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习近平文化思想博大精深，既是我国文化建设的指南，同时又蕴含着关于文化和文化建设的深刻哲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的精神内容的重要论述，蕴含着关于社会文化精神结构的深刻哲理。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纲领性思想，通过理性路径“入脑”、情感路径“入心”、人际交往活动路径“入礼”，凝聚社会集体意志与集体行为，三者的有机统一构成社会文化的精神结构。社会文化的精神层面必须通过物质层面来表现，在社会文化的生产、传播过程中，两者是辩证统一的。这种辩证统一的结果正是文化话语权的生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话语权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文化软实力的形成机制、文化硬实力的建设与形成机制以及社会大众文化认同度的形成机制，深刻揭示了国际话语权“西强我弱”的原因和“暗藏的玄机”，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话语权的建构路径。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理内涵，积极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话语权，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社会文化的精神层面；社会文化的物质层面；文化话语权；话语权形成机制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16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重要思想不仅在实践上指明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发展道路，而且在理论上蕴含着关于文化和文化建设的深刻哲理。本文就这些深刻哲理作初步探索。
一、社会文化体系的精神层面结构
文化”的含义十分复杂。广义的“文化”（culture）与“自然”（nature）相呼应，泛指一切人造事物。文化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组成部分，并非泛泛而谈的广义文化，而是指人类精神生产活动及其精神产品。它渗透于社会实践各领域，贯穿于社会生活全过程，由此形成社会文化体系，其精神层面是社会文化内容，同时也通过各种物质载体表现出来。
核心价值观是维系社会的精神纽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要把全社会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并能形成广泛社会共识的核心价值观。否则，一个民族就没有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一个国家就没有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106页）核心价值观属于社会文化范畴，是社会经济基础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表达社会共同体想要实现的价值目的。而要真正得到实现，必须付诸实践活动。由此，必然产生核心价值观与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必然要求形成纲领性思想。它在宏观上成为国家的决策指南，在微观上成为民众的行为规范。
纲领性思想需要通过一整套话语体系来表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同上，第90页）由此建构的“话语体系”是纲领性思想的表达形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的纲领性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观贯穿始终。纲领性思想作为总纲，通过“知、情、意”三条路径，生成三条精神支脉，由此生成社会文化的精神层面的结构。
其一，通过理性路径“入脑”，即构建纲领性思想的学理基础——各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用理性的力量征服人们的头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支撑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没有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没有话语权。”（同上，第69页）纲领性思想蕴含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后者是前者的学理化体现。这种学理化的研究只能由各门哲学社会科学来承担，其任务是用纲领性思想分析研究各社会领域，形成支撑纲领性思想的学理基础——各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由此通过理性路径“入脑”，以理服人。《资本论》是这种知识体系的典范，它使《共产党宣言》的纲领性思想得到科学论证，具有了强大的学理支撑。
其二，通过情感路径“入心”，即构建认同纲领性思想的情感基础，通过新闻舆论与文学艺术展示纲领性思想的人文情怀，用情感力量征服人心。用直抵人心的感性叙事与文艺形象，通过人类情感逻辑的事理与情理，唤起人们内心对核心价值观的情感共鸣，培育人们对纲领性思想的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同上，第153页）鲁迅的《呐喊》唤醒人们反封建的强烈意识，《义勇军进行曲》唤起中华民族亿万民众的抗日斗志，歌剧《白毛女》唤起无数战士与民众奔赴解放战争前线，关于英雄模范人物事迹的新闻报道震撼人心，这些都体现了文学艺术的巨大精神力量。
其三，通过人际交往活动路径“入礼”，通过体现纲领性思想的公共典礼与礼仪习俗，构建符合纲领性思想的社会集体意志及其行为规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达到‘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程度。”（同上，第109页）这里的“百姓日用而不知”，指的是价值观通过“入礼”而不知不觉地融入到百姓日常行为中。习近平总书记进而指出：“在这方面，我国古代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道德教育渗透到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各个方面，通过各种礼仪、制度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言行，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礼者人之规范，守礼所以立身也’。”（同上，第109-110页）社会学家涂尔干将人们的社会生活世界分为两大场域：一是追求世俗利益的“世俗世界”；二是由崇拜性仪式构成的“圣物世界”，“一个特殊的世界，一个和他平时生活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充满了各种特别强大的力量的环境完全占有了他，使他变成了另外的人”（阿隆，第380页）。所谓“圣物”乃是社会集体力量的符号化载体，“圣物崇拜”本质上是对社会集体奉行的核心价值观的崇拜，由此形成凝聚社会成员的精神纽带，规范人们行为。因此，公共礼仪与民俗民风绝非无意义的“形式”，而是塑造人们精神信仰的重要途径。
二、社会文化精神层面的物质载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124页）“精神纽带”是人们之间的精神关系，社会文化的精神层面本质上是人们的社会精神关系。这种精神关系不可能抽象地存在，必须通过物质载体，才能生成现实的精神关系。文化的物质载体构成社会文化体系的物质层面，呈现在周遭世界。
一是社会文化的精神生产活动的物质载体：进行精神生产的人脑本身就是文化活动最重要的物质载体，而人脑的生存需要物质资料来滋养。同时，文化生产活动需要笔墨纸张、电脑网络等一系列物质条件。书画歌舞、戏剧电影等精神生产活动需要无数设备器材。没有物质载体，无法进行文化的精神生产活动。
二是文化产品呈现、存储、传承所需的物质载体：书籍图画是文化的最基本的物质载体之一。同时，精神产品渗透于物质生产中，使得一切物质产品，如工艺产品、园林建筑等无不承载社会文化，因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3页）。在数字化时代，数据库、数字博物馆等成为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
三是文化的社会传播的物质载体：书刊报纸、广播电视、移动互联网等媒介承担文化传播功能。互联网是其中最重要的物质载体之一，它能够将一切文化产品数字化，并且以指数级增长速度进行文化传播。
四是社会公共文化设施：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体育场馆等。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他指出，“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具有特殊作用”（《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192页），“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基层场地设施建设，让村村、乡乡、县县都可以广泛开展文化体育活动。……加快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少年文化宫等建设”（同上，第187页），等等。
离开物质载体，文化生产无法进行，文化产品无法存在。文化的精神生产过程及其产品都具有双重性质——其精神层面是作为社会的精神纽带和道德基础的精神性社会关系，其物质层面是建立这种精神关系的物质载体和物质条件，二者的辩证统一构成现实的社会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这一哲理，是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活动的劳动二重性原理向人类精神生产活动领域的创造性延伸与发展，是唯物史观在新时代的重要创新和发展。
众所周知，恩格斯将马克思一生的伟大贡献归结为两大发现：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作为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的《资本论》同时蕴含着这两大发现。《资本论》提出的劳动二重性原理不仅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5页），而且也可以延伸到整个历史领域，成为理解整个唯物史观的“枢纽”，即将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与生产过程的自然物质规律联结起来的“枢纽”。为什么社会的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这是唯物史观要回答的根本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不能像杜林那样，简单定义社会是“包罗万象的唯一存在”之中的特殊物质，从而具有客观规律性。这种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世界统一于物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47页），将结论本身定义于前提中，是一种同语反复，等于什么也没说，而且把社会规律混同于自然物质规律。只有通过马克思发现的劳动二重性原理，立足于人类实践，才能深刻地解答这个问题。社会的历史发展之所以具有客观规律，是因为一切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既是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过程，从而具有遵循客观自然规律的自然物质性；同时也是生产出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社会活动，从而具有社会性。一切社会关系必须通过自然物质过程来实现，因而受到客观自然规律的制约，由此产生了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这就是劳动二重性原理的自然延伸，因为劳动是最根本的创造历史的活动。正因如此，一切现实的社会关系必然受到客观自然规律的制约，自然规律由此进入社会领域，升华为更高层次的规律——社会历史规律，它源于自然规律而又高于自然规律，由此得到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在这样的唯物史观中，社会文化体系的精神内容是人们的精神性社会关系，它是物质生产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这种精神关系又必须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和物质条件才能实现，由此形成的社会文化体系是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的辩证统一。
三、社会文化体系的话语权生成机制
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曼说：“社会是由多重交叠和交错的社会空间的权力网络构成的。”（曼，第1页）这里的“权力”指人们支配与被支配的社会关系，包括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精神权力。文化的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相结合，才能形成精神权力。“精神权力”不是强制性支配权，而是一种“精神影响力”，它是通过话语形式实现的，故称为“文化话语权”。文化话语权是现实的人的“主体际精神关系”，是人对人的精神影响力，因而具有阶级性与民族性。西方“普世价值”的话语权，不是脱离人和社会的神秘“普遍精神”对人的影响力，而是挂着“普世人性”的招牌的垄断资本集团通过精神产品对社会大众的精神支配权。社会主义文化话语权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先进文化对人民的精神影响力。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关于话语权生成机制的深厚哲理，具体包含以下三个环节。
第一环节是社会文化的精神层面，它是文化话语权的精神基础，产生文化的软实力。
在社会文化的精神层面中，核心价值观决定文化的道义本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价值观念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正所谓‘一时之强弱在力，千古之胜负在理’。”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105页）价值观是否“在理”决定其话语权的本质与根基。符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要求，因而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价值观“在理”，其本质和根基是正义的，反之则是非正义的。这种正义性随着时代发展的要求而变化。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个人主义价值观推动人们从封建神权压迫下解放出来，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其话语权“在理”，其本质具有正义性；而在现时代，这种价值观已经彻底资本化了，堕落为以资本为中心、以维护霸权统治为目的的奴役世界人民的文化工具，因而其“在力”不“在理”，本质上是非正义的。正义的文化话语权遭遇霸权强力的打压而暂时处于弱势，但因其“在理”，最终总能突破强力而取得胜利，所以“千古之胜负在理”。这就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依据。
在社会文化的精神层面中，其精神“渗透力”决定文化话语权的深度。这种“渗透力”即通过理性路径、情感路径与人际交往活动路径而“入脑”“入心”“入礼”的力度。要提高这种“渗透力”，哲学社会科学应符合理性逻辑，新闻舆论与文学艺术应符合情感逻辑，礼仪习惯应符合社会交往逻辑，它们是人类思维规律在不同方面的表现。
在社会文化的精神层面中，文化结构的整体系统性决定文化话语权的牢固程度。纲领性思想贯穿于哲学社会科学各部门之中，相互呼应相互支撑，形成具有整体性的精神力量。西方话语权之所以至今仍然占主导性地位，其精神层面的原因是资产阶级经过数百年的学术经营，已经将其“普世价值”及其纲领性思想贯穿于各门哲学社会科学，形成了一整套环环相扣的学科知识体系：包括以个人主体结构为基础的哲学知识体系、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伦理学和法学知识体系、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以边际利益分析为基础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等，它们构成相互响应的整体系统而产生整体力量。同时这种知识体系也以叙事性感性方式渗透于各种新闻舆论与文学艺术作品之中，通过各种礼仪习俗进入日常生活塑造着人们的行为。由此形成的看似光怪陆离的文化大杂烩，实则是相互支撑的系统化的文化体系。尽管充满谬误，但因其相互关联的系统性而难以撼动——因为某一局部性冲击会遭到整个体系的系统性抵抗与拒斥，从而增强其话语权的牢固程度。社会主义文化也需要建立具有高度整体性的精神文化结构。
在社会文化的精神层面中，文化的包容度与开放性决定文化话语权的韧性与发展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习近平，2023年a）在纲领性思想统摄下的社会文化的包容性，至少具有以下作用：一是满足不同社会成员的多样化精神需求，拓宽该文化的认同圈；二是通过争论能够保持该文化的舆论热度，增强民众的关注度与参与度；三是提供该文化应对挑战的自我纠正空间与自由发展空间；四是使该文化通过与世界各国文明互鉴而丰富自身。千篇一律的文化形式往往失去与时俱进的发展空间，伤害其话语权。
第二环节是社会文化的物质层面，它是文化生产和传播的物质基础，决定文化得以实现的硬实力。
社会文化的精神层面的话语权必须通过物质载体方能成为现实的话语权，而精神层面不会自动付诸物质载体，必须通过掌握物质载体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方能实施。谁拥有文化的物质载体的所有权，谁就拥有对社会文化的选择权、支配权与传播权，形成文化话语权中的硬实力。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之所以能够形成强大的现实话语权，是因为推行这种文化的资本集团及其国家力量垄断了全社会乃至国际社会的文化物质载体，并且通过文化资本化，进行文化的扩大再生产，生成文化生产与传播的强大物质体系：投入巨额资本兴办教育研究机构和各类智库以支配精神产品生产，进行文化的扩大再生产；设立各种基金奖项选择文化产品，制定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与选择标准；建立跨国传媒机构和学术出版机构、影视制作机构、网络传播系统，垄断文化产品的全球传播渠道等。以资本为中心、以霸权为目标的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拥有了垄断国际文化话语权的硬实力，在用精神鸦片占领人们精神世界的同时，又用文化的无形之手从人们口袋中攫取巨额利润，实现文化资本的积累，而广大民众则陷入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贫困积累。
第三环节是文化产品对受众精神需求的满足程度，它决定受众对该文化的认同度。
精神层面通过物质载体传达到社会之后，还需要被受众认同，才能最终生成精神影响力。这种认同取决于文化产品对受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而受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乃是人们在实践中产生的对理想目标的追求。文化产品与受众心目中追求的理想目标越契合，就越能产生认同和共鸣，进而所形成的文化话语权就越强。
人们追求的“理想目标”，不是由抽象人性决定的，归根到底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一是由当下现实的社会存在所决定，它取决于人们对现实社会的认知，包括亲身的直接经验认知与通过传媒得到的“间接经验”认知；二是由历史上的社会存在通过文化的世代积累所形成，并且通过教育而世代传递。
以上三个环节是文化话语权形成机制的轮廓：社会文化的精神层面结构是文化话语权的软实力基础，其物质载体决定文化话语权得以实现的硬实力，文化产品对民众精神需求的满足程度决定其对文化的认同度，由此生成现实的话语权，教育与传媒在其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文化话语权建设的历史使命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文化建设，特别是文化话语权建设，承担着两大历史使命：一是应对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话语霸权的围堵打压，挫败其煽动颜色革命以阻断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图谋；二是建立和发展正义的社会主义文化话语权，用强大的精神力量团结我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而奋斗，同时也用文化的力量团结世界各国人民，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需要遵循文化话语权的形成机制来完成这两大历史使命。
（一）西方“话语霸权怪象”产生根源及其破灭的必然性
随着资本从自由竞争走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根本矛盾日益加深。当代生产力的社会化已经发展到高度全球化的水平，而占有和控制这种全球化生产力的资本却高度集中在国际资本集团（尤其是“军工复合体”）手中。代表垄断资本集团根本利益的霸权国家，实行价值双标，不择手段地制造假象、掩盖真相，造谣诬陷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挑起世界冲突乃至战争，通过军事政治威慑，迫使他国依附其霸权体系。西方学者将这样的资本主义称为“灾难资本主义”(Disaster Capitalism)——通过制造人类灾难来维护其霸权统治的资本主义。（参见克莱恩，第5页）
然而，给人类带来如此灾难的霸权国家居然仍能站在所谓“道义制高点”主导国际话语权，其鼓吹的“普世价值”仍被许多人奉为圭臬。这是当代世界最不可思议的“话语霸权怪象”，造成了“国际舆论格局是西强我弱”（《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197页），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霸权国家利用其话语霸权，把垄断资本集团用争夺选票的方式争夺政治权力的游戏说成“自由民主制度”，结成所谓“国际民主联盟”，煽动所谓“民主取代威权”的“颜色革命”，破坏我国现代化进程。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政权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他们选中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企图把人们思想搞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同上，第37页）
这种怪象是怎么产生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第65-66页）西方“普世价值”话语权“暗藏的玄机”是什么？值得深究。
西方文化话语霸权“暗藏的玄机”，在精神层面是“普世价值”话语陷阱。所谓“普世价值”，乃是一套名义上鼓吹“个人自由至上”，实质上“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拜物教话语体系。它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精神权力，重要原因之一是有一套相应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作为支撑。这些知识体系采用符合人类理性思维的方法来建构，以所谓“科学”的面貌出现，使崇尚“科学”的人们不知不觉地成为它的精神俘虏，然而其理论前提却是虚构的，并且由此构造出虚构的“理想社会秩序”。这套话语陷阱“暗藏的玄机”如下。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本来就是由社会实践生成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及其塑造的现实的人。然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却抽去人们所处的一切现实的社会关系，得出脱离社会关系的“抽象个人”，将其作为概念化的“普遍意义上的自由人”，进行逻辑演绎，虚构一个由这种“自由人”组成的社会结构，奉行的法则便是“普世价值”，进而由此构造出以“个人自由”为核心价值的各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例如，在经济领域，把抽象个人理解为利己的“理性经济人”，通过逻辑演绎而建立起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核心价值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虚构一个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人人平等的私有制自由主义市场结构”，奉为遵循“普世价值”的经济结构。在政治领域，把抽象个人理解为“自然状态”下的自由个人，通过逻辑演绎而建立起“社会契约论”的政治学知识体系，由此虚构一个由平等的个人通过选举产生的政治权力架构，奉为遵循“普世价值”的政治结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等完全隐匿了资本力量对个人的支配和对社会的操纵。这些奉行“普世价值”的理论于是成为“理性科学”的结论，拥有至上的话语权而被人们信奉，极端者甚至认为“拒绝普世价值就是自绝于人类”。
由此可见，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虽然遵循理性逻辑，但前提是虚假的，因为任何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只能是现实的社会关系及其塑造的现实的人。这些西方知识体系抽掉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真正研究对象——人类的现实的社会关系，由此建立的就根本不是真实的哲学社会科学，正像把现实世界的“力”抽掉，就不可能建立“力学”一样。由这种“抽象个人”作为逻辑起点所构造的社会，根本不是现实的社会，而是虚构的“个人自由社会”。一旦将这种虚构的社会套用于资本权力支配的现实社会，虚构的“以个人自由为中心”的社会，在现实上就表现为“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在这样的现实社会中，个人自由就变成按照其拥有的金钱和资本来量度的自由。于是“平等的个人的言论自由”，在现实上表现为垄断性文化资本集团霸占全球舆论空间的自由，并且将其占有的“言论自由空间”作为商品来出售，民众被文化资本集团所支配。无论现实如何不平等，如何残酷，这套“普世价值”话语体系却被认为是“永恒真理”，用其虚构的“个人自由平等世界”粉饰霸权资本统治的世界——这就是所谓“普世价值”的真相。
西方文化话语霸权“暗藏的玄机”，在物质层面是垄断资本通过占有文化的物质载体，支配国际性文化生产体系、传播体系和评价体系。垄断资本兴办教育、智库，支配文化的生产，通过设立各种奖项、头衔来确定文化的价值取向，通过投资全球传媒体系，垄断文化的传播渠道。通过其掌握文化的物质载体，对社会文化的生产、评价和传播进行全过程控制，建立以垄断资本利益为中心的文化体系。
垄断资本把持文化的物质载体，必然导致广大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用实践标准来检验真理的权利。人们本来应当根据实践标准来检验各种社会文化与社会制度的优劣。然而世界如此之大，基层民众能够亲历的直接实践不及其万分之一。每个人只能根据所接受的传媒信息，作为“间接实践”而作出判断。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这些作为“间接实践”的传媒信息已经被各资本集团把控的传媒所垄断。这些传媒按照其代表的资本集团的需要，对客观事实进行取舍，甚至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传播谎言。于是产生了怪现象：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被歪曲事实的“传媒标准”所取代，制造谎言的西方舆论机器反而占领“真理”高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各种敌对势力就是想利用这个逻辑！他们就是要把我们党、我们国家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诱使人们跟着他们的魔笛起舞。”（《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208页）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占有的文化物质载体是将谎言变成“真理”的工具。
西方文化话语霸权“暗藏的玄机”在塑造民众精神需求方面的表现，是被垄断资本工具化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社会基层民众的非理性思潮及其自发性抗议活动。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表达了民众的某种自发诉求，含有合理成分；另一方面这种诉求的立足点是资本主义文化鼓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其依据的事实往往来源于垄断资本控制的传媒体系，由此很容易沦为垄断资本的工具。因此，民粹主义乃是社会基层民众的某种含有合理诉求的自发情绪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价值观相混合，在资本垄断传媒的挑动下产生的非理性怪胎。如果其中的合理诉求未能在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领导下转化为有组织的集体力量，而是在垄断资本传媒的操纵下被融入“普世价值”话语体系中，就会沦为挂着某种“合理诉求”招牌的破坏性力量，成为霸权国家借“民主”之名在他国推行颜色革命的工具。霸权国家这种把民粹主义祸水引向他国的阴招，必然会反噬自身，其内部必然发生民粹主义大爆炸。（参见朱迪斯）
这就是西方话语霸权的“暗藏的玄机”的形成机制，它是话语权一般形成机制在垄断资本支配下的表现。我们在揭示其欺骗性本质的同时，应当承认其采用的理性方法含有合乎人类思维逻辑的合理成分。只有将这些合理成分与其抽象人性论荒谬价值观区别开来，才能识破其“暗藏的玄机”，从而为建设正义的文化话语权提供正反两方面经验。
（二）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话语权
面对当今世界的话语权现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舆论格局是西强我弱，西方主要媒体左右着世界舆论，我们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197页）这既指出了话语权上“西强我弱”的现状及其症结所在，同时蕴含着我国文化话语权建设的基本思路，要实现“有理说得出、说了传得开”，由此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
第一，坚持文化自信，建设反映新时代纲领性思想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改变“有理说不出”的状况，实现“有理说得出”。文化自信是文化话语权建设的前提。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人类价值制高点优势，发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以现实的社会关系与现实的人作为研究对象的真理制高点优势，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势，建构人类历史上新型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同时，积极开展与世界各国的人文交流，在文明互鉴中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批判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抽象人性论的同时，吸收其符合人类理性思维规律的合理成分。用深刻的哲理学理征服人心，改变“有理说不出”的现状，实现“有理说得出”，而且还要理直气壮——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指导，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积淀，有中国式现代化的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有“一带一路”建设给世界人民带来的和平发展，这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底气所在。
同时，要努力使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建设与文学艺术创作相结合，把深刻的哲理学理通过鲜活的事理情理表达出来，“讲故事”是其重要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组织各种精彩、精炼的故事载体，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寓于其中，使人想听爱听，听有所思，听有所得。”（同上，第212页）同时注重礼仪制度与民俗民风建设，“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业规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同上，第110页），使这样一套价值观念体系“入脑”“入心”“入礼”。
第二，充分利用新质生产力，进行我国文化体系的物质层面的建设，改变“说了传不开”的局面，实现“说了传得开”。西方文化话语权之所以能够主导世界舆论，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垄断资本集团占有强大的文化物质载体，占领国际舆论空间。当今时代正处于新质生产力取代传统生产力的历史变革时期，要充分利用这一历史机遇，把我国文化体系的物质基础建设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空间，建立世界一流的以新质生产力为基础的文化生产、传播体系。“一带一路”的成功推进，将会有效提升我国的国际文化话语权。
第三，发挥“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之间天然契合的优势，使社会主义文化受到人民群众更为广泛的认同，由此生成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正义话语权。青年是国家、民族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思政课，就是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习近平，2020年，第7页）要用鲜活的事实与深刻而通俗的道理，戳穿西方“普世价值”的话语陷阱，以此作为突破口，培育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对正义文化的精神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该承认，对国际话语权的掌握和运用，我们总的是生手，在很多场合还是人云亦云，甚至存在舍己芸人现象。”（《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203页）要克服这种状态，应当批判性借鉴西方文化话语权传播的有效方式，同时坚决揭露其制造谣言、妖言惑众的卑劣行径，用实事求是的道理宣传真理，以坦诚之心取信于民。“只要我们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经常深入人民群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真心拜人民为师，诚心向人民学习，虚心向人民求教，就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实践力量和理论智慧。”（习近平，2023年b，第9页）要分析研究不同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与心理特征，真实地了解民意民心，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团结中国人民为中国式现代化而奋斗，引导世界各国人民认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提高的进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198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了人类道义制高点、真理制高点和历史制高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积极建构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话语权，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大力量。
参考文献：
[1]阿隆，1988年：《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胡秉诚、王沪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克莱恩，2010年：《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 吴国卿、王柏鸿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4]曼，2018年：《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从开端到1760年的权力史》，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5]习近平，2020年：《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载《求是》第17期。
2023年a：《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载《人民日报》6月3日第1版。
2023年b：《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载《求是》第20期。
[6]《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201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7]《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2017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8]朱迪斯，2018年：《民粹主义大爆炸》，马霖译，中信出版社。
来源：《哲学研究》2024年第10期
