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道德批判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对20世纪60年代东欧社会道德危机和精神危机的理论回应，也是该流派关于现代性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维度。在他们看来，“为什么现代世界的人们不幸福”这个自帕斯卡尔和卢梭起的时代之问，在现代性背景下早就跨越了社会制度的差异成为全球性的结构难题；如果我们不想让马克思主义陷入平庸的科学主义和道德主义之间的折中混合，就必须正视当下的道德困境，以唯物主义辩证法完成对社会所有领域的干预，重建道德与辩证法的关系。
两种道德困境：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功利主义
面对东欧的社会现实，科西克在1964年发表的《道德的辩证法与辩证法的道德》中指出，道德问题根本上就是物化的操作与人性化的实践之间、拜物化的操作与革命性的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科西克认为，当司汤达、卢梭试图从“自负”或“自私”等心理层面来回答时代问题时，这种回答恰恰就反证了现代人行为的机械主义惯性本质：永不停歇、不知满足。时间的贫困化与道德的贫困化是机械主义运行的必然结果。人、物、价值、时间等失去了永恒和绝对的内涵，退化成转瞬即逝、无需刨根问底的曾经。人从社会历史的主体降格为使系统运转的纯粹工具，同时也丧失了辨别真理与非真理、善与恶的能力和需要。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功利主义作为现代道德的两大图景，由于方法论上模糊了善恶的界限而走向了道德的反面，变成了伪善的理论。
第一，在善恶的区分上，现代道德走向了道德相对主义的危险之中。这主要体现在“美的精神”在方法论上的抽象性。所谓“美的精神”，指的是主体把道德的标准建构在问心无愧的基础上，认为自己哪怕不采取任何行动，只要问心无愧即处于道德生活中。抽象的良心成了凌驾于主体之上的绝对存在和界定善与恶的权威标准。这种充满悖论的道德观决定了个人对所有的暴力行为既采取反对的态度又忽视暴力行为，并在“问心无愧”中实现自我解脱，而所谓道德指引转变成伪善，个人只能以抽象的形式实现与善的统一。
第二，道德功利主义试图通过“历史审判”来消除现实一切不道德行为的预设，不过是用变形的操作取代了道德主义的软弱无力而已。面对这个困境，赫勒指出，道德的关键范畴不是必然性而是可能性。道德功利主义使当下沦为确认未来的工具和手段，实质上是剥夺了人的生活实质，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冷漠与疏离。面对社会现实的道德问题，历史无法支撑起道德批判的任务，任何机械的和唯意志论的道德许诺都将成为背离真理和真实性的道德判断。随着道德冷漠的蔓延、系统所衍生的虚假意识的形成，机械主义完成了对人的全面统治。
现代道德危机的实质：理性与良心的分离
理性与良心并存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也是人之为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二者的分裂是道德危机的实质，也是人缺乏幸福感的原因。在1967年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科西克以《理性与良心》为题向15世纪神学家胡斯致敬。他认为，在那场与康斯坦茨大公会议的交锋中，胡斯是捷克知识分子理性与良心相结合的典范。赫勒也曾指出，她的父亲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誓死坚守自己的信仰的行为，是胡斯捍卫理性与良心的现代版本。现代社会的道德观建立在机械主义的操作系统基础上，良心要么被当作无关的属性被抛弃，要么被系统运转的理性逻辑所遮蔽。在操控系统的绝对控制下，现代性的道德危机已经转化为人与系统关系的危机。
鲍曼在分析大屠杀时曾指出，在生命面临极端考验时，大多数人会把道德良心边缘化而选择自我保全的理性。理性与良心看似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但事实上，他们所谓战胜了良心的理性只是与真正的理性名称相同而已，而由此带来的主体主义的蔓延又导致了现代道德危机的进一步加深。科西克也曾指出，就如威廉·配第和麦隆试图通过货币来计算人的价值以及纯粹的道德问题那样，现代社会中的现实主义者贬低良心，提出以合理性取代真正的理性作为衡量我们生活的准则，都不过是以理性之名、谋个人利益之实。随着无限增长被看成衡量准则，道德的本质内容被当作不合理的因素，被看作外在于人、贬抑人甚至毁灭人的消极力量。最重要的是，因为道德的意义和价值无法用量的关系来衡量，所以对量化逻辑的极端肯定的同时就包含着对道德本身的极端否定。
人的自由和道德的窘境包含在由人与系统所呈现出来的关系中，任何蔑视或试图超越社会系统的行为都是浪漫主义者的无效想象。因此，真正的理性只有在与良心的统一性中才能得以成为真正的理性。但是，唯理主义理性通过把现实一分为二，剥夺了理性与良心的统一性，从而使理性的品格与良心的本性遭受侵害。一方面，理性失去其实质而退化为某种精于计算、估算和算计的功利主义的理性和技术理性。另一方面，良心失去其实在性，成为无法行走的巨人，甚至堕落为伪善。被贬抑的良知必然表现为某种恶意、不信任、怨恨，并以某种可怕的憎恨、狂热和野蛮暴力的形式在历史上重演。失去理性与良心的人是一个臣服于虚无的人，否定或贬低道德的虚无主义冲动是系统控制下生产逻辑的必然理论结果。
现代道德危机的救赎：道德的辩证法
如何解决道德的这些相互矛盾的难题呢？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要靠“革命的实践”——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作为革命的实践，是人所具有的改变现实世界的能力和革命性行动，也是在系统控制下僵化的存在和矛盾的解体的理论。这就需要回归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重建道德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以辩证法的道德来建构道德的辩证法。
首先，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一般的解决是否等同于每一个个别矛盾的解决、资本主义世界矛盾的解决和作为人类生存的本质性矛盾的解决是否同步的问题。一旦这两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革命的乐观主义就会变成怀疑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对道德行为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也将被忽视。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运用辩证法，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也是正确把握人与系统、内在与外在关系的正确的路径。
其次，辩证法之所以是道德的，因为它是对一切歪曲人与系统、内在与外在关系的揭示与澄明。一方面，辩证法通过坚持历史性和人类的实践性来完成对伪具体的解构。辩证法拒绝预设任何给定的、不可改变的前提，并把人类现实看作进化着的、结构化的、发展着的总体性现实，并以此为起点，把所有活动都看成历史性的活动。在辩证法的视域中，人类历史就是一个总体化的、辩证的、实现自由的过程。另一方面，辩证法是事物自身矛盾的揭示。辩证法不仅是一种思维方法，更是与人和世界、存在、真理、时间等发生内在关联的存在方式。因此，辩证法揭示自身的矛盾的同时也在揭示现代控制系统的矛盾。
最后，辩证法的道德本质在于其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表达，是关于人类自由与人类现实的理性判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只有置身于现实中的辩证理性才能把握分裂的现实，并在认识与实现人的自由过程中完成对当下现实的超越。
可以说，在“复兴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口号下，对现代道德困境的思考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切理论冲动与需要。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的界定注定了这些反思的局限性。这从他们试图把个体道德解放推至全人类的幸福的设想所具有的乌托邦色彩可见一斑。
（作者系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