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是新华社一名普通记者。1976年以前，我与万里本不相识。1976年2月，“四人帮”刮起“批邓反右倾翻案风”。当时控制中央宣传舆论人权的姚文元，突然指使新华社向铁部、教育部、国防科委、科学院等四单位各派两名记者“蹲点”，列席这些单位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会议。任务是进行内参报道，反映这些单位的运动情况，我是在一种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当时新华社副社长穆青点名派驻铁道部，与时任铁道部部长万里相识的。当时和我一起被派到铁道部的还有国内部年轻记者黄奉初。
铁道部的“批邓反右领翻案风”的矛头是对着万里的。要记者写内参是为他们打倒万里提供黑材料。可是，我们到铁道部后，经过调查了解后，一种记者的良知驱使着我们没有投“四人帮”所好，而是客观如实地反映了铁道部的情况。在近半年的相识中，由于工作关系，我们经常同万里交谈，对他的遭遇深感下平和同情。在他成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无人理他的时候，我和他经常谈心，在他挨批斗时帮助他解围，写内参先给他征求他的意见。总之，一句话，我们是在逆境中相识的。后来，万里同志被赶下了台，“四人帮”领导人物及其追随者说我们是“同不肯政怕的走资派穿一条裤子",“立场有问题”，我趁唐山大地震采访之机离开了铁道部。
1977年6月,万里复出后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几次向新华社领导提出调我到安徽去我都没有去。有一次，穆青在同我交谈中，透露了万里要我去安徽的意思，并试探我的态度。我明确表示：我不想去。原因：一是我不想当官的，更不想凭借谁的势力把自已系在谁的“裤腰带”上去升官。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特别是安徽，那里是老区老干部多，资历深，经验丰富，当官轮不到我这个资历浅、家庭出身又不好的干部。我当了20多年记者，我喜欢当记者。深刻感到我生活在现代中国，记者是我最好的职业选择。我热爱记者工作特别是对新华社的总社记者更感兴趣。因为离中央近，了解情况多。在中国，新闻记者虽然不能说是“无冕之王”，但却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可以独立思考。对被采访对象来说，不管他官多大，我们之间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彼此之间可以“平起平坐”……
穆青听了我这些说法，符合他的内心想法，很高兴。他说:“是啊!一个好记者的作用，并不比你那个行政官的作用小，所以我没有答应万里同志的要求。”
我对穆青说:我是不想去，但我不希望你跟万里同志说是我不想去。因为，那样就辜负了他的一片好意。我认为他让我去，是对我的了解，绝非什么私人关系，更不是我对万里这个人有什么不好的看法。我们是在逆境中相识的，逆境中最能考验人，最能了解人。我们之间非亲非故，他这样看中我，说明他的用人之道，用人原则。我很理解他，很尊重他，也很感谢他!
当时，我还有一条不想去安徽的重要原因，我没有跟穆青讲，那就是万里以及新省委的几位主要领导，同安徽分社领导发生了矛盾，闹僵了。万里曾提出要调整分社领导班子，让我去当分社领导。我很清楚分社的人事归总社领导，省委不经过总社同意，无权撤换、任命分社领导。时任分社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是穆青很信任、支持的，我去了无法工作。这是我不想去很重要的一条原因，也是我一直埋藏在心底里的话，我不好同穆青说出来，也从没有同万里透露过。
万里同志提出要求我去安徽，我没去。这期间，安徽省委和分社的关系一直在僵持着，省委什么重要事情都不通知分社参加，把分社晾在一边了。当时正是省委新领导班子贯彻中央解决安徽问题关键时期。万里是邓小平恢复中央领导职务后提议派到安徽去的。以万里为首的新省委治皖的一些重大举措，国内外普遍关注。可是，就在这时省委的一些重要会议，不通知分社参加了，分社也很着急。
与此同时，万里还是执意要我去安徽省委和分社，又不断地找总社领导。
9月中旬的一天，穆青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讲了安徽的情况，问我怎么办。我想了想说:万里这个人的个性我是比较了解的，这种情况下，回避是回避不了的，顶着也不是个好办法。我想还是去一下比较好，但不是调去，而是听听省委领导的意见，沟通一下情况，协调一下省委领导与安徽分社领导关系。穆青表示可以考虑我的意见。经过社领导协商，最后达成了一个妥协性的意见:总社同意张广友同志到安徽跟随万里同志搞调查研究，参与新华社安徽分社的领导。对万里来说，不管怎么说，只要我去就可以了。在我去安徽前夕穆青在同我谈话时，一再强调两点:一是“借调”，不是调去;二是参与安徽分社领导，不是取而代之，主要任务是疏通好分社和省委的关系。
我对穆青说:请你放心，我对我能够当新华社记者就非常满足了。我很喜欢新华社记者这个职业，无非份之想，也绝不会做非份之事。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最了解我自己，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和职责。我知道哪些是属于自己的，我应珍惜:哪些可以属于我的，我可以争取。同时，我也知道哪些不属于我的，我绝不染指:哪些是我不该做的，我绝不去做。因为我没非份之想，也就不会有非份所为。
我对官不大感兴趣，特别是共产党的官，不好当，也不想当。共产党的官有多少是真正民主选的，还不都是上级指派的。当然指派的也不都是不好的。但是这种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制度本身就必然要造就成一大批“上身穿皮袄，下身光屁股，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组织纪律性强”的干部。有些人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际上都是在为自己的“乌纱帽”服务，为他的上司服务。当然，为上级服务也不是不好，关键是能否碰到好的上级，好的领导，这就看运气了。碰着个好领导，你可以跟着他作一番事业:碰着不好的领导，就要倒霉。他犯错误，你就得跟着做检讨；他成了“黑帮”，你可能就成了“爪牙”、“爪毛”之类。碰到好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碰到不好的，出了问题，诛连九族。文化大革命中有个顺口溜:站不完的队，受不完的罪，做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由于不是民主选举的，没有民主监督，究竟有多少人能够约束住自己。特别是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有多少人能够对钱、权无动于衷，一尘不染呢?
作为一名新华社记者来说，虽然不能说是什么“无冕之王”，但不管你官有多大，还是你有多少财富，甚至亿万富翁，咱们都是平起平坐。因为没有非份之想，没有非份所求，所以我不必仰人鼻息，看人脸色。虽然职务有高低，财富有多寡之分，但是，不管你是大的官，你有多少财富，人格都是平等的。站着一般高，躺下一样长，用不点头哈，更不必溜须拍马。我很满足我前半生事业的选择，满足当一名新华社记者，别无他求。所以活得轻松自在，安然洒脱。因为我有一个独立自由的人格和悠然自得的乐趣。在此基础上力争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从几十年的生活实践中悟出的我的人生哲学。我胸无大志，不想当官，也发不了财，愿意继续走下去，走出我的记者之路人生之路。
1977年9月下旬，也就是万里同志到安徽三个月后，我才在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的“陪同”下到达合肥。
我到达安徽后，万里同我私下交谈时，儿次问我:为什么迟迟不到安徽来?他说，我亲自给你们社长曾涛、穆青提出过四、五次要求你到安徽来，你可真难请啊!是你不愿意来，还是你们领导不让你来?
我说:都有，但主要是我不想来。我看出来了万里对此有些不解，接着说:你还不太了解我的情况。我资历浅，级别低，出身又不好，缺点毛病不少，新华社比我条件好、能力比我强的干部多的很，要我到你这里来当官，他们不会服气的，可能说什么的都有;再说，安徽这里是个老区，大别山、皖南、皖东、淮北等都是老革命根据地，老区老干部多，大多的都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干部，有的是红军时期的八、九级老干部，我这个18级小干部往哪摆?如果让我这样的干部当了省里某个方面的领导，人家会说什么?这无论是对你，还是对我都不好:还有，依我看，你在安徽也不会太久，顶多就两三年，你在这我可以跟着你干，你走了我怎么办?我的爱人和孩子都在北京，爱人是地铁的人事处
处长(副总工程师)孩子在念书，他们不想来，来不了也是个实际问题……万里同志终于理解了我的真实思想和难处。他说:“那好吧，就先跟着我干吧。反正记者没大小，也没地界”。
此后，我除了参加分社的一些会议，疏通省委和分社领导关系:主要是经常跟着万里参加常委会，帮他看看文件，同他一道下去搞调查研究，写些稿子。
我跟万里下乡的最大特点是轻车简从，经常是一辆小车，我和万里坐在一起，前边是秘书或是警卫员。我们在车上闲聊的主要是当年铁道部的一些事儿和各地农村情况。他知道我过去是学农业经济的，搞农村报道的。对农村情况熟悉，在听下边领导汇报和在农村看到一些情况之后，经常要听听我的看法，我也就毫不保留地讲了我的一些意见看法。因为我不是调来的，我们的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还保持着当年在铁道部那时的记者和部长那种无拘无束的友谊和知心情怀。他从中发现，我们不仅在铁道部批邓反右倾翻案风时的看法是一致的，对当前农村改革的看法也是一致的。1979年吴象到安徽时，万里对吴象说:“张广友对包产到户比我还积极”。
从1977年秋到1978年夏，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轻车简从地跑了全省70多个地(市)、县的一些农村。我写了大量的内参和公开报道。特别是对在安徽兴起的农村改革最感兴趣，从一开始就接连不断，作了大量系统的内部和公开报道，引起省委领导和总社的普遍关注和好评。
省委书记顾卓新、赵守一对我也是产生了好感，几次征求我的意见，提出要给我任职，我都婉言谢绝了。1978年夏天,《安徽日报》出了问题，社长、总编辑全被撤职，省委宣传部领导干部空缺，省委领导们正为之发愁。
顾卓新、赵守一书记，竟然当着我的面向万里提出，要任命我。顾卓新指着我说:“这不是现成的嘛!”我重申总社对我来安徽的决定。万里半开玩笑地说:“人家离不开老婆!接着他说:“现在省委非常需要宣传和政策研究方面的领导干部，你来不了，那么你能否给我们推荐一名能担负这一工作的领导干部?”我看到这是脱身的好机会，于是我向万里推荐了吴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