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苏联在与中国国民政府谈判时对大连和旅顺志在必得，寸步不让；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却应中共要求将旅大地区归还给了中国。本文认为，1949年以后，旅大地区作为出海口对于苏联来说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战略价值，斯大林放弃大连和旅顺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更大的战略目标：即加强与中共的同盟和合作关系。而赫鲁晓夫1955年主动将旅顺海军基地归还中国则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延续了斯大林的这一外交思想。
〔关键词〕旅大问题；中苏关系；海参崴；单冠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苏联在远东地区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是取得中国的大连商港和旅顺军港。这一要求在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得到了英美两大盟国的支持。随后，苏联通过对日宣战之际，出兵中国东北，占领了旅大地区并强迫国民政府与之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关于大连之协定》和《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充分保证了苏联在旅大地区的战略利益。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在与国民政府代表宋子文就租借旅大地区这一问题进行谈判时志在必得，态度非常强硬。[1]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出访莫斯科，目的是废除1945年条约，重新签订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在谈判中，当中共领导人提出希望苏联归还旅大地区时，斯大林居然完全满足了中共的要求。根据双方讨论确认的协定规定，缔结对日和约后，但不迟于1952年底，苏联军队撤出旅大地区。
在两次中苏缔约谈判中，苏联对于旅大问题的态度截然不同，除了谈判对手从国民党换成了共产党之外，是否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呢？旅大地区对于苏联而言战略地位究竟如何？它在中苏关系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正是本文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
关于旅大问题，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近代中俄关系史的学者多有提及，但大都是围绕苏联、国民政府和中共之间的外交交涉，[2]或者是以旅大地区为例论述中共与苏联在东北地方层面上的关系，[3]而关于苏联在两次中苏谈判中对旅大地区态度转变该问题则关注较少[4]。笔者试图利用近年来已经解密的俄国历史档案，对该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旅大问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苏联的远东战略
旅大地区是旅顺口、大连湾一带的统称，它位于辽东半岛南端，东、西、南三面被黄海和渤海包围，其中旅顺港是举世闻名的天然良港，隐蔽险要，终年不冻。中国清政府于1880年开始斥巨资建造旅顺港，作为北洋舰队的海军基地。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政府失败告终，被迫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但在俄、法、德三国干涉下，由清政府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
沙皇俄国对旅大地区觊觎已久，1897年，俄国以“干涉还辽功臣”自居，逼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条约规定，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租给俄国，为期25年，其中旅顺口为沙俄太平洋舰队基地。[5]
沙皇俄国为什么要强租旅大？旅大地区对于俄国来说战略价值究竟体现在何处？从1896年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写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一份奏折中不难看出，俄国强租旅大的主要目的并非是要获得不冻港和出海口，而是为了在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动中占据一个较为有利的位置。旅大地区对于俄国的战略价值并不体现在海上，而是在陆地上。旅顺口位于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最南端，只要占领了旅顺，俄国就可以利用这条铁路在短时间内将自己的军队运送到满洲、黄海海岸等距中国首都北京很近的地方。[6]事实上俄国的战略重心在欧洲，其远东太平洋舰队即使有了出海口，在实力上也是远远无法和其他海军强国相抗衡的。换句话说，沙皇俄国控制旅大并非是要和其他列强在远东争霸，而是出于遏制、瓜分中国的需要。
1905年，沙俄在日俄战争中败北，旅大地区转为日本人占有，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对于沙皇俄国和后来的苏联而言，日俄战争的失败无疑是奇耻大辱。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欧洲战场的局势稍有好转，斯大林就几次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起沙俄在远东的权益，并表示苏联对远东是有“政治要求”的。在决定远东未来命运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明确的要求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沙皇俄国的各项权益，这一条款堂而皇之的写在了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中。[7]
苏联想在远东地区有所作为，就必须在中国取得它所需要的利益。就蒋介石而言，他还是希望尽量能够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在1945年6月30日开始的中苏谈判当中，斯大林的态度异常强硬。他在会谈一开始便粗暴地要求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团长宋子文必须把苏美英背着中国签署的雅尔塔秘密文件作为谈判的依据。[8]双方在外蒙古问题、旅大问题和中东铁路归属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对于外蒙古问题，斯大林坚持把雅尔塔协定中提到的“外蒙古现状必须维持”这一条文解释为外蒙古独立。在这一点上国民政府代表团很难接受。对于旅大问题，国民政府的底线是不能让苏联单独占有或租借旅顺港并保留中国的主权和全部管辖权。[9]而苏联要求的不只是港口问题，还加上了“陆地和邻近海域”内容。旅顺和大连周围地区虽由中国的民政部门管理，但管理人员的挑选却要由苏联批准；大连城市由中苏共管，大连港口要成为中苏专用的海军基地，而且由苏联管理，旅顺港虽由中苏共同使用，但苏联要求获得行政管辖权。[10]就在谈判紧张进行之际，远东局势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22日苏军占领旅顺和大连。苏军在东北的迅速推进给予了斯大林在中苏谈判中更多的筹码，他在8月10日威胁中国代表宋子文说，最好快些达成协议，不然的话，中国共产党就要进入满洲……[11]斯大林点出了蒋介石最担心的问题，而此时的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在谈判桌上已再无退路。最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基本上按照斯大林的意愿签订了。
那么斯大林为什么执意要占有大连和旅顺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恢复沙皇俄国在东北的势力范围，为日俄战争俄国失败雪耻。
斯大林曾说：1904年的失败，是俄国的污点，为了洗清这一污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12]。苏军占领旅顺口之后，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特意前往旅顺，为日俄战争中在旅顺要塞战死的沙俄官兵陵墓敬献花圈，缎带上写道：“1904年为保卫俄国要塞旅顺口而牺牲的战士们永垂不朽！1945年8月22日夺取了这座城市和要塞的红军官兵敬挽。”华西列夫斯基说：“我们用自己的行动为40年前牺牲在这里的父兄们报了仇，我们把日本鬼子打败了。”[13]以上情况说明，苏联出兵东北的战略目标之一是要恢复沙皇俄国在远东，特别是在东北的势力范围。
其次，通过占领大连和旅顺遏制中国的发展，并防止美国势力进入东北地区。
斯大林很清楚，战争胜利后，在远东问题上有发言权的主要是美国和中国，因此必须要通过与美国的合作与争夺，在中国取得它所需要的利益。而美国人的外交政策也很明确：一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尽量满足苏联的要求，从而换取苏联在东欧特别是波兰问题上对英美的让步。[14]另一方面则尽量扶持中国的大国地位，以便遏制苏联，将苏联在远东的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15]众所周知，国民党政府是亲美政府，在雅尔塔协定规定“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16]的前提下，苏联占领大连和旅顺显然是制约国民政府的一步绝佳好棋，这可以防止美国势力以帮助蒋介石政权收复国家主权为借口渗透到东北地区。[17]从这个角度讲，战后斯大林强租旅大的目的或许与沙皇俄国有相似之处。
再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与过去的沙皇俄国相比，苏联的军事实力已经空前加强了。为了进一步扩大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影响，斯大林当然希望能在远东获得一个不冻港和出海口。[18]但是，斯大林的眼光不止盯在大连和旅顺，他还对日本的北海道和朝鲜半岛的釜山、济州和仁川提出了控制要求。[19]只有控制了这些地区，旅大的战略价值才能体现出来，苏联海军才算有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出海口。
综上所述，斯大林在与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时态度强硬，咄咄逼人，对大连和旅顺是志在必得。
二、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与苏联关于旅大问题的谈判
米高扬秘密访华
国共内战中共产党在各条战线上的节节胜利从根本上来说改变了远东的政治格局，使得斯大林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新对手。从1947年夏天到1949年初，经过一年半往来电报的沟通和试探，[20]中苏两党领导人的直接会面终于实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一行受斯大林委托秘密访华，从1月30日至2月8日，他与中共领导人共进行了12次正式会谈。会谈是从新疆、蒙古和东北的一些具体问题谈起的，其中就涉及了旅大问题。
在1949年2月4日毛泽东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毛泽东曾提出：一位女资产阶级活动家找到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说革命政府在中国掌权之后，对苏联来说再继续保留旅顺口的海军基地已无意义，对中国来说收回这个基地则是一件大事……
但是毛泽东同时指出：这位妇女不懂政治。这个提法不太合适。中国共产党人赞成继续保留这个基地。美帝国主义呆在中国是为了压迫，而苏联留在旅顺是为了保护中国防御日本军国主义。当中国真正强大起来能防御日本侵略时，苏联就无需保留旅顺基地了。[21]毛泽东以一种委婉的方式向斯大林表明了新中国应该收回旅顺口，但是暂不收回的态度。
对此，米高扬在电报请示斯大林之后是这么答复毛泽东的：
关于苏中条约问题，我们认为苏中关于旅顺地区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缔结条约的目的在于阻止国民党勾结日本、美国反对苏联和中国的解放运动。这个条约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中国的解放运动有利，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苏联政府决定废除这个条约。等对日和约签订以后，从旅顺撤出军队。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立即撤军合适的话，苏联准备实行……[22]
毛泽东显然对苏联承认这个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的说法始料未及，不过他还是表达了希望苏军能够暂时留在旅大地区的愿望。毛泽东说：“中国人民感谢苏联的这个条约，当我们强大起来时你们再离开中国。”[23]
不难看出，斯大林在这里改变了1945年同国民政府谈判时的那种强硬立场，甚至表示，如果中共认为苏军立即从旅顺口撤走为宜，那么苏联将准备满足中共这一愿望。
与苏联在旅大问题上做出的重大让步相比，斯大林在外蒙古独立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依然强硬。毛泽东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曾指出：
“此时共产党政权巩固了，一切走上了正轨，这时外蒙古可以宣称，它曾脱离了中国政府，因为那时政府由国民党领导。现今，共产党执政，外蒙古可以与内蒙古联合在一起成为中华民国的成员。”[24]
米高扬明确反对毛泽东的意见。因关系重大，他还专门给斯大林发了电报，斯大林复电说：“外蒙古领导人主张把内蒙古同外蒙古联合起来，在独立的旗帜下成立一个统一的蒙古国。苏联政府表示反对这一计划，因为这要从中国分割出去一连串的地区……”面对斯大林的强硬态度，毛泽东只好表示中国共产党尊重外蒙古的愿望，如果他们不愿意与内蒙古统一，我们并不反对。[25]
综上所述，毛泽东提出的外蒙古回归中国的问题显然触及了苏联的底线，因此斯大林反应强烈。而旅大地区在斯大林看来并没有外蒙古重要，因此是可以归还中国的，苏联方面居然主动承认与国民政府签署的《关于大连之协定》和《关于旅顺口之协定》是不平等条约。
米高扬访华是中苏两党高层的第一次正式会面，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但并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的协议，许多问题还要留待日后加以解决。
毛泽东出访莫斯科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其主要目的是废除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苏联重新缔结盟约。但是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反对改变原有的中苏条约，他在1949年12月16日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谈中指出：
众所周知，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这个条约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最好是根据中国方面的请求采取这样的措施。[26]
不难看出，斯大林并不反对苏联从旅大地区撤军，但是不愿意废除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与新中国重新签约。他所担心的是一旦因为重新签约而违背了雅尔塔协定，将会引起的一连串连锁反应，即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问题的借口。斯大林希望能找到在不改动旧条约的前提下苏联从旅大地区撤军的可能性。
不过，在毛泽东的强硬态度面前，斯大林不得不同意签订新条约。[27]
然而，当中方谈判代表周恩来还正在做赶赴莫斯科的准备工作时，苏联方面对条约和有关协定草案的拟定工作就已经开始了。苏联外交部门经过反复研究，在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之前就已经起草完成了关于《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草案，而且六易其稿。鉴于斯大林在与毛泽东会谈时曾答应过待对日和约签订后苏军撤出旅顺基地，所以从苏方拟定的条约草案第三稿开始，增加了将旅大地区归还给中国的条款：
第七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军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内撤出，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在规定期满后应重新修订。[28]
这里有一个明显纰漏，既然苏军在条约生效之日起2年至3年内撤出，那么为什么要等到1945年旧协定期满，也就是20多年以后再重新修订呢？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苏联外交部在第四稿中重新修订了第七条：
第七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停泊在）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内撤出，1945年8月14日苏联和中国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以及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在对日和约签订以后应重新修订。[29]
而苏方拟定的条约最终稿（第六稿）则基本延续了第四稿的说法，并明确规定了苏联将于1950年开始从旅顺撤军。[30]
苏联外交部门在草拟这些谈判文件之时，中国谈判代表团正在赶赴莫斯科的火车上。因此苏方归还大连和旅顺的决定并非受到了中共的外交压力，而应该是自行作出的。
中共代表团与苏联关于旅大问题的谈判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并于22日参加了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三次正式会谈，旅大问题依然是这次会谈的重要问题。
斯大林：对的。我们认为，旅顺口条约是不平等的。
毛泽东：但是，改变这个协定要牵扯到雅尔塔会议的决定？！
斯大林：是的，要牵扯到———那就见它的鬼吧！既然我们已选择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么就要走到底。当然，这对我们会有些不便，我们不得不同美国人作斗争了。但是，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需要考虑考虑。我们同意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我们认为，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应继续有效，签订对日和约后失效，苏军撤走。但是，希望在旅顺我们进行军事合作，我们也可以训练自己的海军。
斯大林：大连问题。我们不打算在大连保留苏联的任何权利。
毛泽东：大连是否保留作为自由港？
斯大林：既然我们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么，中国应当自己决定大连问题：它是自由港或者不是……
毛泽东：我们认为，旅顺口可以作为我们军事合作的基地，而大连可以作为苏中经济合作的基地。大连有许多企业，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没有能力经营。我们要在当地发展经济合作。
斯大林：就是说，旅顺口协定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依然有效。签订和约以后现协定失效，俄国撤走自己的军队，我可以把说过的意思这样归纳吧？[31]
就旅大问题而言，简而言之，毛泽东和斯大林在两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1）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之前旅顺口和约依然有效，对日和约签订后，苏军撤出旅顺；（2）苏联放弃在大连的权利，由中方决定大连的问题。
1月23日，中苏双方代表开始谈判，关于旅大问题经过双方讨论确认达成以下协定，缔结对日和约后，但不迟于1952年底，苏联军队撤出旅顺海军基地；在苏军撤退及移交之前，成立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管理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宜，而民事行政直属中央政府管辖；大连的行政权力及苏联借用和租用的所有财产立即移交中国；大连港的问题待对日和约签订后处理。协定还规定，一旦缔约国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因而被卷入军事行动时，经中国政府同意，苏军可与中国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32]
根据新的协定，苏联政府解除了对旅大地区的军事管制，并将行政权力移交中国政府，同时还将苏联代管或者租用大连的财产以及缴获日本的财产无偿移交给中国。至此中苏之间就旅大地区归属问题的谈判才算告一段落。
如前所述，从米高扬秘密访华开始到新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多次要求苏联归还旅大地区，而此时的斯大林也并未坚持1945年与国民政府代表团谈判时的那种强硬立场，而是在实际行动上支持了中共的这一合理要求，其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斯大林除了要占领大连和旅顺之外，还希望能在对日和约中争取到对日本的北海道和朝鲜半岛南部的釜山、济州岛和仁川等地的控制权。但是到了1949年，斯大林的这些愿望都已经很难实现。美国的势力范围已经涵盖了整个日本、朝鲜半岛南部和中国的台湾岛。苏联的太平洋舰队继续留在旅顺口已经没有太大的战略意义。一旦与美国发生战争，这只舰队甚至有被封锁在黄海以内的危险。
其次，大连和旅顺作为不冻港已经不再是苏联唯一的选择。在苏军占领的南千岛群岛诸岛[33]中，择捉岛上的单冠湾就是一个著名的天然港湾，此湾受日本暖流影响，终年不冻。1941年11月，日本联合舰队正是在这里集结出发偷袭了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这只庞大的舰队中共有6艘航母，其中的赤诚号和加贺号的排水量都在4万吨以上，这足以说明单冠湾有条件供苏联太平洋舰队停泊使用。更为重要的是，南千岛群岛并不在美国的防御圈内，苏联舰队回到海参崴之后，以单冠湾做依托，再也不用担心美国的海上封锁。
再次，如果说1945年斯大林希望得到旅大地区是为了制约国民政府和防止美国势力进入东北的话，那么到了1949年，随着旅大地区战略价值的逐渐削弱，这里就成了斯大林换取更大政治利益的交易品了。
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中共夺取全国政权指日可待，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谈判对手也由蒋介石换成了毛泽东。与国民政府不同，中共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更为接近，新中国将会是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潜在盟友。不过在斯大林看来，中共在外交政策上可选择的余地比苏联大得多：除了倒向苏联之外，中共还可以选择倒向西方，[34]也可以走南斯拉夫式的第三条道路，[35]而后两者是斯大林极不愿意看到的。因此，把一个即将失去战略价值的旅大地区还给中国，既满足了中共收回国家主权的愿望，又表达了与新中国结盟与合作的诚意，这实在是一箭双雕的好事。
三、苏军暂缓撤军与赫鲁晓夫主动归还旅顺基地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出兵参战，远东局势骤然紧张。1951年9月8日，英美等国在旧金山与日本签署《和平条约》，同时美日还签署了《安全保障条约》。苏联代表出席了旧金山会议，但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坚持不承认新中国，加上和平条款中又没有规定将南部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主权归属苏联，因此苏联代表拒绝在对日和约上签字。
美日同盟对远东地区安全造成的威胁日益严重，苏军撤离旅顺口的日期也越来越近。由于新中国尚未建立起一支真正的海军，所以毛泽东不得不考虑继续请苏联海军留在旅顺基地。[36]斯大林在4月2日回电答应了毛泽东的请求，但是他的考虑更加全面，希望由中方书面邀请苏军继续留在旅顺港，以避免给外界造成苏联违约的印象。[37]
1952年9月15日，周恩来正式给苏方提交了《关于延长中苏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的外交照会：
为了保障和平，同时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并请苏联政府同意，延长中苏关于旅顺港协定第二款中规定的苏军撤出旅顺港的期限，共同利用中国旅顺港海军军事基地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以及苏联与日本签署和约。[38]
同日，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回复了周恩来的照会，同意自交换照会之日起，该照会成为上述1950年2月14日关于旅顺港海军基地协定的组成部分。[39]
但是中方的这份照会对苏联撤军条件的提法似有不妥，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如果中国或苏联的对日和约一天不签订，苏军就要在旅顺口永远滞留下去。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就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在政治和权力的角逐中，赫鲁晓夫特别需要得到中共的支持。[40]同时，在与美国冷战的大背景下，也客观要求苏联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1954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五周年之际，赫鲁晓夫率领庞大的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作为给中国准备的厚礼之一，苏联准备提前将旅顺军港还给中国。双方发表的公报指出：
“鉴于朝鲜战争停止和印度支那和平恢复以来远东国际形势所起的变化，并且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力量的巩固和根据两国间已经建立的日趋巩固的友好合作关系，现议定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地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军队的撤退和旅顺口海军基地的设备应于1955年5月31日前完成。”[41]
1955年5月25日至27日，按照中苏两国协议，苏联旅顺口驻军分批撤离，至此，旅大地区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外国统治和管辖的历史，重新回归祖国的怀抱。
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苏联要求占领旅大地区有三方面的考虑：（1）恢复沙皇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势力范围；（2）在远东地区获得一个出海口；（3）遏制中国国民政府并防止美国势力进入东北地区。
到了1949年，由于美国已经控制了整个日本、朝鲜半岛南部和台湾，旅大地区作为出海口对于苏联来说显然失去了原有的战略价值。苏联远东太平洋舰队如果要避开美国海军的战略封锁，最好是放弃旅顺港，回到海参崴，以择捉岛上的单冠湾为依托建立起一道新的防线。但是旅大地区是沙皇俄国的传统势力范围，轻言放弃势必导致苏联国内相当一部分人的反对。因此1949年以后的旅大对于苏联来说真可谓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对旅大地区的主权要求实际上给了苏联一个台阶，于是斯大林很痛快地将该地区归还中国，不仅如此，归还旅大还表达了苏联与新中国结盟与合作的诚意。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将在很大程度上分担苏联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压力，这样苏联可以集中精力加强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医治战争创伤。这一点在后来的朝鲜战争中得到了充分展现，新中国在经历长期战争，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前提下毅然出兵朝鲜，与美军作战，表现出了对社会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
尽管这种观点现在看起来还是一种推测，但也并非完全没有依据，如果旅大地区对苏联真的十分重要的话，赫鲁晓夫断不会在1955年主动要求将旅顺海军基地归还中国。在笔者看来，赫鲁晓夫的这一举措某种程度上继承或者延续了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其目的都是为了加强与新中国的同盟与合作关系。
注释：
[1] 参见斯大林与宋子文关于中苏条约的第二次会谈记录，1945 年 7 月 2 日。АПРФ，ф． 45，оп． 1，д．322，л． 3—1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веке，Т． IV，К． 2，с． 73—82; 斯大林与宋子文会谈记录: 外蒙古、中东路和新疆，1945 年 7 月 9 日。АПРФ，ф． 45， оп． 1， д． 322， л． 28—38，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Т． IV，К． 2，с．105—112 и． т． д．
[2] 王春良: 《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与旅顺海军基地》，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 年第 1 期; 沈志华: 《1950 年中苏条约的签订: 愿望和结果 ( 根据俄国解密的档案材料) 》， 《东欧中亚研究》1998 年第 4 期; 沈志华: 《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 《历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 汪朝光: 《战后旅大接收问题研究》，《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年; 栾景河: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之比较》，《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 沈志华: 《从莫斯科到西柏坡: 毛泽东宣布向苏联 “一边倒”———关于中苏同盟建立之背景和基础的再讨论 ( 之二) 》，《中共党史研究》2009 年第 4 期。
[3] 郑成: 《国共内战时期东北地方层面上的中苏关系———以旅大地区苏军 〈实话报〉为例》， 《冷战国际史研究》2008 年第 3 期; 党霞: 《合作与冲突: 旅大地区苏联与中共关系考察 ( 1945—1949) 》，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10 年; 李秀芳:《旅大地区苏联与中共关系的演变和发展 ( 1945． 8—1950． 2 ) 》， 博 士 学 位 论 文，2011 年; Christian A．Hess，Big Brother is watching: Local Sino-Soviet Relationsand the Building of New Dalian，1945—1955， Chapterin Paul Pickowicz and Jeremy Brown，ed． ，Dilemmas of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 Christian A． Hess，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Lvshun and Dalian1945—1950，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Republican China and the World”，the Universityof Bristol， September 7—8 2007; Christian A． Hess，“The Sino-Soviet relation: Foreign Affairs，Economy，So-ciety and Culture” Center fo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Studies of East China Nomal University，Juanary 5—7，2009．
[4] 有些学者认为苏联方面在两次中苏谈判中对继续占据旅大地区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只是在中共领导人的强烈要求之下，斯大林才被迫答应将这一地区归还中国。参见李志学: 《从屈辱妥协到独立自主———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比较研究》，《学习与探索》2002 年第 3 期;栾景河: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比较》，《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等。
[5] 王铁崖主编: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三联书店，1957 年，第 741—743 页。
[6] 参见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关于中东铁路的奏折，1896年 3 月 31 日。《红档》杂志 1932 年 ( 总) 第 52 期，第 92—95 页。
[7]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 ( 1840—1949) 》下卷第 1 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204—205 页。
[8] 秦孝仪主编: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第 3 编: 战时外交 ( 二)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年，第 576—577 页。
[9] 梁敬錞: 《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 1 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年 ，第 225 页。
[10] 苏方制定的旅顺大连港协定的草案文本，1945 年 7月 7 日。АВПРФ，ф． 06，оп． 7п． 36，д． 507，л． 75．
[11] F． C． 琼思等: 《1942 ～ 1946 年的远东》 ( 上)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年，第 272 页。
[12] 《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 年，第 438—439页。
[13] 参见 《苏联红军在旅大》，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印，1995 年 ( 未刊) ，第 6—7 页，转引自沈志华: 《赫鲁晓夫与苏联归还旅顺基地》，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68 页。
[14] 参见薛衔天、金东吉: 《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 ( 中)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87 页。
[15] 沈志华: 《苏联出兵中国东北: 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 年第 5 期。
[16]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231 页。
[17] 参见米高扬关于政策方面的迫切问题与毛泽东的会谈备忘录，1949 年 2 月 6 日。АПРФ，ф． 39，оп． 1，д． 39， л． 78—88．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XX веке，Т． V，К． 2，c． 81—87．
[18] 海参崴是半不冻港，而且被对马海峡包围。
[19] 苏联外交部编: 《1941—1945 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 2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7 年，第 262—263、267—269 页; АВПРФ，ф． 04311， оп． 1， п． 52， д．8，л． 1—7．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1945—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WIHP WorkingPaper，1993，№8，pp． 9—11．
[20] 参见沈志华: 《求之不得的会面: 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的试探与沟通———关于中苏同盟建立的背景和基础的再讨论 ( 之一) 》，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 1 期。
[21] 参见米高扬关于中苏合作等问题与毛泽东的会谈备忘录，1949 年 2 月 4 日。АПРФ，ф． 39，оп． 1，д．39，л． 54—62，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веке，Т． V，К． 2，c． 66—72; 米高扬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 1949 年 1—2 月中国之行，1960 年 9 月22 日。 АПРФ， ф． 3， оп． 65， д． 606， л． 1—17，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5， №2， с． 96—111。
[22] 米高扬关于政策方面的迫切问题与毛泽东的会谈备忘录，1949 年 2 月 6 日。АПРФ，ф． 39，оп． 1，д．39，л． 78—88．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веке，Т． V，К． 2，c． 81—87．
[23]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 И． Микояна вКитай ( 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 ) / / Проблемы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5，№2，л． 106，№3，с． 101．
[24] 米高扬关于中苏合作等问题与毛泽东的会谈备忘录，1949 年 2 月 4 日。АПРФ，ф． 39，оп． 1，д． 39，л．54—62．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Т．V，К． 2，c． 66—72．
[25] 米高扬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 1949 年 1—2 月中国之行，1960 年 9 月 22 日。АПРФ，ф． 3，оп． 65，д． 606， л． 1—17，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5，№2，с． 96—111．
[26] 斯大林与毛泽东关于中苏条约的会谈记录，1949 年2 月 16 日。АПРФ，ф． 45，оп． 1，д． 329，л． 9—17，7 － 1573 － 1581，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XX веке，Т． V，К． 2，с． 229—233．
[27] 参见沈志华: 《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历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
[28] 苏联外交部起草的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 第三稿) ，1950 年 1 月 10 日。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5，л． 20—22．
[29] 苏联外交部起草的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 第四稿) ，1950 年 1 月 12 日。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5，л． 31—33．
[30] 苏联外交部关于中苏谈判苏方将提供的有关文件，1950 年 1 月 16 日。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5，л． 3—6．
[31]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记录: 关于中苏条约，1950年 1 月 22 日。АПРФ，ф． 45，оп． 1，д． 329，л．40—49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Т． V，К． 2，c． 267—271．
[32] 《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 ( 1950—1953) 》 ( 上) ，第 11—13 页。转引自齐世荣主编: 《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 1 分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 520—521 页。
[33] 即齿舞群岛、国后岛、色丹岛和择捉岛，日本方面称之为北方四岛。
[34] 中共在于苏联进行谈判的同时，也在跟美国方面保持秘密接触，1949 年 5 月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监督委员会对外联络处处长黄华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秘密举行会谈，在司徒雷登写给美国方面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黄华力图使美国外交官相信: 如果美国不再支持国民党，并把军队撤出中国，中共真诚地愿意同美国建立正常的政治、经济关系。黄华还说，苏联尚未从对德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中共不指望苏联的援助，而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美援上。参见 Uncertain Years． Chinese-AmericanRelation，1947—1950． N-Y，1980; Martin E． W． di-vided Counsel． The Anglo-American RESPONSE TO Com-munist Victory in China． Kentucky，1986; Cohen W．Convesations with Chinese Friends: Zhou Enlais Associ-ates Reftect Chnese-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1940-s andKorean War． Diplomatic History． Wash，1987． Vol． Ⅱ．Ⅴ． 3． p． 283—289． 而这方面的内容毛泽东在与苏联外交人员进行会谈时有意无意的透漏给了斯大林，参见科瓦廖夫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未来经济领导核 心 等 情 况 致 斯 大 林 电，1949 年 5 月 23 日。АПРФ，ф． 45， оп． 1， д． 331， л． 66—69，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 V， К． 2， c．132—134．
[35] 在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曾多次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抱怨过斯大林对自己不信任，担心中国共产党走南斯拉夫道路。参见尤金与毛泽东谈话备忘录: 二十大与斯大林问题，1956 年 3 月 31 日。ЦХСД，ф．5， оп． 30， д． 163， л． 88—89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 1994， №5， с． 101—111; АВПРФ， ф．0100，оп． 49，п． 410，д． 9，л． 87—98．
[36] 毛泽东关于国防和经济建设等问题致斯大林电，1952 年 3 月 28 日。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2，л． 126—130．
[37] 斯大林关于苏军撤出旅顺等问题致毛泽东电，1952 年4 月 2 日。АПРФ，ф． 45，оп． 1，д． 343，л． 2—3．
[38] 周恩来给维辛斯基的照会，1952 年 9 月 15 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 《中苏关系: 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 9 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资料室，2004年，第 2184 页。
[39] 维辛斯基回复周恩来的照会，1952 年 9 月 15 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 《中苏关系: 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 第 9 卷，北京大学历史 学 系 资 料 室，2004 年，第 2184 页。
[40] 参见沈志华: 《赫鲁晓夫与苏联归还旅顺基地》，引自沈志华、李丹慧著: 《战后中苏关系史若干问题研究: 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 173—186 页。
[41] 《人民日报》1954 年 10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