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的海外华人研究取得了众多成果，逐渐迈入成熟的体系，在国际学术界也享有了一定的地位。然而，现下的海外华人研究主要集中于华人社团、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华文媒体、政治政策等方面，而华人女性、心理健康等人文关怀方面的研究却相对缺乏;研究中女性主义视角的缺失，也导致众多研究将华人男性等同于整个海外华人群体来进行调查与得出结论，忽视了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生存状况与利益诉求。

随着女权运动的高涨和女性精英以及部分男性精英的推动，女性主义思想开始在国内普及，女性主义视角所带来的启发与反思也已逐渐引起各个学科与研究领域的重视。不可否认，海外华人女性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须指出的是，它仍处于不成熟的阶段。笔者认为，海外华人女性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与误区值得我们指出与反思：所谓的女性主义视角是否仍未摆脱父权思维模式?对华人女性状况的评估方法是否存在方向性错误?其所得结论是否仍值得商榷?笔者将在下文通过指出四个具体的问题进行分析与论述。

一、 独特性的缺失：是海外华人性别研究还是单纯的性别研究?

无论是性别气质与社会分工方面，还是女性地位的阶段性转变方面，亦或是华人女性文学研究方面，海外华人女性研究都离不开性别研究的基本理论。然而，以性别研究理论为基石与单纯的性别研究是绝不能等同的两件事，但一部分海外华人女性研究将二者等同，僵硬地套用性别研究理论，再冠之以海外华人之名，缺乏海外华人性别研究的独特性。

1.1 性别气质与社会分工角度的独特性缺失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对一些基本的性别研究理论进行简单的阐释：

作为性别研究理论的核心内容，社会性别理论将人的性别区分为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生理性别是指男女在先天的生理结构方面的差异，而社会性别是指男女在后天的社会文化期待中构建的一套性别行为模式。

性别气质指社会文化强加给男女的一套稳定的、固化的、对立的行为举止及社会意义。通常情况下，男性气质被表现为与成就取向相关的一系列性格和心理特点，如坚强、有地位和非女性化等;而女性气质被表现为与亲和取向相关的一系列性格和心理特点，如温柔、爱整洁和依赖男性等。这样的性别气质也被称为性别的刻板印象。

社会分工便是指社会文化基于性别气质的刻板印象而强加于男女的一套分工模式，男主外女主内是其最基本的形式。

了解清楚基本的定义后，我们来谈谈海外华人女性研究对与性别气质和社会分工这两方面的普遍研究：

第一，从性别气质角度来说，大多数研究都会提到中国传统文化对华人女性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与束缚。无论是第一代移民还是在第一代移民作为家长的影响下的后代，相当大一部分华人女性在性别气质方面都表现出服从、忍让、贤惠、谦逊的特点，是为人妻、为人母的典型形象(关于独立自主的新生代华人女性将在下一节讨论，这里暂不纳入讨论范围)。

然而，很多海外华人女性研究在得出上述结论之时便戛然而止了。它们甚至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详细的分析，对华人女性所表现出的性别气质作了具体的研究，对二者之间的逻辑链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但它们却唯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这种程度的华人女性性别气质研究与中国国内的女性性别气质研究有什么明显区别?

对于中国国内的女性来说，她们同样受到传统文化的束缚与影响，同样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这样的性别气质，那么她们与华人女性之间的差别在哪里?这种相同的传统文化和这套相同的性别气质对她们在社会中生活中产生的影响又有什么不同?她们所做出的应激与反应又会有什么区别?倘若缺失了海外华人的独特性，华人女性的研究注定淹没于普通性别研究的洪潮之中，难以浮出水面。

第二，从社会分工角度来说，海外华人女性研究犯了同样的错误。尽管许多研究对某个特定地区华人女性所从事的工作(包括家庭主妇)的具体信息与数据进行了分析，但它们依旧得出的是男主外女主内的结论。它们没有考虑到，这种传统的性别分工对华人女性和国内女性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在海外与国内又有什么不同的社会意义。这样的海外华人女性研究，又沦为僵硬的模式化性别研究。

1.2 女性地位阶段性转变研究的独特性缺失

基于上文对海外华人女性研究的性别气质和社会分工角度的成果分析，我们进一步探讨其对女性地位阶段性转变的研究。

很多海外华人女性研究将华人女性地位划分为若干个阶段，大致都可概括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女性地位低下，大多为卑躬屈膝的家庭主妇或受尽剥削与歧视的工作者，甚至沦为妓女;第二个阶段的女性地位提升，独立自主且具有高教育水平，多数人获得相比以前好很多的工作，甚至涌现许多杰出的女性。

暂且不谈得出这个结论的方法是否科学(关于评估方法的分析与反思将在后文详细探讨)，我们仍须提出那个同样的问题：它与非海外华人女性的状况有什么明显区别?

随着女权运动的高涨和思想的解放，无论是女性教育和能力的提升还是社会上性别歧视观念的弱化，中国国内乃至整个世界都呈现出女性地位提高的趋势和转变。在这样一套模式化的分析方法之下，得出相近的结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那么在研究中，华人女性地位转变的独特状况和独特意义又在哪里?

1.3 海外华人女性文学研究的独特性缺失

对于缺乏女性主义视角的海外华人研究来说，尽管近年来关于女性研究的数量有所增多，但却大部分集中于华人女性的文学研究。

首先，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女性文学研究的意义。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说，文学与现实的距离正如学术与生活的距离。一个从事性别研究方向的大学老师可以在讲台上大谈激进女权主义，但或许一离开讲台回到家中，她便开始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同样，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可以是站在权力尖端的成功人士，可以是杀敌无数的巾帼英雄，也可以是善于表达内心的欲望、勇于追求内心的渴求的新时代女性，甚至是冲破或者颠覆生理构造的“新女性”，但这些文学形象的转变是否真正意味着现实中女性地位的转变?当然，我们需要承认的是，女性文学的转变反映了部分女性开始正视自己的能动性，敢于发出属于女性的声音甚至是利益诉求，但笔者认为这并不能成为海外华人女性研究大部分集中于女性文学研究的理由。从这个角度考虑，笔者认为海外华人女性研究存在着研究结构失衡的问题。

再者，我们重新回到这一节的主题，提出那个独特性的问题：海外华人女性文学的研究与普通女性文学研究相比有什么明显的差异?

的确，相比于普通的女性文学，海外华人女性文学将面向更多的外国读者群。但如果仅仅为了这一个意义而大费周章地将海外华人女性文学与普通女性文学进行区分，这种区分又有多少价值?

海外华人文学的创作背景以及华人作者的文化情感都是与普通文学的不同之处，如果忽略海外华人的独特性而去单纯地分析华人女性文学中对性别的反映与反思，注定会落入普通性别研究的窠臼。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过分地关注文学中所体现的民族性与文化皈依问题，又会忽视男性文学与女性文学的不同，将海外华人文学与海外华人女性文学混淆起来。所以，如何在注意海外华人独特性的同时又介入明确的性别视角，将是海外华人女性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二、 女性社团的崛起：是华人女性地位的提升还是性别气质的固化?

华人社团是海外华人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展示，同样也是海外华人研究的重点之一。诸多海外华人研究对特定地区的华人社团的特点、现状、变迁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然而，女性视角的缺失却成为华人社团研究的“阿喀琉斯之踵”。大多数华人社团的研究都将华人男性当作整个华人群体，对妇女组织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本就为数不多的女性社团的研究仍存在父权思维模式的误区：固化性别气质与东方主义的女性社团被研究者们认为是对华人女性的人文关怀与地位提升。

2.1 华人社团研究的女性视角缺失

在海外华人研究中，研究者对华人社团的关注屡见不鲜，但绝大多数的研究都缺乏女性主义视角，笔者将从传统华人社团和新兴华人社团两个方面分别阐释。

第一，对于传统华人社团来说，它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上促进华社工商业发展，政治上争取华人合法权益，社会上通过构建想象共同体等方式联络、团结与组织华人群体。然而，在传统华人社团存在时期，同样存在的也包括束缚女性的中国传统性别文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华人社团的功能，由其是经济和政治功能，更偏向于站在华人男性的立场，保护华人男性的利益。绝大多数华人社团的研究都看到了社团在维权之路中的艰辛和成果，却没有看见那些站在“经历艰辛与取得成果”的华人男性身后沉默的华人女性——没有人保护她们的权益，甚至她们不知道自己有拥有权益的权力。这类的研究将华社取得的男性权益看作整个海外华人群体取得的权益，进而把男性的成功当作了全部华人的成功。

第二，对于新兴华人社团来说，社团内部的妇女组织逐渐兴起。这类组织的功能在于通过组织活动丰富华人女性的社会生活，维护华人女性的利益。然而，在通常情况下，学界都把妇女社团的研究融入华人社团的研究之中，并未进行单独系统的研究(于琳琳2012：1)，华社的研究仍缺乏独立的女性视角。

2.2 父权思维模式下的女性社团研究

未进行单独系统的研究并不代表没有进行过研究，但部分女性社团研究中对妇女组织的评估却陷入了父权思维模式。

通常情况下，女性社团会开设烹饪、美容、编织、插花、书法、国画、剪裁、英文、健美运动等学习班。诸多研究者对此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它丰富了华人女性的社会生活，提高了华人女性的生存技能和综合素质;这些针对华人女性的课程辅导反映了华人女性地位的提升。

我们必须承认，在某种意义上它的确反映了华人女性地位的提升，因为针对性的课程辅导意味着女性的“利益”得到重视。但在此之前，我们还需再思考一个前提性问题：这些学习班所教给女性的东西，是否符合女性的真正利益?

在父权思维模式下，即使是新时代，性别气质的刻板印象所展现给我们的女性形象也是美丽、贤惠和多才多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女性的美容、烹饪、编织等方面进行培训，是符合女性的“利益”的。但是站在女性主义的角度，对女性“美丽”的要求意味着女性的物化与“他者的凝视”，对女性“贤惠”的要求则意味着将女性束缚于私人领域。

当然，单纯地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去评估女性社团的价值是片面的，它忽视了华人女性从沉默到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客观转变。然而，如果不加反思地在父权思维模式下去肯定与赞赏这些女性社团或组织的措施，站在更长远的角度来看，相比于反映了女性地位的提升，它的作用或许更凸显于性别气质的固化。

三、 反性别歧视的呼吁：是反性别歧视还是父权模式下反种族歧视的工具?

即使是在多元主义盛行的今天，显性或隐性的种族歧视依然存在。而对于海外华人女性来说，除了种族歧视以外，她们还承受着直接或间接的性别歧视，以至于不少对华人女性的研究将反性别歧视与反种族歧视相提并论。的确，对于华人女性来说，反性别歧视和反种族歧视是密不可分的，但密不可分并不代表等同。历史的教训和经验告诉我们，在对待反性别歧视的呼吁时一定要谨慎，不要让反性别歧视沦为父权模式下反种族歧视的工具。

3.1 被利用的“女性主义”

为什么我们要谨慎对待反性别歧视的呼吁?历史的教训和经验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

以民主革命时期为例，当时根据地区域性别政治平等一定程度的实现，实际上是作为男性革命者为了社会革命和阶级解放的需要而团结女性的措施。在政治斗争的现实需要下，男性精英成为女权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女性主义在实际上等同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然而，当目的达成，革命成功，男性精英们就开始“趋向保守，不会容忍对他们既定权利秩序的任何挑战(李晓广2012：73)”。可见，所谓的女性主义在这场革命中被利用，沦为父权社会的工具。

同样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要实现男女平等就必须废除私有制，女性的解放从属于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但我们需注意到，当私有制被废除，阶级压迫被铲除，性别歧视仍不会消失。我们可以说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之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绝不能将二者等同。

3.2 性别歧视与种族歧视的联系和区别

和承受双重歧视的华人女性一样，黑人妇女也面临着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尽管对于反对种族歧视来说黑人女性和黑人男性是站在统一立场和统一战线的，但这依然不能抹掉黑人男性对黑人女性的压迫。女性主义者贝尔?胡克斯曾说过，“黑人男子所遭受的痛苦并不能抵消黑人妇女遭受的痛苦——她们不仅在白人统治者手下受折磨，而且也在黑人男子手下受折磨(童 2002：323)”。

当然，华人女性和华人男性之间的矛盾并没有黑人女性和黑人男性那样激烈与明显，但毋庸置疑的是，华人男性对华人女性的压迫依然是存在的，只是这种压迫从最开始就深深地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中，近乎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以至于我们很难去把握与辨别。

如今，妇女在社会生活中所受的性别歧视，由其是工作上的性别歧视，是近乎整个世界都存在的情况;而各种形式的排华运动，包括显性和隐性的，也仍旧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海外华人女性研究便陷入了这样一个误区：华人女性所受的性别歧视都来源于她们定居国的非同种族居民，而且这种歧视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种族歧视。

于是，多数海外华人女性研究彻底忽视了华人男性对华人女性的隐性性别压迫，并把华人女性所遭受的性别歧视与显性的种族歧视等同起来。这类研究并没有全面地把握华人女性承受的性别歧视，也没有认识到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不同之处。如果坚持以这种思维模式去评估与指导华人女性的反性别歧视思想或运动，那么这种反性别歧视很容易沦为父权模式下反种族歧视的工具，华人女性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四、 杰出的华人女性：是代表华人女性的成功还是女性内部差异的增大?

2006年，马世云成为加州第一位女性华裔众议员，杨爱伦也成为纽约州议会首位女性亚裔众议员。随着近年来一些杰出的华人女性涌现，海外华人女性这个群体逐渐被人们所重视。无论是商界、政界还是学术界，总可以看到她们的身影，以及她们所作的杰出贡献。然而，这群新时代的高学历、高收入、主流就业的华人女性是否能真正代表整个华人女性群体的成功?这些鼓舞人心的数据又是否真正具有我们所理解的那种价值与意义?

4.1 从数据的片面性看华人女性高学历的特殊原因与价值评估

美国俄亥俄州政府首席经济人口发展专家何剑的报告称，对于美国各族裔25岁以上人口获得的教育水平百分比统计得，有25%的华人女性完成了本科教育，而全美女性的平均值是15%;有13%的华人女性完成了硕士教育，而全美女性的平均值是6%;有3%的华人女性完成了博士学位，而全美女性的平均值是1%。综上，即有44%的华人女性完成了本科及以上教育，而全美女性的平均值只有23%(朱安平2005：2)。

上述数据乍一看的确很鼓舞人心，华人女性的教育水平似乎远超全美女性的平均值。于是，许多海外华人女性研究根据某些类似的数据对整个华人女性群体做出了乐观的估计。然而，这类研究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也即华人女性(尤其是发达国家华人女性)教育水平突升的特殊原因：她们本身或是因为求学而移民，或是只有高学历才能满足移民资格。

改革开放之后，新一代移民女性的移民目的和原因与老一辈截然不同。特别是针对发达国家的移民，新一代移民女性更多地是为了获得更高、更好的教育而选择的留学移民，而不是出于婚嫁、避难甚至贩卖。这类女性在移民前本身就已具备较高的学历。

其次，一个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对技术移民的渴求，导致移民过程的本身就是一个被筛选的过程。经过层层选拔，最后成功移民的华人女性也必定拥有较高的学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发现，尽管上述关于华人女性教育水平的数据仍有积极的意义，但它的价值已远不如我们最初认为的那么大。通过分析数据产生的原因，我们知道它代表的不仅是华人女性的高学历，更代表的是中国高学历女性的国籍转移与人才流失。可见，忽略具体背景环境的单纯数据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这会导致我们对整个海外华人女性群体做出并不准确的价值评估。

4.2 华人女性群体的整体性与差异性

2005年，身为世界强国的美国依然有10%的家庭生活在贫困之中;如果从人数上说，有超过2600万人生活在贫困中(夏普 2009：139)。在我们惊叹于美国的强大与富裕的同时，我们却忽略了它事实上存在的“富裕中的贫困”。

同样的道理，上一节所述数据是对完成本科教育及以上的华人女性作的统计，也即高教育水平的数据统计，那么，在我们为这片面的数据欣喜的同时，有没有人想到去做一个低教育水平的数据统计呢?如果比较华人女性与全美女性未完成高中教育、初中教育的数据，甚至是文盲率呢?尽管在没有数据支持的情况下，我们不能随便得出华人女性在低学历上所占比例大于全美女性的平均水平这样的结论甚至是推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华人女性内部仍会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近似于断层式的差异最主要的来源就是上文所提到的，出于不同原因而移民的两批华人女性。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新一代留学移民或技术移民的华人女性做出令人瞩目的成绩与贡献时，这是否能代表因其他原因而移民的老一代华人女性水平的提升?

尽管我们必须承认在老一代华人女性中也不乏有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改善了能力、地位与生活的，但这绝不是华人女性平均学历、收入或其他水平突升的主要原因。

正如美国强大而富裕的表面会让我们忽略它面积不小的贫民窟一样，对杰出华人女性的过分关注也会让我们忽略了在平均水平之下的华人女性的水深火热。多数海外华人女性研究一味地将目光锁定在杰出华人女性的身上，甚至将她们当作了整个华人女性群体。殊不知，这些杰出的华人女性，不仅不具有代表华人女性群体的整体性，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反映出了华人女性内部差距的增大。或许，在执着于赞叹杰出华人女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把一些关注放在华人女性内部的差异性和移民所带来的中国人才流失问题上。

当然，我们仍不必悲观，并且可以这样相信与期望：正如无论是新一代还是老一代的华人女性都在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一样，刚起步不久的海外华人女性研究也定会不断地发现与修正自身存在的问题，朝着越来越科学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于琳琳：《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华人妇女社团研究》，广州：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P1。

[2] 李晓广：《当代中国性别政治与制度公正》，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P73。

[3] 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P323。

[4] 朱安平：《海外华人女性创业探析》，载于《中国妇女报》，2005年7月12日第006版，P2。

[5] 安塞尔?M?夏普等：《社会问题经济学》，郭庆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P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