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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西莫格鲁的两大核心观点
（一）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制度
（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是把双刃剑。
二、对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启迪.
（一）建立新型生产关系制度
（二）完善税收体制、实体、程序三大税收制度
三、技术进步对推进经济增长的双重作用
（一）与国际接轨抓紧制度建设
（二）建立适应多层次发展的产业结构与制度
四、优先制定稳“家”、稳“国”预期的制度
（一）建立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稳“家”预期制度
（二）健全全面从严惩治腐败的稳“国”预期制度
（三）制度变革原因的思考
说明：
诺奖得主阐述的内容较多，本讲只重点探索关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这一核心观点对我国经济下行制定制度的借鉴；至于诺奖得主关于“制度变革的原因不是其效率而是各集团政治力量的变化”的这一命题，是讨论制度的形成机理。这涉及中国经济制度的制定是否涉及各社会经济集团利益的博奕或制度制定的操盘手是否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等问题，这是政治经济学中最具“政治”的敏感话题。中美政体、国体不同，诺奖得主均为美国教授其的观点则参考多于借鉴。限于篇幅，本讲未能深及。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三位美国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芝加哥大学教授罗宾逊。以表彰“对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繁荣的研究”。阿西莫格鲁作为经济学界的权威人物，获奖内容包括两大核心：一是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二是技术对经济增长是把双刃剑。
今年经济学诺奖所以引起我的关注皆因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带来的忧虑。在运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资本循环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分析当前我国经济下行产生的原因之后试图探索一条解锁之路（详见八十八、八十九两讲）。然虑犹未尽。2024年经济学诺奖得主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探索经济增长源泉的思路为我杞人忧天式的探索打开了又一扇天窗。
一、阿西莫格鲁的两大核心观点
（一）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制度
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早期的经济学家们认为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加。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将技术研发、人力资本投资等作为切入点，形成了“内生增长理论”。
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分析了导致国家贫富的三大理论：一是贾雷德·戴蒙德的“地理假说”即国家的贫穷与富有，本质是由地理条件和资源状况决定的；二是马克斯·韦伯的“文化假说”，即各个地区不同的文化与习俗，导致了国家的贫穷与富有；三是“无知假说”即导致国家贫穷或富有的根本原因是统治者本人。在此基础上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认为，制度对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制度变革的原因不是其效率而是各集团政治力量的变化。
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把制度划分为两大类：“包容性制度”与“汲取性制度”。包容性制度的特征是：保护私有财产、创造公正的法律制度、提供公共服务；允许和鼓励大多数人参与经济活动，并尽最大努力发挥个人才能和技术，能够让个人自由选择；打破行业垄断，允许新企业进入，并允许人们自由选择职业。汲取性制度的特征是：没有公平的市场竞争；没有正常的法治环境；无法阻止少数人通过不当手段获利。比如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百姓几乎毫无出路，唯一能挣的钱，就是官商勾结。
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的代表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受到弗里德曼和吴敬琏的倾情推荐。他获奖的两篇最重要的论文：一是《制度是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讨论了经济制度的重要性，它是各国经济增长和繁荣差异的根本原因。二是《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一项实证研究》这项研究旨在了解各国人均收入差异巨大的根本原因。讨论制度特别是产权作为经济发展的可能决定因素作用之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贫富的差距，源于制度的不同；制度的不同，造就了贫富的悬殊。国家兴衰的根本不是科技而是制度。
（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是把双刃剑。
阿西莫格鲁认为，技术进步蕴含着改善社会福利的无限可能，也潜藏着加剧社会不平等的风险。比如AI技术，作为新一代技术革新，可能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一方面AI技术可能会削弱中低技能工人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会增加资本所有者和技术开发者的财富，从而带来严重的收入不平等问题。AI技术很可能会成为一种“滥用技术”，对人类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对于人工智能，会成为将财富和权力从普通人转移到一小群科技企业家的方式，看到的“不平等”是“煤矿里的金丝雀”。结论是“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既不利于经济也不利于民主”。
因此，他们主张对工人劳动给予公平的税收待遇。在美国，企业雇佣劳动力时面临的边际税率超过30%。使用计算机设备或其他机械执行相同任务时，税率不到5%，这就为自动化提供了过度的激励，同时阻碍了就业和对培训及人力资本的投资。他们主张消除对自动化的过度激励，并希望它能以一种不会普遍打击商业投资的方式实现。他们主张通过税收、再分配和政策干预等手段来平衡技术带来的不平等影响，防止资本进一步集中，从而确保AI技术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福祉的最大化。他们支持开征数字广告税（服务税）。
愚以为：（简述观点）
一、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永恒的。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关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的观点其实质是制度与经济关系。制度属于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范畴；经济与技术属于生产力范畴。
二、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作用具有阶段性，不同阶段两者关系表现不同（或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或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制度对经济发展决定性作用”的本质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当经济处于下行收缩阶段（衰退或萧条）时生产关系适应或者决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这时有形之手比无形之手的调控更有效）；
三、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本质是部署如何建立新型生产关系（包括体制、体系、机制、政策等制度）以适应（也可理解为决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任务正是上述制度的具体化。
四、阿西莫格鲁的观点为当前经济形势下探索建立新型生产关系提供了重要借鉴（尽管业界存有不同声音）。
二、对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启迪.
从阿西莫格鲁获奖成果中不难发现他将政治与经济两者紧密融合的基本逻辑思路。马克思是政治经济学的鼻祖。制度就是政治，就是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技术就是经济，就是经济基础和生产力。阿西莫格鲁提出的“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就是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甚至这种反作用达到决定性的程度。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强调“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充分说明了当前建立新型生产关系（即制度）的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而阿西莫格鲁的“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同样具有重要借鉴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经济发展涉及的制度因素十分宽泛甚至涉及整个上层建筑，限于篇幅，本文仅从生产关系三要素制度和税收三大基本制度两个制度层面，讨论阿西莫格鲁的“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对稳定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
（一）建立新型生产关系制度
生产关系制度是政治、社会、经济的最根本制度。
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认为，生产关系制度包括三要素制度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制度、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际关系制度以及剩余产品的分配制度。因此，探索建立新型生产关系制度应当从三要素制度入手。
第一，生产资料所有制制度。
在我国现阶段，生产资料按经济性质可划分为国有、民有和混合有（混合股份）三种基本形式。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出台，标志着三中全会提出的“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已落实到立法层面。
生产资料还可以按生产要素作用划分，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中将生产要素划分为“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日益多元化，其中完善产权（资本）制度，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属于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范畴。
愚以为，按生产要素划分生产资料所有制并建立相应制度是当务之急：一是要明确界定各要素的内涵，特别是劳动、资本、技术与数据；二是要明确界定各要素的地位作用，特别是劳动的主体地位；三是要明确界定各要素的权益与义务，特别是资本、技术。四是要明确各要素的激励和监管机制。生产要素所有制制度是决定人际关系和分配关系两大要素制度的基础、前提性制度。
第二、生产过程中的人际关系制度。
人们在生产过程所处的地位及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行政关系和法律关系四大类。四种关系分别表现为政治平等、产权雇佣、行政约束和法律保障。当前防止社会分层固化形成的生产关系应当是人际关系制度建设的重点。十九大报告指出：“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总书记指出，“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建设令弱势群众享有同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同等的向上流通渠道制度，是当前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社会矛盾不稳定的当务之急。
愚以为，不可回避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过程中的人际关系应当是雇佣关系。业主（无论国有、民有还是混合有）是雇主、是强势群体一方；劳动者（无论受雇国有、民有还是混有）都是雇员、是弱体群体一方。三中全会提出的“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应当包括优化雇佣关系。优化雇佣关系要求双方政治、经济、行政诸关系的法律平等。“企业家精神”与“劳动家精神（即工匠精神）”应当并重，不能过度宣传企业家精神而淡化劳动家精神。社会是分层的，雇主是少数、雇员是多数，这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的人际关系即雇主与雇员的雇佣关系应当是和谐的、体面的、富有尊严的关系，这种关系应当以法律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当前减薪、裁员的大潮下，尊重和保护雇员的合法权益应当是法定的，国家有责任建立相关保障制度。另外，为防止社会分层固化应当尽快建立“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的制度。
第三、剩品产品的分配关系制度。
剩品产品的分配关系是所有制关系、人际关系的落脚点。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建立“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按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贡献决定分配是市场经济按劳（贡献）分配的基本规则。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中指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完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机制”。
这意味着中国将建立这样一种剩品产品分配制度：一是提高劳动要素分配比重，缩小劳动与资本要素分配的差距。二是健全要素分配制度，增加知识、技术、数据等要素参与分配。三是通过三次分配制度缩小贫困差距。
愚以为，当前经济下行、国内需求不足的紧缩周期中，优化分配结构是推进社会再生产循环的关键环节，更加积极的财税政策大有可为。（详见八十八讲）全国财政工作会议部署的2025年六项重点工作将推进分配关系的制度建设。
综上，制度对经济具有双重决定作用：“包容性制度”能促进经济发展；“汲取性制度”能阻碍经济发展。当前，建立新型生产关系制度的核心就是实现三中全会指出的“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完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总体要求。一言以弊之，就是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
（二）完善税收体制、实体、程序三大税收制度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阿西莫格鲁、约翰逊、罗宾逊在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在于提出和论证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制度经济学是研究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经济的发展影响制度演变的经济学分支。税收制度是国家以法律（广义）形式确定的各种税收行为的博弈制度。
税收制度经济学是以研究税收制度为对象、即研究税收制度对市场主体涉税经济行为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市场主体涉税经济行为和经济形势反作用税收制度改革的应用经济学分支。税收新型生产关系适应税收新质生产力发展是税收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税收法治、税收公平、税收效率是税收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则；税收体制、税收实体、税收程序是税收制度经济学的三大基本制度结构。
研究建立与完善税收经济制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应当注重系统、整体、协同推进三大税收制度改革，充分发挥税收制度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实现中式现代化的作用。（参考第六十三、八十二讲）
愚以为，阿西莫格鲁强调“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就是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甚至这种反作用能够达到决定性的程度。税收制度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对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不可低估。二十届三中全会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健全社会治理体系等十个层面提出30多项涉及税收制度的改革内容。
推进税收体制、税收实体、税收程度三大制度改革的协同改革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应用之义，也是借鉴阿西莫格鲁关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观点的现实意义。
三、技术进步对推进经济增长的双重作用
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认为，AI技术，作为新一代的技术革新，可能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增加资本所有者和技术开发者的财富，另一方面可能会削弱中低技能工人的就业机会，从而带来严重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在我国，尤其在经济下行紧缩周期，技术进步对推进经济增长的双重作用比以往更为明显：一方面我国突破西方的封锁与卡脖子，实施创新发展战略，极大地推进了技术进步从而增加了国力：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推动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导致的降薪、裁员，更为严重的是大学生就业荒带来的社会不稳定隐患。
愚以为，经济下行背景下，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首要因素不是技术进步，而是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特别是规模性返贫的各种宏观调控制度。政治局的三次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密集出台的财税、金融等政策已充分证实了这一结论。
阿西莫格鲁关于“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既不利于经济也不利于民主”的警告值得人们关注。因此，自2017年以来，美国、欧盟、德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已陆续发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法律法规准则。
鱼和熊掌如何兼得？
一、与国际接“轨抓紧制度建设
首先，完善和修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以适应新形势发展。
其次，抓紧落实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提出的四大制度建设：即产权制度、交易制度、分配制度、治理制度。
二、建立适应多层次发展的产业结构与制度
中国地大物博经济呈发达、欠发达、落后等多层次发展格局；居民可支配收入呈高、中、低多层次现状；国内消费呈高、中、低多层次需求。因此，我国的产业结构应当适应这一基本国情，促进多层次经济主体发展、实行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资本有机构成高）与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有机构成低）并举的政策与战略。国家的产业优惠政策不能过度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倾斜，应当兼顾劳动密型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在当前更应当推进和保护劳动密集企业，这不仅是适应多层次生产力发展和多层次消费的需要，更是降低失业率、稳定社会之必由之路。坊间关于“关网兴实”的呼声则是一种民意的渲泄。阿西莫格鲁的通过税收、再分配和政策干预等手段来平衡技术带来的不平等影响，防止资本进一步集中，从而确保技术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福祉最大化的主张值得借鉴。
愚认为，根据经济、收入、需求多层次格局的现状，正确处理资本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两大类企业的平衡发展是康波经济周期的必然选择。现代科技企业与传统民族企业应当融合发展。
四、优先制定稳“家”、稳“国”的预期的制度
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中央对推进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的要求是“三稳”：稳中有进（总体运行），止跌回稳（楼市股市）和稳预期（人民新期待）。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
愚以为，全面深化改革应当将“人民群众新期待”置于首位。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就是 稳预期，而稳预期首先要制定稳定人民群众新期待（预期）的制度。加强稳预期制度建设，应当是我们借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关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观点的最大启迪。
当前人民群众新期待、新预期是什么？应当建立和完善哪些“稳预期”制度？概括地说应当是稳“家”、稳“国”的两大预期制度。
首先，建立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稳“家”预期制度。三中全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指出，“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完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具体讲就是搬掉就业、就学、就医、住房、养老等五座大山。这是当前最能体现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举措，也是社会大局稳定的压舱石。更加积极的财税政策应当在移山中大有作为，应当尽快出台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一是限定出台和到群众手中的时间；二是加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增加弱势群体收入的力度，不是微调而是中调、对极低收入群体应当大调。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确保社会和谐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不展开阐述）
其次，健全全面从严惩治腐败的稳“国”预期制度。三中全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指出，“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当前人民群众最痛恨的是腐败分子，最期待的是建立防腐反腐的制度：一是尽快完善与制定源头防腐反腐制度。比如，高级干部及直系亲属家庭财产公示制度。二是制定提高腐败成本制度。比如，增加更加严酷的刑罚制度，连带责任制度和永续责任制度等等。三是降低退休高干的特殊补贴待遇。四是尽快建立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寒门子弟向上流动通道制度。
综上，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和新预期主要包括“稳国”与“稳家”二个层面：一是党和国家的繁荣昌盛；二是家庭的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这正是：无国则无家，家富则国强。
最后，本讲未及的一个关键问题：对诺奖得主关于“制度变革的原因不是其效率而是各集团政治力量的变化”的思考。众所周知，美国两党代表两大集团利益即拜登代表虚拟资本利益、特朗普代表实体资本利益。拜登与特朗普执政代表不同集团利益从而对中国的影响不同。国人在欣赏美国大选闹剧、讨论应对特朗普2．0时，应当反思阿西莫格鲁关于制度变革的深层原因。中国不存在党爭，这是我国最大的政治优势。但是否存在利益集团影响、于拢决策的问题值得探讨。比如，在执行层是否存在代表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影响、甚至干拢党的战略落实的问题？如果不存在，为什么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能迅速落地并产生世人瞩目的效果，而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的部署却收效甚微以致三中全会还提出防止规模性反贫？为什么当前“两稳一化”（稳股市、楼市、化债）等与低收入群体边缘化的政策能密集迅速出台，而中央早已多次明确的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的靴子却难以落地？一言以弊之，为什么有利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的政策举措或难以推出、或力度太小难以提升预期？
因此，建立防范利益集团影响、干拢、甚至左右政策的制度应当抓紧出台。
202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令我陷入沉思：国内经济学家何时能获诺奖？莫言、屠呦呦毕竟不是经济学家。难道中国经济学家与诺奖真的无缘？我不相信！种子不发芽是土埌问题。当前我国的学术土埌是高校行政化、专家士途化、职称论文化、论文市场化、成果派系化、上升背景化等等。不改良土埌难出好果啊！
2024年即逝，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更是中央经济工作会九项任务落实之年，2025年3月的两会和《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已无悬念。愚以为，更加积极的财税政策只会更加积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只会更加宽松、
脱稿之际，恰逢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十六年靴子（2008-2024）终于落地。这应当是税收制度标志性改革举措。 然而我更期待和关注海南“五税合一”与增值税的衔接；更关注数电票对防范增值税逃避税作用的效果；更关注增值税税收优惠法定能否真正落地，这无疑会增加增值税推行的社会遵从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