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如流水，我不知不觉活到了九十岁。但在我接触的各种不同场合中的人们都说我不像九十岁，这好像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促使我思考自己漫长生命历程中的那些过往与我今日的生存状态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微妙的关联。从而表明人生不过是各种体验的叠加，不同的体验叠加铸成了不同的人生轨迹和独特的生存状态。
一、我在楚河汉街度九十
2023年，新冠封城三载突然解禁后，离别已经三四年的女儿、儿子都迫不及待地要从大洋彼岸飞回来看我，可我觉得刚刚解禁，有一个恢复和适应过程，对这事并不急切，随口一说明年吧，明年我满九十。好不容易到了今年，他们准备回来为我庆寿，我却斩钉截铁地表明，只是看望与团聚，绝对不要提庆生，好在他们都依我的意见办。我为什么不愿意庆生呢？虽然我没有说出来，实际上最深层的心思在于，我的终身伴侣杨工（杨祖陶）的九十寿辰（2017.1.15）是在中南医院 ICU 度过的，他全身插满了管子，痛苦万状，一周后，他就离开了人世。一想到这个情景就悲从心来，我怎么还能庆生呢？
2024年10月下旬是我的生日，不庆生，不搞程序和形式，反而过得快乐温暖。女儿女婿、儿子儿媳同时飞回，这还是第一次，他们两家也很多年不见了。为了这次相聚我亲自实地考察，最终确定在武昌楚河汉街的万达嘉华酒店，子女对此赞不绝口。我们在这豪华酒店度过了短暂而美好的时光，尽享天伦之乐。在市场普遍萧条的情况下，这一带可谓风景独好，酒店客房竟时时爆满，要提前预约。由于用微信预约和支付，他感到十分便捷和实惠。在钟点工的帮助下我是最先住进酒店的，迎接他们先后的到来，紧紧相拥，热泪夺眶。
楚河汉街是武汉市的地标建筑，一年四季，旅游团绵绵不断，樱花季节更是蜂拥而至。我们沿着楚河漫步，多么秀丽宁静的风光，女儿称它为“生态区”，河面映照着雄伟建筑和多姿树木的倒影非常迷人。他们很诧异为什么这么美丽的地方只有我们5个人在享受。
嘉华酒店对面是瑞华大酒店，旁边有一个超级演出厅，在女儿的张罗下我们5人观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型水上杂技灯光表演》，场面之大，变幻之神速，演员之众多，演技之高超惊险，灯光之令人眼花缭乱，没有大心脏是难以观赏的。这个靠声光电布置的舞台高达60米，半圆形的观众席，最宽达100米，舞台前面是一块宽阔的平地，瞬间变成一个特大水池，几十号人作水上杂技表演，随着剧情的变化，满池的水瞬间消失了，又是平地。这个水上表演别出心裁，贯穿一个古老的两个主人公的传奇故事，讲的是一对年轻恋人被邪恶势力分开，历尽艰难险阻，最后冲破重重阻力回到幸福光明的境地，布景服装的多重时空转换，具有地域风情的高难度表演扣人心弦，观众随着杂技和声光电水域的变幻为主人公的最终光彩夺目的命运而拼命鼓掌。
嘉华的餐饮很到位，附近的规模不等的餐厅酒楼也很出色，我从来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好的中餐馆。他们厉害，一一品尝，他们很在意美食，这一趟就大饱口福了，我也跟着享受了。
我的九十岁生日就这样度过了，这是多么美好啊。
二、我不像九十岁吗？
如上所述，我是实打实地在与子女的团聚中度过了90岁。自从进入2024年以来，我在一些办事的时候，相关人总是说我不像90岁。特别是我到校医院就诊取药，碰到初次见面的医生，竟然放着处方不开，问我是怎样养生的？这倒为难我了，我从来不讲究什么养生、抗癌呀。前两天已经比较冷了，我又去校医院，年轻的女医生叫“王美”，我记住了她的名字。她很是惊讶，说90岁还独自来医院，真不简单！最有意思的是，医生把我当知己，诉说中年压力太大……
当年杨工做双侧白内障晶体置换，行动不便，听力不好，我费尽心机，带他到解放军总医院，手术非常成功，达到1.0的清晰度。2023年。89岁的我，体检时，左眼视力表第一排的大 E 都看不见了，右眼视力也下降。我只有独自到中南医院眼科就诊，独自两次住院做白内障手术置换。主任医师蔡教授对我网开一面，不顾护士长要求家属陪伴，说我不像快90岁的人，乐于为我进行了手术。
2024年3月，我两度独自到口腔医院拔牙，又遇到负责的护士长，问我家属来了没有，好在又是主任医师刘教授对我网开一面，顺利为我操作，在我还以为他在检测麻醉效果，不知不觉拔了。他还一直说自己到90 岁不可能有这个状态。
现在到银行办事没有清醒的头脑和麻利的动手能力是难以进行的。存款、取款、转账，无论在机器上操作或窗口交易，柜员不停地口令，点这，点这，输这个卡的密码，输那个卡的密码……身份证还要照相，转头，后来她注意到我的年龄，说，你真不像是90岁的人。
这一下，我知道了，原来人们对90岁老人有自己的一个看法，认为我不像90岁，我心中当然是开心的。我也毫不掩饰地说，我的老年状态确实与众不同。
三、九十载的人生回望片段
有人说，人生不过是各种体验的叠加，我是非常认同的。我实在是没有料到我能活到90岁。漫长的岁月，多重的体验，我的每一个10年似乎都有令人回味的深深的记忆。
1.湘桂线上逃难，重庆跳伞塔跳伞
我从小在外祖父家长大，我与表兄弟姐妹一样喊他爷爷。爷爷萧企云是湖南衡阳市的社会贤达，是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列席代表，后来他在当地政府任要职。爷爷是一个饱读诗书的人，是一个收藏家，非常幽默，他书房的门框上挂着“谑庐”大牌子。
抗日战争时期，长沙失守后，衡阳吃紧。1944年夏，我与爷爷三代7人开始了湘桂线上的悲惨的逃难生活。我不满10岁，爷爷牵着我走，没有什么吃的，也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就是走。爷爷给我讲很多故事，让我看天上云彩的变幻。天黑了在难民接待站、寺庙、学校席地而睡。我母亲是重庆的职业女性，还有二伯是西北国军军官，他们不断寄一点钱到接待站。我们的目的地是重庆。可庆幸的是，历尽艰辛，我们7个人全部平安到达。母亲为我们修建了临时简陋住房，我和三姐六弟都就地上了小学。
我们住在两路口，那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跳伞塔。门口没有人站岗。我10岁，也没有大人带领，我就沿着螺旋梯子拼命往上爬，爬呀，爬呀，一直爬到一个有坚固栏杆的圆形平台上，我对工作人员说我要跳伞，什么也不问，就把我武装起来，绑得牢牢的，然后打开栏杆，把我猛地往外一推，哎呀，我叫了起来，真是魂飞天外，工作人员要我用力往下拉，我的降落伞脱钩了，我顺利地降落在厚厚的锯木屑中。我现在回忆起来也还有魂飞天外的体验。
我刚从百度得知，这个“重庆跳伞塔”建于1942年，高38米，是为抗战培养飞行员而建的。这是一座定点跳伞塔，2000年已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80年前小小年纪，我居然跳了伞，我是多么勇敢啊！
2.不知者无畏，自己做主肺叶大切除
我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中高中毕业后，本来想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母亲见我从小就咳嗽厉害，嘱我学医，说只有自己学医才会自己照顾自己，我遵命了。1953年我如愿以偿考上了不久前院系调整刚从北京大学分出来的北京医学院。入学后我政治热情很高，学习努力，但是，咳嗽不断地折磨着我。
1954年秋季，我进入二年级了，开学不久，我到附属北大医院就诊，这是一所著名的教学医院。医生问我愿意不愿意根治，我太愿意了，太渴望了。读了一年级还没有接触医学课程，真是不知者无畏，我没有跟家里讲，也没有跟辅导员讲，自己决定做手术，医生说只要在气管上做一个手术就可以达到根治。我患的是“支气管扩张症”，最最痛苦的是术前做“支气管碘油造影”确诊，真是不堪回首！
为了控制感染，我先住到内科病房，在那里遇到了改变我命运的、先我住院的当年北大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乐黛云，后来我们又转到外科病房准备做手术。有意思的是，我的手术签字竟是年龄比我还小一岁的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一个男生签的，他能负什么责呢？
后来我才知道，北大医院正在探索开展胸外科手术，在我之前有两名19岁的志愿军做了手术，一例失败，命也丢了；另例术后胸膜粘连，需要手术剥离，但是一上手术台心跳猛增，很危险，没法进行。我是第一例成功的手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幸运！？现在想起来也只有感谢上天了。刚刚20岁的我为此失去了人体5叶肺的两叶，好像我对此并不太在意。
术后，我也没有回上海家里休养，学校为我还有别的几个病号安排了一个房间，吃的是学生饮食。由于学习苏联课程设置改变很大，我术后两个多月就复学了，我从58级掉到59级，再读一年级下学期。当时大学的体育课还是比较正规的，医生根据我做了肺叶切除大手术，为我开了“免修体育”的证明。我生来有一点蛮干，我不但认真上体育课，还报名参加了“劳动卫国体育奖章”（预备级）的活动，当时报名的同学很多，但最终坚持下来获得奖章者寥寥无几，我庆幸自己在美好的年代获得这枚预备级奖章（在一个学期中不限时间，达到算数，感谢年轻的体育老师对我们的指导、测试和记录。我8个项目先后达标：长跑、短跑；跳高、跳远；铅球、手榴弹；单杠、高低杠）。我很珍惜这枚奖章，那是我青春的记忆。
50年代的大学生对每年的五一节、国庆节的大游行是非常热情的，在这里我只说一下当年我行进在“体育大队”中的情景。众所周知，北京西北郊有8大学院，除我就读的北京医学院，还有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农机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矿业学院。从校名可以看出，这些学院不乏强壮的男生。但是，国家体委指定由女生多的北京医学院组织“体育大队”，开始名单上没有我，我一再要求才入列。虽然训练时间很长，要求非常严格，也很辛苦，大家积极性很高。我们身着白色短袖衫，白色运动短裤，脚穿白色球鞋的“体育大队”通过天安门时，显示了女大学生的风采，非常引人注目。这种体验不亲自参加的人是无从体验的。
3.我被推荐考研，“政治”考卷出奇制胜
经历了难以言状苦痛的“肺叶切除大手术”的我，提前复学，满怀信心地投入新的班级，一如既往地在德智体三个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在“又红又专”的号召下努力前行。
1959年我大学毕业了，那是大跃进后期与不久来临的3年困难时期交织的时代，我们的毕业教育进行得特别长，分配方案一改再改，总是定不下来。最后毕业分配方案公布了。我们59级甲、乙两个大班共有360名毕业生，绝大部分分配到各地医疗单位从事临床医生工作，留在附属医院的也占不少。
令人注意的是，与前几次方案不同的是，这次从毕业生中选出25名作为全国师资培养的对象，在北医基础医学部继续学习，一年后再分配；另外推荐25名报考研究生。我荣幸地在推荐之列。事先负责分配工作的领导宣家声与我个别谈话，说组织上推荐我报考研究生，肯定我的表现，并对我解决组织（入党）问题提出希望。
备考的时间不长，我把杨工好不容易搞到的、我十分盼望的建国10周年首次在中国演出的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也放弃了。
研究生只考政治、外语、专业（我选择生理学）3 门课，是面向全国招生。有意思的是，应对政治考试，我大致回忆复习一下所学的《中国革命史》《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等内容，结果都没有考。考的几乎全是刘少奇《关于建国10周年的政治报告》，恰好在考研前，我凭着政治热情反复认真学习了，这真是出奇制胜！
外语没有问题。生理学答卷在我入学后老师说很有条理和水平。最后推荐的25名只有6人考上了研究生，我是多么幸运啊！
被推荐考研是组织上对我大学本科表现的肯定。当时一切都是服从安排。事先根本不知道有考研这回事，我能够抓住机遇迈出新的步伐，就在此刻喜悦之情仍不禁油然而生。
我报考的是我最热爱的生理学。研究生培养包括教学能力与科学研究能力两方面。我的认真勤奋，我的刻苦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有幸在周佳音教授因陋就简亲手创立的电生理实验室进行和完成了“兔‘足三里’等部位刺激的大脑皮层诱发电位的研究”。由于研究生培养已停止了三年，我又是当年首个进行研究生论文答辩的，场面有点火爆，偌大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我们的党委书记兼辅导员杨纯也亲自参加了。她问旁边的同学，“这个肖静宁口齿怎么这样伶俐”？“人家是诗社的社长呢！”
我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靠28斤粮票度日，虽然经历了那么大的手术，只切除了病灶最集中的两叶肺，其余部位的支扩仍在威胁着我，我也顾不得了，熬到研究生毕业确实付出很多，体验很深。没有这样的付出就不会有我后来的人生旅程，虽然平凡，却弥足珍贵，因为实在，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4.几经周折历尽艰辛，在武汉大学生物系扛大梁
1963年春季，生理学研究生毕业后我如愿以偿分配到了武汉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最吸引我的是其生理教研室有设施完备的“电生理实验室”，我渴望继续进行大脑电生理方面的研究。我报到后，领导认为我的外语与科研能力有优势，让我先过教学关，带实验，培养性讲大课。我从北医带来的一本《生理学实验教程》深得教研室主任推崇，全部被翻印。其实里面的实验结果都是原创的。我在武汉医学院，无论是文革前的教学或是工农兵大学生的教学我都做到精益求精，深受学生的好评和喜爱。
我在武昌－汉口两地奔波达12年之久，过了教学关，不久就文革了，一切都变了，电生理研究的迷梦随之破灭，我甚至连电生理实验室也没有进过，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和遗憾！
1975年，我调离武汉医学院是很不容易的，那个时代没有人才流动之说，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党总支书记、离休干部暗中助我一臂之力，说人家是往农村调嘛！武汉大学文革中动作很大，文科下放到襄阳，理科下放到沙阳。杨工1968年就到襄阳分校劳动去了。两个孩子跟着我在武汉医学院一间16平方米的筒子楼里。一个家也不能老分着，女儿面临知青下放，那时的我是多么的迷茫！我决定到襄阳分校全家团聚，在分校当了两年多的赤脚医生。在粉碎“四人帮”、分校撤销后才到珞珈山武汉大学生物系。可喜的是，两个孩子可能得到襄阳隆中诸葛亮的仙气与灵气，在大环境变化时一马当先，勇往直前，择优录取高考胜出，还走出国门开创自己的求学之路。
生理学在医学院是一门重要的医学基础理论课，在医学院学习、工作我都是得心应手的。到了武汉大学生物系情况完全不同了，一是没有合适的实验室，二是没有教学辅助人员。我到了那里第一件事就是改建实验室，早去晚归，做些开门关门清洁打杂当小工之事。
生物系深受文革中砸烂之害，为了按教学大纲开出实验课，我与另一位女教师从破烂堆里寻找可用的仪器，为了实验用蟾蜍要建立一个饲养池子，我几乎跑断了腿，还是找熟人签的字。为了动物麻醉药我亲自到汉口特种商店开证明去买，我还利用示波器第一次为武汉大学生物系生理学实验演示了神经“动作电位”。我全身心地投入给同学带来从未经历过的实验操作和思维训练。我做的这些是没有工作量的，我毫无怨言，压根没有考虑职称的问题，只有内心的充实。
我以这样好的心态，这样全面的克服困难的精神，在我努力完成一轮实验教学后，意外的情况发生了。一个比我年长的教学小组长温老师与教研室董主任不知发生了什么矛盾，温老师竟威胁说不上课。董主任大约也看出我的能力，找到我问能不能把通讲生理学接下来。这等于是给我送了一个大礼，我毫不迟疑地说，行！
这里先说一下，自从来到珞珈山，我的支扩大有好转，这使我的高强度工作有了保障。我在为择优录取的77、78级学生讲授生理学的过程中，198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3个探索大脑奥秘的科学家，这使我深受鼓舞，唤起了我对神经生理学的极大兴趣。
我的这一轮大课教学的效果，在学生中引起极大的反响。当我在桂林参加全国生理学大会时，我敬重的老专家余先觉教授推荐我为先进教师，而这一称号过去都是那2、3人包办的，我不在场，获得褒奖心中自然欣喜。但是，那位小组长却气急败坏，说很难听的话，说我抢她饭碗。她不只是说说，决定我只带实验，由她与另一名老师讲课。生物系领导对这种事情也不管。如此不公，我怎么能在生物系再待下去。我打了调离报告，义无反顾，坚决要求调到哲学系。
5.四十八岁毅然转身，到哲学系落脚谋生
以上可见，大约每隔10年，我的人生历程都会有一个大的行动，而这次的毅然转身，由生物系转到哲学系，这个弯转得太大了！
由于研究生阶段做的是神经生理学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文献积累，三个揭示大脑的奥秘的科学家同时获得诺贝尔奖标志着一个新的科学时代的到来。虽然我不能从事这方面的实验研究，但是作一些科学普及和理论探讨还是有可能的，这是一次充满机遇和挑战的越级大转折。由于杨工向哲学系的党政领导正式提出我的要求，由于先前我在哲学系办班上的有关大脑知识的讲授打下的良好基础，哲学系同意接纳我，事已如此，生物系也没有办法再挽留我。我要特别感谢系主任孟宪鸿教授要我扬长避短的谆谆告诫。其实最要感谢的是那个伟大的时代，学术思想比较活跃，我才能在哲学系科学技术教研室立足。以己之长，开设脑科学（也称神经科学）选修课。
我是1982年底正式转入哲学系的，1983年春季开学我就带着万字讲授提纲进上了讲台，第二轮教学时，我就提供了铅印讲义《脑科学问题》（获武汉大学教材三等奖），第三轮教学时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正式推出《脑科学概要》。书中有53幅插图，是我自己用硫酸纸和笔临摹绘制的，讲课的大挂图也是我自己画的。
脑科学选修课打响了，不胫而走，先只为哲学系而开，结果成为全校的选修课，一再换大教室。特别是理科学生对这种文理渗透的交叉边缘课程特别感兴趣，赞扬之词竟然写在考卷上。
在哲学家陶德麟校长的推荐下，我先后到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讲学，我还走出江城到达长安，在陕西师范大学开课。这一切似乎超出我的想象，我之所以能够发挥自己的潜力，是顺应了时代科学发展的潮流，顺应了人们要了解更多的有关大脑奥秘的科学知识的需要，而不是限于万古不变的信条。
武汉大学哲学系马克思哲学原理以认识论研究为中心课题，无论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都围绕这一中心课题作出自己的贡献。而我开设的脑科学为这一中心作出了独特的奉献，导致了武汉大学哲学系有关认识论的特色研究——“微观认识论”的产生，并在1988年在厦门召开的“全国认识论研讨会”》=推出这种观点。我在大会上提交的论文并发言的《泛脑网络学说与认识论》引起极大关注。《哲学研究》编辑不顾我已经应允稿件给《人文杂志》而坚持由他们刊用。当时我还没有搞清楚这一学术动向就这样随波逐浪了一番，这真是一次出其不意的特殊体验。
毅然转身，多少辛苦，多少收获，10年拼搏，一点时间都不敢虚度。我52岁时在激烈竞争中提上副教授；在58岁接近退休时提上正教授，《中国哲学年鉴》对我作了简介。退休不退休对我的生活似乎没有多大改变，我继续在“脑科学与认识论”“科学方法论”领域耕作。在我70岁时人民出版社推出了我的论文集《论人脑潜力的开发》。可喜的是，我的努力得到哲学和生理学两个领域师长的认可，我必须继续前行。
6.六十四岁学电脑，结缘“爱思想”
说来也巧。1998年杨工快要退休了，赶上了哲学系决定给每个在职教师发一台电脑，并配备了专业技术人员帮助调试指导，这真是天大的好事。我就一头栽下去学起来了。首先是解决输入法的问题，我用联想记忆的方法较快地试着使用王码五笔输入法。2002年国内子女已经全都出去了，我试着使用电子邮件与他们互通信息。我的电脑开始只用校园网，后来用宽带，再后来用光纤，一步步跟着走，每天在学习使用中都有收获。
电脑真正成为我们学术生命中的一件不可或缺的幸事，是2008年5月的事。杨祖陶受到众所周知的学术不端的伤害，他是不会接招卷入的。但是，为了表达自身的情况，想到在网上发表一些文字。感谢知名学者萧功秦教授的推荐，杨祖陶在2008年开通了天益网（后更名为爱思想）个人学术专栏，这一结缘一发不可收拾，从网络走向正式出版，他完成了近200万字的两本学术与人生回忆录——《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哲学与人生漫记——从未名湖到珞珈山》。这些文字都是我用电脑一个一个字敲出来的，我毫不掩饰地说，我是一个熟练的打字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他的“学术秘书”。第二本回忆杨工坚持要我署名为合著，虽然内容表述还是他的第一人称。
值得一提的是，杨祖陶首译黑格尔《耶拿逻辑》已是86岁高?，这个译稿完全是我独自打出的，其中什么注中注，边码，他是一点也不含糊的。译稿中有多个根号开方的数学公式，我多方求教不得其解，正好女婿回汉看望他的老父亲女儿随行，她好像是上天派来的，她一来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杨祖陶89岁时，人民出版社张伟珍编审约他写一本《精神哲学》导读的小书，因为他翻译了两个版本的《精神哲学》。我没有表态，他想了一天之后，决定写。他每天伏案非常投入。不幸油尽灯灭，他在2017年伊始，连续3天高烧，第4天120送中南医院急诊抢救，再也没有回来。我不仅面临这突如其来的痛苦打击，还惦记着他的书稿。好在他挣扎着完成了初稿。他的生命的终结与初稿上写的“精神哲学全部内容的终结”是这样无缝对接！后来在他的弟子知名学者舒远招教授的全力支持下，我与他紧密配合，电脑上几个回合，书终于出版，次年开了首发追思会。舒教授写了整理者后记，我写了长达16000字的后记——“一位联大学人超越生死的学问”。武汉大学的老同事读了非常感动：“做妻子做到这个份上真是没得说”。
在杨祖陶建立学术专栏9年后，我于2017年也开通了爱思想个人学术专栏。爱思想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平台，爱思想是我最信赖的思想阵地，经过爱思想的历练，我这个医学－生理学出身的普通教师，有了一个可供表达的学术平台，我的内心是那样充实，精神有所寄托和追求。目前，我在爱思想上的各类文章已达46篇，还在不知疲倦地思考着，写着，这是我余生莫大的幸事。
2023年8月30日，由知名学者赵林发起的杨祖陶雕像在哲学学院落成安放，弟子们济济一堂。爱思想也作了报道。
2023年11月，武汉大学成立130周年，推出《百年名典》，杨祖陶的《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光荣入选，在爱思想作了报道。这些延续杨祖陶学术生命的举措，我是非常的慰藉，也投入了惊人的情感和努力，我感到他一直与我同在。
7.钻石婚前3天失去至爱，独自觅归处
如前所述，人生不过是各种体验的叠加，我的人生经历好像与一般教师或医生有所不同。我最为痛彻心扉的莫过于，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在我们钻石婚前3天，杨工在中南医院ICU永远离我而去，天好像塌下来了，我该怎么办啊？教我如何度过余生!我们一直在忙，还没有考虑过这种问题。我们都将学术视为生命，在杨工安葬在桂花树下后，我做了一件最富成效的事，就是忍住悲痛，含着眼泪，在古典音乐背景下首先打完他的手写稿，请他的弟子、知名学者舒远招教授去完成整理，这一持续的操作大大转移了我的痛苦。
八年独处，我不知道我是如何熬过来的。其间最意外和惨烈的是新冠病毒肺炎大爆发，武汉封城，钟点工有4个月在老家不能回来，我显示了超强的独立生活能力，平安度过，还写出了真实的有良知的《珞珈社区抗疫生活片段》，取得一定的社会效应。
我一直在寻觅自己的归处，经过反复的思考与实践，痛苦与煎熬，我独自寻寻觅觅，恍然大悟，原来心安即是归处。
我一生勤奋，对事业对家庭特别是对杨工全力以赴，如今我到了暮年，谁能体会我内心的无助和不安全感！有时我想，好像上天对我不太公平！？有人建议我到养老院，有人要我请入住保姆，问得最多的是我为什么不到国外去？这些都不是我的归处。最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放下一切，活在当下，力求心安，心安即是归处。我已逐渐达到心安的境界，我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树立孤独终老的勇气，这才是心安即是归处的更高的境界。
老之已至，接受变老的自己。我的子女都远在天边，我能够依靠的说来说去只有我自己。心态好，各种有利于健康的举措都可以学习、合理安排，这方面我做得一直是比较到位的
最近门栋开通了电梯，更是给生活带来极大的便捷。
2018年，在我主观上没有任何呼吸不正常的感觉时，具有职业素养的胡晶医生发现了我的问题，让我到上级医院做了肺部CT，和肺功能测定，我就戴上了“慢性阻塞性肺气肿”（简称慢阻肺）的帽子。瞩我吸入瑞典进口药——信必可都保。6年来我的病情基本稳定。这是我赖以生存的必须条件。
我酷爱古典音乐，也喜爱体育竞技。喜欢思考，常有写作的冲动。我觉得上天对我不错了，我有那么多特有的体验，无论快乐与苦痛，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自信自立自珍惜是我的座右铭。
我最终是要走上呼吸衰竭的，一切努力只能延缓它的进程，我已经把各种机能状态调节到一定的状态，活在当下，活得通透而简单。我如果呼吸衰竭说明生命已到尽头，我欣然接受，拒绝抢救。
最后，我要引用知名学者段德智教授的话：肖教师生命意志之坚韧，始终是我的楷模！人的年纪越大，其实，越需要这种坚韧性！
知名学者舒远招教授说：我觉得肖老师拥有一颗始终年轻、热情和快乐的心，积极乐观地对待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和挑战。
谢谢！我希望我是这样的！
肖静宁于珞珈山麓
2024-12-28 深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