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并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此基础上，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南与根本遵循。当前，学界已展开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相关研究，研究内容主要覆盖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时代特征、体系构成与时代价值等；也有学者聚焦习近平文化思想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乡村文化振兴等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实践要求。整体观之，既有研究成果主要基于宏观视角展开论证，但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哲学基础的微观探讨尚须完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丰富而深邃的哲理，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智慧光辉，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哲学的视角出发，从唯物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四重论域系统解读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基础及其内在逻辑，希冀拓展对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一、事实导向：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唯物论基础
唯物论是一种探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终极性或始原性依据的哲学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彰显了唯物论的哲学意涵。习近平指出，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习近平强调，为了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就要认清我国文化“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现实背景。这些重要论述和指示均体现了文化唯物论的思想意旨及其理论方法的科学应用。
（一）文化唯物论的理论溯源
文化唯物论哲学理念的逻辑生成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与现实基础，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思想的内核精要，汲取了中国传统哲学唯物论的文化智慧，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立论基石。
1.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思想
文化唯物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的继承与创新。马克思分析和阐释文化的原则立场和基本方法告诉我们，“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即文化作为一种自外于社会物质生活的客观存在，最终由客观物质生产方式所决定。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的视角，也确证了文化现象根源于社会物质本位的价值定理，他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回应道，“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即社会物质本体制约着文化的发展演进。为进一步确证这一观点，列宁在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时指出，在观察和研究社会历史现象时，要“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质言之，只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从现实的物质经济关系出发，才能审时度势地把握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流变形式和内在本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挑战新要求，创造性发展了文化唯物论的理念。其核心旨趣在于诠释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发展演进的价值机理，即立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实情和对世界文化潮流的深刻把握，系统全面地考察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根基，以此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等关系进行科学概括与战略抉择。
2.文化基因：中国哲学唯物论的文化智慧
一般而言，“道”是中国古代哲学唯物论研究的核心概念，既指万物的本源和根本，又指万物的规律和法则。这就为文化唯物论理念的生成提供了传统文化基因和精神涵养。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道”的哲学思想，认为“道”是无形无象、无名无为的，是天地万物的始源和统一体。韩非子在继承老子的“道”论的基础上提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依循此类观点，东汉思想家王充提出了“物尽其性，理无异也”的物性论，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物质有各自的性质，性质就是理，理就是物质的内在规律，而非超越物质的存在。王充主张要以物为本，即要以物质的性质为依据，从而认识世界的真相。孟子认为，“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即事物本体的多样性乃不同国情的现实反映。习近平指出，“文明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为前提”，并强调，“我们也不能要求有着不同文化传统、历史遭遇、现实国情的国家都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概言之，中国传统哲学积淀的“物质决定论”“国情本位论”的文化智慧，为文化唯物论理念的生成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因。
（二）文化唯物论的内涵释义
1.文化强国战略的本质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相契合
文化强国战略的本质，意指文化战略内部的固有属性和精神实质，是伦理文化形态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揭示了文化强国战略的本质属性，并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根本前提。同时，也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打牢中国道路文化根基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指出，“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坚持走符合国情的文化发展道路，尤为关键的是要掌握文化领导权。“坚持党的领导是方向性问题”，文化领导权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这是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阶级性、政治性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制度的最鲜明标识。
2.文化制度的制定要与我国的基本国情相吻合
制定什么样的文化制度，怎样制定文化制度，其制定和演进的根本遵循是什么，是抽象演绎推理，还是基于文化建设的基本国情，这是厘析文化唯物论思想的重要基点。为此，习近平深刻指出，党的正确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习近平强调，立足中华文明和基本国情，“党和人民就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以及无比强大的前进动力。因此，我国文化制度的制定和演进并非从学理抽象概念出发，而是从历史和现实出发；不是从任何具有“普世性”的文化发展模式出发，而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习近平文化思想强烈的问题意识，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深刻揭示了我国文化发展规律，系统提出了“七个着力”文化发展战略等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科学诠释了包括文化制度等在内的规划和部署均源于客观基本国情的唯物论要义。
3.文化价值取向凸显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目标意旨
价值问题是唯物论思想的逻辑指归。文化价值取向是意识形态本质理念具象践行的价值使然，也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本质使然。它与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目标意旨具有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的内在逻辑关系。文化价值取向构成了文化制度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彰显着文化理念构思与践行的理论宗旨，是关于我们“从哪里来”的精神密码，也是关于我们“走向何方”的精神路标，蕴含着深厚的人民性和包容互鉴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要站稳人民立场，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坚持文化为民，也“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面对“文明冲突论”“种族优越论”等论调，中国始终秉持“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的新型文明观。因此，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内蕴的理论特质和价值属性，增强践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行动自觉性。
二、认识定向：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认识论基础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严密清晰的理论脉络和逻辑层次，是一个内涵丰富、系统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主要包括文化目标论、文化精神论、文化领导论和文化保障论等。
（一）文化目标论
明确的目标愿景是文化等领域建设和发展的先导。习近平指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是要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也就指明了新时代新征程文化建设的任务和根本目标，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鲜明的实践指向性。
其一，推动文化繁荣是新时代文化使命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支撑。“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繁荣是文化建设愿景目标的样态呈现，内在规定了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政治、文学艺术、新闻舆论、文化产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在内的文化建设的基础内容要素都要丰富、发展和进步。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不断提升人民的精神境界和文明素质，促进国民素质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程度达到新高度。
其二，建设文化强国是新时代文化使命的奋斗方向和未来图景。“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充分彰显了文化的先导性功能。从2050年的长期目标看，民族的伟大复兴除了要建成经济强国、军事强国、教育强国，还必须以文化复兴作为标志，而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正是迈向2050年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砝码。
其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文化使命的进阶形态和价值指归。文明以文化为基石，是文化发展的高级形态。这也意味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然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现代文明。“第二个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即“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此外，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种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具有强大而旺盛的生命力，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显著的世界意义和人类文明意义。
（二）文化精神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作为人的精神世界的基础性场域，文化确证和实现着人的精神生命意义和价值。据此，习近平文化思想也深刻阐述了文化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文化对精神生活的功能效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以文化人，为个体精神富有提供精神食粮。当前，人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日益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时代特征，这就要求在供给方面“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精神食粮的供给质量又是关涉人民精神富有成效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优质精神食粮生产、加工和传播的关键保障，能够有效回应人民的所需所盼，激发个体在高质量文化供给的涵育中积蓄精神力量与发展动能。
其二，以文聚气，为公共精神富有系牢精神纽带。文化是凝聚民心的重要媒介和根本力量，对于精神富有在公共向度实现同向同行、崇德向善的高阶样态具有重要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价值指引，也是实现公共精神富有的道德基石。实践证明，只有夯实公共文化建设的价值根基，社会成员才能在凝聚共识中走向精神自由和自觉。
其三，以文增信，为民族精神富有鼓足精神底气。文化自信塑造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底色，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一是文化自信为战胜多重风险挑战提供了强劲精神力量支撑。文化是民族之魂，中国共产党建党百余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极大振奋了民族斗争精神。二是文化自信为应对世界文化激荡态势奠定精神根基。在世界文化激荡的洪流中，坚定文化自信，才能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留住文化根脉、坚守民族之魂，使中华民族在自信自强中塑造文明大国新风貌。
（三）文化领导论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洞察时势和把握机遇得出的重要规律性认识。“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是最核心的政治领导力量，也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保证。其一，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核心任务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文化的立场和原则决定了文化的服务对象和方向。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首先就必须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确保我国文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尖锐。习近平强调，要“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防止出现历史性错误。其二，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根本遵循是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党性原则解决的是政治方向问题，即“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的问题；人民性原则解决的是价值取向问题，即“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依循这一原理，坚持党性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明确了立场和指向，坚持人民性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了活力源泉和动力支撑。其三，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实践要求是以守正创新精神和伟大斗争精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一方面，以守正创新精神担负新使命。在不同历史阶段，我们应该坚持守正创新、勇于进取的精神姿态。“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另一方面，以伟大斗争精神担负新使命。新发展阶段，我们将面临不同思想文化体系的交流、融合和对抗，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最为复杂尖锐，国家舆论格局更加多元多变，我们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因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
（四）文化保障论
人民文化权益是实现人民精神富有、促进人民全面发展的文化权利与利益。保障人民文化权益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必须立足实际，建立健全文化建设的保障机制。具体包括物质保障、制度保障和人才保障。其一，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为维护人民文化权益提供了物质保障。“从根本上说，文化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力量为文化力量提供发挥效能的物质平台。”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党和国家相继出台了系列重要政策文件。在顶层设计的指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对文化产业、文化事业等公共文化领域的投入力度，进一步推动了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向高质量发展。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统计，2020年全国文旅事业费达1088.26亿元，比2012年翻了一倍多。另外，截至2020年底，全国已有5214家博物馆免费开放。这就为满足人民多样化的精神文化消费需要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为维护人民文化权益提供了制度保障。“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稳则国家稳”。人民文化权益是唯物史观意义上“现实的个人”的精神需要在文化制度中的价值表达与制度表征。保障人民的文化权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根本价值呈现。基于人民文化权益的本质内容和目标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导向和政策导向，并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推进城乡文化资源配置更具均衡性和可及性。其三，德艺双馨的文艺人才队伍为维护人民文化权益提供了人才保障。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崇尚“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主流价值观，即文人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和伦理认知。习近平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切实做到“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针对艺术修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需要融入生活，“文艺工作者要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文艺需要反映时代，“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紧跟时代步伐”，以不同题材的优秀文化作品“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这些重要论述既是对新时代文艺人才队伍德艺双馨品质的高度重视，也是选拔和培养优秀文艺工作者的基准面向。
三、方法指向：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方法论基础
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以一定的哲学方法论作为前提基础。所谓哲学方法论就是我们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的系列方法和原则的集合，其本质上是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实践应用。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一个主旨鲜明、内涵深邃的科学理论体系，有着深厚而坚实的方法论底蕴，主要包含辩证方法论和思维方法论两大方面。
（一）辩证方法论
作为一种发展学说，文化辩证法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文化建设内部诸要素何以在矛盾运动中实现和谐共生，其基本旨趣是以辩证思维方式平衡文化内部不同要素之间的矛盾，使其在共存中实现整体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鲜明的辩证法思维特质。在正确处理“本土与外来、主导与多样、批判与包容”等相互关系上彰显了对辩证方法论在文化领域的科学运用。
1.本土与外来
正确认识文化本土与外来的关系，对于促进文化交流互鉴、增进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具有深刻意义。文化本土特质是文化的活力之源，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标识和价值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本土特性的重要代表，也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独特贡献。坚持文化本土化并不是排外主义或夜郎自大，而是以兼容并包、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一切外来优秀文化成果。概而言之，只有在尊重和继承本土优秀文化并有效吸收和借鉴外来先进文化成果的基础上，才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具创造力和影响力。习近平指出，不同文明的博采众长，“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可见，文化的本土与外来具有辩证统一、共生互促的逻辑关系。同时，“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保持文明旺盛生命活力的实践路径。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发展理念，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念既吸收了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也彰显了不同文明所承载的共同价值。
2.主导与多样
多元一体、多样共生是任何文化形态的显著特征。这就要求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必须强化主导、壮大主流。在我国，文化的主导性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引领和整合多元文化，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文化的多样性是指不同国家、民族、地域、阶层等文化群体的多种不同形式，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文化的主导性与多样性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促进，需要在“一”与“多”的关系中寻求平衡和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和长期实践中的指导性地位。同时，坚持主流文化的主导性和承认、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也是有机统一的。正如习近平所言，“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我们要珍惜文明多样性这一宝贵财富。因此，习近平文化思想辩证地认识了文化主导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进而不断巩固和壮大了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3.批判与包容
在哲学语境中，批判是一种辩证的批判，而非全盘否定或全盘继承。据此，文化的批判性是指文化具有自我反思、更新和超越的能力，能够对自身的不足和缺陷进行批判和改进，也能够对外来文化进行鉴别和选择，以求真理、求发展、求进步。文化的包容性是指文化具有开放的胸怀和视野，能够尊重和欣赏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也能够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互鉴，以求共生、求和谐、求共赢。文化的批判性与包容性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需要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寻求平衡统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科学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具有批判性特质。这主要归因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习近平指出，“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唯有如此，才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创新的重要源泉。人类文明史反复证明，一个民族的文化越具包容性，它就越意蕴深远、历久弥新。也正因如此，中华文明才得以奔腾不息，迄今仍然迸发着强盛的生命力。
（二）思维方法论
思维方式是指认识主体运用哲理要素体认剖析客体对象时思维活动所呈现出的逻辑程式和思维模式。整体观之，习近平文化思想内蕴以下几种具有鲜明时代精神和实践导向的思维方法。
1.系统思维
系统思维是依循对象的特征，着眼于整体，从系统和要素、要素和要素的耦合作用中考察认识对象协同性、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坚持系统观念是确保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性和前瞻性的基本前提。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不同维度明晰了新时代文化建设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科学定位。其一，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维度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统筹发展与协同推进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文化建设是灵魂，具有凝心聚力、强基固本的基础作用，必须“夯实国内文化建设根基”。在经济建设方面，强调要以实现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相统一来衡量文化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在政治建设方面，强调推进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必须“阐发我国优秀传统法治文化，讲好中国法治故事”。在社会建设方面，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思潮、凝聚共识。在生态建设方面，强调“抓生态文明建设，既要靠物质，也要靠精神”。其二，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任务的视角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局部发展与整体推进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强国战略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和精神支柱。在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责任使命中，建设文化强国是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性任务和全局性保障，因此，要紧密“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其三，从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视角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重点切入与耦合嵌入相统一。习近平明确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要以良好政治文化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由此出发，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新时代文化建设蕴含的目标论、精神论、领导论和保障论等做出了系统性的论述，为新时代党的思想文化宣传工作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创新思维
文化创新是引领文化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强调创新思维，就是要敢于打破常规、超越陈规、突破思维惯性和思维定式，从源头上消除思想固化、形而上学等错误倾向。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创新思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思想指导方面。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文化创新实践需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为此，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理论创新要坚守“魂脉”和“根脉”。这一重要论断为新时代文化创新解决了发展的性质和方向问题，即文化创新必须严守马克思主义这一红线，“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同时，必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提炼并展示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及文化精髓。其二，内容与形式方面。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需要在“内容和形式融合上进行深度创新”。为此，要坚持守正创新的基本原则。“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只有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严守创新方向之“正”，才能廓清思想迷雾；只有与时代共进、与人民共舞，创造转化与发展之“新”，才能书写中华民族新篇章。此外，习近平高度重视文化数字化发展，并提出“文化数字化战略”构想，以推动传统文化在内容呈现和传播方式等方面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三，制度机制方面。文化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制度机制的创新和完善。创造光耀时代和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必须“坚定不移将文化体制改革引向深入”。党的十八大以来，关涉文化领域的系列制度相继建立健全。从通过《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到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法律法规，再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文化制度做出新的部署，一系列制度的出台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3.底线思维
底线思维是一种以最低条件或最低限度为导向，预防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以保障发展目标的思维方法。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彰显出底线思维的理论睿智与科学应用，具体包括对思想防线、阵地防线和价值阵地等方面的坚守。首先，坚守思想防线，以抵御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和侵蚀。针对西方非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侵蚀衍生的文化乱象，习近平强调，文艺作品如果以洋为尊、唯洋是从，并且“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因此，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防线，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其次，坚守阵地防线，以反对资本无序生长引发的文化危机。在数字时代背景下，资本与技术的联姻异化使得网络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以网络文化消费主义为代表的野蛮资本主义丛林文化严重影响了人们对美好精神生活的追求。对此，习近平指出，“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并强调要依法加强网络空间管理，“以时代新风塑造和净化网络空间，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再次，坚守价值阵地防线，以遏制落后腐朽文化的软性蔓延。腐朽文化是一种具有功利性、丑恶性、非正义性、隐秘性等特征的文化，它背离政治理性、法律理性以及道德理性，很大程度上会腐蚀人们的精神世界，严重危害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入新时代，诸如非法宗教、封建迷信等封建流毒思想仍然存在。为此，必须坚守价值阵地，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因为“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能够充分压缩落后腐朽思想文化的存在空间。
四、价值归向：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论基础
价值观是以主体需要为尺度，表现为客体对主体的社会意义、功效和作用，同时也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价值主题和行动目标，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需求满足，还包括精神和文化层面的发展。从价值哲学的角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共识的文化价值论基础。
（一）价值主体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标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价值
唯物史观认为，“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是整个社会历史的动力引擎，其主体性地位决定了人具有推动社会变革发展的能动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明确人民是文化建设和发展的价值、实践和评判主体。这也就回应了价值哲学中价值主体的基本问题。其一，以人民为价值主体，诠释“一切为了人民”的使命担当。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逻辑原点。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满足人民精神利益的客观呈现和反映，在一定程度上对新时代文化建设和发展提出了更高诉求。为此，习近平强调，文艺的源头是人民，关注人民精神文化诉求是文艺创作的起点和指归，要切实推动“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其二，以人民为实践主体，彰显“一切依靠人民”的力量之源。“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依靠谁”的问题。从人民的本质来看，人民永远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最坚实、最广泛、始终起推动作用的发展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要求新时代文化建设做到“四个坚持”，强调推动文化建设，一定要聚焦人民群众实践，尊重人民主体地位，鼓励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创新创造，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其三，以人民为评判主体，推动“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实现。唯物史观认为，人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根本尺度。人民群众既是价值创造主体，也是价值评价主体。人民群众对于文化建设成效方面的感受力和评判力更具全面性、立体性和客观性，这也是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评判标准的独特优势。因此，要增强文化引导力和凝聚力，就必须“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
（二）价值共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共识产生于不同价值观的对立之中，即不同价值主体基于共同的理念、目标和道德原则在不同问题上达成共同的、一致的认识。在不同价值观的相互协调、转化和融合的过程中，共同的生存发展需要以及共同面对的“全球问题”等，促使人类更加重视彼此交流，以实现人类共同利益。在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世界各国只有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挑战和难题。因此，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价值共识的目标指向。其一，批判“普世价值”论是价值共识的凝聚前提。康德认为，“普世价值”作为一种“绝对命令”的“共识”，其实质是虚假共识的体现。“普世价值”背后折射的是西方资产阶级期望以某种特殊价值统一世界的主观幻想和殖民阴谋。驳斥“普世价值”论，重在揭露其内容和形式上的虚假性和欺骗性，并非否定不同价值观念在博弈中达成某种共识的可能性。换言之，在全球化3.0时代，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在消弭和融合价值冲突的基础上很大程度上会促使真正共识的达成。其二，文明交流互鉴是价值共识的重要动力。无文明交流互鉴，则无共识。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能够缓和或化解价值冲突，以保障价值共识凝聚过程的顺畅。诚如习近平所言，“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近年，我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举办国际文化博览会和艺术节、举办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等一系列实际行动充分证明，唯有秉承和而不同、共建共享的理念进行交流互鉴，才能构建起基本的价值共识，实现人类文明的繁荣和进步。其三，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价值共识的集中表达。“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一重要论断是各国人民价值交往与融合的产物，澄清了人们在共同价值问题上的系列思想迷雾，实现了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扬弃与超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公共性、共识性等特征，是能够被全世界人民共享的价值，也是个体价值目标得以确立的坐标系和实现的尺度。全人类共同价值集合了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多样价值的异中之同，是求同存异的结果，旨在不断追求全人类价值的最大同心圆和最大公约数。
五、结语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更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面旗帜。这一科学理念的提出不仅彰显了党对文化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同时意味着新时代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文化安全等现实问题将会得到更好的解决。这一重大理念蕴含的文化目标论、文化精神论、文化领导论和文化保障论等共同构建起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并以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等辩证眼光指明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使命和方向。总的来看，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文明发展史。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文化发展上升到文明的高度，不仅对我国全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如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且对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增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以及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大指导和借鉴参考。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基础及其逻辑展开进行分析，将有助于引导全党全社会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科学理念在文化建设领域是如何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的，并在实践中共同谱写更加辉煌灿烂的文化新篇章。
来源：《红旗文稿》2024年3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