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比格尔:先锋派对于当代美学的意义

——答于尔根·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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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比格尔  

彼得·比格尔著,周韵译

选自《先锋派理论读本》,周韵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自60年代初他的首批著作问世以来,于尔根·哈贝马斯一直致力于把欧洲启蒙传统有效地用于当代思想和实践的研究。在这方面,他比任何一位当代哲学家都更加投入。在《公共领域的结构变迁》》一书中,他揭开了促使资产阶级社会主要政治范畴衰落的社会历史原因。然后,在《理论和实践》中,他考察了科学和社会行动的变化关系。在以上两部著作中,他所关注的问题是,寻找有关启蒙规划当代连续性的种种可能性和限度,康德曾用概念“时代的来临”描述这一规划。在他的研究中,哈贝马斯从未忽视以下事实,即拯救启蒙希望的努力只有包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才能成功。对于哈贝马斯来说,不证自明的是,不仅要考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而且要从19世纪末的历史经验角度检验和纠正他的分析。

在法兰克福接受阿多诺奖时,哈贝马斯作了题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对立》的讲话。这一讲话证明了他思想的连续性。他立场坚定地维护“现代性规划”,坚决反对各种保守主义的联盟。事实上,他对那些保守主义的诊断性考察既及时又准确。在这一框架内,他形成了在文化和理论方面的反思,他的反思指出了艺术脱离其日益封闭状况的道路,详细描述了何谓非专业化的艺术接受。我力图从批判的角度讨论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的讲话主题,但我想在此明确说明,我基本同意他所陈述的社会和科学目标。我也同样意识到哈贝马斯对我著作的影响程度。

哈贝马斯重新考察了马克斯·韦伯的著作,由此受到很大的启发。他认为现代的发展过程是“科学、道德和艺术各价值领域的分化过程”,而现代性规划是各领域“按自身内在逻辑”发展的努力,同时使用它们的潜能“合理地组织日常生活”。这样,哈贝马斯强调了他在文化和理论方面对现代性规划所作反思的连续性,不仅强调对艺术问题的专业化说明的必要性,而且同时预见了一种“探索性地使用审美经验,以启发生活历史状况”的接受方式。哈贝马斯的观点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与他的思想较为一致,以至于提出了克服当代文化矛盾的框架,而这一框架正来自欧洲现代化进程的传统。然而,我不禁自问,观点的一致性是否不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抹去文化发展中的断裂。断裂可能是知识的关键,因为它们揭示了文化的矛盾。我将在以下三段文字中概括我的观点。

1.我不能肯定是否可以像哈贝马斯那样讨论三个“领域”的平行发展。他假定了理论知识和道德领域中的扬弃主张,认为这一主张和先锋派的扬弃主张是平行的。哈贝马斯忽视了以下事实:在各领域间存在结构的差异,而且它们也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自主艺术带有自我超越的观念,而科学的状况则并非如此。与自主艺术相反,道德总是要求指导人类实践。这就要求注意韦伯的分化模式所遮蔽的意义:各领域不同影响的潜能以及它们的相互依赖。在我看来,科学相对于其他两个领域的重要性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当自主艺术在18世纪末构建而成时,这也是对抗经验科学在处理自然方面的发展进程的努力。

2.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性规划的两个方面(各领域根据自身内在逻辑发展,利用各自的潜能合理组织日常生活)展示自身不是一个统一规划的两个部分——至少在文学领域是如此——而是矛盾和敌对倾向的历史运动。启蒙通过反对严格的区分以及再现文化来发展出一种文学概念,这一概念宣布文学的目标是合理地组织日常生活。实践应用的观念变成了文学生产和接受的指导原则。正是在新的历史经验状况下——宗教世界观有效性之丧失、人类活动的碎片化以及对迅速扩张、以利润为目的的书市的否定性结果的辨别——艺术在18世纪末构建成为自主体。对艺术领域内在逻辑的坚持,从那时起就意味着拒绝启蒙的影响美学,坚决反对艺术必须满足日常生活的实践需要的观念。从此,自主美学变得体制化,作家和艺术家们则反对与启蒙文学概念建立联系的企图,以及在艺术中包含认知和道德问题的企图(例如,对左拉的自然主义和萨特的介入文学的拒绝)。只有在商业和通俗文学领域中,从个体生活历史角度接受才存在,这种接受因此遭到贬抑。在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艺术的“自主”和“用途”日益对立起来。它们不可能像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建构中所暗示的那样相互妥协。

3.哈贝马斯认为19世纪晚期的唯美主义对于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艺术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这是完全正确的。在唯美主义中,艺术的激进自主达到了巅峰,其中自主要求在艺术内容的水平上变得有效又明显。但这意味着——在此我不同意哈贝马斯的观点——艺术根据其内在逻辑的发展导致了以下问题:作品语义萎缩的危险。先锋派针对唯美主义的激进自主要求的反叛同样是激进的。这是扬弃自主并把艺术融合进日常生活之实践的要求。

哈贝马斯根据阿多诺的用法把“现代性”和“先锋派”当做了同义词来使用。然而,这样的用法遮蔽了先锋派运动的历史成就。就他们所生产的目前被承认的作品而言,他们融入了现代性运动。但他们把艺术融合进日常生活的要求遭到了拒绝,这是一种虚假的融合。在此,哈贝马斯和阿多诺一样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只有非崇高化的意义或解体的结构,不可能出现解放的效果。”因此,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先锋派运动扬弃要求的失败到底意味着什么?哈贝马斯认识到,扬弃的要求显然是对这样一个世界的合法抗拒,这个世界既不提供也不期待幸福。他毫不留情地批评这个世界。如果所描绘的历史观点是对的(先锋派的反叛是对唯美主义激进的自主要求的回应),那么先锋派对艺术自主地位的攻击来自资产阶级社会艺术发展的逻辑。这一攻击包含着与唯美主义相同的矛盾,但它从对立的方向消解了矛盾。如果我们要理解当今社会中艺术的意义,那么明白这一点异常重要。

即便扬弃的要求失败了,也不该看成是没有结果的错误。相反,如果今天任何人都可以考虑自由生产,那么这当然是因为先锋派质疑了“伟大艺术品”的合法性。自动写作仍然包含自由艺术生产的可能性,而这种生产远远超越了超现实主义的努力。最后,没有先锋派的蒙太奇观念,就不可能有当代审美经验的众多领域。

总之,对艺术自主地位的失败攻击是艺术发展中首先与自主美学分裂的事件,它给我们提供了克服自主美学的限度的可能性。哈贝马斯和维尔默都认为审美经验可以用来启发生活历史情景,改变认知解释和规范定位——这种对前自主(启蒙)美学的依赖,如果没有先锋派动摇自主美学的攻击,是不可想象的。我不否定为理解现代化进程坚持一种连续性理论的重要性,但我坚持认为当代文化理论如果没有对断裂的辩证理解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是因为阻止青年保守派在其理论中利用这个重要的历史范畴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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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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