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的《兄弟》出来后，我已分别就上、下两部写过两篇文章。本已无须再说什么，只因最近得到的一些信息反馈，使我想再补充几句。

常见这样的话，“余华的作品反映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等等。不知这话是怎么被总结出的，有什么意义，在我看来，实在太空，说不说一样。文学创作的成功靠的不是关怀，不是作者的面孔朝向哪里，目光投到哪里。关怀只是一种姿态一种心愿。姿态、心愿在文学创作中是谈不上价值的，每个作家都能摆出很多。姿态、心愿离实现还有很长一段路需要踏踏实实辛辛苦苦地走，走得出走不出两说，走这段路才是文学创作的真功夫。

退一步，姿态、心愿即使实现了，还有个实现得如何的问题。

对一部文学作品来说，最重要的是写得好不好，然后才是写出了什么。写得好不好，是文学作品首需的也是最重要的尺度。而对一部写作上的次品来说，姿态、心愿之类的，一概免谈。

有人说，我们不该过分苛求余华。过分是不该的，但苛求则是必须的。因为，余华在中国文坛上担当的是一个重要得几乎像神话一样的角色。站在这样一个有着象征性、代表性位置上的他，有责任有义务接受来自各方的严格检验，必须接受。这在理论上如此。

然而，实际情况是，根本没人想苛求他。之所以这么多不满的眼光望着他，是因他辜负了大家对他的仰望，辜负了众多将他捧上宝座的虔诚的手，是因为他这次小说的水平之低与他的地位之高产生了太大的几乎是幽默讽刺笑话式的偏差。这样的偏差，关系到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还将严重影响到整个中国文坛，将在创作、评论、欣赏各方面测试出中国文学所到达的层面。

有一点得说清楚，我向来认为，余华是有才华的，绝对有才。他的才华很特别。对于一些触目惊心的场面和细节的描写，他确实称得上难得一见的好手。他有一样堪称杰出的本事：特别善于在本已强烈的场面和细节中抽取其中最强烈的核心，将之单一化，绝对化，并予以放大，推到极点。他的这一本事在当代作家中首屈一指。也因此，他作品中的一些场面细节往往给人造成难以抹去的刻骨铭心的印象。

然而，承认余华有才华的同时，我认为，他是个才能绝对不全面的作家。不仅不全面，在有些方面，甚至很弱（这已写过，不再赘述）。他缺的太多，需补的太多。这也是为什么，当他开始转型，准备从先锋作家转向传统作家时，他露馅了。不管他怎么努力地写，不管他怎么动情动心地写，他写出的人与事都是有欠饱满的，残缺不全的。

这其实不是余华一人的问题，而是不少先锋派作家同样的问题。

如果说，传统作家在写作上需要五方面甚至十方面的才能，那么，先锋作家只需一两方面便可。先锋作家对写作没有严格的基本功要求，在具体操作手段上用的是减法，可以不写心理、没有逻辑、不求准确性与分寸感，也无须起码的起承转合。

尽管如此，尽管写作对先锋作家要求得不多，但所要求的却又恰恰很高很特别。一些先锋作家之所以成为先锋，是因他们的才能正好合适了先锋创作对他们的才能不全却高的要求。在他们摒弃了其他，展示他们突出的一两项才能时，他们确实是超强的、耀眼的、光彩夺目的。

然而，先锋派道路毕竟是条消耗才华的道路。他们的才华用得太集中、太单一。因集中单一，消耗也就太大太快。如果他们的能量能像流出去的血一样由身体再生，那么只要他们自己愿意，仍然没人影响得了他们继续先锋的步伐。问题是，根本来说，先锋派作品中体现出的观察生活、提取生活、书写生活的方法都是进口的，用掉了很难补充。换句话说，这种方法出现在外国是自然的、天生的，出现在中国，则缺少它们茁壮生长所需的空气、阳光与土壤。先锋派的路，在中国很难走长走远。

不幸的是，因为先锋作家们一两方面的才能发出的光芒实在太耀眼、太强烈，以致人们误以为他们所有方面的才能都是耀眼、超强的。

在一掷千金囊空如洗后，先锋作家中一些务实的，意识到补课的重要性，也确实是踏踏实实地去补了；一些精明、乖巧、不乏智慧却不想再奋斗的，则开始不声不响，装聋作哑，把希望寄托在人们勤奋地翻阅他们的旧账本上，享受着厚道热情的读者仰望式的缅怀与追忆。

余华是比较“老实”的，是一个被宠坏了的“老实”人。他的悲哀在于：他不自知，看不到自己的欠缺；他不狡猾，或说狡猾不够；他被捧昏了头，在一片喝彩声中，已分不清上下左右，真以为自己是才能齐全无所不能的了。

人的才能与天分是与生俱来的。人人都有优势和劣势，都有自己的长处与不足。对余华来说，重要的是清醒地感觉自己，认识自己，最大限度地开掘自己的才能和天分，扬长避短，在最大范围中寻找最合理最充分地发挥自己才能、天分的方法途径，再不能这里学一点，那里学一点，错把学来没学好的当作自己的；再不能腾云驾雾地闭着眼睛不看自己的短缺，一味把自己想象成天才。

（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6月23日；《燕赵都市报》2006年6月20日，转载自《偏见集》海南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