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外交有着深厚的中苏关系的背景。19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的结果一方面导致了“文革”初期中国极左外交路线、方针的推行，另一方面又提供了中美关系缓和的转机，促使毛泽东在加速对外战略策略调整的进程中，及早察觉和扭转了外交领域的动乱局面，并最终确立起联美抗苏的战略大思路，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策略思想，使中国摆脱了两面对敌的不利处境，取得了重大的外交成果。与此同时，也正是由于中苏交恶的阴影笼罩，而致“文革”时期中国的外交思维和外交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阻隔，对苏联和东欧的政策和策略在某些方面缺乏灵活性和调整余地。中苏分裂的背景因素赋与“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以大落大起的鲜明特色，使“文革外交”成为建国以来中国外交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由“非常”到“准正常”的特殊阶段，为以后中国的外交工作逐渐纳入国际舞台和国际交往的正常轨道准备了条件。

一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的外交工作由于中苏分裂，反帝反修，特别是反修色彩愈益浓重，以美苏划线，对美国、苏联的盟国和与其接近的国家，或定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帮凶”，或视作“修正主义的伙伴”、“赫鲁晓夫的走狗”，[1]皆为攻击的对象，推行了一条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极左外交路线，极大地干扰了国家外交方针、政策的正常制定与实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使中国的外交环境急剧恶化。

“文革”初期外交领域的混乱状态主要表现为：

(一)夺权风潮波及外交部等外事领导机构，国家外交大权一度旁落，外事工作失控。

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论点指导下，林彪及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主要成员插手外事工作，全面否定建国17年来外交工作所执行的正确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否定外交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并把强加给外事工作的“三和一少”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再上纲为“三降一灭”。外事部门大批领导干部遭到揪斗，夺权风潮普遍波及外交部等外事领导机构。1966年9月9日，毛泽东在一封来信上批示：要求一切驻外机关“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中国驻外使领馆即开始搞“四大”，驻外大使几乎全部应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国驻外机构的正常工作受到极大影响。1967年2月7日中央发电指出内外有别，使、领馆一律不准搞“四大”之后，各驻外使、领馆才基本稳定下来。[2]

随着1967年全面夺权的开展，全国动乱升级。林彪、江青、康生等人进一步插足外事口，鼓动揪批陈毅，夺取外交权力。7月，江青等人借毛泽东让王力过问外交部运动之机，再次鼓动外交部造反派夺权。在关锋、戚本禹等人操纵下，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外事系统的一些造反派，在外交部大门外“安营扎寨”，静坐绝食，要求揪斗陈毅。8月7日，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发表谈话说，“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还是三结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让我们共同努力把外交部搞成彻底革命的外交部”。[3]16日，外交部系统的造反派即冲砸外交部政治部，查封外交部党委，宣称夺了外交大权，擅自以外交部名义向中国驻外机构发号施令。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等人被押上街头卖红卫兵小报，几乎所有大使、参赞、司局长都遭到揪斗。国家外交大权旁落，外事领域失控的局面进一步扩展。8月22日晚，在北京发生了由几十个造反派组织制造的万人围攻英国驻华代办处，火烧办公楼、批斗英代办的事件。与此同时，还发生了造反群众砸印度、印尼驻华使馆和准备冲缅甸驻华使馆的事件。

(二)热衷于搞世界革命，以中国为中心，通过全球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战争，一举消灭帝修反。

“文革”时期，中国推行一条唯我独革，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外交路线，“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之说风行一时，外交工作进一步走上反对帝修反的所谓“革命外交”道路。1965年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林彪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提出：毛泽东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由此，“文革”开始后，中国将“正在临近”的世界革命的希望寄托于亚非拉，实施世界范围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积极输出革命，不但支持那些尚未取得政治上独立的国家进行武装斗争，而且还鼓动一些已获政治独立的国家继续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对世界革命起决定因素，“中国不倒”，“世界就有希望”，“中国一片红，就等于整个欧洲一片红”。根据毛泽东指示，这个讲话的录音向全军人员和全国红卫兵播放。中共中央并印发了这篇讲话。[4]同年11月6日，林彪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上又提出要把“祖国建成更加强大的世界革命根据地”。[5]“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的信念致使一些外事工作人员采取种种所谓革命行动，与“帝修反”进行面对面的抗争。1967年1月，中国留欧学生69人回国途经莫斯科，在列宁、斯大林墓前集体朗读毛主席语录而被苏方军警围攻殴打。国内群众开始在苏驻华使馆周围游行，红卫兵在北京机场围攻了苏联撤回国的外交人员家属。1月至2月，在北京发生了多起红卫兵围攻捷、波、匈、保等国驻华外交官的事件；一些红卫兵还非法越过国境，到越南、缅甸等国去参加反抗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实际斗争”。

(三)不顾内外有别的外事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外活动的中心任务，强加于人。

1967年11月6日经毛泽东审阅发表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把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出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宣称“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由此，外事工作一度突破了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外事活动的一项主要任务。《毛主席语录》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发行，毛主席像章也被作为革命的标志输出国外。在中国边境地区，一些造反群众用高音喇叭向朝鲜等邻国宣传“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在一些国家并发生了中国驻外人员强迫华侨学生或外国人佩戴带毛主席像章、接受中国的政治口号和个人崇拜的做法、接受“文化大革命”的宣传等事件，引起驻在国的忧虑和反感。

上述“文革”初期极左外交路线及外事领域动乱局面的形成有着深厚的中苏关系恶化的国际背景，其与毛泽东的对苏认识、中苏意识形态分歧乃至两党关系破裂、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的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中苏分裂构成了“文革”初期中国制定外交路线和方针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其一，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中苏两党在内政外交政策上发生重大背离，[6]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欲把中国的军事、外交纳入苏联的战略轨道，从而对苏联产生了极度的不信任感和戒心，并开始将中国党内及国内出现的意见分歧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与赫鲁晓夫联系到一起，寻找这些现象的国际背景，认为党内已经有了赫鲁晓夫的人，如彭德怀，倘若他像赫鲁晓夫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政权，那么今天我们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他们的处境一样，也可能被杀掉了。[7]由此，随着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深入，毛泽东开始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特别强调“要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8]这样，毛泽东在把对外战略的重点逐渐从反对美帝国主义转向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同时，也把国内阶级斗争的重点从防止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转向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的重演，进而在此理论基础上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既然成为发动“文革”的主旨，自然也就对“文革”时期的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事实上，毛泽东让王力过问外交部运动，就有要“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握外交大权，在外交领域贯彻其反修防修思想的意图在内。结果，夺权风潮所及，造成了中国外交工作的极度混乱。

其二，1960年代初，中苏两党开始就国际共运总路线、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论争。中国党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为反面教员、批判靶子，在时代等问题上坚持“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等提法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的自行调节能力估计不足，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高，不适当地强调了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强调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过分乐观的世界革命大前景，强调国际阶级斗争。与苏共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使中国党在激烈的论战中忽视了1950年代以来国际环境中出现的和平因素，国际局势趋向缓和的历史契机，以及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愿望和共同利益，忽视了1950—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科技、文化大发展所产生的巨大效应，局限于世界革命的认识之中，不仅在国际斗争中继续强调反帝反修，而且把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斗争提高到不应有的高度，严重扩大了打击面。

其三，由中苏意识形态分歧而致的国际共运大论战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乃至破裂，中国在处理国家关系和政党关系方面，以苏划线的色彩愈益浓重。在强列的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意识下，中国党一度以自己的理论、方针、政策为区分真假马列主义的准绳，混淆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是非界限，把对中国现行路线、方针不理解的兄弟党和国家，统统划归修正主义政党、赫鲁晓夫集团，加以反对。这时在毛泽东看来，除了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走狗之外，还有赫鲁晓夫的走狗。“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了”。[9]从而更加强化了中国“唯我独革”的观念，为挽救“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10]

的局面，对外大力宣传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的毛泽东思想。

“文革”初期极左思潮的泛滥，极左外交方针的推行，给中国的外交环境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在1966年至1967年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同已建交和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先后发生外交纠纷，[11]国家关系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在亚洲国家中，同印度、印尼、缅甸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东盟国家对中国更加疑虑和敌视。与非洲国家关系出现倒退。除驻埃及大使黄华外，中国驻非洲国家的许多使馆由造反派掌权，干涉驻在国内部事务，引起这些国家的严重不满，其中不少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戒备措施，有的关闭其驻华使馆，有的中断了外交关系。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和其他交往也受到影响。对欧洲国家，中国只与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关系比较密切，同其他建交的欧洲国家基本没有互访活动。特别是同英国的关系，降到最低点。在此期间，正式派出政府代表团访华的国家大大减少，因各种问题与中国发生争执的国家却大大增多。中国的国际形象及对外关系受到严重损害。

二

如果说中苏分裂构成了“文革”以及“文革”初期外交工作混乱和失控状态的背景，那么，也正是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状况，促使中国在“文革”中期开始调整对外战略和策略。面对1960年代中期以后愈益增强的苏联的军事威胁，毛泽东在对外实施反帝反修统一战线战略的力量分配上，不断加重反修统一战线的分量，开始考虑对两条战线作战的外交战略进行调整，将斗争的主要矛头逐渐转向苏联。

随着中苏两党的分裂，两国国家关系也处于越来越紧张的状态，边界争端持续升级。苏联根据1963和1966年与蒙古签订的防务协定和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将军事力量向中蒙边境推进。19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驻蒙军队已达几个师，并在蒙古国建立了导弹基地。这样，与中国边界长约4500余公里的蒙古国，事实上对中国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构成了军事威胁。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经张家口到中国首都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560余公里，苏军战略军团的当前任务纵深则可达700余公里，完成当前任务的时限为10-14昼夜，而中蒙边界地区地势基本平缓，尤其便于苏联坦克机械化部队的前进及展开。而苏联部署在其国土纵深的洲际导弹和靠前部署的中程导弹可以攻击中国全境；部署于远东战区的远程航空兵如从中国“三北”方向入袭，作战半径可达长江一线。[12]

1968年8月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6个小时内出兵占领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此同时，苏联在一系列声明和宣言中提出了“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利益有关论”、“大国特殊责任论”等被称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一套理论，为任意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制造依据。翌年6月，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又提出了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倡议。以后，苏联先后派出二十多个代表团到东南亚、日本等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活动，宣传“亚安体系”，试图拉这些国家一起建立一个新的针对中国的包围圈。

面对苏联构筑的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以及苏联重兵压境的战略态势，中国深刻感受到了苏联的严重威胁，认为苏联正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最大、最现实的危险。在毛泽东看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取代了美帝国主义的位置，成为中国及全世界各国的头号敌人。这样，毛泽东开始探寻联美抗苏的可能性，着手进行对外战略策略的调整。与此相应，也就不能允许外交领域的无序状态继续存在下去。

对于极左思潮给外交工作带来的严重干扰和破坏，毛泽东早有察觉，并且及时地不断采取措施予以纠正。1967年8月，毛泽东批评王力“8·7讲话”是“大、大、大毒草”。[13]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对王力、关锋隔离审查(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外事系统的动乱局势由此有所缓解，外交失控现象基本得到控制。

1967年11月，毛泽东批示认为，日本安斋库治等人关于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意见是正确的。从1968年3月起，毛泽东又针对外交工作中存在的种种“以我为中心”的做法，做出一系列批示，要求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对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等批示，并批评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的提法。[14]1969年3月，毛泽东指出极左思潮破坏外交工作的严重后果，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15]

1969年5月1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天安门城楼先后接见了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赞比亚、瑞典、柬埔寨、刚果(布)、坦桑尼亚、几内亚等8国新任驻华大使。翌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时，毛泽东又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亚、非、欧40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同一些使节进行了重要谈话，并与21个国家的使节握手。毛泽东请使节们代向各国元首问候，以此明确表示中国愿意改善和发展同各国的关系。

1970年6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反复谈到“文化大革命，乱子多得很”，“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李先念”，“现在查出来了，就是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有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集团在起作用，叫‘5·16’兵团”。[16]7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朝鲜军事代表团时更直接点明：有些人“趁机会名为造反”，“在北京砸烧英国代办处，印尼、印度的大使馆也遭殃了”，指责说，“那些人就是国民党”。12月18日，毛泽东又对斯诺说，“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周恩来、陈毅等人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采取了种种措施，对极左思潮的干扰进行了限制和纠正，积极恢复外交关系与修复对外关系。1968年6月，中央派军队干部担任外交部政治部军代表，[17]8、9月一批外事领导干部被“解放”；1970年初中央又向外交部派出了军代表。6月，外交部革委会成立。外事工作逐步恢复正常。

1969年春节后，周恩来催促外交部改变我驻外大使空缺的不正常状况，指示无论新任返任的大使，要以阿尔巴尼亚、越南、法国等为第一批。根据该项指示，外交部很快下达了驻这三国大使的任命。[18]此后，陆续重新派出一批批驻外使节，使各驻外使领馆由大使等主要负责人回国参加“文革”运动而造成的长期出缺状况得到扭转。

1970年9月和1971年4、5月，周恩来还亲自部署外事部门批判极左思潮，一再指示驻外使馆“如有极左分子应迅速调回”，对外宣传“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输出，否则要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抽象地用一两句毛主席语录搞宣传，“反而有破坏性”。周恩来还分别在国家旅游、援外会议和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做报告，系统阐述党的外交方针政策，批评外事工作中的极左行为。他针对“文革”以来我国同许多国家几乎中断来往，许多方面的活动停止的状况，提出现在是应该“开门”的时候了，表示反对把前17年的外交路线说成是“修正主义路线”，不赞成到处搬用“反对帝修反”的口号。[19]

自1970年起，中国同一些国家的关系，又有了明显的改善。中国同肯尼亚、突尼斯、布隆迪、锡兰(斯里兰卡)和加纳等国，或恢复、发展了外交关系，或进行了重要访问，或开展贸易、事务往来新关系，或致电表达相互合作与谅解的愿望。在此期间，在已建交国家中，除与苏联、印度和印尼的关系仍较为紧张外，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或发展。在1968年至1971年7月中国实现外交局面新突破之前，亚非拉、欧洲、北美有11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20]

由此观之，中苏关系恶化的结果又使“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工作比其他领域较早地摆脱了混乱状态，较快地回复到正常轨道，受破坏的程度要轻些。这即为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完成对外战略策略的转换，提供了组织上、思想上和社会心理上的准备。

三

中苏关系紧张加剧的国际因素不仅作用于毛泽东及早采取措施，扭转了中国外交关系的不利局面，而且还促成了毛泽东晚年对外战略策略思想的重大突破，使“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走上了较为现实可行的道路。

考察1960年代中期以来毛泽东对中国外交战略策略进行思考，不断探索调整的历史过程，曾经有过以下多种提法：

“两个中间地带”

1962年1月毛泽东在接见日本客人时，对其1940年代提出的“中间地带”观点做了新的补充，指出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不相同，将英法等殖民主义国家、拥有强大垄断资本的西德、日本与独立和半独立的非洲、拉美国家区分开来；[21]1963年9月毛泽东又谈到，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1964年1月，毛泽东正式明确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指出：讲到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此后不久，他又将后一部分中间地带的范围扩大到北美、大洋洲和日本，进一步明确了亚、非、拉美是第一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日本是第二中间地带的概念。[22]两个中间地带的划分，“第二中间地带”概念的提出，在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美国矛盾尖锐化的基点上，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共同利益的现实性，为突破冷战时期国家关系中意识形态框架的束缚，结成最广泛统一战线抗衡美苏战略构想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间接同盟军”

1963年2月毛泽东向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谈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问题，提出与美国矛盾日趋激化的法国、西德、英国、日本等国，“是一种间接同盟军”。[23]一年后，毛泽东又特别谈到，两个中间地带都反对美国控制，东欧各国则反对苏联控制；强调中国与第二中间地带国家有着根本的共同点，即反对各种形式的外来控制，不管资本主义大国还是社会主义大国，谁要控制、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世界上两个大国交朋友，一个美国、一个苏联，企图控制整个世界，我是不赞成的。[24]进一步表露了中国可以联合第二中间地带这个间接同盟军，反对美苏两个大国控制的战略意图。

“中间集团”

1963年9月毛泽东在同艾地谈话时提出：建立国际反美统一战线，应包括中间集团，即法国等六国集团和英国等七国集团，还有日本、加拿大。[25]此概念是“第二中间地带”概念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两个第三世界”与“中间世界”

1963年10月毛泽东对巴卢库谈到西方报纸关于第三世界的两种说法，一种指亚非拉，一种指西欧共同市场；数月后，毛泽东将此说法概括为第一个第三世界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其后又提出，“中间世界”即所谓第三世界，中间世界分为两部分，第二个第三世界包括法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26]这一提法虽然还是对“两个中间地带”概念的一种混用，但表明毛泽东已在开始考虑把“第三世界”这个概念运用到中国的对外战略策略之中了。

“中国是不发达国家”，属于第三世界

1964年1月毛泽东接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提出：要从欧洲的伦敦、巴黎到中国、日本，把第三世界扩大起来。毛泽东这里所说的第三世界还是两个中间地带的内涵，但其突破点在于将中国从社会主义阵营的一极分离出来，归入了第三世界的范围；9月，毛泽东又在同法国客人的会谈中开始将“第三世界”的定义与“第二中间地带”区分开来，单纯与“不发达国家”的概念相连，指出，有两个中间地带，一种是发达国家，一种是不发达国家，就是你们所说的第三世界，而中国是不发达的国家。这即已明确第三世界就是指不发达国家，并初步将中国划入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行列；1970年代初，毛泽东在会见非洲外宾时说：我们愿跟你们非洲站在一个行列。就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嘛。我们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首次明确表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27]

“苏联也是纸老虎”

1964年初毛泽东对法国客人谈到，只有美国和苏联才是大国，一切事都要照他们的办，要到他们那里朝圣。但是毛泽东认为，纸老虎并不仅只美国一只，“苏联也是纸老虎”，指出：我们不信他们那一套，大国来控制我们国家，那不行。[28]这时在毛泽东看来，美苏虽然仍处于两极对立的位置上，但就其与世界各国的控制和反控制的矛盾而言，它们实际已汇合为矛盾的同一面，成为一极。苏联已与美帝这只纸老虎为伍，中国和世界各国不必惧怕它们的威胁，应与其霸权主义政策进行抗争。

“中等国家”

1970年6—7月间，毛泽东在几次接见外宾时都谈到第一、二、三世界，特别留意第一、二世界的提法及其含义，针对“超级大国”的提法，提出了“中等国家”的概念，说美苏那样的超级大国，我们攀不上。强调指出：世界上有那么一两个大国，不仅想吞并非洲，也想吞并中国。但是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29]

这实际进一步突出了美苏两个大国对世界构成的威胁及联合各国反霸的战略意向。

“两个中间势力”

1970年10月，毛泽东又指出，“第一中间势力是第三世界”，要争取英、法、西德等“第二中间势力”，“这对我们有利”。[30]这种提法已非“两个中间地带”之说的简单混用，其虽在概念的外延上有着部分重合之处，但在思想内核上则有所区别：原中间地带不包括中国，现中国加入了第三世界的行列；原形式上美国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仍处于世界的两极，现不仅实质而且形式也发生了变化。由于斗争的主力和斗争的对象都已进一步明确，这时提出两个中间势力问题，就具有了明显的策略意义。它表明第三世界可作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中的依靠力量，第二中间势力则是需要争取并联合的力量，由此确定了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同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反对共同敌人的策略取向。

“一条线”、“一大片”

1970年代初，毛泽东为实现集中力量抵制苏联霸权主义的目标，以改善对美关系为突破口，加速了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调整的步伐。毛泽东认为，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31]由此，他在1973年2月17日会见基辛格和1974年1月5日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又分别提出了“一条线”及“一大片”的思想，构想将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一线，及这条线周围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这样至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卡翁达时，最终借用世界上早已有之的第一、二、三世界的术语，明确、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几天以后，毛泽东又进一步补充他的观点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32]

1974年4月10日，经毛泽东审阅批准，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中，第一次向全世界阐述了毛泽东的这一新的战略策略思想：“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加强团结，并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就一定能取得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斗争的新胜利。“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在欺负人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剥削人家，“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打倒它。”[33]在国际论坛上公开表明了毛泽东通过划分三个世界，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同第二世界国家的联合，集约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政治力量，建立起包括美国在内的最广泛的首要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主旨，以及“不称霸”的主张。这就将苏联最大限度地孤立了起来。此时仍将美苏两霸并提，实质已只是一种形式上、宣传上的需要，美帝国主义在其中仅起陪衬作用。正如毛泽东对基辛格所说：中美要共同对付苏联，有时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不讲不行呢。[34]

毛泽东上述提法的变化，尽管有一些概念的重合混用，但其外交思路发展的脉络却是清晰可见的。这个思考过程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建立反帝反修以及反对霸权主义，特别是苏联霸权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的大思路。这种探索、调整中国对外战略策略的历史过程虽然是以世界格局由两极体系向多级、多元体系转化为前提条件的，其始动力却是中苏分裂及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结果。因此可以说，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战略策略思想确定的过程，反映着1960年代中期以来中苏关系的走向；反映着毛泽东的外交大思路由探索到蕴酿成熟的发展轨迹：由反帝反修，以美帝为世界头号敌人到重点反对赫鲁晓夫集团的反修统一战线的份量不断加码，再至“头号敌人”角色的变换，苏联霸权主义转居世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成为首要的斗争对象，反帝反修对两线作战转化为集中世界一切政治力量，一个拳头出击，抗衡苏联。“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局面由此出现了重大的转机。

四

然而，也正是由于毛泽东把处理对外关系和制定对外政策的着眼点过分集中于中苏两国的关系，因此“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策略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当的局限性，并且在另一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致使“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处于一种僵化的而非灵活的、单一的而非多样的状态。

其一，外交思维的矛盾性。一方面，毛泽东按三个世界组合国际政治力量，在多极化国际格局中以国家利益为决定斗争与联合的首要标准，联合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反对霸权主义，联合美国抗衡苏联，从而确立了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认识论基础；而另一方面，鉴于中苏分裂的背景与“文革”起源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尽管中苏对立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冲突，但是在毛泽东的思考中，意识形态上的重大分歧一直成为中苏国家关系冲突和僵持的一种结节，长期难于解开。特别是毛泽东要保证“文革”始终不被从根本上否定，保证其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理论的继续顺利实践，就必须长期保持中国与苏联的对立。强烈的反苏色彩，使这种外交思维不是建立在一种完全正常的国际关系原则基础上的思考。可以说，“三个世界划分”战略策略的理论出发点在于摆脱意识形态观念的束缚，而其落脚点却又陷入了极其厚重的意识形态窠臼。

其二，外交行为的矛盾。由于外交思维存在上述的矛盾性，使实施“三个世界划分”战略策略的外交行为也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一方面，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突破意识形态框架的束缚，放弃“以美划线”的标准，把对外方针建立在世界发展的现实基础之上，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联系；另一方面，却又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以苏划线”的羁绊。如中国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即带有浓厚的中苏分裂的背景色彩。1955年在中苏共渡“蜜月”期间，随着苏南关系的解冻，中国与南斯拉夫也建立了外交关系；1958年中苏之间出现裂痕，于是中国开始发表批判南共修正主义的文章，中南关系中断，双方均撤回了大使；进入1960年代，中国最初也是通过尖锐批判铁托的修正主义来不点名地攻击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使中南关系进一步恶化；而到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南共谴责苏联推行霸权主义，谴责“有限主权论”等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苏南关系破裂。在此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基础上，中南双方停止了相互间的指责，中国对南斯拉夫的评价又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又如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1970年代初以来，中国除将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后期包括南斯拉夫)作为对抗苏联霸权的重要伙伴，着力与之发展关系外，没有明确提出过联合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这即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以意识形态为组合国际力量标准的新的反复。此外，“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提出后，中国与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的关系虽然较1960年代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对比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的发展，步伐则要慢得多。自1970年代初始，中国与欧洲、北美、和澳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建交高潮。至1970年代末，除安道尔等4个国家外，中国与欧洲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包括与英国、荷兰关系从代办级升为大使级，同圣马力诺建立领事外交关系)；1975年还与欧共体建立了正式关系。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于此期前后同中国建交。[35]由此，中国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迅速得到较大发展的同时，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则还只是处于修复并改善关系的阶段。

另外，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来看，1960年代初，随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点开始转向西欧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1964年中法建交后，西欧国家掀起了要求同中国发展贸易的热潮，中国与西欧国家贸易关系在60年代取得较大进展。1970至1979年，随建交高潮的出现，西欧各国同中国的官方和民间贸易往来迅速增加，美国和日本对华贸易也出现了大幅度增长的势头，西方普遍出现了一种“中国热”。与此相对照，在东欧国家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伙伴转为次要对象后，1960年代初，双方的贸易陷入低谷。1970年代后期虽然有所回升，但其增长幅度却远远低于同期中国与西方贸易的增长。[36]

其三，三个世界划分标准模糊且缺乏科学性。上述外交思维与行为的矛盾性，决定了这一问题的存在。毛泽东在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时，将整个欧洲都归入第二世界，这即包括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1974年在联大阐述毛泽东这一思想时，界定说：亚非拉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第一、三世界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但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属于“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毛泽东一直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除外)作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一个整体加以批判，虽然也指出这些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与苏联存在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却既未把它们算作是反对苏联霸权的依靠力量，也未明确提出过将它们同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当成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中可以联合、争取的重要力量。毛泽东只是将与苏联或分离或对立的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纳入第三世界范围，成为中国的亲密战友，反霸的主力成员。由此论之，1977年后中阿关系破裂，阿尔巴尼亚又当归入何方呢?这样，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归属方向实际上是模糊不清的。[37]正是由于“三个世界划分”思想本身就缺少一个明确、科学、严谨的划分标准，它既非完全以发达或不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确定国家的归属，也非完全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划线，从而导致了“文革”时期处理对外关系问题时的局限性。

当然，总体上讲，毛泽东根据1960年末70年代初苏美战略态势和中美苏三国关系变化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并做出了新的国际战略抉择和策略选择，还是颇具远见的，是有突破性的。由于提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不做超级大国，不称霸，把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立足点，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取得重大进展。由于侧重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中国得以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封锁，不仅同美国关系改善，而且与日本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也继续发展。由此，中国彻底摆脱了一度在国际上比较孤立的处境，国际威望不断提高。中国作为遏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一支主要力量，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

总之，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在中苏分裂这一背景的深刻影响下，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于国内动乱的局势下，及早着手纠正了外交工作中的偏差，恢复了中国对外交往的正常进程，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出发，在抵御苏联霸权主义威胁的基础上，适时地实现了中国对外战略策略的重大转变，取得了中国外交工作的突破性进展，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愈益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38]中国真正成为了一个世界政治大国。

待补充材料：

1975年1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阐述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这次大会通过的新宪法进而赋予了这一思想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使之发展成为一种国策。

到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开，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首次明确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作为一个理论和一种战略、策略加以评述，指出“这是国际无产阶级在当代的正确的战略规定和策略规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直至1980年代中期，中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依据，仍然是毛泽东在世时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39]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改变了问题的提法。胡耀邦在大会政治报告中虽然继续谴责“实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构成了对世界人民的新的威胁”，强调“社会主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但却没有再评说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思想，而是强调“中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起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也删去了所有类似“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词语。此后在党的重要文献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谈话中，已不再使用这一提法。（李丹慧：《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战略和策略思想的历史考察——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世界历史》1994年第1期，第3-12页。）

注释A：

[1] 1964年5月15日毛泽东与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的谈话。

[2] 《陈毅传》编写组编著：《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608页。

[3] 《王力关于外交部夺权问题的谈话（节录）》，196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革”十年资料选编》第一辑上册，第220-227页。

[4] 马齐彬、陈文斌、林蕴晖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91页。

[5]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第303页。

[6] 详见李丹慧：《五十年代中后期中苏关系的演变》，《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2期，第2-17页。

[7] 1964年2月29日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

[8]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第250、255页。

[9]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文革”十年资料选编》第一辑上册，第80页。

[10] 同上。

[11] 《当代中国外交》编辑部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9页。

[12] 参见王仲春：《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苏联因素（1969-1979）》，《党的文献》2002年第4期，第51-52页。

[13]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第299页。

[14] 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七个文件汇编：《毛主席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批示（1967年3月—1971年3月）》，第2、4、5、6页。

[15] 1969年3月22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李富春等人的谈话，转引自王永钦：《1969年——中美关系的转折点》，《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第80页。

[16] 1970年6月11日毛泽东同罗共中央常设主席团委员波德纳拉希的谈话，6月27日毛泽东同朝鲜代表团的谈话。

[17] 根据笔者采访姚广、罗贵波的记录。

[18] 王幼平：《翠竹丹心，永照人寰》，《人民日报》，1992年1月8日。

[19] 安建设：《周恩来领导的1972年前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党的文献》1993年第1期，第22-28页。

[20] 参见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2页。

[21] 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87页。

[22]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6、508、509页。

[23] 1963年2月23日毛泽东同契尔沃年科的谈话。

[24]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8、520页；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同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等人的谈话。

[25] 1963年9月3日毛泽东同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的谈话。

[26] 1963年10月2日毛泽东同巴卢库的谈话；《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14页；1964年8月17日毛泽东同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亚拉的谈话。

[27]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22页；1964年9月10日毛泽东同法国技术展览会负责人乔治·皮科等人的谈话，1970年6月19日毛泽东同索马里最高革委会副主席艾南希的谈话。

[28]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21页。

[29] 1970年7月29日毛泽东同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长约尼查的谈话，7月11日毛泽东同坦、赞政府代表团的谈话；《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0页。

[30]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同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的谈话。

[31] 1972年7月24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等人的谈话。

[32] 1974年2月25日毛泽东同阿尔及利亚革委会主席布迈丁的谈话。

[33] 《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1974年4月10日，《“文革”十年资料选编》第一辑下册，第28-29页。

[34]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同基辛格的谈话。

[35] 参见《当代中国外交》，第303、307-308、317-318页。

[36] 详见《当代中国对外贸易》编辑部编：《当代中国对外贸易》，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71—272、392、410、420—421、454—458页。

[37] 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的长篇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文章在对第二、三世界范围的界定上有了不同于毛泽东的阐述，指出：作为国际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受剥削压迫最深、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被压迫民族一起，共同形成第三世界。在美苏第一世界与上述第三世界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38]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9页。

[39]赵紫阳1982年4月19日接见外宾时的谈话，《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56页。

来源: 《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