苏共中央对日本的民主运动采取这种方针，在于他们认为：苏日两国民主团体的非政党性质，决定了双方之间不是在“同一定的政党”谈友谊，而是要建立国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如此，支持日本不同派别成立各种民间组织，并未越出正常的行事范畴。但是，在日共中央看来，这种行为不啻是对日本民主运动、日苏友好运动“进行的分裂活动”。苏共中央是试图通过利用日本民主力量的一部分人，“设法分裂民主团体”，以将其“错误路线强加给”日共和日本的民主力量。
不久，世界共产党、工人党起草委员会“协商会晤”在莫斯科如期举行，26个兄弟党中，中国、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度尼西亚、朝鲜、罗马尼亚、日本7个党拒绝参加。这次的19党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越南事件的声明和会晤公报两份文件，号召各国共产党人，把注意力集中到反帝的“迫切任务”上来，“支持越南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革命，“团结反帝”“共同行动”。面对莫斯科三月会议取得的成果，中共掀起了一轮批判攻势，针锋相对地指斥说，这次“协商会晤”，表明苏共新领导人实现了“赫鲁晓夫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分裂计划，“进一步把各个共产党联合起来的基础加以摧毁了”，所谓的“共同对敌”“一致行动”，“是骗人的”。
同期，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M.A. Suslov)则在苏共中央全会所作的报告中，除了指责中共“努力贬低”“协商会晤的积极成果”，“歪曲会晤所通过的文件的实质”；批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疯狂地攻击会议”外，还特别点名说：“对与会者提出的建议持否定态度的，还有印度尼西亚和日本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日共没有“辜负”苏共领导人的批评，在4月13日的《赤旗报》上发表题为《评苏共领导从三月一日起在莫斯科召开的会议》的文章，称片面的召开这次会议，“成了继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现代修正主义潮流的又一次破产、特别是它的大国主义的组织路线的破产”。对此，《人民日报》予以全文转载，赞扬日共揭露莫斯科三月会议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本质。
在中日两党密切配合，围绕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成果进行抨击，与苏共唱对台戏的过程中，苏共紧锣密鼓地予以回应。一方面，利用日本民主运动以及国际民主运动做文章。当苏联在4月份举行赫尔辛基“和平、民族独立与普遍裁军世界大会”筹备委员会会议时，不仅拒绝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代表参加会议，而且还设法以另外一种名义，邀请“禁止原子弹氢弹国民会议”的代表参会。苏联驻日大使馆新闻处出版的《今日苏联》杂志1965年5月1日号以《新的日苏友好团体的诞生》为题，报道从日苏协会分离而出的“日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的情况。苏日协会领导人在致词中表示，“很想扩大苏联的真正朋友的队伍”；苏联驻日大使则致词预祝协会的工作获得成功。苏共领导下的群众团体组织的活动，也公开邀请大批日共反对派人士前往苏联，参加7月的贝加尔湖“日苏青年联欢节”，以及8月的“争取日苏友好与和平的哈巴罗夫斯克集会”，等等。
另一方面，苏共积极联络志贺义雄等人。不仅苏联驻日大使馆在举办各种集会时都继续邀请志贺等人参加，而且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还在其通讯杂志《保卫和平》1965年5月号的报道中，正式给志贺领导的政治组织“日本之声同志会”冠以了“日本共产党”的名称。该委员会并且接受了日共“代代木(日共总部所在地)派”的称谓，也即承认日本存在着“日本之声”和“代代木”两个共产党，从而赋予了“日本之声同志会”以政党的性质。虽然此期苏共领导人回避同志贺义雄确立“正式合作”的关系，但是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上述做法，从某种程度上看，可以算作是一种政府行为。而这种行为，对于宫本领导的日共来说，是“绝对不能宽恕的事情”。苏共的支持，实际上提高了“日本之声”的竞争能力，志贺开始染指日本国会的竞选活动。在7月初日本第七届参议院选举拉开帷幕时，志贺等人以日本共产党的名义推举候选人，同时抨击日共，试图阻止日共主席野坂参三的当选，只是未获成功。
此期苏共新领导集团对日本民主运动，尤其是对日共的种种做法，无疑越过了宫本显治所能接受的心理底线。日共着力进行新一轮反击。先是在致函邀请苏共参加7月末8月初在东京举行的“第十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时提出：“你们应该对去年所犯的分裂主义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表示不去参加日本的分裂主义者所举行的另外一个集会”，“这样，你们才能来参加。”致使苏联未能派代表团出席这届大会。继之，8月14日，《赤旗报》发表重头文章，点名清算苏共在国际共运意识形态大论战启动以来的所作所为，对其提出了历史的“审判”，日苏两党关系可以说降至最低点。
与此同时，中共也加强了支持日共的力度。一方面，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连续地报道日共的消息、转载日共的文章，为力挺宫本显治造声势见以上注释所引的《人民日报》文章。另一方面，针对苏共扶植志贺义雄一派，培养日共代理人，插足日本民主运动的现实状况，中共也着手在这个舞台上寻找有所作为的机会。
8月上旬，由中日友好协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三个团体共同出面，倡议在北京举行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并在其后向日本40多个青年组织和群众团体发出了邀请。该活动计划在8月中旬到9月中旬，从北京开始，在中国的15个大中城市中持续举行。最终，有23个日本青年代表团的271位各界青年代表来华参加了这场活动。8月23日各代表团抵达北京时，首都各界青年二千多人聚集北京火车站迎接。8月26日，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接见了23个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及参加这次大联欢活动的其他日本人士共400多人，当时在京的日共中央书记砂间一良(Sunama Ichiro)、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赤旗报》特派记者和驻京记者等人也参加了接见。当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还宴请了参加大联欢活动的日本人士，出席宴会的中日两国人员有二千多人。8月29日，中日两国青年共一万人，在北京举行了一次群众性的体育大联欢。这一系列迎接仪式、接待活动，可谓盛况空前。
与此遥相呼应的是，8月26日晚，日本青年在东京举行集会，谴责佐藤政府拒发护照阻挠日本青年赴中国参加中日青年大联欢活动。日共中央书记塚田大愿(Tsukada Taigan)在会上发表讲话，号召日本青年团结起来，继续斗争。鉴于“现在在日本，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的领导权是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的，日共中央领导人对这次日中青年的大交流活动予以积极的评价，认为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接见来华参加联欢活动的日本青年，是对日共“很大的支持”。
9月17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双方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由于这次会见是在中日两党反修斗争新一轮密切配合之后进行的，谈话更加深入，日共领导人的态度也更加坦率。袴田在会见一开始就向毛泽东通报了志贺义雄等人在7月日本参院竞选中试图让野坂参三落选的活动情况，指出：支持“志贺义雄一伙人”的“苏修在日本完全遭到了失败”。当说到苏共对“日本的群众运动进行破坏”时，袴田通报说：“苏修在最近两年来邀请了社会党和“总评”里面的老牌的反共分子，背叛日共的叛党分子”访苏，“利用他们在日本国内大肆进行破坏分裂活动”。而“这些事实，我们完全都掌握。因为我们已经派了一些人员打进社会党的书记局里面，在社会党的书记局里面有我们的党员在工作。”袴田并且表示，日共各方面的工作“都从中国党的经验中学习了不少东西，特别是关于抓民族旗帜。我们从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当中学习了很多东西”。毛泽东则在袴田提及刘少奇向他介绍的，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以及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时，再次谈起，日共以及别的党“要准备中国出修正主义”，“那时候，你们要帮助中国工人阶级同人民群众反对这种修正主义”。毛泽东已在用他酝酿一场防修反修政治大革命的激情，感染着国际共运中的同道中人。只是袴田里见与宫本显治一样，在此前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中共领导人的会谈中，始终保持了强调与中共立场基本上一致，但也有不一致的地方的态度。袴田尤其不接受刘少奇关于苏联已是“法西斯独裁政权”的评语，认为这是一种“赤裸裸地敌视苏联的感情”，令人“无言对答”。
其时，日共对独立自主立场的坚持，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即将来临，似乎预示了中日两党关系走向疏离的前景。即如美国人的观察：曾一度坚定支持北京的日共，立场也渐趋独立。宫本显治在中共的重压之下，勉强同意与之一起抵制莫斯科三月会议，但在他返回日本后，显然决定了采取偏离北京并靠近苏联的方针，日共并对中国的对越政策提出了批评。
此时，中日两党关系在保持上佳状态的同时，确实已出现新的变数，几个因素开始影响两党步入1966年后对亲近还是疏远的选择。
其一，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调整对越对美方针，加强援越抗美行动，对西方摆出了较为强硬的姿态，从某种程度上开始向斯大林的路线回归。这种路线方针上的新动向，实际缩小了苏日两党在对美问题上的差距；其二，中国在日本民主运动舞台上的高调亮相，以及毛泽东和中共对日本青年、群众团体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诸如日本青年感慨“毛泽东是世界革命青年的导师，他的思想照耀全世界”；中国青年“要彻底埋葬帝国主义，彻底斗垮现代修正主义的革命精神，深深激动了我们的心”；要把“从中国青年学习到的敢于胜利、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带回日本去”，等等，无疑令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立场，坚决抵制苏共干涉的宫本显治感觉到了某种新的大国大党干预的气味。尤其是使印尼共产党面临覆顶之灾的“九·三〇事件”的爆发，在日共看来，就是印尼共过分依赖北京并盲目接受中国人指导的结果。有此前车之鉴，宫本显治对中共的戒心进一步增强。其三，中共与苏共分道扬镳，毛泽东逐渐将苏联确定为最主要的威胁，从建立反美、反苏两条统一战线的方针，向建立集中一切力量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的方针转化，苏联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中国联美抗苏的景象呼之欲出。中日两党在根本利益上发生了背离，路线方针自然也拉开了距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启动后，指导思想日趋激进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试图将反苏路线强加于日共，遭到宫本的拒绝和抵制，中共随即给日共戴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如此种种，促使宫本下定了与中共决裂的决心。
在中苏两党走向分裂，开始争取日共支持的进程中，宫本显治领导下的日共，党势呈稳定上升的态势。截至1965年后期，党员从1961年7月“日共八大”时的8万多人，增至1964年11月“日共九大”时的十几万人。在国会选举中的得票数，众议院1960年11月第二十九届选举时为115万票，1963年11月的第三十届选举即增至164万票；参议院1962年7月第六届选举时为288万票，到1965年7月第七届选举时增至424万票。国会中拥有的议席，众议院1963年第三十届大选中有5人当选；参议院1965年第七届选举获3个议席。《赤旗报》的读者，1964年年末时近80万，翌年9月增至100万。日共的这种地位和发展趋势，是苏共倾心扶持的以志贺义雄为首的日共反对派势力所难望项背的。
这样，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持续恶化，以及苏日两党冷战、苏共在日本影响力的渐趋衰落，苏共中央切实感受到了调整对日共方针的迫切性。翌年，在朝鲜劳动党和越南劳动党的斡旋下，勃列日涅夫表示：“根据我们的总路线，我们希望改善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并且刻意提出，苏共中央可以为苏日两党关系的正常化“采取措施”，“支持日本同志面对反对党的威胁”。实际上向宫本显治发出了愿意抛弃志贺义雄的重要信息。为了强调此点，勃列日涅夫还拿印度尼西亚“九·三〇事件”印尼共产党的教训说事儿，称印尼“牺牲了多于20万共产党人”，印尼共“对反对党的进攻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摆出了调整对日共方针、缓和苏日两党关系的姿态。与此同步，日共方面也流露出了与苏共领导人“接近”、“会晤”的意向。对此，勃列日涅夫认为，“我们也应采取相应的步骤配合日本共产党，改善与他们的关系”。日苏两党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由此，在中共日趋强化地推行反苏路线的进程中，日共同越劳党等一起，走上了与中国党渐行渐远渐无书的道路。
四、结语
在19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舞台上，伴随中苏两党分裂而来的，是国际共运的分裂。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处理与东亚国家共产党中占主导地位的共产党的关系时，实际面临着无法摆脱的困境。以中日两国共产党的关系为例，这种困境反映在两个方面：
其一，地位的不同，决定了两党的诉求差异。在中苏分裂的背景下，中日两党虽然在一个阶段中走到了一起，但其背后的逻辑却有所不同。中共是发展中国家里通过暴力革命手段，走武装斗争道路夺取政权的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日共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寻求以议会斗争手段，走“和平革命”道路取得政权的最大的在野党。地位的不同，决定了两党从事共产主义运动诉求的逻辑有所区别。作为执政党，中共的诉求在于反帝反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和话语权，据此占据国际共运领导者的正统地位，拥有领导社会主义阵营、领导国际共运的合法性，与苏共争夺国际共运的主导权。作为党势不断上升的在野党，日共的诉求则在于反对美国干涉、反对以美国为坚强后盾的本国垄断资产阶级当权者，通过议会斗争的方式取得政权，其间必须抵制苏共的干涉，以维护领导集团自身地位的稳固，保持日共主导地位的不动摇。诉求逻辑的差异，决定了中日两党在一个阶段可以为了共同的反帝反修目标、共同的利益走到一起；而当这一目标和利益发生背离时，两党关系也即自然而然地从亲密合作的顶峰开始下滑。
其二，实际“等级”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党处事姿态的不同。这里的所谓“等级”，指的是在国际共运中中日两党实际地位的差别。中共作为革命成功、拥有斗争经验的大党，有向他党传授经验教训的义务和责任。日共作为革命尚未成功，力量相对较弱的小党，在学习成功大党的革命经验时，往往对沦为大党的附庸这一点十分敏感，强调自尊自强，致力于维护自身地位的独立性。其时，一方面，对斯大林的“老子党”作风怨气十足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虽然表面上一直倡导坚持国际共运党际关系平等的原则，但实际上却在某种程度上僵滞地要求他党服从中共的反苏路线；另一方面，日共自1958年党的七大以后愈益注重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1961年党的八大召开，日共自成立以来自主制定了第一部纲领，独立自主地探索日本式革命道路的理论路线被正式写进了党纲。由此，当新的苏共领导集团开始注意调整对宫本显治领导的日共的方针时，中共坚定地联合日共反对苏共的方针便日益“显现”出新的干涉日共内部事务的迹象。中日两党关系势必分裂的结局就此注定。
总之，1960年代初期，在中苏两党分歧发生、发展，两党分路扬镳，各奔东西的进程中，由于中共领导人把与苏共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导权的途径设定在反对美帝和支援民族解放运动上面，着力通过反帝斗争揭露修正主义，事实上也就把反帝、反修两个目标紧密结合到了一起，所谓的“主从”关系已为相辅相成的关系所取代。这一途径既为中共和日共两党的接近提供了条件，也为中日两党的分离埋下了引线。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等苏共党内的保守派执政后，从某种程度上放弃赫鲁晓夫的路线，加强支持并援助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其政治和政策取向逐渐与中共合拢。此时，中共反帝、反修两个目标并存的合理性实际已大大降低。但是，为了把握住国际共运的主导权，中共始终不放弃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执持于反帝必反修斗争的统一性。其结果是，日共与越南和朝鲜劳动党等东亚共产党一样，在反帝斗争中同苏共的目标达成一致；而在寻求国际共运团结反帝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中共坚持以反修为名排斥以苏共为首的政治力量，致使中共与日共等党的共同利益出现了背离。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所确立的在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规范下的结构形式，本质上排斥各党的独立地位，并体现出各个共产党组织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的政治特征。由于历史的原因，莫斯科一直处于国际共运的中心，苏共实际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成为各国共产党的太上皇，拥护和实行国际主义与保障和维护苏联的利益高度统一。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党际关系显示了结构上的不平等性，中共要领导国际反修斗争的初衷之一，就是向这种不平等性提出挑战。只是，当中共在反对苏共以其方针政策约束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进而要求从事共运的各党服从苏共的利益时，又陷入了坚持共运各党服从中共利益的悖论之中。这其实也是决定中日两国共产党关系命运的根本原因。矛盾逻辑的局限性，令日共等东亚共产党看到了党际关系中新的不平等的图景。
由此，中苏两党分裂并最终导致国际共运正式分裂后，虽然世界共运左派队伍增多、力量有所加强，中共却仍然无法挽留住日共分离的脚步。在中共看来，日共终将脱离左派队伍，滑入修正主义的泥淖。
（本文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