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高举正义的旗帜，将下列观念：“妇女弱势论”、“歧视妇女论”等等放到理性的审判台前作重新的审视，由此得到了纯粹客观的认识，然后去颠覆陈腐的话语，纠正歪曲的事实，破除传统的迷信，批判左倾的教条。

[关键词] 女权主义、男女平等、妇女弱势、歧视妇女。

1)狮子社会的特征

首先来了解一番，狮子王国里雌雄竞争的特点。

一个狮群社会通常有30头上下的母狮和幼狮，构成社群极大部分，雄狮只有两到三头，其中由一头雄狮担当“帝王”，主宰一切，支配着庞大的妻妾群。雌狮是狮群中的永久性成员，而狮王是临时性的，统治地位并不长久，它警觉而易怒，因为它经常受到其它成年雄狮的挑战。

在狮群生活中，尤其是交配时节，雄狮间会发生残酷的争斗，争斗过程中雌狮和幼狮都站在边上，处于中立的位置，作袖手傍观。每当雄师争斗结束产生新狮王后，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便是，把狮群中的“拖油瓶”——旧狮王所生的幼狮统统咬死，为的只是仅仅确保自己后代的繁殖。

可见，雄性之间争斗是极其惨烈的，成王败寇两分明，而雌性均处适中状态，保证能稳定地生存下来，而且都有机会繁衍后代。所以，人们切莫以为，单凭雄性占据“王位”这么一个事实，雄性作为整体便是强势无疑，雌性族类也相应就是弱势。须知，就是为了谋取这么个“王位”，有多少头雄性狮子在竞争过程之中被斗败致死，或落荒而逃，而且落败者总是断子绝孙，绝无靠儿子复仇翻本的机会。

其实，人类社会中常有类似“狮子型”的模式。窃以为，当今中国的社会也大致属于这一类。男性族之间竞争惨烈，地位占据的高与低、财富拥有的多与寡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而女性族大都位居社会的中间。在一个公平、民主、法制化的市场经济社会里，财富的分配曲线通常是个“钟”形的正态分布，或曰类似于枣核形的，中产阶层总是占据绝大多数，在社会结构成熟的西方国家，中产阶层大约占到总人口的90%；而在中国还不到20%[1]，社会整体呈现金字塔形。在中国的权力结构上，在公共领域里，社会的资源和权力大多掌握在男人的手里，爬在社会顶层的男性占据绝对的份额，各行各业中的拔尖人物基本上还是男性，老板还是以男子汉为主。所以中国的女权主义单单凭此事实，就悲愤道：“男权社会”也。

据湖南省计划生育委员会日前通报，2000至2005年该省至少有1968名党员官员、21名人大代表、24名政协委员、112名私企老板和6名高级知识分子违法超生多生，其中不少人还包二奶，当局通报了一百多宗案情，并考虑稍后公开名单。[2]

另一方面，据《贵州都市报》报导，贵州山区的瓦房村有600多户，2100多人口，而单身男子就有349人，其中25岁以上的未婚男子有198人，30岁以上的81人，40岁以上的43人，50岁以上的27人。与此相对应的是，村里20岁以上的未婚女青年仅有60人，而且都在外地打工。村长杨学军表示：“无论在什么场合，我都在反映村里的光棍问题，但效果总是不明显。”[3]四川省自贡市红旗乡的农民刘正有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说，中国农村单身汉越来越多的原因是农民的收入太少：“四川这种情况比较多，包括自贡我几个要好的朋友都是光棍，原因也很多最主要还是一个字：穷。穷了以后包括结婚的女的出去打工了以后也变了，就更别说贵州这种穷山村了。”刘继续说：“包括我们红旗乡还是城郊结合，失地农民和年轻一点的出去打工以后离婚的多得很。我的看法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完全是权力集中造成的。老百姓穷了，官商勾结，吃钱太凶了，然后才不顾老百姓的生存权利。”[4]

贫困的村子里，穷苦的男人大多数成了光棍，但是即使最穷苦的女人却照样能全部走村子，有能力外出谋生而不再回来，也就是跨出了最贫困的底层：“穷了以后包括结婚的女的出去打工了以后也变了。”意味着纷纷改嫁了。在此，请看，同属贫困档次的男和女，为什么命运有显著的不同？女的与男的相比较，难道是同等级别的弱势吗？为什么中国的女权主义老是哀怨女性族整体就是弱势群体？

且看高尔泰的《寻找家园》、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里所描绘的劳教营里的右派分子[5]，为什么尽是男性？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和凌辱何曾少于低层的弱势女性？他们的社会地位何曾高于低层的女性？但是为什么国人评判男女关系的目光总是遗漏掉压制在社会最低层的男性呢？

2) “怜女假相”遮蔽事实真相

凡通过汉字来了解真实中国面貌的，就得了解一番中国语言和思维的传统。

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对于语言的态度是，语言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表现意义的有用工具。语言所指称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代表，而是显示影射世界的初步工具，是真实的间接性代表。作为哲人来说，理应提升领悟的能力和境界，不应受阻于语言这个工具性障碍，而应跨越语言，最终放弃它，直至现象界背后的本质。所谓“言不尽意”，“大音希声”，“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等等即是。[6]这种工具理性至上的“意象”式语言就是作为整体性模糊思维的手段而融合于其中。在哲学上表现为混淆语词的、模棱两可的概念“辩证法”，而不是遵循严格的语义分析。由于历史的惯性和思维的继承性，汉字所表达的传统特点依然留存于今天。因此，我们今天即使对于今人文字上的叙述，所指称的一旦涉及进历史惰性最重的政治权力领域里，传统味道倍增，较大程度上是个待需解决善恶问题的意向性活动，而意向性的真实指向总是与官大人的个人意志是保持一致的，亦即思维模式的“官本位”即是。因为意志是由内心欲念驱动的、以纯粹个己的利益为目的的。其个己利益的放大，反映在中国社会的男女关系利益场景，就是欲建构“狮子型王国”。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语言与符号暴力”理论所指出的，语言不仅仅是人际沟通的手段，而且也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媒介或者实施工具。所以我们不能书生气十足地将由官方“喉舌”吐出来的文字，便直截了当地认定为就是社会客观现实的本身了。鲁迅先生早就悟道了：对于当年国民党御用报刊上所报道的政治形势，应该“倒过来”阅读才是合乎真实性的。

二十世纪上半叶在西方发展起来的情感主义理论又认为，用以表达我们思想的符号既能用来达到符号的目的，也可以用来达到情感的目的。语言一旦涉及与情感相关的内容，所描述、所传达的就不单单是世界上的事物信息，而且也是在尽力表达或引起感情和态度，在某些场景甚至后者占有更多的分量。元伦理学家摩尔将“价值”剔除出“事实”的“二分法”为我们表明了：语义的事实分析不能直接进入价值含义的中国式“意、象”之态，使之两者混为一谈，更不能“舍本逐末”、“以词袭义”，以为中国式文字描述的只是纯粹客观的事实全体，从而去替代社会的本来面貌，由此将会以讹传讹地复制下去。

为此，该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场景，即语言一旦涉及男女关系的时候情感倾向就显著起来，因为它密切关涉到男女之间的情感交融和怜爱的态度。尤其是进入中国式语境之中，内在于比附式思维的情感需求更是语言深层次的“象”和“意”，是需要人们作为事物的整体去深入把握的，而不是停留于语言所表达的浅层次的指称上，用语言哲学的话来说：符号系统的“能指”（实体因素）与“所指”（意识因素）之间有着较大的分离和不确定性。后结构主义认识到：经由“能指”达到“所指”，通向意义的途径要复杂而难以捉摸得多，但是通常都是有目的性的。可惜，当今的国人就是搞大不清楚，在使用中国式语言过程中常会忘却它的本义：一边使用国粹式整体性的情景融合方式去作表达，另一边又作分裂状的片面性描述来作事实分析——莫能辨清楚“能指”与“所指”的区分，以及两者交融的状况；其真实的意图是如何搀和进描述性词语之中的。

譬如，女人在与她的心爱人一起做爱的时候，常会不自觉地发出呻吟声，有的甚至在性高潮时还会热泪盈眶。就据此，这呻吟和眼泪所蕴涵着的情感倾诉难道就是描述着女性心身的受苦受难吗？就这个简单的、纯属两性生活的个别事例来说，尚可为一部分成年龄的国人所理解和明白。但是国人还是习惯于听到中国女权主义者仅以家庭生活和社会活动中的女性所显露的“呻吟和热泪”为凭据，常常抱怨说，这正好表明了男权主义者在“歧视妇女”、在“欺凌”女人！但是喜好客观真实性的西方人并不这么认为，对于性之受虐深有体会的思想家卢梭，好好领教了被女人鞭臀所带来的快感，所以在《忏悔录》里作了坦然的自我招供。从十九世纪起，欧洲人就盛行“鞭笞之爱”[7]，发展到当今，西方社会流行起更为刺激性的性被虐“SM游戏”[8]。这些正是表明了，男和女的解放是同两性关系密切相关的，两性关系的解放是建立于男女交合之“性”的深刻理解和充分释放之上的，所以不能简单地认定性虐待场景中必定有性别歧视之举。

然而在本土的左倾时代，却是另外一种场景。两性问题已经不单单是两人世界的事情了，而是紧密牵涉进社会政治生活之中与一体，隶属于政治这个大目标的[9]。所以，在这些场景，可不是那么直接清楚地明白语言的“所指”——中国式语言的工具意义和进入“意象”的蕴涵所在。

就如，对于现实的社会现象称述，中国女权主义者重复着发出如下的声音：“中国的行政高官大都是男性，占据着天花板顶层的尽是男性，而今又有众多的国企女职工下岗失业，所以这里就是明证着中国女性地位就是比男性低下（弱势）。”[10]若作纯客观的逻辑判断言之，果真如此吗？在前提句子中，男性和女性概念都是限制于特定的阶层、工种、级别的范围里；但在结论句中，所谓“女性”和“男性”未作任何阶层、工种、级别的限定，都是作为社会整体来描述的，在前后句中，两个同类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有明显区别的。由此可见，这种偷换概念的判断违反了形式逻辑的“同一率”了。但是中国式问题并不简单地着重在逻辑性之上，阴性化的模糊思维的女权主义判断句却照样有着巨大的蛊惑力量，可见，必定有着特定倾向的情感因素参与其中，亦即有着中国特色的“象”和“意”的蕴涵在内，是需要我们作深入地解剖的。譬如，女权主义者为何不愿意去观察社会低层的男性公民是怎样的生存状态？在内地山区的农村里、在监狱里男性占据了多大的比重？尤其是失即自由的持有异见的知识分子之中男性有多大的比率？为什么声张“女权主义”的总是要回避“人#权”——这个更高级别的范畴、更为纲领性和总括性的价值观念？女权能与人#权相分离来空谈吗？

与中国人不同的是，西方人对于事物认知的虔诚态度使得的对于真实性喜作追根究底的探索。早在四百年前，当培根在批判中世纪经院哲学时，就发现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一些错误观念和偏见,他把这称之为“假相”（idola）。他认为人们欲获得“纯客观”的知识, 须清除认识道路上的障碍,于是提出了“种族、洞穴、市场、剧场”的“四假相说”，此学说在认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

由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还原”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清除“假相”的可取思路：排除各种外在的经验和常识，以避免先入之见的主观性判断，从而“回到事物本身”。使科学成为坚实的基础，认识务须建立起绝对严格的真实性。运用“现象学还原”法，我发现人类在认识上的“假相”还远不止仅培根指出的四种。至少在男女两性关系上也存在着一种伴随人类始终的“假相”，我姑且命名为：“怜女假相”[11]──这是由两性心理差异所造成的。男子喜好显露刚强，并诉怜惜于女子，而女子好撒娇诉苦和易受爱怜这两个紧密联系的侧面组成, 由此引发男女间情感投资上有所偏向的侧重性倾注, 从而引发一系列男女间情感价值的认识以及冲突与调和。

欲完全消除掉此“假相”，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则是虚妄不现实的。作为人类长期进化的产物,“怜女假相”根植于人类天性之中, 起到某种平衡补偿作用，因为女性较之以男性, 存在着自身难以弥补的生理心理上缺陷脆弱。因此, 添加入“怜女假相”作为补偿因子于女性，以达到某种动态“平衡”效果，使得男女间和谐协调关系，从而促进人类发展和进步。

然而凡事均有个“度”, 超出了“度”，就滑向了事物合理性（正义）的反面，真理再前进半步便成谬误。人类在男女的认识史上受蔽于“怜女假相”所伴随的谬误真不少。如在西方，就有些女权主义者极力夸大妇女“悲惨”的处境，凭空编造说，每年美国有十五万妇女因节食而饿死，其罪魁祸首当然是由男性主导的社会，因为他们欣赏女人优美的身材，据此胡说，倒也赢得了人们广泛的怜悯和恻隐之心。美国学者奥格斯特（EugeneR.August）从语言学入手，运用客观中性化的索绪尔体系中共时性的研究方法，在现代英语中分析出了存在大量的对男性歧视性的语言，从而破灭了西方女权主义在“怜女假相”偏向下，企图在支配人类思维的语言中寻找出唯独有“女性歧视”的幻想，从而去“证实”存在着男权主义的语言[12]。而当今中国某些女权主义的偏向更是如此，他/她们总是试图通过增大“怜女假相”的补偿量来解决女性解放的途径，处处申诉：“女性弱势受歧视”。

“怜女假相”所依据的大前提是：“女人弱”，然则“弱”毕竟是有“适度”的、部分的，绝非是整体性的，“弱”应反映出其纯客观性来，以与事实相当——否则陷于逻辑混乱，以讹传讹。

诚然，任何人都是有着弱点和缺陷的，作为有性别之人的性别缺陷也不该例外，无论是男性的，抑或是女性的。然而人们（尤其是当今的中国人）的同情和怜悯眼光为何老是偏向于女性呢？这里呈现出的正是一个“怜女假相”。

如人们认为女性（整体普遍）体能差，所以在社会竞争中常处于劣势。然而据《男性学》统计：在早期死亡、疾病、自杀、犯罪、事故、儿童早期精神分裂、酗酒、吸毒等方面，男性比女性占有绝对的高比率。现代科学的研究表明，男性在生理上也同样是“弱者”。人类的“免疫基因”存在于X染色体上，女性有两条X染色体，而男性只有一条。由于男性基因微弱，一旦基因出现问题，没有后备基因，所以从胚胎时期起，男婴的生命力就比女婴要脆弱，死胎率高，成活率低，各类遗传疾病的发病率也比女婴要高；而有些疾病的并发症也比女性的要严重一些，比如腮腺炎会对男性的生殖系统有不良影响而对女性就没有。有数据表明：男人自杀身亡者是女人的三倍；40岁以上男性性功能障碍者达五成以上，且有不断攀升之势；男性医疗就诊率较女性低28%；男性平均寿命较女性短6～8年。有七成的人活在“过老死”的边缘”。进一步地，男性总不愿意显示自己是病弱的样子，只在迫不得已、病情严重时才走进医院，有点小病、小伤，挺一挺就算过去了。[13]

广西中医学院一附院保健中心在2005年初所做的一项亚健康状态调查显示，被调查的3206人中有67.3%的人处在亚健康状态。而这些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中，男性占了62%，女性占38%，男性明显高于女性。[14]这是纯粹从医检角度作出的事物客观的描述，对此过程，若添加进情感因素的“怜女假相”，那么在偏向性作用下还能够解释清楚到底谁强谁弱势吗？或曰：还有纯粹客观性认识吗？

医学上将女性的更年期划分在45岁－55岁之间，而男性的更年期通常要比女性晚5年左右，在50－60岁之间。随着当今时代男性群体生活压力加大，越来越多男性早早便进入更年期，这种趋势已逐渐拉近了这5年的差距，甚至比女性还要“急切”，成为生理上的“老年人”。上海市男科学研究所的一份专项统计资料显示，40岁左右的男性更年期症状，在上世纪80年代仅为0.8％，但今年却上升到2.4％，增加了整整2倍。[15]然而，本来比较有社会政治性禀性的普通男性，可以为改进人#权乃至女权事业做出更多贡献的，但受着健康资本和潜质施展的外在环境限制而捆住了手脚，这些却从来不在中国女权主义所关爱的视野之中的。

“怜女假相”原初本意是补偿于两性中弱者一方的真实薄弱之处，使之维持两性间的动态均衡。“怜女假相”在社会实践中所表现出的行动哲学是：“让”——男女交往发生利益关系之时，男就“让”女一点，譬如，男女在恋爱的时候，男方应主动邀请女方约会，由男方请客女方吃饭，女方故作矜持等等。此外，与“怜女假相”相关的心理“对峙”是：男人通常习惯忍受着心声痛苦，也不大会承认体质上是“弱”的。总之，“让”的目的就是维持两性间的动态均衡，然而，事物的发展并非全都是合乎正义的，当在某种偏激势力作用下，“让”偏离了自己的本意，手段上升为目的，自身宣称自身就是最终本意，从而成为异化之物。

中国的舆论和意识形态习惯于声称：在新中国，妇女已经获得了“解放”，男女是“平等”的——作为执政党的业绩成就而炫耀不已，并作为合法性基础来进一步推进这种倾向——中国女性，当然地普遍地乐意接受这份荣耀，以便与父母官“保持高度一致”，以便在男性面前争取到足够的权利资本。既然如此，对于女性来说，应该承认，作为社会宏观上的整体性不利地位和弱点已经基本补偿完毕了，起码已经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动态平衡（就如前述，均衡地说，男性也有弱点的，但未有“补偿”），那么还有必要重复添加“怜女假相”的“让”吗？要不然，再对于女性再进行一番特殊的照顾，那么事实上不是否定了所声称的“男女平等”？要么再重复进行“怜女假相”的加倍补偿，使之“阴盛阳衰”，制造新的、逆向的性别歧视和不平等。在此，“男女平等”到底是对于纯粹客观事实的认识陈述，还是基于“怜女假相”的感情倾诉欲求？更有甚者，或是基于政治权力的“性政治”？正如某些中国女权主义者表现出来的，将男“让”女行为作为歧视女性的举措而大加鞭鞑那样——可见这里的概念和逻辑是多么混乱！——这恰是中国特色的潜规则所在！

注重逻辑、思辩和实证的西方哲人，注意到在语义中，有时候会出现逻辑悖论现象。为了解决之，罗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悖论的出现是由于它假定了一个事物的集合可以包含只能由其总体来定义的那些成分，而把涉及某一总体的命题作为该总体的一个成分，结果导致了认识上的混乱。因此，类型论要求所有涉及某一总体的命题，都不能成为该总体的分子，它力图把大集合分为若干具有自己总体的小集合，并把包含有一个表面变项的任何表述看作是比这个变项更高的层次。当人们对一个总体赋予新值时，总体就会扩大，而原来的总体永远赶不上扩大后的总体。对于这种关系，罗素曾诙谐地说，就像光线从背后把人的影子投在地上时，人们永远不能跳到自己头部的影子上去一样。[16]

例如，我们上述讨论的基于情感性偏向的“怜女假相”之“让”，这个情欲词就是这样，一方面，它作为名词陈述男女之间偏向的客观现象；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情感状态动词，表示“应当”的道德命令，在“狮子化”的偏向下，强烈要求男性到处都理应“让”着女性，就连“让”这个行为或命令本身也得处于“让”的总命题之下，于是进入了看似悖理的却是具有本土社会主义特色的“潜规则”之中。举例：有礼貌的上海男人会在公共场所对待女人来个“女士优先”的行为，对此，有的女权主义者当面会“客气当福气”，心安理得地接受着这份“优先”，又继续施展“让”的情感诉求，却在背后责骂：这恰是男权主义在作怪，正是他们看不起女人，才会有如此举措，“让”出的“优先”行为表明男权主义得逞了！[17]——看似道义逻辑上违反了“不矛盾率”，但恰是中国特色的“得意忘象”，“得象忘言”，因为中国式阴性思维的内在要求是：超越于语言逻辑这个工具性障碍，以便通向更高境界的“道”，在此场合，“道”是包含着“怜女假相”的“让”的。在压缩于局促的空间里处于人际关系高度复杂化的智斗之地上海，精明的市民将熟谙此类“道”的“城府”本领称为“拎得清”。外地人不明就里，却常常信口雌黄地嘲笑上海男人“不男人”，评说是“气管炎”、“围裙丈夫”，在上海人看来，则属于“拎勿清”。“拎得清”的上海人是不会去争辩“让”这个词眼的，也不会当着面争论社会公平与否。反之，“拎大勿清”或书呆子气的上海男人在现实中定会碰壁吃苦头，即使吃了苦头也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因为“让”的超重砝码早已加在了上海女人这一边。

又如，中国女权主义惯常申诉：企业招聘时候“因为性别偏见而排斥女性员工。”但有人据2000年部分报刊上刊登的招聘广告统计，餐饮服务业的招聘广告85%限于只要18-25岁的未婚女青年；在招聘文秘和产品代表人员的行业中，有50%的用人单位强调只要女生[18]。对此，相关岗位的男性求职者为什么不如同女性那样会诉苦呢？——是否也可以认定就业市场的某些场合，同样存在着歧视男性的趋向？倘若我们知道：有“怜女假相”这样一个偏向性情感作用，就不必争论谁歧视谁，即使有男性诉苦了，也很少会传播至我们的耳朵里。然而我们需要对于社会作纯粹客观的事实分析，则必须排除之，因为它正是情感的附加之物。

基于客观事实的社会公正立场看来，即使有部分岗位的需求偏重于、只限于男性的，也绝少是出于歧视的动机。劳动力市场就是以劳动力的市场成本为算计的，在资本一方看来，使用即将婚育的女性劳动力就意味着要额外支付生育、哺乳等附加成本，并且还会造成阶段性的缺岗，当然是不划算的。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企业首要考虑的必定是赢利和增值，而不可能受惑于“怜女假相”去照顾去解决与己无关利益的员工生育问题，当然会优先聘用男性员工。这本身是市场经济规律运作的结局，可是女权主义却偏要定性为“歧视女性”。问题不在别处，而在左倾主义里国人习以为常了：“假相”就当真相，价值权充事实，却不愿意揭穿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中国式“潜规则”——位于事物现象背后的“意”和“象”，于是进入了中国式语言的“言不尽意”游戏之中。为此，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学可以进入了我们的方法论视线：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它的用法，这需要把说话方式同具体特定的场景以及说话者的内心情感结合起来，综合起来考察其用意。

当今中国，无数的“服务小姐”活跃于每个城市里的发廊、洗脚屋、歌舞厅、洗浴场等场所，于是女权主义感叹，中国女性的地位下降了[19]。但若剔除了“怜女假相”来观察并非如此。据深圳蓝皮书称：“八成发廊涉嫌性服务卖淫者多为自甘堕落”[20]，所以，小姐操起性服务行当，与其说是出于谋生困苦不得意为之，还不如说是企图谋取高收入，不愿意嫁给穷苦男人，瞧不起斗败了的“雄狮”，只愿意为成功的男人：“狮王”去献身——由此激化了男性族两极分层，成功者性资源多多，落败者鳏居终生；同时，婚外性交易还导致了资金财富的单向流动：从男性流向女性，使得性服务小姐的经济地位大幅度提升，从而缩短了其与高层男性之间的差距，但却拉大与低层男性的差距——促进了“狮子型”社会的建构。这些出卖肉体的，或单纯为了钱财去变相出卖自己的女性族，在文明世界是被看低、瞧不起的“掘金者”（Gold-digger）；但在“狮子化”引导下，流行起“笑贫不笑娼”的风尚，成为了“狮王”属下的“母狮”，可被众多的低俗大众所景仰、羡慕不已，真正地位下降的倒是中低层的男性。

3)生育：作为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为“怜女假相”所遮蔽

女性的“雌心壮志”很大地落实于生育并哺育孩子成长。女性之生育，当然是自我价值实现的极为重要的步骤和目标。其意义为，首先是扩充己身的基因库队伍，社会生物学的研究表明，有机体的人只是基因的载体而已，人的活动意义最终落实于基因之上。其次是为家庭和宗族添丁，好在老公面前行功论赏。再次，改善心身。医学研究表明：同性生活一样，生育和哺乳可以帮女性各方面身体机能更加完善，同时也可以帮助女性增强免疫力，避免一些妇科疾病。也正由此，女性的身心结构打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生育而准备的，譬如宽大的骨盆，丰厚的皮下脂肪层，心理上求稳定怕风险，注重家庭生活等等。

正是为了生育之故，精力被分散，所以女性再与男性竞争去征服外在客体的世界、社会性的各项事业，就显得精力不济，其心智结构也难以有效地作调整，转型到工作场所去进行高度竞争性的事业拼搏。所以，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认为：“女性的生育功能是导致男女不平等的根源。”

问题在于，如何看待这“不平等”？我以为，费老先生完全忽视了女性特有的自我价值所在，武断地认定：“生育是一件损己利人的事”[21]。倘若生育对于女性的意义不可或缺的话，理应计帐算入进个人成长中的女性自我价值实现上。既然成就了生育，女性的价值自我就已经占据着“先天”的份内形式，倘若再去拼搏社会性事业，通过“怜女假相”的强力偏向作用，求得与男性相等同的业绩，那岂不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在实质意义上产生了真正的不平等？

反之放弃了生育，女性就可真正实现了与男性同样的自我价值了吗？历史上有过这种异化了的失败例子。上世纪60~70年代，西方女权主义蓬勃兴起，其中一些激进分子，受惑于偏激的“女权至上”，自以为“男女都一样”的，于是她们豁出全部精力，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在事业上确实做出了不亚于上层男性的成就，可是这些人活到了老年才纷纷后悔起来：丧失了一个女人该享有的生育机会和乐趣，对于女人的自我价值实现来说，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殊为可惜。

如何评估女性生育在人类进步中的价值意义？这牵涉到女性价值的历史地位和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

费孝通说：“生孩子以维持社会的新陈代谢是一句通盘的话。所谓通盘的话是因为这里并不指定谁得生孩子。社会完整只要人口数量不致减少到不能有效活动就能维持。” 所以，“从具体的个别例子说，实在没有一定要生孩子的道理···”[22]我以为：社会作为整体来说，果然需要维持新陈代谢，但是每个女性的具体生育并不直接对应着社会进步的。就某个特定的孕妇来说，她孕育出的儿女将来对于社会有正面的还是有负面（如罪犯或靠社会救济的低能者等）的贡献？这在当下是个未知数。但可以肯定，在现代社会里，马尔萨斯定律也必定是有效的：人口在没有阻碍的条件下是以几何级数增加，而生活资料只能以算术级数增加。尤其是在中国这个人均资源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度里，人口形势尤显严峻。提出国力方程式的美国学者克莱茵曾经指出，中国的国力在人口达到四亿时候呈现最大值，偏离了四亿人口国力就下降，偏离越多，下降越大。可见我国目前十三亿多的人口显然远远偏离了国力峰值。“在现有人口数量基础上的新增人口对中国人均收入的增长没有任何意义”[23]

中国妇女有权利生育她的一胎，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她这一胎“xn” （n=1，2，···，<14亿）的价值评介，“xn”出世一方面维持了民族的繁衍需要和社会整体新陈代谢所作的一份子，另外一面，则消耗了本来已经非常有限的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在当今具体的国情下，其实质是朝着国力下降的方向在作人口增长的“负贡献”。用数学式子表示：Vn = Dn（x1， x2 ，···，xn，···， x∞）— |P（m+1）-P（m）|。式中，V表示生育价值。D表示其子女将来对社会的贡献，它是个多元的函数，到底是正的还是负的，并非单纯由自身（一元）的努力决定，还得与全社会的其他人员进行激烈的竞争较量而作最后定论，惟有各行各业的优胜者或者良好适应者方能呈现为正数的D。P（m）表示当国民人口为m时候的国力，当今中国的人口数值：13亿

因此，中国妇女的生育只是对于她的自身具有显著的意义，正如性生活对于她的自我完善很开心，颇有益于身心健康一样，对于社会的贡献就不甚直接而明显，至少成一个极小的比率，不如取得外在的社会性成就那样直接与贡献同构。譬如，居里夫人在放射物理和化学上的成就、以色列梅厄夫人贡献于中东的和平、印度特里莎嫫嫫在慈善事业的成绩，大为世人称颂赞道。可是生育之事，恰如某只母鸡下了蛋便“咯咯”叫得兴奋不已，其它的鸡见之怎会激发起感激之情呢？

可是中国女权主义在“怜女假相”的偏向下，却偏偏做出了完全相反的价值评判。生育对于女性自我完善的意义尽力回避掩盖之，反而在社会成就意义上，予以高度的关怀，比如，总是批评说企业不保障妇女生育的个人利益，不补偿个人的生育所花费的代价（缺工损失等）。

企业普遍不情愿为女性员工的生育提供财力支持，但并非就此以为，育龄妇女就是孤立无援了。鉴于生育对于家庭和宗族的繁衍具有重要性，丈夫愿意挑起家庭生存的重担，如此就已经达成了家庭生活中男女之间的动态平衡。可是，在“怜女假相”偏向下的中国女权主义却完全无视之。其实，女性经济收入的劣势，在绝大多数的情况，是可以通过婚姻途径来消解的。换言之，男性的经济强势，在组合成婚姻家庭生活中，得以充分地消融，亦即，在家庭生活中夫妻共同平分享有着双方收入合成的财富，即使以后离婚了，谋生弱势的女性也足可以保证平分到一笔财富，这也导致了现代社会里，有些未婚女性专门去献身献魅，只是（或极大地）为了谋取男人那儿的财富而与之结婚的“掘金者”——Gold-digger，而男性富翁常常不敢轻易易言结婚。所以自古以来，人们领悟了这种男女之间生存博弈奥妙的，便认识到：（大多数）女性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早在毛泽东时代，我国法律已经明确保障了，男女平等的家庭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所以夫妻是家庭财产的共同所有者，夫妻可以互相继承遗产，子女得以平等地继承父母遗产。所以，在婚姻的事实上，中国女性的法律保障日益在强化——如此便已经加强并巩固了传统的“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女性“掘金”生存博弈模式，可是在“怜女假相”的干扰下，中国女权主义还是起劲地鼓吹“女性弱势”论，一味贪图“让”的补偿，再重复将这种“让”归咎于男人的封建夫权思想。的确，正如母系制的狮子部落需要由雄狮来做“王”的，女性族白领欲拼搏事业晋升到天花板顶层的道路也异常艰辛，但是其退路无疑比起男性宽阔了许许多多，但在“怜女假相”笼罩下这却是避而不谈的。

正因如此，站在男女平权的公平立场，作为补偿本义的“怜女假相”，不应再去作“一而再，再而三”地作深化补偿的，因为本来不足的部分早已补偿完够了。譬如，女性既然在自己丈夫的照料下成全了生育的自我完善，就不该再与男性平起平坐地争夺社会性的事业成就了，再去贪图均等的社会成果分享。有了家庭生活，有了法律上的女权充分保障，就不该抱怨经济地位“弱势”了。

可不，“狮子化”的内在要求是，女性“弱势论”的伸张就是向大多数男性施压的。在实际生存中，社会中下层的男性承受了远比女性大的身心压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别角色扮演是大不一样的，它总是赋予男性以远为多得多的社会责任，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怜女假相”的过分偏向下，中国传统文化要求男人“喜怒不形于色”，心中有苦恼时，大多只能压抑在心，寻求自己解决；而女性就可以向父母、朋友倾诉，或者干脆大哭一场来释放情绪，大多赢得爱人、旁人的怜悯。而男性又被责成“养家糊口”的担当工具。“世俗的德行依然笼罩于家庭生活之中，丈夫理应为家庭经济多作贡献，因而丈夫事实上比妻子多承受着经济的压力，他们要面子和尊严，没有办法放下身段来讲述自己。男人往往抗的不是两个人之间的欲望而是两个家庭的欲望,是典型的‘五子登科’（妻子，儿子，房子，车子，票子），很多男人自以为在外挣钱给家人提供经济保障就是男人最大责任，孩子的生、养、教都跟他们没关系，其实就是一个苍白的人肉提款机。男人吹牛，男人喝酒，男人簇组，其实是他们在伪装，是缺乏安全感的表象。”[24]

近年来我国的性别分层调查表明，“在社会的中间层中，现代中产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男女分布较平均，但现代中产阶层的上层（较高等级的专业技术人员）中男性比例较高，而中下层（较低等级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女性比例较高；传统中产阶层（个体工商户）中则男性比例高于女性。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阶层，商业服务业人员中男女分布较平均，产业工人中男性比例高（占３／５）；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中女性比例远高于男性（女性约占７０～８０％）。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家庭主妇及从未就业的女性人数在上升，并且这一群体的年龄在年轻化。过去不工作的女性一般是年龄比较大的妇女，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些二三十岁的女性不工作”（李春玲，2002）。

据07年3月8日由上海发布的性别统计数据表明，“在接受教育上，男女已经基本不相上下，除了高端的硕士、博士，男生较强外，中间层次女生偏强。在收入上，上海的男女之间，在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差距缩小，但在低学历层次群里，收入差距明显57.3%。”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女性的低收入，几乎全部都可以通过婚姻家庭的生活来消解的，但是男性的低收入又如何去消解？——只能自甘居于社会边缘和低层，鳏居寡欢，成为女性族笑傲的对象。

有了这般情景，就成全了中国特色的左倾主义所倾慕的平均主义的理想图景：男人成就总体强不了到哪里去，女人得到了父母官支撑也算不上弱。

4)遏止雄性挑战者：左倾主义集权之法宝

狮子王国，是个母系社会，构成成员大群的母狮们担任出猎，哺育照料后代，掌控着全王国的大部分活动。而人类社会的“狮子型”王国，是个类母系制，它可不能由杀绝中下层男人来构造，只能靠强力压制住大多数男人，尽力往边缘地带驱赶，并且辅之以攻心术，使之心服臣服，不可造次。从前封建时代的王朝禁宫里，皇帝为了保证能独占地临御到三宫六妾七十二妃，又需要有仆人来照料自己和宫女，所以只能靠阉人来伺候。到了现代社会，雄性大王为了独享权力，取得垄断的利益，多多占有“性”资源，同样需要有一大批男人和女人来构建和维持金子塔型的权力结构，但又得时时提防自己的权势不被傍落，为此可不能去阉割男人的生理器官，只可进行精神上的“去势化”。其实这种程序很早就有了，中国自古有：“四毋”，“温、良、恭、俭、让”、“存天理、灭人欲”等等，进入了左倾时代，“去势化”不断强化：镇反、反右、四清、文字狱、学毛选、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斗私批修、“公安六条”、反自#由化、严打、军训、大合唱等等等等，于是在政府功能完备的大城市里，普遍盛行起国人关注的“阴盛阳衰”现象。

在《告别夹边沟》记叙中，“一位来自金台县的祁钥泉，他在反‘右’开始后才发的言。他天真地以为这与‘右派’的进攻根本搭不上界，因为他批评的是县委书记不该一下乡就糟蹋大姑娘。他确因此被定为‘右派’发配到夹边沟。后来他猛然发现，当时扣押他的公安局长也成了难友。原来这位局长因为收到了告县委书记糟蹋妇女的二十几封群众来信也有了‘罪’。加上不同意这位县委书记把亩产204斤虚报成600斤，他和县长、宣传部长被打成‘地方主义反党集团’，都送去劳教。”[25]——可见雄性落败者的悲惨下场，女性何曾可以比拟、企及！

文革初期，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公安六条》，其中第二条是内容的核心，它特别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实际执行中，这一条又被扩展到适用于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甚至扩展到适用于各级当权者。不仅适用对象一扩再扩，适用情节也一扩再扩，成为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无所不包的，能够有效镇压抗拒现实、持异见者的东西。[26]

“公安六条”上并无文字的性别偏向，但所打击的对象都是对于权力现状稍有不满的反抗者和挑战者，无疑地，这些反抗和挑战的豪情、斗志是需要由雄性激素来激励的。

“公安六条”于1979年终止执行，终止后司法实践就恢复了民主、法制和正义了吗？回答当然是“狮子型”的本性依旧。自1983年8月以来，中国的公检法经常劈开法律规程办事，推行一波又一波的“严打”，除了必要的刑事犯罪打击外，其目标事项相当多地牵涉到男女之间的“性”内容及相关的意识形态，镇压当然集中瞄准着男性公民[27]，这里显含着丰富的“性政治”蕴涵。

教育方式上的“去势化”，是典型的压制训育。从幼儿园受教育开始，那些通常被看作好学生，并且被树为典范的，往往是女性秉性的温顺驯服顺从听话的乖孩子、好孩子；而赋予高智异禀、个性独特的孩子，通常总是以男性的居多，但由于他们在行为方式上往往表现出某种偏离出常规来，特别是所谓“淘气”、“调皮”，好动、善问、独立思考、别出心裁、不随大流等等，统统被看成是有“自由化”倾向的负面缺陷，这种类型的秉性和人格因“同性相斥”于雄性间，定受压抑，扼杀在摇篮里，最终在“狮子化”强势力场中被扭曲塑造成女性化的性格。

对此，异域文明的视野是如何观察的呢？有一次，陈香梅女士来北京访问时，去参观了一所由官方特意安排下极力标榜的“模范幼儿园”，深受美国文化熏陶的她不由惊讶悲哀起来，看呀！儿童们一个个双手反剪背后，齐刷刷地排成纵横行列，毕恭毕敬地端坐着，诚惶诚恐地聆听着教员的“布道”，对此情景，陈香梅感慨道：“残忍啊，不人道！”

当脱离了教化训育机构，生长成为成年人了，“去势化”如何再进行？其途径之一是，残害男性公民的人格尊严。男人之所以成为有阳刚气质的男子汉，只能说，须于有尊严的境遇里养育而成。可是令国人悲哀的是：在中国，公民仅因男性的性别而被经常抽查身份证，甚至遭搜查[28]。

计划经济时代，生产不算经济帐，而政治挂帅则为纲要，“纲举目张”。于是多少年来，劳动报酬分配的绝对平均化成了一个行政的强制律令，贯彻于一切官营的体制内，于是男女“同酬不同工”以及“同工不同才”的现象普遍存在，并认为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

譬如，某个官营服装厂的车间里，所有的男女职工都干着同样的缝纫活儿，拿着一样的工资，谁都难以出头冒尖。可是在秉性和潜质上，男人事业上的雄心壮志自然要大得多，但却在平均主义和高度集权的体制约束下受着更大更多的压抑，在平民层的男女自我价值实现竞争中，男性远比女性处于不利的局面。倘若该厂技术部门的“服装设计员”职位缺岗，需要提拔或培养有潜质的人才，则通常会被安排上较为平庸秉性的女性。因为，一则，天花板顶层的决策者（狮王也）大都是男性，在强大的异性磁场力作用下，相反性别者上岗天然地享有吸引力优势，当然也不排除有权色交易的可行性；二则，在集权制政治的高压场中，人们的事业发展是在很大程度上以较量“办公室政治”手腕来实现的，尤以与上级打交道为重要，于是女性秉性的细腻，柔顺，听话，驯服，和稀泥，善解人意等等秉性，从而得以充分实现价值，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待提拔和培养者须是雄性激素淡薄些、挑战性微弱的，才可使“狮王”放得下心来。即使女性族中业务潜质实在太差而难以挑选到合适人选的，则至少也得去物识那些精神上“去势”的、阉割了雄性豪情的男性奴才，不然的话，就有悖于生物学的基本规律，犯了权力博弈的大忌。

可是当人们渐渐认同了“狮子型”模式后，便懂得了以“安定团结”为上上策，由此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雄性阉割情结，掩盖了男女平等所依据的公平合理性。

狮子型的人类社会毕竟不同于狮子部落。狮子部落中，雌狮子袖手旁观于雄性间的争斗，而在中国社会，女性族多数不是中立的，参与进集权制的建构，争做“螺丝钉”，为着建设“狮子型”大厦而添砖加瓦，纷纷加入到压制低层男性公民的队伍中去。“狮子型”的构建就是使雄性之间拉开差距，为此得极力压制中低层雄性，使之在社会大众的中心层面上呈现出“阴盛阳衰”。为此目的，左倾主义的看家本领在于“均贫富”——分配结局的均等，以“平均”之名，引诱妇人来压制为实，使雄性之士进入布满妇人状的“无物之阵”之中生存（鲁迅语）。当然，这并不妨碍等级化秩序的建构，突显“官本位”地位的权力和财富分配，则完全排除机会均等于千里之外。

挑战性本是男性事业追求的动力和激素，故而将雄性豪迈之士与平庸之徒捆绑于一体，名曰：“平等至上” 则既安稳又言顺。于是，生存于左倾色彩浓厚的社会中下层的男性，在与女性交往行事处世中，须时时“让”出几份利益和面子给予女性。通过“让”，女性单凭借性别之“优先”就可以收益获利颇丰。吴思君发现了“血酬定律”[29]贯穿于中国历史之中，其实到了现代社会里，“血酬”——卖命赌命的机会极少，而缓和型的变种“泪酬定律”则更广泛地起着作用：对于男人来说，卖命的恐惧是消除了，可是在“狮子化”的淫威下，生活在中国城市里的男人与受激化的女人相处，须付出屈辱（“泪”）的代价和遭遇却是增加了不少。其博弈的机理类似于下象棋，当一方高身价的“大车”在遭遇到对手用低身价的“卒”、“马”、“炮”等前来纠缠时候，因低价子是有“根”的，背后还有其他子力在押阵作保护支撑，所以“车”只得避让之，以免“同归于尽”与斯，但避让招数却不得不失“先”了一手，假如低价子还是频繁地纠缠上，而大车不断地避让，则持续地失先，最终导致局面落后被动。或如下陆战棋时，己方的“司令”遭遇到对手的“炸弹”来纠缠不休，或己方的“炸弹”遭遇到对手的“工兵”来骚扰不已那样，处境尴尬。人们不难见到，所以在左倾主义教化深重的中国大城市里，熟谙此道的女权主义者会有热情参与压制和调教男性，以便“买”到男人免除“泪”的“酬薪”。[30]

各位看官只需打开电视机，观看一番当今国人拍摄的各类电视片子，就可以看出端倪，各类的女性角色尽显过分张扬，甚而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的有之，即使连古装戏中的女角也不例外，如春节晚会小品《耙耳朵》等之类的。凡是剧情中出现男女冲突的场景，总是呈现“女善vs.男恶”两分明，矛盾的结局总是明摆着以男方理亏吃瘪而收场，这似乎成了固定模式——传达给人们的真实意象就是，中国的女性族类混得不错，天花板顶层及不上，毕竟还稳居于社会的中游，面对比自己低层的众多男性笑傲有余，如此足矣满足了妇人的志向：五十步笑百步。——当然女性也非常乐意用妇式的混世来调教男人，为男人指明了狮子型社会里安稳“做人”的出路所在。

尽管电视片子几乎都由男人来导演的，但就影视业的垄断性质，导演们无例外地身居要职，身价千万，人脉千金，实际相当于次一级的“狮王”，作为得利者当然热衷于推销“狮子化”价值观。另一方面，作为挤身进演艺界并能出镜的女明星们，自然乐意“狮子型”中的“母系制”生存，因为艺术家的光环加上巨额财富的诱惑，使得她们纷纷愿意为“狮王”而献身[31]，当然也愿意为传播“狮子型”价值观而尽心效力。

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上海的媒体大肆鼓吹起“妻管严”，其“优越性”不外是：有助于家庭幸福，增生爱情啊等等。可是最近，上海维情商务咨询公司的婚姻分析师舒心，在见证了一千多起上海女性的离婚案件后，发现，不少妻子都有“调教”丈夫的习惯，而往往就是这些“调教”，造成了夫妻双方的不和。舒心说，部分上海女性喜欢控制婚姻的主动权，按照自己的生活理念选择男人、改造男人，希望有朝一日，他出人头地，做太太的也跟着沾光；一旦这男人不服她的“调教”，女人就要“作”了。[32]在此须指出的是，调教成“出人头地”的是以女性化的顺从之路行之，而绝非是去挑战体制。上海的女人喜欢调教自己的男人，正是表明女（阴）性化的得宠而成功了。

1986年话剧《寻找男子汉》在上海公演引起了轰动。该剧中，女主人公舒欢有一段台词：“男人的懦弱，也许值得同情。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过几年又来的一次运动，把男人们都整怕了，整软了。从两性的比例来看，历次运动中受迫害的总是男性多。周期性的政治疟疾，长久的压抑、扭曲，男人们的脊梁骨缺钙，棱角给磨平了，阳刚之气消失了。”她所反映的时代背景是：解放以来的整人，都是有偏向性的，凡是越有才华、有思想、有见解、有骨气、有正义、有刚性之徒，越是被整肃。时时挑起的政治运动，动辄裹挟着无无数数浩浩荡荡的民粹大众，黑云压城，铺天盖地杀将而至，形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心理压力；这样一种使人生存于颤栗的政治环境中，只能造就奴才和庸才之性状。残酷的整肃过后，人们心有余悸，明哲保身，战战兢兢得真话藏身了，怎能期望在这些被修理、被改造、被扭曲、被“脱胎换骨”过的群体中出现铁骨铮铮的大丈夫、浩然正气的男子汉呢？所以，剧作者沙叶新感叹不已：“天下几人是男儿?”[33]

“去势化”大网当然紧而密，但还是有些“漏网之鱼”得以幸存，他们的雄性激素尚未根除干净，即便如此，到了今天他们能欣赏的也只是在怀念张志新，林昭，李久莲等一类女豪杰——狮子化的强力，将大众尽力塑造成为女性化的奴才、庸才后，国人连审察男子汉的眼光也丢失了，于是进入了社会怪圈之中，国人纷纷都以阴性化的生存：“适应环境”，如此稳定了“狮子型”的母系制特征，构成了集权主义信息流的交流和正反馈。

当代中国一位著名作家曾经感叹道：文革时期，中国家庭里有大量的妻子以“革命”的名义出卖丈夫，使得丈夫受苦落难。比较一番俄国沙皇年代的国民，可是看出异质社会的情景差距：当大批男性知识分子遭受流放时候，就有不少贵族女子为了爱情和正义愿意舍弃自己爵位伴随丈夫、情人一同流放去西伯利亚的茫茫荒野，所以十二月党人的佳话代代流传，为而后推动俄罗斯社会的文明进步播种了精神的种子。

西方女权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资料[34]写进她的《有关中国女性》书中，敏锐地指出，在1962~1966年间，中国的《人民文学》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处理父母、男女关系的情景。这些作品描述了，在当时极左形势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伦常情，通常不是儿子，总是由女儿带动起对父亲发起攻击，以强化并巩固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

阴性特质（femininity）究竟是什么呢？见解多多，见仁见智。在我的理解中，她正是“狮子型”的母系制症状。之一曰：稳定压倒一切——认同既成的社会现实，适应环境、打成一片，倾向于保守。盖因女性偏重于从自身利益的生育立场出发，私利地将“家庭幸福策略”作为人生观圭臬。所以人们的人生观和生存法则都以现实的功利主义为准绳，拒绝一切超越性的非分之念。

之二曰：平庸化。盖因女性从自身生存的稳定性、平凡性出发，价值观上偏向于：中庸调和，和稀泥，博弈对策上强烈要求平等的分配，当然也乐意去参与共同遏止住冒尖者、反叛者，惟恐别人（男人）的超越。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女性族也正是在“狮子化”中凭借着父母官的强力支撑扶助，获得了大“解放”，如此，“干扰破坏着家庭中强者与弱者的正常分工”，使得男人“失去了他昔日的尊严”（郑也夫语）。正如计划经济时代工人大老粗是那样的神气活现，使得知识劳动者黯然失色：“工人阶层拥有较其它阶层更强的法理权力和非法理权力，而这些权力除工人借助于所拥有的资源之外，多是通过政府政治权力的支持获得的。这种通过社会强势阶层的支持而增强的权力称为‘强助权力’”[35]。

之三曰：有奶便是娘、有权便是爹。争取“解放”的中国女性恰是需要有“强助权力”的支撑来抗衡男性的[36]，所以女权主义十分懂得须与父母官搞好关系，为此，喊“娘”喊“爹”不为耻，高歌“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不觉肉麻。有了落败的雄狮作“幸福对照组”，进行正面横比，这才算让女性族获得一种“当家作主、扬眉吐气、高人一等的强烈幻觉。”（芦笛语）

“狮子化”人格的一个特征，就如狮子的性格，冷酷而无情，男性之间的成王败寇乃认定为天理。落败者重则魂归西天，轻则发落边缘。在“狮子型”的深严等级里，有志于“狮王”者，则有耐心媳妇二十年煎熬成婆婆。初入门槛务须于低层（基层）里起步，长期滚爬打拼，而后才有幸运者升上高层的男性，最终也会认同狮子型社会模式的既成事实和内在的“合理性”，所以难以养育成同情之心，当然，更遑论什么女性对于落败男性会有关怀之情了。

可是，有这么一位来自台湾的女作家蓝怀恩，正是出于异域文化的视境，抒自基督教博爱主义的情怀，源于“心怀感恩”，十分同情和关怀生存于大陆、特别是上海低层的男士。她在上海组织了个“男士俱乐部”，出席俱乐部的活动人士中经常有些事业发达的精英男性，这些爬上社会阶梯高层的男性怎么去看待社会低层中的男性苦难呢？“可是精英男性对普通男人所受到的平均压力一无所知。”[37]经常与之接触的蓝怀恩表示。由于长期得不到精英男士——“狮王”主导的主流社会认同，蓝怀恩的“男士俱乐部”运作处境，“几年下来，实在有些兵疲马困”。[38]

5) “狮子化”的危害

A)社会创造力低下。

任何社会中创造力最为旺盛的主体，无疑是年轻的男子汉，但正由于男子汉的年轻，才刚踏进上社会阶梯的征途，事业才开始起步，所以必然按照东方式等级制的内在要求，排辈论资，按部就班，归类于“幼狮”，被压制在社会的最下层。年轻人的男人做事业务须先得进行一番“意志的磨练”，磨练的结果便是雄性激素的衰退——“去势”。为此，必须从头做起，先得从小人做起，从每件小事情做起，“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惟有满足了东方式的嫉妒，取得了人们心理的微妙平衡，方可被上级和大众所接受为合格的人选，恰如同现今广为流行的学生军训制度一样。而这种“意志的磨练”须是以顺从、听话、磨掉雄性菱角为旨要的，而这样的人格素质培养恰是创造禀性的磨灭。

难怪，陈香梅参观完中式“模范”幼儿园后，返回美国，然后她写文章道：“在中国幼儿园，阿姨总是害怕孩子不做大家都做的事，不讲大家都说的话，要求孩子听话。而在美国，人人都鼓励孩子对事物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想法——谈谈你是怎么想的，怎么评价一个事物的。”

由于创造性的天赋和事业发展是与男性的挑战、超越秉性紧密联系着的，故而将彼等秉性与庸常之情捆绑于一体，实现“中庸之道”。于是“中庸调适”这个门槛作为功名利禄之筛子，筛选社会各路成员的工作努力。成功者，得辛赖有妇人之长：合群，柔顺，圆滑，和稀泥，张公百忍，察言观色，循规蹈矩，随波逐流……，擅此类秉性者自然与创造性背道而驰，因为创造意味着出众、孤傲、怪癖、疯狂、独立、自由、出格、开拓等秉性的施展和抒发，创造就是敢想、敢说、敢做、敢闯，去突破既有的条条框框，去开拓新的发展机遇，最终，也可以说创造活动的最高境界是，创造新的生存环境和政治体制以取代一切原有的不合理的、腐朽没落的，这最需要由雄性激素来激励心灵的动力了，而这对于狮子王座上的雄性来说，恰是最为忌讳的。为此，“镶外必先按内”，遏止雄性挑战者为上上之策。

B) 男女婚配严重失调。

在“狮子化”的调配下，作为生存于社会中下层的年轻男性族普遍受抑，收缩了不少的活动“地盘”，此抑彼涨，从而为女性族提供了超额发展的机会，释放出了比常态社会多得多的活力和才干。郑也夫论述道：“一种强大的行政力量，通过扶助弱者压制强者，干扰破坏着家庭中强者与弱者的正常分工。甚至使得弱者误以为自己不弱，强者丧失了应有的自信心。”[39]她们中的佼佼者，可足以令众多平庸的须眉汗颜。据最近调查，我们社会里适婚年龄段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族的男女收入大抵接近，由此形成了（暂且不计入女性生育的自我成就价值）社会中间阶层男女较为平均的社会发展水平。

可是，已经“解放”了的中国适婚女性，特别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并不能洞晓：自身被如此“解放”了的，能够混迹于中产阶层的，并非全靠自身的努力拼搏而成就的，这里还参与着外在的“规定”因素：“性政治”。母狮者之成为“狮子化”的规定对象，乃出自于雄性之王的“自我设定非我”游戏（费希特术语），非我是自我创造出来的“他者”，是由自我来规定的，最终还是返回自身，再由“自我设定非我”来规定自我。在费希特的“知识学”中，自我按其本性是全部的活动，而非我的活动只是自我让渡给它的。自我让渡给非我多大程度，非我就在多大程度上活动，自我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变成受动的。自我受非我活动所规定，实际上还是间接地受自我活动所规定。譬如，在“自我设定非我”最有成效的上海，流行起“河东狮吼”的风尚，就是由狮王设定了母狮的权利来“狮吼”，最终当然还是实践了自我——效劳于自我的怒吼暴哮。在中国文化中，本来有着“反串表述”的传统，譬如有的男诗人喜欢以“怨妇”自叹。所以女权主义者自以为，在日常生活中有机会“狮吼”男人一番，总算“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刘慧英语）了，其实还是象孙大圣在如来佛手掌上翻跟斗一般而已。也正是此故，在中国，强奸罪的判罚是那么的严厉[40]，完全违背了“罪行相适应”这个现代国家刑法的原则，因为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仅对女性本身的侵犯，而是一个男人对另一些男人的侵犯，即是通过伤害“他们的女人”，来达到破坏他们的性专利和荣誉的目的。正如米里特所认为的，“通奸处罚及对强奸的理解，早就超出了性的纯粹生理学、心理学意义，而十分清楚地表明性和性关系都具有典型的政治意味，毫无疑问是一种古老而特殊的社会控制、支配和侵犯的手段。”[41]特别是在一个对于“做人”的“面子”过分看重的国度里，强奸和处罚强奸的本身都是具有男人之间较量“狮子型”等级排位的意味。

所以，在“狮子化”的自我规定下，“损有余，补不足”的传统小农平均主义，改易旗帜为左倾主义的“男女平等”，便符合了“社会主义”的气息，使得强化女性秉性的同时，另一面又遏止成普通男人的普遍“平庸”状。譬如，在各类学校里惯用应试教育模式，试图训育成听话的奴仆，人才培养偏向于“模仿型”的，它非常适合于女性的顺从性格和死记硬背的读书方式，其事业前途期待着着重去模仿他人、再现前辈的成果，其结果使得男人的事业不怎么显著，其结局是淡化了人类性别禀性的区别，干扰了人类天性和自然合理分工。如此便紊乱了常态社会的男女成就和地位分布——即以各个同年龄段相比较，在社会宏观的数理统计上，男性应以也能够以若干百分比率的差额高出女性。

然而到了男女婚嫁场合，身为知识阶层的白领们，寻偶都是由自我选择做主的，并未有他人出于行政的干预在其中，于是，进入了类似于市场化的“性价比”交换之中。可是在“狮子化”形态中，与女性事业的成长同步是，女性秉性的过分膨胀，“怜女假相”的加重补偿，女性主义的高度张扬，这些恰是背离了性别平等原则的方式，当然也就难以进入“婚姻市场”进行交换。若是按照“市场”规则去平等地谈婚论嫁，则需要作出调整：既然社会已经成了“狮子型”的分布状，知识女性就该“按行就市”，现实地修正原有的“梯度择偶”模式，降低自己心仪配偶收入水平的“心理价位”。可是，“狮子化”的本义就使得雄性之间拉开差距，为此极力压制中低层雄性，在社会大众的中心层面上呈现阴盛阳衰。所以，她们一方面作为“狮子化”的工具，极力高扬女权主义；另一方面，江山易变，本性难改，价值观念上却深化传统的“梯度择偶”，总是渴望找一个比自己更强盛、更富裕，当然可以得到更多依靠的伴侣，进而得陇望蜀，期盼望夫成龙（狮王也），总之，潜意识里还是继续复制着“夫贵妻荣”的传统基因密码——贪婪着“二头通吃”：面子和里子全都少不了。就是因为，女人在过激的娇崇之下已经难以辨别自己的女性角色，更无法洞晓优秀的男人之所以是优秀的精神禀赋和高贵蕴涵，所以，伸张女权主义的女白领们，她们的婚嫁生育作为毕生奋斗的极重要目标其实也就是在女人之间作功利性攀比而已，如此，使得她们的婚姻成功率颇具苛刻性：自持“青春无价宝”，总是侥幸地等待着好机遇，期望着能嫁个乘龙快婿、钓个金龟婿，可是雄性的“大王”之所以是王者也，就是各行各业中 “一山不容二虎”，白领女性族整体根本不可能找到有同等匹配数量的“王者”可以成为其婚姻的对象，所以普遍地拖累至大年龄段，偏偏要等待到猴年马月半老徐娘、颜衰珠黄了，方可下降身价，以为如此才面子上过得去了。她们中的激进者，出于对自认为是“优秀男人”——“狮王”的高度景慕，乘着自身青春期的“高价”好时光，宁可做其二奶、三陪、小蜜、金丝鸟[42]，就是不愿嫁给普通收入和平庸地位的男人[43]。

在狮子部落，一个雄性大王可以霸占掉整个母狮群，使之统统成为妻妾，因而母狮们都是不愁婚嫁的。问题在于，现代社会通行的是对偶制婚姻，可是合适的婚配需要如同逛市场般地自由寻觅和反复比较男女之间的“择偶梯度”配比。现今，经历了市场化的调节，却有相当多的中高层女性，与此同时还有更多的低层男性难以物识到可匹配的对象。因为“狮子型”的社会地位分布决定了，爬上“天花板”层的“狮子王”，毕竟是相当少数，远为多数的男性处于社会低层。

大量的女白领婚嫁成了老大难，但这并不表明对于女性有什么不公平。自然界的“对称”规律、以及数学上著名的“抽屉原理”告诉人们：对偶制的婚姻规则使得有N位女性失婚的，必定有超过N位以上的男性被排除在婚姻门槛外，因为既然男孩出生率总比女孩高，年轻适婚的男性总是比女性多，尤其是推行计划生育国策以来男女出生率日益失调，再加上有一定数量的女性自愿成为“狮王”的二奶三陪小蜜金丝鸟）。所以女性白领族在烦恼大龄失婚的同时，作“伴唱”的必定有更多的社会底层的男性蓝领、黑领和农民抱怨成光棍——全是落败了的雄狮，由此构成了不和谐的双簧，可是受惑于加重了的“怜女假相”，国人关注的焦点仅仅在于女性族。

美满的婚姻应以两性之间真挚地相爱为基础，为此须是以平等地相处。因为男女是相互造就的，互为依赖、互为关联。每一方受损，经社会实践的反馈，总会使另一方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受损。爱情本是男女双方生理心理在能量信息上的交流反馈和补充，亦即为男女共享的联合体，并不为着女性单方的过度“保护”获益而增值增量[44]。可是，上海的媒体经常鼓吹什么“妻管严”、“河东狮吼”、“围裙丈夫”之类的“新型”家庭生活模式，声称：是“有助于家庭幸福的”！[45]

造成婚姻不和谐的更深层问题还在于，左倾式妇女解放看重于女性的张扬，一味主张两性间“让”的哲学普适化于男女关系的各个方面，而极力的外在张扬妨碍了提升自身内在的素质本身，致使真挚的情和爱损缺。既然中低层的男性 “让”出了不少地盘给予女性，于是女人秉性的肤浅和虚荣便大受激励而趋于膨胀，女性同胞自然纷纷扬眉吐气起来，乃自以为把握了“做人”的全部道理，有的甚至会嘲弄起男人的“不会做人”而活该获罪于社会低层，由此，当然也就不愿意与男人深入地交流思想，以便克服、弥补自身的浅薄性，以至于无法去作深刻的反思：“娜拉出走以后该怎么样？”，现实地说，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去调整并达成男女在婚姻恋爱上的动态新平衡。所以，即使现今的白领男女都化作鸳鸯蝴蝶，成婚成亲了，家庭生活的幸福美满度也将打上折扣，这在现代社会里是件糟糕的事情。苏晓康的报告文学《阴阳大裂变》中，描述了男人的“全面退让”成为新时代男女平等的“法则”之后，所造成的男女生活严重恶化，导致众多家庭破裂的情景。

社会婚配的混乱恰是为增进“狮王”的“性福”而作奠基的。“狮王”可以超额享受“性福”，自然成了广大中层白领男性的期盼和憧憬：“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从而激励起自己的事业向“狮王”奋进，而不是去挑战“狮子型”的制度结构。有鉴于此，据报道，旨在“禁止包二奶”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于07年5月纷纷提交各地人大常委会审议，以及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在“特定关系人”里加入了“情妇（夫）”的概念。在中国官场，有句套话“一个贪官的背后，总是围着一群女人。”有统计显示，中国已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在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中，100%包养了“二奶”。[46]

C) “狮子型”背离了社会正义（公正）

正如法律告诉人们的：“一罪不能二罚”；同样，在社会实践的各项活动中，公正理应“一福不能二赐”。可是在中国的男女平等问题上却容许有例外：在分配劳动成果的时候，不作努力进取的女性照样可以是垂涎欲滴：“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女人”，“男人的另一半是女人”，理应平均分享；可是在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女性又重复是个“弱势群体”，常常高举“怜女假相”的免战牌。但是，性别公正意味着男女之间取得平衡对称：“失败的男人背后有女人吗？”，“成功的女人背后有男人吗？”，“女人的一半是男人吗？”——中国女权主义是不愿意去思索、去质问的。

所谓“女性弱势说”，就象一张可以无限兑现的支票那样，不受时间、场合限制到处适用去兑换现金。它的前提首先就背离了一贯流行的政治教条：即，现今所有的国人老年以下者，不区分男和女，都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既然广大妇女同胞们都是在党的关怀下的“糖水中泡大”的，何苦再有弱势之地位云云？因而，“女性弱势说”恰是对于正统意识形态的女性已经获得“解放”和“平等”的声张和现状的否定。问题的另一面，正是借助于否定“弱势说”，以“解放”和“平等”作为妇女同志尊严的基础，从而有了向男人索取优先权利和利益的立论，可是又同时，“妇女弱势说”恰恰需要额外照顾因而贪求权利和利益的依据之一；进而，“女性弱势说”连同加上被额外照顾的现状，又进一步被指责为男人炮制出来的歧视女性的“父权主义”意识形态！须将它批倒批臭！——导向狮子化的“性政治”的意象，视构建于逻辑形式之上的公正理念为障碍，当然务须莫视、回避掉。

事实上，在新中国的城市生活中，“半边天”的妇女解放运动也早已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也早已经在半个多世纪里，由官方早定了性质和调子，至今尚未有根本性的否定。众所周知，在计划经济时代，劳动报酬分配形式的绝对平等成了一个行政和道德的强制律令贯彻于一切官营的各级体制内，男女“同酬不同工”、“同工不同才”现象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并认为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优越性体现。譬如：女性出力出工（还享受例假）比男人缺，业务钻研比男人少，才干技能比男性低，而得到帮助照顾比男性多，但岗位和工资却与男性大体持平。就这样靠着“对男人的剥削”（郑也夫语）获得了平等的待遇。再加上妇女有了专门的立法予以法律保护，还配上妇联组织的关怀，更有自己的“三八”节日，事业成功的妇女还可追加享有“三八红旗手”称号等等。即使外边的事业不顺达，也可以退守家中，避开世事纷争，重温安分守己那一份平淡。在她身后起码有家这个根据地、大本营，可以安寨扎营，做个粉领族的全职太太，至少世俗的观念可以接受她，所以在新中国，有自知之明的女性感激道：“做女人真好！”

法律上尽管有“法不容情”之说，然而对待解放了的中国女性却容许有特例。中国的司法向来处于深厚的人治氛围之中，难免蕴涵人之常情于法。事实上，中国司法的性别偏向于女性之“情”早已存在于实践之中。倘若追索我国司法实践的历史，激进的性别偏向甚至走得更远，十年前的上海，就笔者所见闻的，每年到了“三八”时节，更为典型的是在“严打”时期，便是男人倒霉的日子，这些天总有些男人因为冒犯了女人的少许尊严便得咎获重刑、极刑[47]。如此的做法便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基本的法理，从而亵渎了庄严而神圣的法律。反之，已经被照顾进“弱势说”的中国司法，对那些判刑了的女犯、尤其是侵犯了男人的女犯，却可以领女犯在“三·八”节日里再度感激涕零地感受到“皇恩滔滔”，大获假释、减刑[48]。

在上海，“河东狮吼”曾几何时作为女性解放的时尚而深受本地媒体的褒扬[49]。“解放”当然远不只是体现在家庭里，人们发现：在上海的公共场所于大庭广众之下旁若无人、肆无忌惮地作大声喧哗的总是以女性居多，用上海方言来表达：“上海女人‘咋’（音zhā）的曼多的”。2006年04月22日在上海的街头，有一位女硕士闯红灯并且阻碍交警执法，结果被处以拘留的惩罚。[50]观看了这篇新闻报道，我就觉得，那位女子的礼仪举止是多么熟悉，行为态度是那么常见，我悟彻整个举措的真实意象：极力伸张中国特色的女权主义：“我是女人，我怕谁？！”在上海人眼里，她只是一位不幸“撞上枪口”的“填刀头”（枪打出头鸟！）而已，因为那天正好是上海市实施“城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第一天，但若女性避开了法规“风头期”而违规违法了又将如何处理的呢？请看最近媒体又报道，在上海的街上，中年妇女常违章而又抗拒执法，总是令交警头疼[51]，最为厉害的上海中年女性中，甚至当众脱裤子撒泼耍赖来呈强的也有之。这个事实容易解释，盖因当今中年人的人生教育阶段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而其时的左倾女权主义正处于狂热发作期，再说，中年人群中，以本地人居多，而上海的左倾女权主义正是名杨天下的。可是，中年妇女常违章而又抗拒执法的现象岂止是在街头巷尾？上海申请世博成功后，市政府试图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文明规则，逐步摆脱目前落后的精神状态，希望杜绝在街头——“文明窗口”的不文明现象。可惜思维定势的惰性滞留，广大的上海中年妇女还是自以为“解放”得不要太解放嗬！早已被封为“狮王”手下的“爱臣”和“宠妃”了[52]，怎可奈何再由普通男人来管束？由于未跟上新近的“接轨”步伐，于是出现了新闻报道中的冲突场景——人们从中可以观察到左倾主义所推行的性别倾向性的法律、道德游戏规则。

联合国颁布的《墨西哥宣言》明确指出：“男女平等是指男女的人格尊严和价值平等以及男女权利、机会和责任的平等。”可是中国女权主义在其伸张内容中怎么不去担负基于平等的责任呢？

人们知道，左倾主义的主张之一，就是鼓吹公民“义务论”：公民理应有义务对于社会进步多作贡献，然而现实中最有潜质的贡献者，应是劳作于高度创造性活动的族类——通常总是青壮年的男性，却“理应”少得到作为正义（公正）来说本该得的在男女交往上的基本权利，反之亦然，这是一个悖论。而公正就是“应得的赏罚”，就是“合比率，不公正就是破坏比率”。[53]

“狮子型”的构建，它已使我们社会腾入一个封闭保守的怪圈之中：“狮子型”社会涉及的一个重要症状就是男女平等的问题，通常多数是由女性来关心、研讨做这类学问的。但在“狮子化”的整合下，容许进入学院、学术圈子里担任专职来思考、研讨男女平等关系的学者，惟有通过近年来益发强化的应试教育——培养女性情愫和思维的酱缸里腌制而可就任，这从近年来高校中女性族学历成就的突显可以看出来，即使是男性也大多驯化成雄性激素的阉割掉、豪情的“去势化”。这样，女性族学历成就的日益发达，使得混迹于整个白领中产阶层的，女性族占据了相当的部分。而男性创造自由的大受遏止，更加使得研究男女关系领域的课题，几乎都为女性族来包揽，于是女性取得了该领域的话语霸权，而处于“中心化”地位。从而，中国的女性族为她们在“狮子型”现状下的成就感而洋洋自得，妇（小）人得志显然，妇人秉性之受娇纵而使弱点得以强化放大：对上级领导的恭敬顺从、对旧事物的尽力仿效，物欲实惠的衷情、现世功利的迷恋、虚荣面子的攀比、不求甚解的探索、浅尝辙止的思维、文字逻辑的无序、个人情绪的妄议，最要紧的是社会正义的淡漠，而“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罗尔斯语）[54]娇纵与得志相汇合，反映在有关中国性别问题的文字上，自然去认同去喝彩去强化与自身“妇人得志”处境同构的环境——“狮子型”的现状——腾入了“正反馈”效应之中。

对此，中国女权主义定会反驳：作为性别之人的男性，同样缺点多多。诚然。“狮子型”本是雄性“狮王”的自我设定，所以在“狮子化”中所展现的，乃“自我设定非我”，就是雄性贪婪和暴虐的本质外露，但是真正的得势得益者只能为极少数的雄性“王者”。问题在于，一方面现代社会进步亟需的男子汉擅长：创造性，却无从发挥，它与后者互成牵涉反馈的是，另一方面“狮子型”的建构还少不了众多女权主义者的参与，正如狮子社会总是母系体制的那样，女权主义只知自己权利的声张，却是以辅佐王道为实，纷纷走上中心舞台，而将大批中层男性挤向边缘，最终还是落入了传统等级制的圈套，巩固了“王位”，如此背离了社会的正义。既入“怪圈”，中国的女性、女权主义者就颇难悟道而走出迷途。

所幸的是，笔者大概属于“去势化”中的漏网分子，良知和勇气尚未泯灭。读者会发现，一个堂吉克德式的斗士终于登场了，他拿起正义的笔杆作批判武器，对准这个受正反馈极具膨胀的“女权主义”大气球捶破了一个大洞口！

2007-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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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革中产生的中产阶层成改革新动力》：http://www.singtaonet.com/feitures/reform/reform4/t20070110_441108.html

[2] 请阅读：《湖南通报逾两千官商超生包二奶 未公布名单》

[3] 《光棍村的尴尬》：http://gzdsb.gog.com.cn/system/2007/07/02/010079924.shtml 以及 [贵州]牌坊村282条光棍的心灵史

[4] 《谈现在的我国光棍村》：http://tianya1419.blog.hexun.com/10724488_d.html

[5] 《劫后余生---美学家高尔泰谈夹边沟》：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091/article_2860.asp ；http://www.studa.net/West/051230/09193316.html ；http://www.shulink.com/Get/zysp/23380445.html

[6] 参阅：《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5月版。

[7] 《淑女是靠打屁股打出来的 [组图]》：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c0eac5010009z4.html 以及：http://www.singtaonet.com/sex_culture/t20060608_251776.html

[8] 《SM指虐恋》：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6552664.html

[9] 《中国后毛时代社会性别面面观》：http://www.wansongpu.cn/wsp/show.asp?id=2298

[10] http://engine.cqvip.com/content/d/82644x/2002/025/005/sk04_d1_7183992.pdf 以及http://qthgh.hljgh.org/Get/vgqy/076271935097794.html

[11] 拙笔：《怜女假相及其与中国妇女解放》：http://www.xslx.com/htm/szrp/shts/2003-8-23-14581.htm

[12] 《男性的觉醒：男性学》：http://www.1001a.com/book/UploadFiles_9366/20070312/%A1%B6%B6%C1%CA%E9%A1%B7%B6%FE%CA%AE%D6%DC%C4%EA%BA%CF%BC%AF/97/40183.htm

[13] 《谈谈“解放男人”》：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40304/xw/sd/200403040033.asp

[14] 《解放男人》：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qkjc/929511.htm

[15] 《荷尔蒙对他做了什么？》：http://www.zjol.com.cn/gb/node2/node62000/node62002/node62003/userobject15ai2245719.html

[16] 《破解“说谎者悖论”之迷》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f3a7001000241.html

[17] 从父亲节看男人地位，中国男人还有地位吗？_冰可乐·三视看世 http://hi.baidu.com/%B1%F9%BF%C9%C0%D6/blog/item/b4df516605700426ab184cee.html http://www.zmkc.com/bbs/read.php?tid=7581&toread=&page=2

[18] 转引自《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化与性别分层》：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3497

[19] 透视中国性产业:超过国内生产总值12%吗?———天益:学习型社会...

[20]深圳蓝皮书:发廊妹全接触

[21] 请看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里的一段话：生育是一件损己利人..

[22] 同上

[23] 《李小平：多添二胎孩子对中国有经济意义吗》：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jingjixueren/20070406/08553478688.shtml

[24] 《单身蓝怀恩用尖锐文字为男人说话》：http://www.ce.cn/books/main/author/200608/14/t20060814_8121129.shtml

[25] 《夹边沟证词》：http://www.taosl.net/fk/muhui010.htm

[26] 文革中恐怖的公安六条 以及 公安六条_百度百科

[27] 《83严打奇闻》：http://www.sichina.com/bbs/dispbbs.asp?boardID=3&ID=75&page=4 ；《八三严打所留下的文字》： http://www.cdcman.com/bbs/printpage.asp?BoardID=37&ID=7050 ；《严打幸存者左长钟》： http://www.folkcn.org/bbs/viewthread.php?tid=3425 ；《83年严打》：http://www.blog.edu.cn/user3/oldq/archives/2007/1686063.shtml ； 83“严打”第一战役：死刑24000人：《八三年大逮捕是分配名额的》：http://cache.baidu.com/c?word=%B0%CB%C8%FD%3B%C4%EA%3B%B4%F3%3B%B4%FE%B2%B6&url=http%3A//jzbsamiebieren%2Espaces%2Elive%2Ecom/blog/cns%212C47736C4D403FF6%214304%2Eentry&p=9f7ac400ce904eaf5cbd9b7e0643cc&user=baidu ；转:介绍一点<青春>的背景--关于八三年大逮捕 『 灌水乐园 』 ...

[28] 《男公民阳痿与被查身份证》：http://news.21cn.com/today/topic/2006/06/22/2624277.shtml

[29] 吴思：《血酬定律》：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6740260.html 以及《血汗替换率：当代中国的人性计算》：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061109/12043064032.shtml

[30] 苏晓康：《阴阳大裂变》，载于《新华文摘》1987年1月期，第134 -139页。

[31] 鲁国平：《半月用一沓避孕套，现代艺校女生咋这么贱？》http://blog.tom.com/blog/read.php?bloggerid=742848&blogid=54502 ；以及

《一名导眼里的女明星们：为权贵玩弄的文化妓女》 http://blog.tom.com/blog/read.php?bloggerid=742848&blogid=53665 。

[32] 《上海女性婚姻容忍度下降》：http://www.21jk.com.cn/common/Particle/articlecontent.asp?recordid=33544

[33] 《沙叶新：天下几人是男儿?》：http://post.baidu.com/f?kz=210407257

[34] “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35] 星岛环球网-改革开放28年工人“老大哥”风光不再

[36] 苏晓康：《阴阳大裂变》，《新华文摘》1987年1月期，第136页。

[37] 《成功男人的灵性在哪里？》：http://blog.sina.com.cn/u/46e62d57010004z6

[38] 百万乐活男女的家园：http://blog.sina.com.cn/bluangel

[39] 郑也夫：《代价论·男女平等之困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4月出版，第69页。

[40] 同 ⒅ 以及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638757/111/24/51/5_1.html

[41] 《何为“性政治”?》：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tszk/nfrb/gd/200507291478.asp

[42] 何清涟：《经济学与人类关怀·“灰色”女性及其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页；以及《官场情人成贪官腐败动力》：http://hi.baidu.com/%BA%C3%C8%CB%CD%F8/blog/item/0f965482d198b7a00cf4d2b0.html

[43] 《调查凸现上海女人择偶心态，月入3000无人喝彩区》：http://pangzi.blogchina.com/blog/4673501.html

[44] 《河东狮吼 丈夫性趣全没》：http://www.long120.cn/manjibininfo/xin_kfu/yizhuangpi/144839367.html 以及《河东狮吼很伤男人“性”》：http://health.sh.com/liangxingxuetang/20070317/5074.html

[45]《河东狮吼的妻子最幸福》：http://www.jfdaily.com.cn/gb/jfxww/xj/node11508/userobject1ai1569650.html

[46] 《中国的贪官与情妇》：http://www.lyang.cn/LiYangTouTiao/07-07-28/07072816513758828.html

[47] 《83年严打的记忆》：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110/1/15212.shtml ；以及同 26

[48]《死缓女犯三八节获假释回家 服刑期间获八次减刑》：http://beijing.qianlong.com/3825/2007/03/09/2526@3711054.htm

以及拙笔：《“三八”节女犯减刑质疑社会公正》：http://www.womenwatch-china.org/article.asp?id=1663

[49] 《上海：“河东狮吼”现象普遍》http://www.chinanews.com.cn/2002-10-14/26/231598.html

[50] 新华网上海频道06年4月25日报道。视频实况：http://www.uusee.com/news/info.php?id=106340

[51] 《新民晚报》2007年5月31日报道：http://hi.online.sh.cn/content/2007-05/31/content_1967347.htm

[52] 《德国记者上海笔记：女人城上海》：http://www.betrifft.de/dw/article/0,2144,2511033,00.html

[53] [美]汤姆·彼彻姆：《哲学的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30页。

[54]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