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与中国于2001年7月16日签订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第6款指出：俄中两国“相互没有领土要求”。[1]考虑到俄中两国关系非同一般的，有时充满戏剧性变化的历史，这种表述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心理上，对于莫斯科和北京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它为两国开拓维护双边关系的新思维奠定了基础。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用一句话描述了这种思想：“世代友好，永不为敌”。
尽管这个条约有着积极的建设性精神，但是，无论在俄国还是在中国，都出现了针对它的相当尖锐的批评。对此，我们是不应该忽视的。
在俄罗斯的批评家之中，流传着中国对于苏联，而后是对于俄罗斯存在着某种“被冻结”或者“被推迟的”领土要求的说法。他们写到，中国领导人，不管在以前，还是在现在，其出发点都是俄罗斯必须归还在沙皇时代根据“不平等条约”掠夺的中国的土地。这些俄罗斯批评家们强调指出，在中国人看来，应该把俄国归还中国所“丧失的领土”视为历史公正性的恢复。以此得出结论：条约的关于不破坏边界和领土完整的条款，实际上很难站得住脚，中国方面在签署关于相互没有领土要求的条款时，实际上仍然和从前一样，是以俄国归还中国“被沙俄掠夺的”15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计划为基础的。[2]
海外华人的某些代表人物在香港及互联网上发表的，明显是以中国国内读者为对象的批评文章则指出，沙皇俄国在19世纪与衰落的清王朝签订的所有边界条约，都是对中方施加武力的结果，是不平等的条约。由于这些条约，俄国从中国掠夺了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像毛泽东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们，从来也没有承认过历史上中俄“不平等条约”的合法性，并且要求苏联归还中国在19世纪所丧失的领土。此类批评家们断言，中国与俄国签署条约时，同意把关于“相互不存在领土要求”的条款列入到条约文本中，是对中国前辈领导人的方针的背离。由此呼吁重新审理2001年7月16日的条约和现有的俄中关于边界的协定。[3]
遗憾的是，类似的见解，立即见诸于俄罗斯和中国的有关报刊上，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两国的社会舆论，并造成了相互间不信任和疏远的气氛。
所有这一切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那就是平静地、客观地、不带任何成见并且不偏不倚地弄清楚：中国和苏联领导人是如何表达自己对“不平等条约”和“领土要求”的意见的，以及在每一个历史关头决定他们声明的内容的原因。
最终，无论对于俄罗斯的，还是对于中国的“领土要求理论”的拥护者来说，其重要依据都是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众议员佐佐木更三、众议员黑田寿男、日本社会党和平同志会代表团团长细迫兼光，以及日本社会党北海道本部访华代表团团长、日中友好协会副主席荒哲夫等人的谈话内容。让我们以最准确的方式，阐述一下这个对话中有关边界问题的讨论（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它迄今为止仍然是俄罗斯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头脑中一颗生锈的钉子）：
荒哲夫：我提一个问题。先生刚才说两大国要控制世界。现在，日本有一个奇妙的现象。日本的冲绳和小笠原群岛被美国占领。但在北方，在我居住的北海道的左近有个千岛群岛，被苏联占领了。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是被占领的。据说，千岛是根据我们没有参加的波茨坦公告划归苏联的。[4]我们长期同苏联交涉，要求归还，但是没有结果。很想听听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毛泽东：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名义上从中国划出去，实际上就是受苏联控制。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就是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提的，1954年他们在中国访问的时候。[5]他们又从罗马尼亚划了一块地方，叫做比萨拉比亚。又在德国划了一块地方，就是东部德国的一部分。把那里所有的德国人都赶到西部去了。他们也在波兰划了一块归白俄罗斯。又从德国划了一块归波兰，以补偿从波兰划给白俄罗斯的地方。他们还在芬兰划了一块。[6]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见就是都不要划。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2000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2亿。你们日本人口有1亿，可是面积只有37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7]、海参崴[8]、堪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帐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跟他们算这个。所以你们那个千岛群岛，对我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的。……[9]
应该注意到，毛泽东是于中苏论战极其尖锐的时刻，在国际舞台上急需要盟友的时候，发表这些言论的。只是这种关于领土问题的言论，其涵义让人觉得不祥。它们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发表的，关于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的官方立场相矛盾。这次边界谈判于1964年2月在北京开始，至8月无果而终。
1964年10月6日，周恩来在与罗马尼亚总理G.毛雷尔会谈时，以如下方式描述了中国方面对边界谈判进程的评价：“谈判进行了半年，我们提出了关于边界谈判的三个原则问题，然后有一些具体建议。三个原则是：（一）在19世纪以前中国同沙皇俄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10]照当时的情况，不能说是不平等的条约；19世纪中叶以后，沙皇强加于中国清朝的，是不平等的条约；这些条约定的边界线，我们不要求改变，我们也不提出领土要求。(二)边界谈判的标准(根据)以原有的条约做基础，来看一看在哪些地方超出了条约规定，多占了一些地方，应该退出来。在这个原则上划线的话，双方也互有取舍，需要调整。(三)以过去的不平等条约作为基础，把边界线全线都勘定了，做某些必要的调整以后，应该缔结一个新条约代替旧条约，那个不平等的条约就不存在了。”[11]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周恩来只字未提毛泽东谈到的“领土帐”。事实证明，在与苏联同伴谈判期间，中方代表所遵循的正是这一立场。
如果注意到下面两个重要因素，就可以理解在毛泽东7月言论与周恩来10月声明之间明显不合拍的原因。
首先，临近1964年7月，苏中边界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双方就边界整个东部地段（除哈巴罗夫斯克附近地段之外）的国界线走向达成了一致意见（当时就4280公里之中的4200公里边界线达成了初步协议）。此后，谈判陷入僵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代表拒绝同意中方关于承认19世纪沙皇俄国与中国签署的所有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的立场。[12]
此外，还应该注意到，毛泽东在陷入困境的时候，经常采取一种中国古老的计谋：主动使局势尖锐化，使当事一方失去镇静和迫使他变得紧张起来，然后，再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分几个阶段对其施加压力，逐步地使事态朝着自己需要的方向发展。例如，当要实现建立与美国直接联系的外交渠道这一目的时，毛就是这么做的：1954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炮击台湾控制下的沿海岛屿；然后，出现了中美双方进行谈判以妥善解决这一危机的要求；最后，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会谈在日内瓦国联大厦举行。其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两国之间非外交承认的官方沟通渠道，存在了许多年。
正如后来事态发展所表明的那样，毛泽东1964年7月10日谈话中关于边界的内容，是一个策略，其目的是使苏中边界谈判走出僵局，最起码是使已经达成的协议形成文件记载下来。毛泽东的真实立场与周的立场并无区别，他并没有打算要求苏联归还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毛是为了把苏方置于严峻的选择面前：或者同意两个代表团已经取得的协调解决边界问题的结果，或者是令人恐怖的未来前景——算150万平方公里的帐。我们现在可以十分有把握地确定毛的实际打算，以及他并没有考虑过要实现他“算帐”的说法。
参加与毛泽东会谈的日本人立即使7月10日的谈话成为公众的财富，[13]使这次会谈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是，与毛的期待相反，苏联方面没有在北京的谈判桌上做出让步，从7月底开始，谈判再也没有向前推进一步。1964年8月21日，苏联代表团团长向自己的中国同行宣布：他们将于第二天返回莫斯科。这样一来，毛泽东以7月10日关于边界问题的谈话推动谈判进程的打算落了空。
与此同时，有关证据表明，毛泽东与日本人的这次会谈，导致了苏联立场的更加强硬。[14]9月2日，《真理报》就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的会谈发表了长篇编辑部文章（整整一栏）。文章以极其锋利的笔触驳斥了毛泽东7月10日谈话所表达的主要论点，指责中国领导人制定了走得太远的扩张计划。随即，一场旨在责难毛关于苏中边界问题立场的运动在苏联的报刊上广泛地展开了。[15]所有这一切引起了全世界的严重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采取非进攻性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方针，对他7月10日声明的真正涵义做了详细的解释。
1964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法国技术展览会名誉主席乔治·皮科和夫人、技术展览会执行主席杜阿梅和夫人等法国客人。他们进行了以下非常有趣的对话：
杜阿梅：好像有一个日本社会党议员谈起过人民中国同苏联就领土和边界问题进行谈判，有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问题，是否有这么一回事？
毛泽东：就是那么一回事。事情是这样的，有个日本社会党议员提出千岛群岛问题，他们想要收回千岛群岛。事先我知道，苏联派一个代表团到日本谈过的，苏联也未说死，绝对不可以归还日本，这就是米高扬那个代表团，[16]这样就把问题谈开了。我也未说过要把100多万平方公里一定要归还中国，我只是说有过这么一回事，这是不平等条约，是强迫中国接受的，还有蒙古，也是强迫中国接受的，我说关于这样的问题还多呢。……我们的朋友和同志赫鲁晓夫爱管事，他说，中国为什么没有兴趣收回澳门和香港？[17]我们回答说，我们的问题不只是澳门和香港，在你们那里也有，我们总理好几年前就同赫鲁晓夫谈过，说，你们领土问题处理得不好，怎么样，你想证实一下吗？[18]
尽管仍然保持着辩论的情绪，但是，在毛的这些话语里，至少已经清楚地显露出两处重要的不同于他7月10日声明的地方：
第一，现在，毛泽东在说到关于“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的问题时，已经不再把它作为政治问题，而是重大的历史问题了。他直接声明说，没有强调要求归还这些土地。在这方面，毛泽东的立场开始与上述周恩来所阐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立场相吻合。
第二，这次，毛泽东强调指出他支持日本在千岛群岛问题上的立场，特别是出于那个原因，即：在东京进行谈判期间，米高扬并没有过分地反对类似的立场。
1964年9月15日，也是在与日本议员代表团的会谈中，Н.С.赫鲁晓夫对毛7月10日的声明，给予了最详细的，同时也是最强硬的答复。赫鲁晓夫谈到，苏联的领土是“在历史上就形成了的”，而“中国各个朝代的帝王，是并不逊色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中国统治者“侵占了蒙古、西藏和新疆”。指出：“如果谁把战争强加于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全力以赴地与其进行厮杀。我们拥有足够有力的，可以说是无可限量的战争武器。如果侵略者胆敢发动战争的话，那么，他们注定是要灭亡的”。赫鲁晓夫还特别强调说：“昨天，我把时间都花在了参观新式武器上”。“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目前在世界上还存在着狼，必须拥有能够使自己免遭这些狼袭击的武器。因此，我们制造了保卫自己国家、保卫民族、保卫各国人民和平的最先进的武器。我们非常清楚这种可怕武器的全部毁灭性力量，我们希望永远不要使用它”。“然而，如果别人进攻我们的话，我们将使用自己手中拥有的一切武器来保卫自己的边界。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谁胆敢侵犯它，谁就会遭到来自苏联人民的毁灭性的打击。”[19]
在得知Н.С.赫鲁晓夫9月的讲话内容之后，毛泽东开始不无根据地认为，自己7月10日的论断产生了意外的结果，使苏联的领袖如此强硬了他们的立场，其程度如何还无法预测。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与以崔庸健为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进行了会谈。10月9日，他又会见了以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为首的代表团。在这两次会谈中，毛泽东多次将话题转到与苏联可能发生战争的问题上，明显担忧地向交谈者询问：“你看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20]
在这个“真正的关头”，毛泽东不得不向崔庸健和巴卢库详细和坦率地解释了他7月10日声明的真正涵义（大概也不无这种愿望，即希望他的这些话最终能够传到Н.С.赫鲁晓夫的耳朵里）。毛的这些声明是极其重要的，值得在这里援引一下。
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与崔庸健进行了会谈。
毛泽东：他不是讲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吗？[21]我们现在采取攻势，说些空话，说沙皇政府割了我们150多万平方公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雅尔塔会议上，背着中国把外蒙古割去了（154万平方公里）。还有一个唐努乌梁海，[22]也是没有什么条约，就糊里糊涂地变成一个苏联自治共和国。我们是不是要回这些地方呢？我们不想要，只讲些空话。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讲过中国被侵略，就是这个话。……目的是使他紧张一下，能够达成一个比较合理的边界条约。-……[23]
1964年10月9日，毛泽东与巴卢库进行了会谈。
毛泽东：……我们讲空话，放些空炮，讲些空话。在边界谈判上，我们要采取攻势，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也许你们以为我们真正要收回154万平方公里沙皇占领的土地，我们并不要，这叫做放空炮，引起他紧张。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赫鲁晓夫这个人，你不跟他放几通空炮，他不舒服。因为我们放了一通空炮，他的炮就放出来了，他跟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说，他有一种武器，可以消灭全人类，首先消灭我们中国6亿5千万。[24]……这样的空炮，以后我们还要放，正在准备。苏联人并不相信赫鲁晓夫那一套，他们说他造谣。我跟日本社会党谈话，我们报纸上没有登，是日本人登出来的。以后，我们总理准备一个文件，要找苏联大使谈这个问题。
周恩来：现在准备一个文件，跟他谈。
毛泽东：并且准备公开发表，又要赫鲁晓夫从地面上跳起几丈高。这是一个秘密，现在还没有准备好。但是实际上，我们154万平方公里不要，还有那十几万平方公里唐努乌梁海……。[25]
笔者认为，对这些引文不需要做特别的说明，它们可以使人更清楚地知道，应该如何评价和解释毛泽东1964年7月10日的著名言论。重要的是：毛指的不是对苏联提出某种领土要求或者“算历史帐”。在这方面，可以完全赞同俄罗斯著名学者Ю.М.加列诺维奇的观点：数十年来，俄罗斯和中国广泛的社会舆论对毛与巴卢库的上述会谈情况一无所知，这对两国的双边关系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26]
时隔20余年，1987年2月至1991年5月，苏中两国新一轮边界谈判开始在两国的首都轮流举行。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罗高寿，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先后为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和田曾佩。在这次谈判中，中国代表团虽然继续宣称说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掠夺了”中国的大片领土，但在中国代表团团长的演说中，没有出现要求苏联方面承认“俄中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的问题，也没有如在1969-1978年苏中第二次边界谈判期间所做的那样，以签订维持边界现状的协定为讨论边界走向的条件，而是声明同意直接开始讨论苏中边界线的走向问题，首先从东段边界开始。[27]
在此苏中第三次边界谈判期间，1989年5月16日，М.С.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这次会晤标志着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完全正常化了。邓小平详细地阐述了中国所遭受的，最初来自于沙皇俄国，后来是来自于苏联的那些压迫。他还触及了“不平等条约”和“15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问题，并谈到了“来自于苏联方面的军事威胁”。
邓小平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以这样的话语结束自己意义深刻的历史论述：“我讲这么长,叫‘结束过去’。目的是使苏联同志们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过去’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历史帐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双方讲了,就完了,过去就结束了。”[28]
值得赞叹的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这些话语里所包含的睿智。邓小平非常清楚，毛泽东1964年7月10日所做的关于“还没有算150万平方公里的历史帐”的声明，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都是尽人皆知的。邓以中国读者可以理解的方式宣布说，已经“算”了那笔历史帐，也就是毛认为“还没有清算”的那笔，因此，可以永远地结束这个历史阶段了。正是以这样的认识为出发点，中国方面有一切理由在包含了关于不存在相互领土要求条款的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上签字。
对于邓小平这一论断效力的最有份量的证明材料，就是俄（苏）中两国之间1991年5月16日签署的《苏中国界东段协定》和1994年9月3日签署的《俄中国界西段协定》。这两份文件是无期限的，也即具有永久的性质，其中也没有关于“不平等条约”的字样。[29]
继这些协定之后的是2001年7月16日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这个条约在边界问题的政治和历史观点之间，划分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目前，学者们关于苏中关系历史演变的议论，无论如何也不会影响到俄中已经签署的有关文件，以及双方正在准备着的关于边界的文件的完成。由此，也为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人员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以及两个国家的学者进行辩论和合作，提供了机会。
从上述内容中得出的一个最简单的，但也可能是最重要的结论就是：正如在更深入细致的研究过程中所明了的那样，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曾存在能够证明“中国依据这些历史事实对俄罗斯有领土要求”的那种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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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条约第6款中有关领土问题的内容为：缔约双方满意地指出，双方相互没有领土要求，双方有决心使两国之间的边界成为永远和平和友好的边界，给居民以安宁的生活，并准备为此付出全部的努力。缔约双方遵循国际法关于领土不可侵犯、边界不可破坏的原则，坚决遵守双方的国界线。条约文本见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网页。网址：russia.org.cn
[2] 参见 Ю.М.Галенович, Подводные камни договора,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2002.5, с.47-49.
[3] 参见杨子江：《俄中边界问题需要重新讨论》，《动向》，香港，2002年11月，第35-37页。
[4] 此处有误，应为在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
[5] 赫鲁晓夫同中国领导人的这些会谈是在1954年10月进行的，当时苏联代表团前来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庆祝活动。毛泽东的翻译以如下方式描述了这个片断：在国庆节中有不少文艺演出，都是很精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带来的文工团，也做了优美的表演。在观看他们的演出时，我坐在刘少奇左侧，我的左侧是布尔加宁，布尔加宁的左侧是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一边看演出，一边向我嘀咕，说他乘飞机经过蒙古上空，看见那里是一片荒凉，什么都没有，他们的经济发展会困难的，还不如回归中国。赫鲁晓夫敏感地问布尔加宁在说什么？布告诉了他，他叫布不要说。刘少奇也感觉到了什么，问我：“你们谈什么？”我告诉了他。刘少奇很快就将这句话向毛泽东汇报了。在两国最高领导人会谈时，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听说你们有意让蒙古回归中国，我们是欢迎的，那就请你们给蒙古同志谈谈。”赫鲁晓夫立即说：“没有，没有此事。我们没有和蒙古谈过。”回过头来当即埋怨布尔加宁：“就是你多嘴！”参见师哲口述、师秋朗笔录：《我的一生——师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7-448页。
[6] 1957年1月周恩来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会谈时提出了这些问题。1959年10月，赫鲁晓夫在北京与毛泽东会谈时，不无委屈地回忆起了与周恩来的这些谈话，他说：发生匈牙利事件时，周恩来同志到我们这里来，给我们上课。他谴责我们对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做法。我们听了这一课。结果，你们可以指责我们，我们却不能。参见Переговоры Н.С.Хруш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 июля‐3 августа 1958г. и 2 октября 1959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2，с.111-126。
[7] 即哈巴罗夫斯克。
[8] 即符拉迪沃斯托克。
[9] 1964年7月10日毛主席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日本社会党中、左派人士的谈话记录，广西档案馆，目录X1，全宗35，卷号116，第37－46页。
[10] 1689年9月7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又称“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黑龙江界约”。这是中俄之间第一个边界条约。参见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449-450页。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73页。
[12] 参见 Ю.М.Галенович,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ХХ веке : граница, Москва 2001, с. 88-114. 根据中方材料，这次边界谈判，中苏双方就东段绝大部分边界线走向达成一致。双方商定，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400多个争议岛屿和约600平方公里争议水面划归中方。额尔古纳河以现行主河道中心线为界，苏方控制的200余平方公里岛屿（苏界外领土）划归中国。陆界稍有调整。由于双方对中俄界约的性质、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以及黑瞎子岛归属等问题存在严重分歧，谈判未取得结果。参见《中国外交辞典》，第725页。
[13] 7月12日，参加这次与毛泽东会谈的日本社会党人士来到香港，首次发表了答记者问。同日，日本报纸对此做了简短报道，说中国领导人支持日本在千岛问题上的立场。几天后，日本报纸又公布了关于这次会谈情况的更加详细的内容，其中不仅提及千岛群岛，而且还提到了中国与苏联之间的领土问题。参见“毛泽东表示支持日本关于归还领土的要求”，“承认日本的地位? 毛主席在支持关于归还北方领土要求的同时，从历史的角度批评了苏联”，《朝日新闻》，1964年7月12日，7月14日。
8月1日，《朝日新闻》发表了周恩来与日本社会党人代表团的会谈内容。周恩来声明说，毛泽东7月10日与日本人会谈时，在千岛问题上对日本表示的支持，并不是策略性的手段，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的政策。此外，周恩来还提到，早在1957年1月他就向赫鲁晓夫指出过苏联在解决与东欧和北欧国家之间的领土问题时所犯的错误。周恩来对会谈的这种解释被刊登在苏联的报刊上。参见“周总理对日本社会党人代表团声明说，支持日本关于归还领土的要求是中国的一贯政策”，《朝日新闻》，1964年8月1日；《真理报》，1964年9月2日。
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说，周的这个声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间接证据，证明了毛在7月10日与日本人会谈时，确实支持了他们对千岛的要求，并向苏联出示了领土清单。最终，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士7月10日会谈的全文，由日本共同社发表在8月11日的《社会新闻》周刊上。
[14] 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曾前往中国外交部，请求中方就毛泽东的上述谈话给予解释。作为答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声明说，如果毛泽东是这样说的，那么，他表示同意。中国方面的这种态度，无疑进一步刺激了苏联方面。参见“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的会谈”，《真理报》，1964年9月2日。
[15] 参见世界舆论对《真理报》编辑部文章的评论：“中国领导人的冒险主义”，《真理报》，1964年9月4日；Ф.Н.彼得罗夫（1896年的苏共党员，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我们坚决谴责北京分裂分子的挑衅行为”，В.Е.贝霍夫斯基（院士）：“毫无掩饰的沙文主义”，《真理报》，1964年9月5日；А.阿利卢耶夫（1917年的苏共党员，滨海边区煤炭联合企业负责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远东人士的愤怒抗议”，Ш.丘金（哈萨克科学院院长）：“无耻的沙文主义”，维林·蒙（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领导人危险的方针”，蒙古通讯社声明：“中国领导人见不得人的阴谋”，《真理报》，1964年9月6日。
[16] 这个代表团于1964年5月14日抵达日本。
[17] 1962年12月，Н.С.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提出：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收回由于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落入葡萄牙和英国帝国主义监督之下的澳门和香港不感兴趣，而却对与印度的边界怀有敌意呢?
[18] 1964年9月10日毛泽东与乔治·皮科等人谈话记录。此处关于“我们总理好几年前就同赫鲁晓夫谈过”的话题，指的是周恩来与赫鲁晓夫1957年1月在莫斯科的会谈。
[19] 参见“Н.С.赫鲁晓夫接见日本议员代表团”，“Н.С.赫鲁晓夫同志于1964年9月15日与日本议员代表团的会谈”，《真理报》，1964年9月16日，9月20日。
[20] 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与崔庸健谈话记录，1964年10月9日毛泽东与巴卢库谈话记录。
[21] 指1963年12月31日赫鲁晓夫就和平解决领土和边界争端问题致世界各国政府首脑的信。
[22] 即图瓦。
[23] 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与崔庸健谈话记录。
[24] 此处指Н.С.赫鲁晓夫1964年9月15日与日本议员代表团会谈时所做的声明。
[25] 1964年10月9日毛泽东与巴卢库谈话记录。
[26] 参见Ю. М. Галенович，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ⅩⅩ веке：Граница，Москва：Изограф，2001，c. 102-105.
[27] 参见В.С.Мясников，Е.Д.Степанов，Границы Китая：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Москва，2001年，c.207；《中国外交辞典》，第725-726页。
[28]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295页。
[29] 参见《苏中国界东段协定》。该协定于1991年5月16日由苏联外交部长А.А.别斯梅尔特内赫和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莫斯科签订。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于1992年2月13日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于1992年2月25日批准。1992年3月16日，双方在北京互换批准书，协定立即生效；《俄中国界西段协定》。该协定于1994年9月3日由俄罗斯外交部长А.В.科济列夫和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莫斯科签订。俄联邦国家杜马会议于1995年6月23日批准。俄联邦委员会于1995年7月5日通过。1995年7月15日俄联邦总统签署了联邦法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议于1994年12月29日批准。双方于1995年10月17日在北京互换批准书，协定即日生效。Сбор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договоров, 1949-1999,М.1999, с.117-125，275-277；《中国外交辞典》，第446、731页。
冈察洛夫 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李丹慧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
来源: 《二十一世纪》2004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